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裂痕和衰落

从6月27日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宣布就欧盟、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援助计划进行公投，到如今欧洲各国立法机构表决通过新一轮援助计划、欧元区向希腊拨出70亿欧元紧急过渡性贷款，近一个月来围绕希腊债务危机所展开的故事，可谓是跌宕起伏。

许多人在看待希腊问题时都抱着一种朴素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正义观；而在认为自己“辛苦工作交税养着那帮懒惰的希腊人”的德国中产阶级当中，这种看法尤为普遍。表面看来，这是一场希腊政府长期欠债赖账引发的危机；事实上，除了希腊本身经济不景气之外，这场危机的根源更在于逐渐掌握了欧盟经济与政治双重话语权的新自由主义。

过度的紧缩政策加重了希腊危机

诚然，希腊经济的不景气，源于其本身缺乏稳固的工业基础与良好的经济结构，更与战后希腊的独特历史与历届希腊政府的腐败无能有直接关系。

二战后，当西欧主要国家开始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制度时，作为欧陆边缘、直接与社会主义阵营接壤的希腊则陷入了美苏双方直接介入的内战，直到70年代军政府垮台后，才重新回到民主制，建立了共和国。数届政府只为亲近自己的利益团体设置好处，却从未建立面向全体民众的税收与福利体制。直到今天，逃税在希腊仍是普遍现象，而福利制度也严重缺席：一百多万失业者中的绝大多数失业者不能从国家政府那里获得任何补助，而只能依赖东正教教堂以及雅典市政府的接济；全民医保并未建立，医疗保险只存在于在那些被优待的行业中。

历史留下的裂痕使得建立完整的、面向全民的现代国家体系所必须的社会信任在希腊始终没有形成——至今在希腊议会中，新纳粹主义的“金色黎明”仍然是人数上的第三大党，他们同第四大党希腊共产党一样，游离于主流之外，代表着大量对所有国家机构严重不信任的选民。2004年到2009年间，来自新民主党的总理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建立了大约15万个公共岗位，终于使得公共财政的赤字问题陷入无可救药的局面。

与此同时，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受欧元区设置所限没能及时适应新的汇率形势，面临严重的进出口贸易赤字；这对本身就缺乏强劲完善的产业基础的希腊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经济进一步衰退。而作为进出口强国的德国，却从同时期的同一境况中获益无数，出口贸易风光无限，直接奠定了德国一步步走向欧盟主导者的经济基础。

而许多媒体报道忽略的另一点，就是作为实际最大债权人的德国，事实上也是从希腊债务危机中获利的。

最理想的债务状况，应当是借贷人与债权人都获得相当程度的利益：借贷人得以周转，债权人收取利息。而在希腊债务危机中，借贷人获得贷款的同时被要求施行大规模紧缩政策：削减公共开支、改革退休制度、增加征税能力……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导致希腊经济不仅毫无起色，反而陷入了进一步的衰退。这从根本上使得希腊作为借贷人，没有可能使贷款起到帮助周转、让国家经济重新进入良性循环的作用，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幅吊诡的画面：债权人作为这整个状况的唯一受益者，一边不断施压要求借贷人还款，一边剥夺借贷人任何获得实际还款能力的可能性。

应该说，过度的紧缩政策是将希腊从债务危机拖向全面崩盘乃至人道主义危机的罪魁祸首；而在危机爆发后的一轮又一轮援助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被媒体称为援助计划的巨额资金，其实大都只是经过希腊，然后回到了以德法银行为首的债权人手中。这周刚刚达成协议的70亿欧元紧急过渡性贷款中，便有35亿将用于偿还欧洲中央银行的贷款，20亿用于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欧盟决策机制中民主的缺失

在经济危机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些更为深远的政治问题。可以说，当前的欧盟体制，正在一步步背离它成立之初所定下的民主、平等的架构，逐渐成为一架维护既得利益的精准机器；政治意愿的缺失使得危机不仅得不到解决，反而进一步走向恶化。

与1989年的拉美危机中同样荒谬的是，今天扮演希腊危机“拯救者”角色的也是由欧洲央行、欧盟委员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三驾马车”（Troika）。“三驾马车”为希腊开出的“药方”，一方面体现了新自由主义在道德上的双重标准（作为自由市场、减少国家干预的经济理念奉行者，却通过超国家组织的手段大幅度干预别国经济结构改革和市场导向），另一方面更标志着欧盟体制脱离了其原本设计的宗旨，成为新自由主义和以德国为代表的强国债权人的利益执行者。欧洲央行本来是个无论是从体制设计、行政上还是从资金上来说都独立于欧盟各国政府的机构；但自从欧债危机以来，欧洲央行的一系列做法却充满政治意味。在齐普拉斯宣布将进行公投后的6月28日，欧洲央行决定冻结向希腊银行的资金援助，迫使希腊关闭银行，实施资本管制——这样一种在公投前主动施压使希腊经济窒息的做法，公然违背了欧洲央行的独立性原则。

相比之下，希腊的公投倒的确是一件新鲜事：当民众终于通过直接而毫不含糊的方式表达了时下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政策的不满时，布鲁塞尔的官员们仍然按部就班地照着他们习惯的方式——每个部长带着一群顾问开闭门会议——处理着海量数据中一个又一个小数点后的分歧，同时把所有有可能在本国民意中引起波澜的议题小心隐藏起来。他们把谈判的失败归咎于对手的不合作态度——经过媒体的推波助澜，这似乎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独霸欧元区财长会议的朔伊布勒、从不打领带的瓦鲁法基斯——而也许正是民意的缺失，才让谈判最终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作为一轮又一轮谈判的主要框架、拥有决定援助计划“生杀大权”的欧元区财长会议（Eurogroup）竟是一个非正式会谈框架，在欧盟条约的条文中不具有任何决定权。而欧洲机构的官员们也甚至不再掩饰对民主政治的轻蔑——在希腊公投尚未进行时，欧洲议会议长马丁·舒尔茨就直接指出：希腊最好的出路便是组成一个技术官僚政府，来执行欧洲机构的协议。

欧洲一体化：欧洲人失落的政治理想

欧盟自成立之初便远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它是一个政治项目，承载了欧洲人几百年来对结束硝烟、和平共处的期盼。然而到了关键时刻，同样一批欧洲人，却没有显现出足以维护他们最初期盼的政治意愿。

2015年初，在经济学界已经几乎没有人否认希腊债务的延期乃至减记不可避免时，这些技术官僚们仍在要求希腊在当年实现3%的财政结余。这一天方夜谭般的数字后来被降至了1%，但仍然被大多数人视为不现实。希腊要求将债务延期，以为经济增长赢得喘息机会的建议被无情搁置，新政府被要求继续严格执行它前任所答应的各种紧缩政策。的确，如果每换一届政府，国家间的协议就要重写，那确实没什么合作可言。然而这些本应舒缓债务水平的紧缩政策在几年之内已经让希腊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20%提高到了180%，北欧国家官员们却仍执迷不悟地坚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而后者在扮演了多年的“恶人”角色之后，从6月开始逐渐“反水”，承认希腊债务的不可延续，主张债务减记，将德国一下推成了鹰派头领。纳税人不希望自己的钱打水漂，然而他们的代表却坚持着实际效果与此相背的路线。

如今在债务问题上立场强硬的德国在历史上多次没能还清外债。二战后的1945年，德国的债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两倍，而十年之后，这一数字下降到20%以下——1953年的伦敦协议将超过一半的德国外债直接购销，成为德国经济得以重建并发展壮大的重要前提。重提历史，并不是为了像希腊某些民粹的声音一样要德国现在来“还钱”，而是希望能从历史中得出明确的指导：债务问题是经济问题，然而面对如此规模的债务危机时，只有共同前进的政治意愿才是化解危机的最佳渠道。战后的德国年轻一代不应完全背负前辈的巨额债务，正如下一代希腊人也不应全部承担前几十年希腊政府的种种错误、甚至为此担负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而在当下为德国控制的欧元区中，不仅没有共渡难关的政治意愿，反而出现了恶意乃至威胁：把希腊国有财产私有化，用来建立一支由欧洲机构监督的还债基金的条款，除了被理解为对不听话的希腊左翼政府的惩罚外，似乎没有其他解读。这样一种惩罚是否能让基民盟的选民心满意足是个未知数——如果他们清楚协议里对这一基金的数额目标是500亿欧元，而这一数字被大多数经济学家视为不切实际的话——而它在希腊民众激起的愤怒，为欧元区乃至欧洲的国际形象带来的巨大伤害却已是无法挽回的事实。

拥有统一的货币的欧元区却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导致发展不均衡的现象逐渐加剧，而解决危机的机制则迟缓无力——这一观察早已成为所有对欧洲一体化还抱有信念的人的共识。而财政政策是一个政府最核心的事务之一，是最直接地体现政治方向的场所。迈向共同的财政政策，就是迈向某种程度的“欧洲政府”——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项宏伟的政治计划。欧元区的构想者们最初也幻想着让货币统一成为迈向更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盟的第一步，然而没有了第二步、第三步的第一步，使得政治联盟渐渐沦落为技术官僚的机器。权责混淆的各种机制、冗长而不透明的谈判，让欧元区、欧盟与民众的距离越来越远，疑欧势力在整个欧洲日益壮大。

欧洲恐难摆脱分裂和衰落的命运

二战后，以实现和平与共同繁荣为目的而走到一起的欧洲各国，在一次次谈判、一个个条约之后，终于在20世纪末确立了由20多个国家联合组成的欧洲联盟。然而这场伟大的政治尝试如今面临着深重的困境：欧元区日渐成为德国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机器，深化政治一体、经济联盟的理想日渐被压迫与威胁的举动盖过。各国各取所需，剩下的便是无休止的甚至是恶言相向的谈判——只剩下功利主义的欧洲恐怕难以摆脱分裂和衰落的命运。

在近几周希腊债务危机中展现出的恶意与伤害是如此之深，它们给欧洲留下的裂痕恐怕将很久都难以抹去。简直难以想象以如此代价换来的，只是一个让希腊几乎看不到未来的协议。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种种错误积累至今，成就了这样一出惨不忍睹的背叛。新自由主义样本的欧洲、技术官僚的欧洲的再次惨胜，让社会的欧洲、民主的欧洲更加遥遥无期。

背景介绍

希腊债务危机大事记

尽管离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已经过去了5年，然而希腊与债权人之间的公开矛盾，是从2015年初激进左翼政府上台后开始逐渐激化的。

2015年1月，经受了四年大规模紧缩政策的希腊人民选出了以激进左翼联盟为领导的执政联盟，期待新总理齐普拉斯能够以更强硬的立场与欧洲机构谈判，减轻紧缩政策，为希腊赢得喘息机会。几个月的谈判并未取得进展。

6月底，债权人拒绝延长援助计划，希腊政府拒绝接受的援助计划的种种条件，谈判陷入僵局。

6月27日，齐普拉斯宣布将在一周后就是否接受援助计划进行全民公投，并号召民众对该计划说不。

7月5日，公投如期举行，超过六成的希腊民众投了否认票。获得了民意基础的齐普拉斯回到与欧洲机构的谈判中，更换了态度强硬的经济部长瓦鲁法基斯，却遭遇了比之前更大的阻力：以德国为首的部分国家认为齐普拉斯的举动已经打破了互信，因此需要更严厉的措施以“重建信任”。

7月12日至13日，欧元区19国领导人召开了长达17小时的峰会，最终就第三轮援助计划达成了协议，暂时缓解了希腊退出欧元区的风险。这一协议的内容比希腊公投拒绝的6月25日的版本更加严厉，除了增值税的大幅提高、激进的退休制度改革以外，还包括了一项被许多评论者视为是羞辱性的条款：希腊将大量出售国有财产，以建立一支在欧洲机构监督下运作的“偿债基金”。德国《明镜周刊》将这一协议称为“暴行目录”（Der Katalog der Grausamkeiten），而英国《卫报》则引述参与了谈判的官员说，齐普拉斯在会谈中遭到了“精神上的水刑”（mental waterboarding）。

面对债权人的迫胁，齐普拉斯被迫让步，几乎答应了民众在公投中拒绝的协议中所有的条款。即便如此，短期内的债务违约风险仍未完全消失——关于援助计划中技术细节的谈判可能还要持续近一个月。而希腊经济的中长期前景更是一片灰暗：债务危机——极度紧缩政策——经济萎缩——债务危机加重……已经深陷这一恶性循环的希腊似乎在劫难逃。

新自由主义的前例

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史，类似现象并非没有前例。1989年，同样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被债权人要求进行经济结构改革。以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世界银行及美国财政部为首的一批位于华盛顿的组织，达成并出台了一系列由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执笔的所谓“共识”，要求拉美国家实施大幅度紧缩政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利率及贸易自由化等等措施。这一“华盛顿共识”，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代表了国际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体系中，以自由贸易、资本流通为信念的中心国家向欠发达的外围国家扩张的实践。共识最终维护的，同样是债权人的利益，并且同样导致作为借贷国的拉美国家陷入了更加深重的经济衰退、危机与贫困，引发拉美国家共同对抗以华盛顿为中心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金融体系。

进入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大批左翼政府先后上台，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全球金融资本霸权的社会运动亦此起彼伏，拉美国家最终成立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以区域合作对抗全球金融资本霸权。讽刺的是，南方共同市场成立时效法的榜样欧盟，却在二十年后落入了新自由主义霸权之手。

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秩序下，贸易壁垒的降低和资本流通的自由化为本身就经济基础稳固、产业完善、资本雄厚的大国、强国带来的好处，不可避免地要远远大于经济结构有缺陷、基础薄弱的小国、弱国所能从中获得的好处；这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弊病，也是在类似中国大陆与台湾间正在进行的经济贸易双边自由化谈判过程中，台湾民众抱有担忧、恐惧和反抗心态的一大原因。

无论是1989年的拉美国家还是今天的希腊，都是因其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扩大的过程中不断被加重、被利用的经济力量劣势而深陷债务危机；而这时的它们，却被要求为自身的经济衰败和对债权国的“拖累”负全部责任。相较于打破“欠债还钱”的原则来说，这是更为深重的不公。

（作者蒙页、宋迈克分别旅居德国、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