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起草[文物保护倡议书]

(2014-04-02 11: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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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辰生：耄耋之年的文保壮兵

原载《北京日报》2014年4月1日第19版

本报记者赵婷

北京三环北边的一个普通老居民区，叩开三楼那间一居室的房门，在狭窄的空间里小心挪步，便走进一间书房。水泥地面，墙面斑驳，书桌、沙发、单人床，甚至窗口绘着竹叶的灰蓝色窗帘、床上已然褪色的蓝白格床单，无一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旧模样，熟悉而又遥远。房间里并不明亮，阳光透过仅有的一扇窗，洒在临窗而坐的老人清癯的脸上，勾勒出深深的岁月的痕迹。

很难想象，眼前这位坐在凌乱家具与书籍间的九旬老者，曾经执笔起草了截至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大部分的重要文物法令。

很难想象，他面前书桌上的毛笔，哪一支曾经写信给朱镕基、李鹏、胡锦涛、温家宝……又有哪些文物、古迹因为这支笔而命运得以改变。

虽然一世无权、无财，但谢辰生在中国文物保护史上有着特殊的位置，他一生的经历写下来，就是半部新中国文物保护史。

1、郑振铎领进门的开局元老

谢辰生与文物结缘，是因为他有一个著名明清史专家堂兄，更因为他还是一个学生时就成为郑振铎的助手。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嗜书成癖，《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何氏语林》《唐文粹》悉数收藏。祖母善书能文，经常教孙儿念《唐诗三百首》《诗经》等。这样的家学渊源，培养出了谢国桢那样的著名明清史和版本目录学专家也就不稀奇了。而谢辰生幼年一直生活在堂兄谢国桢家，耳濡目染，从小就爱好文史。

1946年春，谢国桢带谢辰生赴上海购书。著名文物鉴定、金石、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先生请谢氏兄弟吃饭，郑振铎先生也在。席间，得知郑振铎既要从事民主运动，还要接收敌伪文物，事务繁忙，急需帮手，谢国桢赶紧向他推荐了谢辰生。而徐森玉先生当时在战时文物损失清理委员会，也需要人手，于是谢辰生分身两处，编目、整理资料、校对……他协助郑振铎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蕴辉斋名画集》《域外所藏中国名画集》等著述，还帮徐森玉编辑了《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

这段机缘，让年轻的谢辰生有幸成为历史的见证者——1947年，他受郑振铎委派，和孙家晋前往码头接收王世襄从日本横滨押运回国的107箱善本书，这些书是1941年郑振铎等人在上海为中央图书馆抢救的，运往重庆的途中经过香港时被掠至日本。他参与编纂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直至1951年才出齐全部24辑，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历史图谱。而2012年，《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在编纂完成66年后首次公开出版，9卷3大册收录了15245件中国流失至日本的文物。当年负责《目录》工作的5人中，仅谢辰生一人健在。就这样，谢辰生走进了文物天地的大门，从此再未离开。

1949年11月，郑振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他把身为秘书的谢辰生叫来北京，说：你搞文保工作吧，这事比研究更重要。

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文物保护最急迫的任务就是抢救饱经战争摧残的文化遗产，迅速制定法规制度，阻止文物被盗、流失境外。作为国家文物局最早的工作人员之一，年轻的谢辰生被委以重任，他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起草文物保护法规。郑振铎先生交代，先搞禁止文物出口、考古调查和发掘等几个单项的法规文件，并对文件的内容和重点逐一做了指示，还把收集到的国民政府的，以及国外的文物法规资料提供给谢辰生。在王冶秋、裴文中等领导、前辈的具体指导下，谢辰生开始了文物保护法规建设的开创性工作。1950年，由他执笔起草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遗址的指示》等新中国首批文物法令正式颁发。

从此，谢辰生成为新中国文物法规制定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

1956年，为配合全国掀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1960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暂行条例》；1982年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截至20世纪90年代新中国大部分的重要文物法令的草案都出自他手。

2、用笔“救火”的见证者

常言道“百无一用是书生”。而被誉为“文物局一支笔”的谢辰生，恰恰是凭着手中的一支笔在一个又一个关头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也见证了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悲欢与起伏。

老北京城的风貌发生变化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是北京的城墙。1959年的一天深夜，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突然打电话给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告诉他北京城墙恐怕是保不住了，一旦北京城墙拆了，怕全国其他城市群起效尤，那会是个灾难性的，一定要把西安城墙保下来！你们赶紧写个报告……

钱俊瑞当夜即找到当时的文物局副局长王书庄，王书庄又立即找到谢辰生。谢辰生第二天早上赶紧找来罗哲文和陈明达，紧急整理出了一个材料，上报给了习仲勋，建议西安城墙不能拆。后来，西安接到中央的指示，把城墙保护了下来。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600多年历史的西安城墙赫然在列，成为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文革”中，文物成为横扫对象，故宫关门保安全，鲁迅手稿面临丢失与毁灭的危险，各地频频告急。谢辰生和同事们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要划清文物与“四旧”的界限。他们给红卫兵做工作：“不砸可以作为反面教材、历史见证”；起草《文物保护倡议书》，还给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呼吁中央制止各地对文物的破坏……经过迂回曲折的多方努力，终于在1967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了由谢辰生执笔草拟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令无数文物古迹免于灭顶之灾。在那样疯狂的年代里，挽狂澜于既倒，需要怎样的勇气与努力！

“发个《意见》红卫兵就真不砸了？这么听话？”我问。

“那时人心齐，红卫兵听话。” “中国对文物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不是文革，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谢老大声地补充，“我绝不说违心话。”

“观象台也是我们保下来的。”老人的语气中充满自豪，“当时领导都被打倒了，文化部已经不能正常开展工作，我和罗哲文等5个人组成了志愿行动小组，自己出钱去古观象台拍照、测量。当然，罗哲文负责照片，他出的钱最多。”提到老友，谢辰生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我们以文物清理小组的名义写了报告上交，后来报告得到了周总理的批示。最终在地铁施工中实施了保护北京古观象台的最佳方案—基础工程不仅绕开古观象台遗址，而且还由有关部门特别追加经费用以加固古观象台遗址的基础。”

1984年里根要来华访问。1月，外交部副部长韩叙召开会议，通知与会人员决定将故宫午门作为迎宾场地。故宫博物院的单士元、历史博物馆的张梦雷、文物事业管理局的金枫等好几位专家当即提出异议。韩叙表示将如实向中央反映。十几天后，再次召开会议时，得到的通报却是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去午门看过，拍了板。会上还布置了几项工作：1、将午门城楼上的“午门”匾额换成国徽，在城楼上安装照明设施；2、因午门前广场不平，不能铺红地毯，要求在4月平整好；3、将午门前的东西朝房和东西阙门旁的部分房间交给外交部改作休息室；4、在午门前广场要竖立两个永久性的旗杆。

谢辰生意识到这些举措势必对午门造成相当的破坏，马上行动起来，他建议文物局草拟了致文化部的公文。经验告诉他，公文批复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阻力，因此他同时给中宣部正副部长各写了一封信。他的反对意见相当具有说服力：午门是封建皇帝举行“献俘大礼”的场所，且仪式隆重、记载详尽。从《日下旧闻考》《大清会典》《清史稿》到郎世宁所作的《献俘图》、巴黎铜版印制的图片……引经据典之后，他特别指出“以上情况为中外史学界所熟知。因此，在午门外作为迎宾重典场所实在不妥当，特别是从里根开始，尤应慎重。如果……说我们含沙射影，岂不造成不良政治影响？如果我推说不知此段史实，则更是贻笑大方。”

几天后，致文化部的公文退回了文物局，批示为“中央已作决定，不必再提意见了。”但第二天，新消息传来，有关部门取消了午门迎宾计划，决定另找地方。看来是递交到中宣部的那封信发挥了作用，午门得以完整地保护下来。

3、爱写信的“守望者”

早年的各种经历与传奇，不是文物业内的人鲜有所闻，但近十几年，早已离休的谢辰生反倒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忙。哪儿要拆了，哪儿的老城遭到了破坏……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会向他求助，他家的电话成了民间“文保热线”，许多文保志愿者会把最新的资料送到他家。大家知道，在文物保护尤其是老城保护上，他是出了名的“死硬派”，白发萧萧却赤心耿耿，历经风波而斗志弥坚。

谢老很有名的一条是喜欢给中央领导写信，而且是用毛笔写，满纸恭书小楷未及细读先让人心生敬意，所谈之事文辞朴实，问题、建议无一不是有的放矢、凿凿有据：1984年致信胡耀邦同志，反映文物保护与旅游的关系问题；1985年致信谷牧同志，反映古尸展览的问题；1994年致信李鹏等中央领导，呼吁虎门靖远炮台的保护；1998年致信孙家正，表示“博物院”一定要服从故宫，而不是故宫服从“博物院”……

字里行间奔流的热切和直率更是锐不可当。关于三峡，他写给朱镕基：“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如果再继续拖延，到三峡工程完成的时候，却有大量文物遭损失，我们这一代人将何以对祖先？何以对子孙？何以对人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李鹏同志和您也都是有责任的。”

2003年3月，听说北京市提出要整体保护皇城兴奋不已，他一个月内两次写信给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的刘淇，就北京的古城保护，尤其是四合院保护陈词献计，甚至表示 “不怕报复”， “已做好以身殉城的准备”。

同年8月，他又写信给胡锦涛、温家宝，总书记和总理在信上都就历史文化遗产和古都风貌保护作出了批示。

2006年，南京市“建设新城南”城市改造项目启动，仅剩的明清街区面临着被拆除一空的局面。谢辰生上书温家宝：“目前，南京、常州改造历史街区的拆迁活动正在紧张进行，情况十分紧急，如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恐怕连亡羊补牢的机会都没有了。”“我今年已经85岁，而且经过两次癌症手术，来日已经不多了，但作为共产党员只要一息尚存，就应当始终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国家大事。”这番耄耋之年拼尽全力的呐喊呼号，有力地推动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出台。

在保城之战中，“很多人都会退缩，因为利益相关，或者因为失望。只有谢辰生从不会。”志愿者们说。谢辰生也成为得到中央领导回复、批示最多的文保专家。

四个小时的采访中，谢老说来说去的全是文物。他没有提到“文革”中他和罗哲文、金枫、杜克四个人因为反对将老局长王冶秋划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而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后来又被扣上“516”的帽子，一起被审查、下干校。当问起这段特殊的经历，他说的更多的却是老友罗哲文。“我的脾气大，敢和军宣队拍桌子，他们就先不动我，把我孤立起来，可罗哲文蔫蔫的，他们就先整他，让他去牛棚，想从他那里找出我的事儿。他为我挡了头阵，受的苦比我多。”他更没有提起的是，尽管在“文革”中自己失去了妻子，而罗哲文被打成“土匪”双枪老太婆的儿子，“文革”后，他们俩却“不长记性”，不顾当时敏感的政治环境，依然为王冶秋的平反不遗余力。最终王冶秋得以平反。

在许多人眼里，谢辰生是一个黑白分明、坚决到有些固执的人，对于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从来不遗余力、不计后果。为文保奔走呼号如此，为朋友仗义执言亦然。

2009年，他与罗哲文，当年文化部文物处最年轻的小谢和小罗都已白发苍苍，一辈子都只做了文物保护这一件事的他们，双双荣获“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

4、带瘤生存的“壮兵”

约谢老采访并不容易，上周他还在上海、扬州，参加全国民俗文物专业委员会的会议；下周又要奔赴广州，出席南越王墓考古30年纪念活动。

很难想象，如此活跃的他今年已经92岁了，而且是一个经历过多次手术和化疗的癌症患者。1993年，他被确诊为膀胱癌，后来又转移成肺癌。可这个刚强的老头却学会了与肿瘤“和平共处”。手术、化疗，出了院奔走、写信、开会、考察……仍然紧锣密鼓。

1999年，他不顾高温，随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调查组亲赴浙江舟山定海旧城拆迁现场考察，并和郑孝燮、罗哲文等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专题节目，直呼“刀下留城”。

2000年他又赴新疆为西部大开发中的文物保护工作献计献策。

2005年，他和十位著名文物专家联合倡议设立我国“文化遗产日”，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2006年起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文化遗产日。

北京孟端胡同45号院的迁建工程中，他不仅盯着片砖片瓦跟到远郊的储藏地，连那两株几百年的丁香树都要求保证移栽成活。直到几年后这个院子又返回旧城历代帝王庙旁重建好，他还拉上清华大学古建专家陈志华教授一起去“挑毛病”。

十几年前，在他办公桌上的玻璃板下，压着他和其堂兄谢国桢的一首自勉诗：“革命何妨与世争，平生从未竞峥嵘。贯迎风暴难偕俗，垂老犹能做壮兵。”

十几年来，岁月和病魔都没能阻挡这个壮兵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