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片轰炸"日本

　　在1938年，在侵华日军气焰正嚣张之时，有一小部分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一度陷入低迷。“投降？屈服？”中国人绝不！5月19日晚，夜空几乎连月光都看不到，两架由中国人驾驶的轰炸机悄然起飞，突破各种防线，飞向目的地日本。20日凌晨，飞机抵达长崎上空，首次”空袭“日本本土，不过这次空袭投下竟不是炸弹，而是比炸弹威力还大的“纸片”。 　　此次行动首次打破了当时日本从未有外国飞机进入其本土空间的“神话”，使得日本全国上下惊恐万状，更超乎日军大本营的意料。不流血的“人道远征”也在国际间引起巨大反响。而率队远征日本的中国飞行员徐焕升也因此成为“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被美国《生活周刊》评为二战期间最为出色的12名飞行员之一。 　　另一种绝地反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推行侵华战争，全国抗战爆发。11月，上海失守。12月，南京陷落，抗战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中日空军力量对比相当悬殊，日本拥有作战飞机2200架，而中国仅有作战飞机296架，有的还不能真正作战。日本有完备的航空工业体系，不仅能研制和生产比较先进的作战飞机，而且能及时补充战损飞机。可是，中国航空工业仅为初创，没有飞机设计制造能力，仅有的航空工厂只能修理飞机，所有的飞机都是靠向外国购买，主要作战飞机购自美国、德国、苏联、意大利等国，机种型号老旧，性能较差，缺少备件，实际上有许多飞机已不能飞。更为严重的是，在空战中损耗的飞机，难以得到补充，从而使空军的作战能力难以恢复。 　　随着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的失利，中国空军战机其实已损失了大半。尽管中国空军与强势的日军殊死空战，也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胜利，但无力扭转战局。此后，当残损和不能参加战斗的飞机被迫调离第一线转移到了大后方，中方逐渐丧失了制空权。 　　军事上失利，一方面激发了全国军民的誓死抗战决心，一方面也使部分人产生了悲观情绪。此时，国民党内部开始有人认为抗战已无胜利的希望，甚至主张放弃抵抗向日本投降。为了挽回颓势，蒋介石认为需要有一次影响力大的军事行动，来鼓舞民众与军队的抗日士气，同时也向国际社会表明态度：中国仍然在顽强抵抗。 　　实际上，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就在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朱利奥・杜黑制空权理论和国民政府聘请的外籍军事顾问的影响下，产生过空袭日本本土的想法。1937年初，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制定的《国防作战计划》中，就明确提出了轰炸日本本土，争夺制空权的计划。尽管有这个计划，但能否付诸实施却是另一回事。当时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部对空军的装备并不十分了解，从当时的飞机装备情况来看，并不具备远程突袭的能力。 　　然而，抗战初期接连的军事失利，又使蒋介石想起了这个计划。1938年5月8日，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之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蒙，吾必使之觉醒也。” 　　尽管此时的中国空军已经是举步维艰，但是国民政府当局还是拟定了一个空袭日本的计划。但在制订计划时，却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本人侵华犯下滔天罪行，应以牙还牙，对日本本土实施轰炸。另一种意见认为，我方的轰炸机航程及载弹量有限，几吨炸弹尽管能造成敌国的心理恐慌，但破坏力有限，不会对战局带来多大变化。还不如实施宣传示威性的人道主义空袭，去散发传单，既能警告日本当局，又能使日本民众认清日本军阀的嘴脸，从而激发民众起来反对当局对中国的野蛮侵略。 　　最终，国民政府当局选择了第二种意见，决定用传单和小册子来代替炸弹，沿途飞撒，以唤起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打破日本人认为日本本土不容侵入的自大狂妄。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全民抗战的决心。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将这一次远征日本本土称作是“人道远征”。 　　1938年3月，遵照蒋介石的指令，中国空军重新制订了《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准备以宁波、诸暨两机场为出发地，目标是日本九州的长崎、佐世保军港和八幡等城市，空袭时间定为1938年5月中旬。 　　为什么选择这些目标？主要还是受飞机的航程所限，这几个目标相对较近，而且地位重要。佐世保军港是当时日本海军的重要基地，八幡是日本的重要钢铁基地。对这两个地方进行“空袭”，其震慑和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这次征战是另一种绝地反击，也是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特殊“轰炸”。 　　蒋介石专机驾驶员主动请缨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空袭计划。因为飞机不但要穿越日军严密戒备的防空区，还要进行长途跨海飞行，而且由于没有制空权，随时可能遭到日军飞机的拦截，再加上没有飞行海域和日本的相关气象资料，给执行这一计划又带来很大风险和困难。 　　在《空军对敌国内地袭击计划》得到核准之后，中国空军立即进入了秘密准备阶段。日本军事实力强大，其本土防卫的水平，更是不可小觑。相比之下，中国空军既缺乏远程通讯、导航设施，又缺少长途飞行的经验。赴日的远征，无疑会面临重重艰险。因此国民政府对于执行轰炸任务的人选一时举棋不定。 　　当时中国能执行远征空袭任务的机型马丁139WC轰炸机仅有几架，但相关资料及飞机都掌控在美国飞行员手里，为此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建议，派美籍驾驶员李尔德担当远征“空袭”的驾机任务。当时蒋介石对中国飞行员的能力心里没底，再加上飞机本就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所以只好请美国人帮忙，准备让李尔德去帮助执行这一远征空袭任务。没想到的是，这个李尔德狮子大开口，提出要10万美元。 　　这个举动一下子把蒋介石激怒了。尽管国民政府负担10万美元并不是问题，但是感觉被讹诈的蒋介石认为不能容忍。于是，蒋下决心一定要让中国人自己去实施这一计划。那么，人选问题至关重要。 　　这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徐焕升。 　　徐焕升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被选入中央航空学校，是第一期受训生，后前往德国航空学校、意大利空军专科学校深造6年，学成回国后任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 　　中国空军远征日本，首次打破了日本有史以来从未有外国飞机进入其本土空间的“神话”，使得日本全国骚动，惊恐万状，更超乎日军大本营的意料，从而使日本政府颜面扫地。这次对日本的“纸片轰炸”，向国际社会充分显示了中国人誓死抗战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中国飞机到日本投下的不是毁灭性的炸弹，而是赋予和平使命的传单，彰显了中国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这就给世界形成一种全新的印象，与日本在中国烧杀抢掠的作为形成鲜明的对照。 　　此次远征，尽管军事效果有限，但政治影响巨大，对日本法西斯的骄横与狂妄予以正面回击，并给日本人的心里带来强烈震动。后来，日本人阿部弘之在其《山本五十六》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记载，日本庆祝“皇历纪元2600年”，高官将领们都到皇居广场参加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唯独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死活不去凑这份热闹，反而调兵遣将，沿着东海、黄海、日本沿海、全力防范。这一天，山本五十六带着他全部的舰队在中日之间的海上进行巡逻，他说：“我要是蒋介石就在这个时候派出中国所有的能飞到这儿的飞机对二重桥进行一次轰炸，那就会把我日本的整个中枢机关都干掉。”可见，这件事对日本军方的影响之大。 　　而对民间的影响也非同寻常。富泽在当时是日军士官，他在《陆军下士官兵漫语》一书中曾描述过：“捡到宣传传单的人们，都受到极大的冲击。”因为对这一事件好奇，富泽在战败回到日本后，采访了亲历中国空军“纸片轰炸”的中谷正子，她说：“这时候我家院子里落了传单，很明白是敌人飞机投下来的。这一下又让我更加害怕了，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敌人的飞机是一定要攻击我们的。敌机远去了，周围的大人乱成一团，但是，我们一些小朋友在一起谈这件事的时候，却觉得（中国人）专门派了飞机来仅仅是撒一些传单，其实他们是很和平的人啊！” 　　中国空军远征日本在世界引起很大反响。世界各国及国内报纸大篇幅赞扬中国空军对日本的“人道远征”。 　　1938年5月21日《新华日报》以《为唤醒日寇铁蹄下民众，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为题报道了此次远征行动，并发表了《空军英雄远征的意义》的评论。香港报纸评论说：“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本人不得安宁矣。”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大赞中国空军。美国报纸刊还登出漫画，把日本在中国进行的野蛮轰炸和中国对日本仅作“纸弹轰炸”进行对比，说这实在使日本无地自容。二战结束前，美国《生活周刊》刊登了12名全球闻名的飞行员照片，其中就有率队远征日本进行“纸片轰炸”的中国飞行员徐焕升，并介绍说：徐焕升是比美军飞行员杜立特更早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路透社以《中国飞机轰炸日本》为题，详尽介绍中国空军远征的经过。英国《新闻记事报》社论称：“中国空军日前飞往日本散发传单，唤醒日本人民推翻军阀，此事意义重大，亦饶有趣味。”还有英国报纸说：在日本，凡是不利于政府的新闻一概禁止刊登。假如像这件事一样的新闻从空中掷下，那么日本政府的伎俩就穷尽了。 　　苏联《莫斯科新闻》也不吝赞美之词：“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在未来无疑将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还有一些世界主流媒体，盛赞中国空军创造了光荣战绩。 　　这是世界航空作战史空前绝后的一次“纸片轰炸”，是整个抗战时期中国空军最有特色的一次作战行动。这次远征彰显了中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如果时间回溯到1938年，在侵华日军气焰正嚣张之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国内部分抗日力量正陷入一种低迷之中。此时，几个中国将士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挺身而出，用勇气和智慧胜利完成了一次远征，给侵略者以震慑，给全国人民以巨大信心。这种豪情、决心和精神，值得我们铭记，更是支持我们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民族心理的一种完美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