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哲学]摘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之四)

三、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上）——毛泽东一生三次重大调研活动

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路线，是一个向群众学习的过程。

既然认识来源于实践，人民群众又是实践的主体，那么，认识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实践，这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这就要求我们党的一切干部必须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必须有虚怀若谷、甘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真正满腔热忱、诚心诚意地向群众请教，决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真正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做到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的旧的哲学认识论，由于忽略了人民群众实践的作用，结果只能是或者寄希望于个别人的“天才”，或者乞灵于“全知全能”的上帝，好为人民群众之师，把群众看成一群无知的群氓。有人曾经试图研究大科学家、相对论发明者爱因斯坦大脑的脑容量，从而证明爱因斯坦是一个不同于常人的天才。实际上，辩证唯物主义者并不是一般地否认人的天分，即天才的存在，只是反对不讲一切条件、只讲天才的主观唯心主义“天才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提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都是不能成功的。要把群众的实践看作自己认识的源泉，不断地通过调查研究吸取群众的智慧，当好群众的学生。毛泽东的态度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的立场。他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调查研究是向群众学习的基本形式，是领导干部获得正确认识的基本来源，是领导干部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要了解实际、获得真知、做好工作，就必须向人民群众作调查，深入实际，深入实践，深入群众，总结群众实践经验，吸取群众聪明智慧，反映群众利益诉求，以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意见、思路。向群众学习，最基本的方法是迈开双脚，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

如果说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那么，深入人民群众的实践，则是调查研究的正确途径。若脱离人民群众及其实践，不能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我们就无法发现规律、获得新知，我们的思想就是空洞的，行为就是盲目的。调查研究是“从群众中来”、向群众学习的基本方法，是共产党人的一项重要领导方法。

正是由于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使毛泽东一步步走向辉煌的顶点。毛泽东时时、处处注意调查研究，向群众学习，因此而被称为“调查研究之父”，甚至连他的敌人都懂得毛泽东的这个特点、愿意向他学习。曾任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机要秘书的程思远曾经告诉毛泽东：一个国民党人对他说过，他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他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毛泽东一生中重大的调查研究活动有三次。第一次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形成正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政策，毛泽东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针对“左”倾路线“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者，强迫他们革命；对中小商人以及兼为地主的工商业者都实行没收等错误的主张和政策，毛泽东选定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寻乌，进行了二十多天的集中调查，然后又利用战争间隙，整理出了近十万字的报告《寻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从哲学高度进行理论概括，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后来，为了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又进行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从而为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制定有别于苏联的土地政策及民主革命纲领，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次大规模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是在1956年。为了总结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取得的经验，为了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1956年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详尽地了解了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写出了《论十大关系》这一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著作。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与南斯拉夫客人谈话时说过：“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

第三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纠正自身工作中的错误而展开的。由于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为了查明情况，纠正错误，毛泽东在党内重新大力倡导调查研究方法。他自己身体力行，于1961年1月26日乘火车南下，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24日到达广州，亲自集中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带动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纷纷深入基层，展开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发现和解决了一批问题，对于走出当时的困境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曾经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检讨过自己调查研究少了，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损失。他说：“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缺乏调查研究的盲目决策会给实际工作带来损害，没有调查研究的错误决定会造成实际工作的失败。“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离开调查研究、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重大决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一代领导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做法，坚持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和恢复了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继承了调查研究的好传统。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他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会遇到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改革开放新时期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创办特区，推进城市改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等，哪一项成功的改革都离不开事前周密的调查研究，都是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认真贯彻群众路线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