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时空观与鲁迅的小说(修改稿)
鲁迅的时空观与鲁迅的小说创作
【摘要】小说既是一种时间艺术,也是一种空间艺术,但我们往往在注意到这一方面时相对忽略了另一方面。鲁迅是一个空间主义者,他不太注重时间、变化,他关注的是指向“现在”的空间,这就是鲁迅的时空观。在这种时空观的指引下,以展现我们人类身上某些固有的或相对稳定的精神现象为旨归的鲁迅小说重视的是对空间的选择和运用,时间则被相对忽略。因此,在鲁迅小说中,空间具有远较时间重要得多的作用。
【关键词】鲁迅;时空观;空间主义者;鲁迅的小说
【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一 小说中的时间与空间
时间是物质运动的持续性,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广延性,一定的事物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之中。同时,在我们人类的现实世界中,时间与空间又结合得如此紧密,它们在事实上不可分割,一定的时间总是一定空间的时间,而一定的空间也总是存在于一定时间内的空间。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问题是我们人类哲学、思想、文化等领域里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这一点同样存在于反映人类生活反映人的思想情感的文学艺术中。
就小说来说,它也存在着时间与空间的复杂纠葛。它是一门叙事艺术,无论它的情节淡化到什么程度,就一般的情况来说,与人有关的事件仍然是它的叙事基础,而事件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它里面的人物也必须生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我们常说小说是一门时间的艺术,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一说法包含有两个意思:一是小说所运用的语言媒介,必须排列成一个线形序列,才能完成对一个故事的叙述,也就是说,这些语言媒介是在时间序列里一个接一个地被作家写出来同时也是这样被读者阅读和欣赏的,它的表述和接受都依赖时间;二是指小说的基础——事件或故事,它们都是建立在时间的基础之上的,它们的发生、发展都表现为时间的持续。这种说法自然有它的道理,但无意中却造成了对小说与空间的关系的忽略与遮蔽。我们人类的感知似乎难以同时注意时间和空间,换句话说,我们经常在注意到时间时忽略了空间,或者在注意到空间时忘记了时间。“走马观花”的结果是花看不清楚,要仔细欣赏花还得驻足细看,前者赢得了时间却失去了空间,后者得到了空间却会忘记时间。福柯说:“对所有那些将历史与进化的旧图式、生存的延续性、有机的发展、意识的进步或存在的规划混同起来的人来说,使用空间的词语看起来就具有一种反历史的气息。如
【1】果有人开始用空间的词语来谈论问题,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对时间充满敌意。”
135美国文学理论家戴维·米切尔森依据海森伯测不准原理1也得到了一个类似的文学推论:“一个作者可以精确地描写一个主题的速度(时间)或者位置(空间),但是不能二者并举。测量它们的准确性是成反比例的,因为它们在任何一种维度
【2】166上的获得是与在其他维度上的失去相称的。”日常生活现象和福柯等人的话
似乎都能印证,我们在关注小说是时间的艺术时相对忽略了它与空间的密切关系。
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小说是一门“空间的艺术”。这一说法同样
也有两个意思:一是小说作品本身也是一个空间存在,就像一本书,它有自己的空间形状,同时,小说里的文字一行一行地排列起来也呈现出空间性质;二是小说里的人和事总必须落在一定的具体空间里。小说里的空间问题,一点也不亚于小说里的时间问题。曹文轩先生说:“我们说小说是时间的艺术,是从小说形式而言的。而从小说所要关注的、最终作为自己内容的那一切来看,空间问题却又成了它基本的、永远的问题。既然它所关注的对象无法离开空间,那么它也就无法抛弃空间。并且,恰恰因为小说在形式上属于时间艺术,因此,空间问题反而在这里变得更加引人注意了:作为时间艺术的小说究竟如何看待空间,又如何处
【3】170理空间?空间问题就成了小说家的一门大学问。”小说中的空间问题势必会
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但由于空间与时间的密不可分,我们在研究空间时不能不涉及到时间,反之,我们对时间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小说里的空间。
二 鲁迅的时空观
当我们具体到鲁迅先生的小说创作时,其中的时间与空间又是怎样的呢?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亨利·詹姆斯说:“一部艺术品的最深刻的品质,将永
【4】30远是它的作者的头脑的品质。”他的意思是说创作主体决定了作品的根本性
质,这和中国古代的“知人论世”的批评观非常类似。《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深刻领会文学作品,就必须尽可能地去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等各方面的材料(最好是与作家交朋友)。这样做的原因,当然是因为作家的“头脑”决定了作品的“品质”。从这一根本原则出发,当我们具体到小说时空时,我们也可以说,作家的时空观就决定了他的小说的时空观,反之,小说的时空观也反映了作家的时空观——“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任何叙事所要表达的首先就是贯穿在叙
【5】17事内容中的世界观”——这是一个可以互逆互证的过程。
鲁迅的时空观是什么? 1 海森伯是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他的“测不准原理”又叫“不确定性原理”, 该原理表明: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还有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测量一对共轭量的误差的乘积必然大于常数 h/2π (h是普朗克常数)。这个原理是海森伯在1927年首先提出的,它反映了微观粒子运动的基本规律,是物理学中又一条重要原理。
这对于研究鲁迅小说创作中的时间与空间极为重要。鲁迅的时空观是个很大的题目,鲁迅似乎并未在自己的文章中进行集中的论述,但我们仍可以在他的一些文章中窥见端倪。1926年,鲁迅已完成了《呐喊》《彷徨》的全部创作,他在《写在〈坟〉后面》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物”概念,“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这和他进行文学创作的前期(1927年以前)思想上信奉“进化论”一起,都给我们一种强烈的错觉,似乎他强调、突出的是发展、变化等时间层面,而不注重空间。其实,就“中间物”概念来说,在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中,它指的是现在,“中间物”是现在的“中间物”。鲁迅1918年的名为《人与时》(鲁迅:《集外集·人与时》)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一个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个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个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在写于1925年的另一篇文章中,鲁迅说:“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吧!想上天的,快上天吧!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鲁迅:《华盖集·杂感》)
【6】520可以说,鲁迅关注的是“现在”,而“‘现在’存在着的事物就是空间”。王
富仁先生认为鲁迅是一个与“时间主义者”相对的“空间主义者”,“时间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关心的是空间未来的变化,自我未来的需要,而空间主义者、现在主义者关心的只是现实的空间环境和现在自我的人生选择:正视现在、正视现在的空间环境;正视自我、正视现在自我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鲁迅的思想,鲁迅思
【7】想的核心。”
至于进化论,虽然给过鲁迅很大的鼓舞,但中国的现实,很快就让他怀疑了。1932年,他回忆自己当初参加“文学革命”时的思想状况,这样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本以为革命会带来进步、变化的鲁迅,在现实面前动摇了,现实告诉他,时间的流驶未必会产生积极的变化,也许会更加黑暗。但他依然参加了“文学革命”,他要用他手中的笔作“绝望的抗战”,所以“进化论”对他来说更是一种理想,一份对未来的期望。当他把目光投向中国现实人生时,他获得的更是一种无变化的空间感觉: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标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鲁迅:《热风·随感录 五十四》)(1919年)这是一种古今杂陈的空间。“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1925年),这可以说是一种毫无古今变化的空间感。
在鲁迅看来,中国社会表面上是变来变去,其实只是“招牌虽换,货色依旧”,什么货色?中国人落后的“国民性”。 1925年他在给许广平的一封信中沉痛地说:“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其实这也不是新添的坏,乃是涂饰的新漆剥落已尽,于是旧相又显了出来。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鲁迅:《两地书 第一集》)从国民性的视角去看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鲁迅显然并未看出什么变化,他反而感到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对中国也有类似的看法,“那种不断重复出现的、滞留的东西取代了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当各种因素互相结合的前提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进展的时候”,中国“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
【8】114不论黑格尔说的“不断重复出现的、滞留的东西”是否是鲁迅所指的国民性,但两位思想家都看出了中国社会表面的变迁中有一个不变的“内核”,这一判断应是大致不错的。鲁迅思考中国社会的焦点不是政治制度,也不是经济发展,而是更具根本性的人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早在1902年在东京弘文学院留学时,鲁迅就经常和许寿裳讨论与国民性相关的三个问题:一 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 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 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认为这是贯穿鲁迅一生的主题:“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解决,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
【9】12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作为深知鲁迅的挚友,
许寿裳的看法当然是准确、有说服力的。展示中国人落后的国民性并试图加以改造,这正是鲁迅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出发点。
再回到鲁迅的时空观这个问题上来,尽管时间空间是密不可分的,但显然,
鲁迅在思考中国的国民性时,他偏重于空间,他善于在表面纷乱杂陈的事物中发现其不变、重复、并置、统一的内核,这是一种空间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流露于鲁迅文艺作品的每个角落。例如,他对中国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比喻,“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鲁迅:《呐喊·自序》),“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鲁迅:《坟·灯下漫笔》),“铁屋子”和“筵宴”“厨房”都是空间性的形象。他在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中明确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在历史意识冠绝全球的中国,在中国的史书上,鲁迅居然发现中国的“历史没有年代”,这不能不说是因为鲁迅空间意识的强烈。
三 鲁迅小说中的时间与空间
鲁迅的这种时空观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小说。
尽管小说是一门时间艺术,但鲁迅在《呐喊》《彷徨》中,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展示了空间,可以说空间是达致其启蒙创作目的的根本途径之一。小说的叙事时间是必须的,在这方面的回旋余地很小(尽管如此,鲁迅在他的小说中也对叙事时间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但小说的故事时间却成了鲁迅充分施展其艺术才能的切入点:最大限度地降低时间在故事中的作用,或把故事时间压缩到极短。例如,在《狂人日记》中,十三则日记“不著月日”,没有具体明确的时间演进,只有简单同时也很模糊的昼与夜的变化。在《阿Q正传》中,小说的前半部分在展示阿Q的精神胜利法时,用的也是无明显推进的模糊时间概念,如“有一回”、“每逢”、“许多年”、“有一年的春天”等等,直到后半部分,在把阿Q的命运和对辛亥革命的反省结合起来时,故事时间才向前发展。《孔已己》中的时间也如此,常常用“有一回”、“每每”、“有几回”等表示经常性的词语来写孔已己的不幸遭遇,而选择的几个场面之间则没有时间上的推移关系,场面相对各自独立。即使有时间推移的小说,也把时间的作用降到很小,不像传统小说中的时间那样形成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模式。在《呐喊》《彷徨》中,很少有情节性的高潮,也没有在故事时间中逐渐积聚起来的矛盾冲突,因而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提供了一个松散的故事框架而已。鲁迅关注的,是中国人落后国民性的种种表现(与空间有关),而不是它的形成(与时间有关)。
在《故事新编》这部“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鲁迅:《故事新编·序言》)的短篇小说集中,鲁迅更是罕见而高妙地运用了“古今杂糅”的艺术手法,让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超越时间的界限来到现代,在或重新建构或完全解构这些历史人物、神话英雄的过程中灌注进一种现代精神,以泯灭古今的差异性而凸显出我们人类身上的某些相通性,在“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中完成
对这些相通性的肯定或批判。如《补天》(原题作《不周山》)一篇,鲁迅本意是借“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从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的角度“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但中途在报上看到了一些假道学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于是,“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鲁迅肯定女娲的创造之功与批判假道学的虚伪,都被巧妙地熔铸进了这篇既古且今的小说中。古与今的时间差异在这里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人类身上的创造精神与假道学们的虚伪,以及与此密切联系的、形成或展示出这些人性意识的那种空间。《理水》、《采薇》、《铸剑》、《出关》等篇也都如此。
所以,鲁迅在他的小说中,最为关心的是对最能展示我们人类精神意识(如具体到《呐喊》《彷徨》就是我们常说的落后的国民劣根性)的空间的选择,而不是对故事时间的安排。王富仁先生说:“只要我们把鲁迅同二十年代青年文学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加以感受,我们就会知道,鲁迅更加重视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那些青年文学家重视的更是时间而不是空间。”这个判断可以说是抓住了鲁迅小说艺术中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们读《呐喊》《彷徨》时,印象最深刻的也不是以时间为中心的故事情节,而是与落后的国民性一起深深印入脑海中的空间形象:孔已己生活的咸亨酒店,阿Q生活的未庄,祥林嫂生活的鲁镇,赵七爷大耍淫威的土场,“我”与吕纬甫对饮的酒楼„„在这些空间里,由于人物的参与,又形成了一个个令人难忘的空间场景:咸亨酒店里的笑声,祥林嫂在鲁镇街头的痛苦诉说,土场上吃晚饭时的“风波”,酒楼上吕纬甫的倾诉„„可以说,《呐喊》《彷徨》揭示中国人落后的国民性的核心主题与小说里的空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完美的结合:国民性在空间这儿找到了一个落脚的支点,空间在展示国民性中体现出了自身的价值。在《故事新编》中,女娲补天时神奇、瑰丽的天地景色,洪水滔天时的文化山,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及山下的首阳村,老子欲“出关”的函谷关,„„这些空间,与人的活动密切结合在一起,实际上也成了一个个颇具象征意味的文化空间,在这些文学空间里,人身上的那些被鲁迅或肯定或批判的精神意识、性格特征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空间在这里既是背景、环境,也是故事的栖息地、参与者和精神家园,没有这些空间,关于人的那些精神意识、性格现象就失去了依托。而相对来说,在鲁迅小说中,时间还不具备这样的重要作用。
因此,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在处理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时,他采取的办法是尽量压缩时间、突出空间。他压缩时间的方法大致有三种:一是尽量控制故事的时间跨度,把故事的时间段尽可能降到最低,如《明天》只写了三个晚上、两个白天,《风波》的主体部分只不过写了吃一餐晚饭的时间;二是在一定的时间跨度内,只选取几个时间点来叙述,如《孔乙己》的时间跨度应该很长,但作者只写了他几次到咸亨酒店的场景;三是对发展、变化的漠视或取消,如前述的《阿Q正传》【7】
《狂人日记》等小说中使用表示“经常性”的词语,这样一来,时间的重要性和意义就被大大降低了。与之相应,则是空间的极为突出。小说里的空间的突出不是说它本身被刻画得多么鲜明、形象、有特点,而是说它以它丰富的信息承载突出了自己。鲁迅在刻画他小说中的空间时,他并不关注这些空间的物理性质,如这个房子的大小,形状,所使用的建筑材料,等等。他关注的是这些空间所包孕、折射出的文化信息或社会关系。如《祝福》中写到鲁四老爷的书房时,他抓住了书房里的半副对联、几本书等富含文化信息的物件,以彰显鲁四老爷乃至整个鲁镇的封建文化气息,为后文写祥林嫂在鲁镇的凄惨遭遇作文化上的铺垫。又如《孔乙己》在写咸亨酒店时,着重写了“曲尺形的大柜台”,它把咸亨酒店这一空间内的人群分成两个世界,柜内是商家,柜外是顾客,他们互相提防、监督着;而顾客也分为短衣帮和长衫顾客,他们在喝酒时也分属不同的空间,前者在柜外站着喝,后者到隔壁的房间里“慢慢地坐喝”。这样一来,咸亨酒店就鲜明地折射出当时等级森严、人心凉薄的社会关系,并由此成为孔乙己故事的见证者和有力的参与者。“鲁镇”,“故乡”,“咸亨酒店”,“黑房子”(《狂人日记》),“土场”(《风波》),“茶馆”(《药》、《长明灯》),等等,无不是包孕丰富信息而被鲜明突出的空间形象。时间,则被悄无声息地淹没于这些空间形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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