桂林历史探源

桂林历史探源

【提 要】公元前111年设立始安县只是今桂林城区而不是桂林设县建城历史的开端。桂林设县建城的历史始于公元前382年楚国在今全州县境内设立兆阝阳县；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可以上推到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虞夏时期。

【关键词】桂林 历史 探源 *

【作 者】漆招进 桂林甑皮岩遗址博物馆研究馆员。广西桂林，541003。

本文所说的桂林，是指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桂林市”，即不仅包括桂林“市府”所在的桂林5城区，还包括属于桂林市行政区划的12县域（临桂、阳朔、灵川、兴安、全州、资源、龙胜、永福、灌阳、恭城、平乐、荔浦），涵盖了明代以来“桂林府”的全部范围和平乐府的部分范围。桂林城区的历史与桂林或桂林市的历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用桂林城区的历史代表桂林或桂林市的历史，因此现在流行的桂林城市历史开始于西汉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设立始安县的说法应予修正。依笔者之见，桂林的城市历史最早可以上推到公元前382年楚国“南平百越”后在“苍梧”之地设立的兆阝阳城，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可以上推到虞夏时期，即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载的虞舜南巡苍梧。以下试论之。

一、桂林城市建设历史之开端

人类的历史，按照有无文字记载，划分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两个范畴。“史前”与“历史”的分野主要在于有无文字记载。文字记载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同时代的文书档案；二是后世修撰的史书。后世修撰的史书又有两种情形：一是根据前朝文书档案修撰，如清朝修《明史》，民国修《清史稿》；二是根据口耳传说、故老指认的遗迹遗物等非文字资料修撰，如西汉《史记》中的《五帝本纪》。

中国最早的史书是春秋时期由鲁国史官记录、由儒家创始人孔丘删订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其记录年份起自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但是，公元前722年并不是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开端。成书时间晚于《春秋》、被历代史学家奉为经典的中国最早通史《太史公书》（即司马迁的《史记》）记述的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比《春秋》的起始时间早119年。国内外学者都认为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有确切纪年历史的开端。

然而“有确切纪年历史”并不等同于“有文字记载历史”。第一：《史记》之《五帝本纪》记述的中国历史的开端始于五帝之首黄帝，并且排列出从黄帝到西周共和元年间历代帝王的世系和部分帝王的在位年数，此段历史已堪称“有文字记载历史” 。第二：迄今已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发现超过10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其中不相重复的文字超过4100个，已经释读并和现代汉字相联系的

1文字超过1250个。甲骨卜辞尽管还称不上史书，但足以证明商代已有成熟的文字和文书，商代历

史是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学者们已根据甲骨卜辞排列出商王世系，实际情形与《史记》的记述基本一致。第三：中国现存最早的上古文书集《尚书》虽成书于春秋时期，但所收录文书上起虞舜，下至西周，即使最早的五篇《虞书》不是原文，也必有所据，足证自虞舜时期起中国已有连续的文书档案。2第四：根据考古发现，汉字起源于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经过大汶口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近千年的发展，到四千多年前的唐尧时期已经基本成型。3因此，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即使不能从《史记·五帝本纪》所记述的五帝之首黄帝算起，也完全可以从《尚书·虞书》记述的虞夏之际算起，即应从公元前2100年算起。4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兴安发现一件刻有“天父乙”铭文的商代晚期铜卣，表明汉字传入桂林的时间可能不晚于商晚期。5但是桂林最早的史书直到唐代末期才出现，是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毫*发表于《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四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第143~152页。原文两栏，脚注。亦载于《桂林文化》2007年第1期，60~70页。

无疑问，我们不能据此认为桂林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唐代末期，因为桂林是中华大家庭的一部分，在中央级的史书里早就有关于桂林的记载，只不过没有使用桂林这个名称，而且相当简略零散。

（一）今桂林不属秦桂林

考诸典籍，“桂林”之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其《海内南经》有“桂林八树，在番

6隅东”的记载。但从方位上判断，“在番隅东”的“桂林”与今桂林东西相背，显非今桂林。到秦

始皇统一岭南之后，以“桂林”作为郡名，7但从行政区划上看今桂林只是与秦桂林郡接壤而并不处在秦桂林郡辖区内。

秦桂林郡辖今广西中东部和广东西部，郡治设在布山（今桂平市与贵港市之间），其北部边境

8与苍梧郡（长沙郡）零陵县接壤，分界之地大约在今桂林城区南部平乐、荔浦与昭平、蒙山之9间。平乐、荔浦及其以北地区（包括现今的桂林城区）在秦朝时是苍梧郡（长沙郡）零陵县的辖地，零陵县城设在今全州县城南部的咸水镇。10秦亡后，南海尉赵佗据桂林、南海、象郡地自立为王，并派兵击占了苍梧郡（长沙郡）边境的一些地区，零陵县南部包括今桂林城区在内的地方成为南越国的占领区。南越国占领区与汉政府管辖区的分界线大致在今兴安县西南部的古越城与古严关之间。

今桂林与秦桂林郡拉上关系是在南朝梁武帝时。据《梁书·武帝纪》记载，天监六年（公元507年）七月“分广州置桂州”，大同六年（公元540年）十二月“置桂州于湘州始安郡，受湘州督，省南桂林等二十四郡悉改属桂州”。“南桂林”指秦桂林郡故地，始安郡的范围则基本包括今桂林辖境（全州、资源、灌阳和兴安北部除外），郡治设在始安县，始安县就是今桂林城区。也就是说，南朝梁武帝将秦桂林郡故地从广州分立出来设立桂州，将始安郡从湘州划入桂州作为桂州治所。到这个时候今桂林才开始与“桂林”之名拉上关系。自此以后，今桂林城区及辖县构成“桂州”的主体，而桂州州治一直设在今桂林城区。虽然官方正式名称是“桂州”，但由于“桂州”之名明显沿自秦“桂林郡”，而且所辖之地又大部为秦桂林郡故地，于是在非官方场合“桂州”也被称作“桂林”。到唐朝时期，地理书中已经把桂州与秦桂林郡混为一谈，如杜佑《通典》、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文人诗中已经常用“桂林”指称桂州，如中唐大诗人杜甫《寄杨五桂州谭》诗：

11“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晚唐大诗人白居易《送严大夫赴桂州》诗：“桂林无瘴气，柏署有

12清风。”南宋时桂州被更名为“静江”府，元时称“靖江”，但“桂林”之名仍为文人所习用，如

13南宋王正功《鹿鸣宴劝驾诗》称“桂林山水甲天下”。明朝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改“靖江

府”为“桂林府”， “桂林”名号经官方核准正式落实到今桂林头上。

（二）始安县不是桂林最早的县

名称可以变，地理位置则是不会变的。今桂林城区这个地方，在叫做“桂林”之前也是有名称的，叫做“始安”。据《汉书·地理志上》，“始安”是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国后设立的一个县，取“最先安定”之意，但它并不隶属于在南越国旧地设立的交州刺史部，而是隶属于荆州刺史部零陵郡14。由此可证今桂林城区在秦朝时确实属于苍梧郡（长沙郡）零陵县而不是桂林郡，赵佗在秦末汉初以岭南三郡之地自立南越国时只是“占据”了零陵县南部的一些地方，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把始安县划归由零陵县升格的零陵郡管辖属于恢复建制。汉亡后，魏、蜀、吴三国鼎立，湖南和岭南地区为吴国疆域。吴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吴国把零陵郡一分为二，南部曾被南越国占据地区单独成立始安郡，郡治在始安县，也就是今桂林城区。15

始安县是在桂林城区范围内设立的第一个县。公元1999年，地市合并后的桂林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采纳专家意见把桂林建城时间定在始安县设立的汉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16把设县和建城等同起来。但是，如果把设县和建城时间作为大桂林历史的开端则是有问题的：第一，汉朝设县一般是因人设县，即在某地人口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设县，而不会在荒无人烟或者人烟稀少之地设县，县治所在地一定是人口密集区。因此，如果公元前111年在今桂林城区设立始安县属实，那么当时桂林城区一带必定已经有相当规模的人口聚居。一座城市的历史首先应该是人的活动史，而不是局限于城池的建筑沿革史。因此，即使就桂林城区而言，其历史应该追溯到设县建城之前。第二，在地市合并后，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桂林城区的地理范围不仅包括汉元鼎六年设立的始安县的辖境（相当于今桂林5城区及临桂、阳朔、灵川、永福、兴安南部），还涵盖了秦代设立的零陵县（今全州县南）和汉初设立的洮阳（今全州县北）、观阳（今灌阳）等县，这些县的设立时间都早于始安县。

（三）桂林最早设县的地方是全州

始安县是在汉朝收复被南越国侵占的零陵县南部失地后设立的一个县。在此之前零陵县早已设立并实际管辖着今兴安县严关以北地区，包括兴安县大部和全州县全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之战，

“归义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17严在下漓水之前在连接漓江与湘江的秦代修筑的运河（今名灵渠）之畔修筑关隘，后人为纪念他，将此关隘命名为“严关”。18

汉零陵县城设于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谷地的北端，即今全州县南部与兴安县交界处的咸水镇，扼守着进入岭南的主要通道。汉承秦制，零陵县的设立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帝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前后，是年秦将王翦、蒙武灭亡楚国，在楚地设置郡县，零陵县当设立于此时，属于长沙郡管辖。秦相李斯曾亲作《零陵令信》，19可知零陵县地位相当重要。

汉初还在零陵县北面设有桃阳县、在东南面设有观阳县。这两个县在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

《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中有标注，其图例为表示县级区划的方框；20此外在长沙的一座西

21汉前期墓中出土有“洮阳长印”、“逃阳令印”。“桃阳”、“逃阳”、“洮阳”音同相通，当同指一

地。设县令的县一般是超过万户的大县，可见今全州县及其周边地区不仅在汉初已经设县，而且已经是超过万户的大县。但是《汉书·地理志》只是记载汉元鼎六年设立零陵郡一事，对其属县的设置时间则略而不谈，从而给后人造成零陵郡辖下的10个县均同设于元鼎六年的误解。事实上零陵郡辖地大部分是从汉长沙侯国析出，原来就是汉长沙侯国的属县。也就是说，零陵郡虽为新郡，但其属县却多是汉长沙侯国旧县，如零陵、洮阳、观阳就是。只有南岭以南曾被分立的南越国占据地区的县才是新设立的县，如始安县就是。

西汉桃阳县的前身还可以上溯到战国时期的楚国兆阝阳县。1957年在安徽寿县出土5件刻有铭文的“鄂君启金节”，是楚怀王于“大司马邵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公元前323年）颁给亲族鄂君启的运输货物的免税通关符节，一件为舟节，四件为车节，均有错金铭文。据郭沫若、殷涤非、罗长铭等先生考释，其舟节铭文之第6行第12字至第7行第2

字为“上江，内湘，庚，庚涉阝阳”，意思是沿长江上行，进入湘江，过，过涉阝阳。22蒋廷瑜先生则将第7

行头两字“

”释读为“兆阝阳”，并认为、兆阝阳都是湘江沿线的重要关防城邑，兆阝阳处在最上游，可能是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帛书地图标注的桃阳县和《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零陵郡下洮阳县的前身。23笔者认为蒋先生的释读是正确的。据史书记载，汉桃阳或洮阳、逃阳县故址在今全州县城北35里处的洮水与湘江汇合处西岸。24此地旧名改州滩，今为全州县永岁乡大塘村梅潭屯地界，经考古调查，在一处东、南、西三面临江的土石山上确有一座依山势而建的古城址，城墙用泥土夯筑而成，东西各有城门，凡转角处都比周围高，似为楼橹处，城址平面磬折呈多边形，中间有六边形台面，地面散布大量筒瓦、板瓦及席纹、篮纹、方格纹与米字纹组合装饰的陶罐等，都是汉代及其以前的遗物，其中方格纹与米字纹组合装饰的陶罐见于岑溪、武鸣等地的战国墓。此城址当就是汉桃阳县、楚兆阝阳县故址。25鄂君启金节颁发于公元前323年，兆阝阳县的设立时间无疑在此之前，可能早到公元前382年前后。根据《史记》、《战国策》、《汉书》等史籍的记载，公元前385-381年间楚

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26“南平百越”是吴起变法图强后获得的第一个胜利，时间在“北并陈蔡”之前，约在公元前382年前后。楚国“南平百越”的地域范围和程度虽然不如后来秦“略取陆梁地”那样广泛彻底，但此后楚国势力已抵达湘江源所在的南岭腹地、南岭以北地区已并入楚国版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公元前333年苏秦游说楚威王时说：“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可知此时或更早时候楚国已将洞庭、苍梧纳入郡县制管理。27位于湘江上游、越城

28岭与都庞岭之间谷地北端入口处的兆阝阳很可能就是吴起南平百越后“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所

设立的属于苍梧郡管辖的一个县，而兆阝阳县的南部辖区可能抵达平乐、荔浦一线并在此与百越对

29峙。1974年在平乐县银山岭发现大量具有楚、越风格的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墓葬和青铜兵器，兵

3031器上刻有“江鱼”、“孱陵”等文字，皆为楚国地名。其墓主应是楚国的戍兵。也有人认为墓主

是百越的戍兵。32但无论是楚国戍兵还是百越戍兵，都表明楚国与百越的分界线在此地附近。这里也是后来秦长沙郡零陵县与桂林郡的分界线。因此，如果从公元前382年计算，兆阝阳县的设立时间比始安县早271年。笔者采用公元前382年为楚兆阝阳县的设立时间。

因此，设立始安县只能算是桂林城区建城历史的开端，而不能代表桂林建城历史的开端，这就像南宁建城不能代表广西建城历史的开端、北京建城不能代表中国建城历史的开端，道理是一样的。就现在大桂林而言，其有文字记载的以设县和建城为标志的历史应该从公元前382年楚国设立兆阝阳县算起，距今（截至到公元2008年）已经2390年。

二、桂林文字记载历史之开端

（一）《山海经》有关桂林的记载

但是城市沿革史并不是一个地方历史的全部。构成地方历史的主体应是人类定居史，而人类定居并不以是否设县建城为条件。根据文字记载，在公元前382年楚国设立兆阝阳县之前桂林就有人类定居。因此，桂林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开端还应该上溯到公元前382年之前！

《山海经》是一本成书于战国至西汉初期的上古历史地理书，但其内容所涉及的时代远比其成书时间早。其中的《海内南经》、《南山经》、《大荒东经》有关于桂林地理风物的记载：

《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东。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

《南山经》：“南山经之首曰 昔佳 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有木焉，其状如榖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榖，佩之不迷；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麗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瑕疾。”

《大荒东经》：“有招摇山，融水出焉。„„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

苍梧之山即今九嶷山，这是毫无疑义的。苍梧之山的西面有狌狌，而招摇之山有狌狌，可见招摇之山应是苍梧之山西面的某座大山。狌狌即猩猩，考古发现证实，桂林在数万至数千年前有猩

33猩。据徐南洲先生考证，昔佳 山即今海洋山及其附近诸山，亦即今海洋山和越城岭；招摇之山、招摇山即今越城岭主峰苗儿山，或称猫儿山；

麗水即今漓水，或称漓江；融水即今漓江上源大

34溶江，或者即是今柳江上源融水，两江均发源于越城岭主峰苗儿山。笔者认为徐南洲先生的考证

是可信的。

战国末期的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年）在其著作《韩非子·内储说上》也有关于桂林漓水产金的记载：

“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桀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 荆南之地的麗水就是招摇之山的麗之水，也就是现今的漓水。

由《山海经》和《韩非子》的记载，我们知道，古代桂林地区的越城岭和海洋山一带有桂、祝余、迷榖、狌狌、育沛等物产，这些物产曾经让其它地方的人感到惊奇；漓水之中出产金、玉，35许多人前来偷采金而被官府（应是楚国官府）枭首示众，但是人们仍然偷采不止；居住在这里的土著居民叫做“摇民”，是帝舜的后代。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桂林的文字记载历史据此上推到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虞舜时期呢？我认为是可以的。这其中的关键，是要弄明白“苍梧之野”与桂林的关系。

（二）苍梧之野与桂林

有关“苍梧之野”地理位置最明确的记载，是《史记·五帝本纪》里的一段话： “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许多学者认为这里的“零陵”指的是汉零陵郡。不过，从古汉语语法上分析，“是为零陵”的“是”似乎更应该理解为舜的陵墓。因此，这句话更为准确的解释应该是舜的陵墓叫“零陵”。

如果按后一种解释，那么可以认为零陵郡和零陵县的得名应该来源于舜帝的陵墓零陵。因此，汉代的零陵郡和零陵县都应该属于古苍梧之野的范围内。在司马迁时代，零陵郡的范围是确定的，那就是在今湖南南部和广西东北部。据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上》，零陵郡有十个属县，依次是零陵（全州）、营道（宁远）、始安（桂林）、夫夷（邵阳）、营浦（道县）、都梁（武冈）、冷道（宁远）、泉陵（零陵）、洮阳（全州）、钟武（衡阳）。其中的零陵县、始安县、洮阳县就都位于今广西东北部桂林市的行政区划内。

零陵郡的南部是“苍梧郡”，苍梧郡与零陵郡的分界线就是舜陵零陵所在地九疑山，也叫“苍梧山”，其名称当源于“苍梧之野”。历代学者对于汉苍梧郡处于古苍梧之野范围内没有异议。

零陵郡的北部是长沙侯国。唐·杜佑《通典·州郡十三》谓“潭州，古三苗之地”，“岳州，在苍梧之野，亦三苗国之地”。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则说岳州“南邻苍梧之野”。潭州即今长沙，岳州即今岳阳，在西汉时属于长沙侯国的辖地。岳阳至今有“苍梧台”地名。

由此可见西汉时期长沙国、零陵郡和苍梧郡都属于古“苍梧之野”的范围，其北界到达洞庭湖南岸，南界到达西江北岸，西界到达雪峰山至越城岭西段，东界到达罗霄山。这个范围大体上也是战国时期楚苍梧郡及秦代苍梧郡的范围。楚国苍梧郡的设置是征服苍梧之野越人后的结果，楚国苍梧郡和苍梧之野的地理范围应该是一致的。楚国南平百越后在今全州境内设立兆阝阳县，属苍梧郡管辖，秦代在今全州县境内设零陵县，汉代设零陵郡，今平乐、荔浦以北均为其辖境，而平乐、荔浦又属于汉苍梧郡辖境，由此证明今桂林全境都属于古苍梧之野。

桂林在行政区划上脱离“苍梧”是在西汉时期。由于南越国的分立，西汉早期所置郡县均无“苍梧”。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对南岭两侧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在雪峰山和越城岭以东、萌渚岭以北的资江源和湘江源地区设立零陵郡，在萌渚岭和九疑山以南的贺江和桂江流域设立苍梧郡，今荔浦、平乐以北的桂林大部分地区属于零陵郡，与“苍梧”之名脱离了关系。由于楚置的苍梧郡和秦置的苍梧郡史籍都缺载，桂林便渐渐被排除在“苍梧之野”之外。

然而，迟至唐代，桂林属于古“苍梧之野”还是得到承认的。据清光绪·《临桂县志》卷27《胜迹志三··寺观》记载，唐初桂州曾贡献显有“圣主大吉子孙五千岁”文字的瑞石给唐太宗，唐太宗非常高兴，称赞桂州是“碧桂之林，苍梧之野，大舜隐真之地，达人遁迹之乡” 。唐桂州的治所就设在今桂林城区。

既然桂林原本属于古苍梧之野。那么，舜帝南巡是否到达了桂林呢？

（三）舜帝巡狩使桂林融入中华文明

桂林及其所在的岭南地区其实很早就纳入了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只不过是“遥控”罢了。《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颛顼时，“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帝尧“命羲叔居南交”。“交”、“南交”的地望一般认为在今越南国北部。桂林处于中原与交之间，自然包括在内。虞舜末年竟然以帝王之尊巡狩到苍梧之野，说明苍梧之野与中原的关系已经不同寻常。那么虞舜为什么要南巡并且巡狩到遥远的“苍梧之野”呢？是为了安抚被他放逐到这里的“三苗”和收服“蛮越”。“三苗”又称“有苗”，在先秦古籍里有时被贬称为“南蛮”或与百越合称为“蛮越”。但蛮是蛮，越是越，在族属上是互不相干的。三苗原来可能居住在长江以南的古“洞庭”地区，36在公元前2100多年前的唐、虞时期地域范围扩大到整个长江中游地区，即吴起所说的“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37其地域北界与在黄河中游地区立国的唐、虞集团接壤，双方经常发生冲突。尧、舜都曾经与三苗进行过战争，“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38丹水是汉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发源于陕西东南终南山，流经河南西南部，于河南、湖北交界处注入汉江。舜开始时也是想用武力压服三苗，派禹攻打三苗，但成效不大，三苗并未屈服。于是舜“修政偃兵，执干戚而舞之”，39“德行三年而有苗服”。40三苗退回到其发祥地长江以南的古“洞庭”地区。但是，作为一个统领黄河流域各邦国的古帝，舜不仅要打败三苗，免除威胁，更想收服三苗，使之永不作乱。他对南方的物产也十分向往，曾“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

41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到了晚年，他将管理天下的重任交付禹，自己带着一

帮随从一路南行，来到三苗之地洞庭、苍梧布施文教，不料因年老体衰而罹染疾病，“勤民事而野

死”，42连尸骨也未能运回家乡安葬。

那么帝舜南巡视是否到达了桂林呢？回答是肯

定的。证据有四：

证据1：既然桂林处在古“苍梧之野”范围内，

在没有相反证据之前我们就不能否认舜南巡狩没有

到达桂林。

证据2：桂林有中国最早的纪念舜帝南巡的舜

帝庙。城北漓江边的虞山传说是舜帝停船靠岸的地

方，山下立有舜帝庙，立庙时间不晚于东晋咸康六

年（公元340年），有可能早到夏代（约公元前

2070-1600年）。43

证据3：湘桂谷地自古就是南岭最重要的交通

孔道，也是迄今为止发现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

代早期古文化遗址最多的南岭通道。而且，湘桂谷

地的古文化基本上与湖南洞庭湖地区以至长江中游

的古文化即石家河文化属于同一传统，应该就是从湖南传入的。 从时间上来看，这段时期大体上处于三苗从鼎盛到溃败南迁的时期，即处于尧舜禹时期。因此，笔者认为这段时期的石家河文化属于三苗文化，湘桂谷地的古文化很可能就是古三苗部族在南迁途中所遗留。舜南征三苗，其路线应该与三苗南迁的路线相同，必定经由湘桂谷地南行。因此，舜应该到达桂林。

证据4：帝舜的后裔摇民的地域在招摇山即今桂林北部山区。《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招摇山的摇民为帝舜之后（“帝舜生戏，戏生摇民”），说明跟随帝舜南征的随从有一部分留在了南方，与当地三苗人结合后繁衍出摇民，所以历史上有苗、瑶同源的说法。摇民后来又有“莫徭”、“徭人”

44等称呼，解放以后改“徭”为“瑶”，定名为“瑶族”。史籍记载的瑶族的主要居住地在湖南西

部、南部和广西东北部，大致上就是古洞庭之野和苍梧之野的范围，与舜的巡狩地域吻合。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推测舜帝最后一次南巡的过程是：先是渡过长江到达古洞庭地区，然后追踪南迁的三苗部落到达洞庭湖以南的古苍梧地区，沿湘江南行，经湘桂谷地越过南岭到达漓江流域，再顺漓江而下到达桂林城区地域，在所见到的第一座石山登岸赏景，并向当地三苗居民宣布德政。这座山后来叫做“虞山”。然后舜帝一行继续顺漓江南行，准备前往“南海”教化三苗，途中舜帝不幸感染瘴气，在桂林以南的某个地方病逝。随行人员沿萌渚岭与都庞岭之间谷地将其遗体运回，在到达九嶷山时因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烂，只得就地埋葬，只将其衣冠带回中原。一些随从自愿留下为舜帝守墓。舜帝二妃娥皇、女英在得知夫君死讯后悲痛欲绝，万里寻夫，因路途遥远无法抵达而在半途投湘江而死。45

（四）夏商周时期的桂林历史

在舜、禹死后，蛮、越大体上维持着与夏朝的服属关系。到商王成汤推翻夏朝建立商朝之后，伊尹作《四方令》规范四方属国贡纳制度，其中规定正南方的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等国须定期贡献“珠玑、玳瑁、象齿、文犀、菌鹤、短狗”等方物。46正南方这些古国大多数是蛮、越各部落建立的早期国家，其中“桂国”的地域可能在“苍梧之野”至岭南地区，属于越人建立的古国。这段记载表明在商代时南方蛮、越各部落向中原王朝纳贡已经制度化，服属关系已经比较稳固，三苗及其后裔接受了舜、禹的德化，逐步融入到中华文化中。考古发现也证明：大约到商后期时，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和文字可能已经传入桂林地区。1976年在兴安出土一件铜卣，盖已失，提梁作陶索形置于左右脊上，颈饰夔龙，器身两面饰浮雕兽面纹，器底内阴刻“天父乙”铭文，其造型、纹饰及铭文风格都与黄河流域出土的商代晚期铜卣相似，当属商代晚期由中原地区传入。47

到西周至春秋时期，蛮、越的势力有所壮大。“楚武王时，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庄王初立，民饥兵弱，复为所寇。楚师既振。然后乃服，自是遂属于楚。鄢陵之役，蛮与

4849恭王合兵击晋。”而越人更盛，“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见诸于先秦史

籍的百越种姓有于越（居于浙江）、句吴（居于苏南、皖南、浙北）、闽越（居于闽）、东越（居于闽）、干越（居于赣）、杨越（居于鄂、湘、粤北、桂东北）、西瓯（居于粤西、桂东南）、骆越（居于桂南至越南国）等。50其中句吴、于越建立的吴国、越国在春秋末年一度成为诸侯霸王，后来越国灭吴国，楚国又灭越国，越人或与楚人融合，或散布于东南及岭南各地。

苍梧之野的越人属于杨越的一支，51西周金文中以“仓吾”称之。52

周成王时“仓吾”曾贡献

“翡翠”。53战国以后文献改“仓吾”为“苍梧”。有学者考证，“仓吾”之名来源于颛顼八才子之一的“仓舒”，最初聚居于陕西商县丹水流域，曾参与三苗与尧舜集团的战争，失败后被迫南迁，其南迁所居之地遗留有“沧浪水”、“苍梧台”、“苍梧山”等地名，如湖北均县、汉阳、湖南汉寿、武冈均有“沧浪水”，湖南道县有“苍梧山”，湖南岳阳有“苍梧台”等地名。54 春秋战国时期“苍梧”虽然没有建立强大的国家，但是其部族力量也曾让楚国寝食难安。春秋末期，楚共王（公元前590-560年在位）提出“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的国策，55楚国势力沿湘江南进，越人

56逐步后退。“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之地。”从那以后，属于“苍梧之野”

范围内的桂林正式纳入楚国版图，成为兆阝阳县的一部分，苍梧越人或臣服于楚国，或南迁到今平乐、荔浦以南。属于春秋至战国时期的楚式青铜器在灌阳、恭城、兴安都有零星发现，可为佐证。57由于楚国名义上是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桂林纳入楚国版图也就是纳入中国版图。

综上所述，虽然《史记·五帝本纪》没有直接提及桂林的记载，但是所记载的帝舜南巡苍梧之野事件与桂林有关；其他史籍中有关夏、商、周时期南方三苗、南蛮、百越、摇民的记载也可视为与桂林有关。由于桂林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只是一个地级市，其现在的居民也以汉族为主，单独确立一个史前与历史的分界点既无必要也不合适。因此，笔者认为，桂林应该与中国一样以公元前2100年的虞舜时期作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开端。

三、结论：

第一，桂林文字记载历史开始于公元前2100年舜帝巡狩苍梧之野，与中国文字记载历史同步。

第二，桂林设县建城历史开始于公元前382年楚国南平百越后在今全州县设立的兆阝阳城，隶属于苍梧郡。

第三，公元前111年设立的始安县只能作为桂林城区设县建城历史的开端，不能作为桂林或桂林市设县建城历史的开端。 1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

2 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可知《尚书》所收文书起于唐虞之际无可置疑。

3 a ）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b ）何德亮、张万春：《大汶口文化发现与研究概论》，《史前研究》2002年刊，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321-340。c ）《考古》编辑部：《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d ）罗琨：《陶寺陶文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2期。

4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确立的《夏商周年表》，禹建立夏朝之年定在公元前2070年。根据《史

记·三代世表》及《帝王世纪》等，此前39年即公元前2109年虞舜取代唐尧。笔者取整数将公元前2100年作为中国文字记载历史之开端。

5梁景津：《广西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78年第10期

6 《山海经·海内南经》。番隅的地望在今广州附近。

7 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8 据《汉书》等史书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楚国江南之地大部为长沙郡。但根据近年发现的湖南龙山里耶秦简，秦并楚后在江南之地设置有洞庭、苍梧郡，当系沿袭楚洞庭、苍梧郡而置。但此二郡史书无载。苍梧郡大约在秦二世时才更名为长沙郡。参见1）陈伟《秦洞庭、苍梧二郡刍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2）徐少华、李海勇：《从出土文献析秦洞庭、黔中、苍梧诸郡县的建置与地望》，《考古》2005年第11期。

9 按唐以来古籍说法，秦桂林郡北界在兴安严关一带，兴安严关以南属于秦桂林郡。但笔者认为秦桂林郡北界当不越过楚国“兆阝阳”县南界，即不越过平乐、荔浦。相关论证见后文。

10 零陵县古书缺载，但班固《汉书·艺文志》纵横十二家中有《秦零陵令信》一篇，本注说是“秦相李斯”之作，可证秦时有零陵县。

11 唐·杜甫：《杜工部诗集》

12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

13 刻于独秀峰南麓读书岩上。

14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上》：“零陵郡，武帝元鼎六年置。”县十：零陵，营道，始安，夫夷，营浦，都梁，冷道，泉陵，洮阳，钟武。

15 晋·陈寿《三国志·吴志·三嗣主传》：甘露元年，“十一月，„„以零陵南部为始安郡，桂阳南

部为始兴郡。”

16 《桂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确定桂林建城时间的决定》（1999年5月19日桂林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7 东汉·班固：《汉书·武帝纪》

18关于严关的建筑年代，古有二说：其一，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古迹门·秦城》谓严关为“秦城之遗迹”；其二，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谓严关为“汉归义侯越严所建”。笔者以为顾说为是。 19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

20 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整理简报》、《地形图介绍》，均见《文物》1975年第2期。图中未标注零陵县，是因为零陵县的位置已超出地图边框以外。

21蒋廷瑜：《湘桂走廊考古琐记》，《桂北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4-116。 22 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均见《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

23蒋廷瑜：《湘桂走廊考古琐记》，《桂北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4-116。 24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湘水》：“又东北过洮阳县东”；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洮阳废县，（全）州北三十五里，汉置县，以洮水经其南而名。”

25 蒋廷瑜：《湘桂走廊考古琐记》，《桂北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04-116。 26 西汉·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27 西汉·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

28 《吕氏春秋·开春论·贵卒》：“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馀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馀，臣不得而为也。’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

29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静江府：“战国时楚国及越之交，„„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

30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平乐银山岭战国墓》，《考古学报》1978年第2期。

31 蒋廷瑜：《楚国的南界和楚文化对岭南的影响》，《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32 蓝日勇：《银山岭战国墓并非楚墓说》，《江汉考古》1988年第4期。

33 1961年曾在荔浦县杜莫乡寨村凉风岩内发现猩猩化石。参见吴新智等：《广西东北地区调查简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2年第4期。

34 徐南洲：《试论招摇山的地理位置》，《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44-58。

35据2004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桂林漓江志》，资源中峰乡和梅溪乡，兴安县界首镇、溶江镇，平乐县大发乡有金矿分布。漓江支流小溶江上游有金石乡（属兴安县），龙胜县和平乡有一个瑶族聚居的寨子叫“金坑”，均以曾经产金而得名。又据《桂林晚报》2006年8月8日报道，全州咸水乡古流河一带“淘金挖沙毁了数百亩良田”。由此可见2千年前漓江“多金玉”不足为奇。 36 近年在湘西沅水中游发现的高庙遗址，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一座首领墓中随葬有带扉牙的玉钺，此种器物在夏商时期称为“戚”，说明“戚”的发源地在湘西，是该地区最重要的礼兵器。舜“执干戚而舞之”使三苗服，其所舞的“戚”当是象征三苗武力的礼兵器，因此三苗的渊源当与湘西有关，其发祥地可能就在湘西。湘西属于古“洞庭”范围。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洪江市高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6年第7期。

37 《战国策·魏策一》。彭蠡即今鄱阳湖。洞庭即今洞庭湖。衡山非今湖南衡山，而是秦始皇“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寺”的衡山，方位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可能即今安徽六安的霍山，《太平寰宇记》卷129、《读史方舆纪要》卷26言霍山又名衡山。文山在今江西吉安东南，文天祥曾以文山为号。

38 《吕氏春秋·召类》

39 《淮南子·齐俗训》

40 《吕氏春秋·上德》

41 《孔子家语·辨乐解》

42《国语·鲁语上》

43 清光绪·《临桂县志·金石志》载明邝露《游虞山记》：“虞山帝祠，„„其碑，晋有庾阐之序，后魏有温子升之碑。” 庾阐为东晋人，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前后任零陵太守。庾阐之序、温子

升之碑今已不存，但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帝王部一》均收录。可知最迟在东晋时桂林虞山就立有舜帝庙。而唐韩云卿《舜庙碑》云：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后，“南人怀思，立祠祷祭，历夏、殷、周、秦，拒乎有国，凡更十姓，享奠不替。”则虞山舜帝庙始立于夏代，距今已约四千年，堪称中国最早。

44 蒲朝军、过竹主编：《中国瑶族风土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11。

45 漆招进：《舜墓考——兼谈舜是否到过桂林》，《桂林文物》第4期（1987年）。

46 《逸周书·王会解》附《商书·伊尹朝献》佚文。

47

48 梁景津：《广西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78年第10期。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49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语。

50 林蔚文：《中国百越民族经济史·百越民族概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1-17。 51 曹学群：《论湖广地区的越文化与杨越的关系》，《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

52 郭沫若：《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考释》。

53 《逸周书·王会解》

54 何光岳：《苍梧族的族源与南迁》，《学术论坛》1982年第4期；陈怀荃：《苍梧考释》，《安徽省考古学会会刊》第三辑

55 《春秋左传·襄公十三年》

56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57 蒋廷瑜：《湘桂走廊考古琐记》，《桂北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0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