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隔岸洞若观火(下)

　　余英时与钱穆

　　作为钱穆先生的受业弟子，余英时受钱穆的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钱穆在香港初办新亚书院时，条件极其简陋。据钱穆回忆说：“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须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如果不是怀着对传统文化存亡续绝的满腔挚爱，这样的办学环境是很难坚持下去的。1950年春，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父亲让他到新亚书院跟钱穆念书。钱穆为他亲自准备了考试，从口试、出题、笔试、阅卷到录取，全由钱穆亲自操办。对这一点，余英时颇为骄傲，因为钱先生的弟子尽管遍天下，但钱先生全部亲手操办的学生，怕就只有他了。

　　有人问余英时：“师从钱先生对你整个学术生涯有什么影响？”他回答说：“这个影响并不像外面想象的那样：他给我传道，传什么儒家精神之类的。不是这样的。他就跟我讲中国历史怎么学，对中国历史什么看法，纯粹是学术性的，不是一个价值观念传授的问题，是怎么样做学问，怎么样写论文。这是钱先生教给我的办法。而且说老实话，钱先生那时候心情也不好，教书也没有好多心思，常常要去台湾找经费。”在这里，他只承认钱先生对他治学方法上的影响，事实上，钱穆对他的影响远远不止于学术的训练。余英时从钱先生那里继承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情怀，这确实有别于价值观念的影响。

　　余英时与钱穆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达到“不拘形迹，无话不谈”的地步。在这种耳濡目染中，一种情怀的浸润悄然发生。即使这么亲密，他体认到钱穆“尊严是永远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就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记得有一次，钱穆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里，余英时去看他，钱穆对他说想读王阳明的文集。余英时拿着书回来的时候，钱穆仍然一个人躺在那里，似乎新亚学院全是空的。当他在闷热的空气中把书递到钱穆手上的那一瞬，他的内心该有着怎样的触动！那种儒家精神所浸润出来的境界与情怀，确实不是可以口授而成的。后来，余英时深情地怀想起在新亚的这五年时间：“是我个人生命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遇到钱先生，我以后40年的生命，必然是另一种样子。”“这五年中，钱先生的生命进入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绝大的塑造作用。”

　　余英时与胡适

　　如果说钱穆教给他治学方法和文化的情怀，那么对他人生立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胡适。胡适对余英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文字而发生的，通由文字余英时得以走进胡适的世界。《胡适日记全集》共400万字，余英时细细读了好多遍。从学术角度讲，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居于中心的位置，因此他的所行所思无疑提供了治史者最为需要的证据。但更为重要的是两人之间心性的某种契合。胡适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还有着对现世的关怀，而这也正是余英时所向往的。在《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一书中，余英时把一个史家的深浓学养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结合得相当成功，正如他自己说的，“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国的标准来说，具备了类似‘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识分子。”

　　胡适一生最基本的立场是用平和的态度为个人争自由，为国家争民主。这不正是余英时的态度吗？在《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一文中，他这样评价胡适：“他为了给‘不自由，毋宁死’的名言寻求中国的根据，终于找到了范仲淹《灵乌赋》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两句话，并进而推论古代谏诤的自由即言论自由的前身。尽管他的考证是疏略的，他的用心却是很值得我们同情的。”呵呵，什么样的用心可以使余英时放下考证的疏略？为了爱自由、民主，只好对学术上的疏漏睁只眼闭只眼了。这也是余英时先生的可爱之处。有时候读余英时的文章，不免心里感慨：世上已无胡适，但至少还有余英时，也算是一种幸运。

　　这种对自由的关切也会落实到现实中。他的学生曾透露说，余英时在耶鲁任教期间，对台湾民主与人权的发展，甚为关切；他且一度为美丽岛事件投书《纽约时报》，替党外仗义执言。有趣的是，当时代表国府立场反驳他的，却是当今台湾享受了民主最大好处的马英九。

　　同样是爱自由、民主，胡适的心性更平和些，余英时则显得口直心快，嘴不饶人。不管是平和还是率直，可惜都树下了许多敌人。但这样的拳拳之心，你们的敌人们，也该体谅吧？

　　历史使我们懂得人性

　　2006年12月5日晚， 76岁的余英时获得了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这是对他学术生涯的极大肯定，但他的淡然让人想起他对钱穆“人不知而不愠”的生命境界的赞扬。他希望这件事情快点过去。“这一个月的吵吵闹闹把念书的时间都耽搁了，并不是我不看重这个奖，而是觉得这个奖只是个象征意义，过去就过去了。”“许多外面的东西我认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在一次采访中，他谈到了对权力的看法：“权力对我毫无意义，我做了两年新亚书院院长，自知与性情不合，便断了搞行政的念头。那时候我才四十几岁，若把学问丢掉，处理人事，那是舍己之长，用己之短，浪费我的真生命，校长虽然有些权力，但是我不知如何使用它，不认为这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我觉得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犯，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

　　这是对人性的洞若观火。什么是境界？这就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