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之果实:在纯净天空里轻逸地飞翔

　　作家卡尔维诺曾把“轻逸”列为当代小说的品质之一。然而,在中国的小说中,追求轻逸的品质,却有相当的难度,中国作家有着太多宏大的启蒙意识、苦难意识、道德意识,也不缺乏犀利的批判和尖刻的讽刺。然而,轻逸这种带有后现代气质的小说品格,却是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所匮乏的。那么,什么是轻逸呢?卡尔维诺曾引了卡瓦尔康蒂的诗句来表述:“白雪在山谷中徐徐落下,寂静无声”。轻逸,是一种对抗沉重的价值观,是在无限的飞翔中追求无限的永恒。轻逸是想象的,民间的,审美的,也是温暖而个人化的表述,而恰恰在那些轻逸的文字中,我们可以触摸到一个时代、一个地域人类生存的细节性体验和文学对意识形态、专制、暴力、死亡等“沉重”事物脆弱而坚韧的抵抗。轻逸,也就成为文化人类学的隐喻,民族志式的民间文学地理的发现,以及想象力对人性中最为光彩的一面的弘扬。 　　在2010年的这个夏天,我对当代小说的阅读,却感到了很多轻逸的存在。陈继明的《忧伤》(《钟山》2010年第3期),就是一篇别致而轻逸的小说。画家郑安安和大款妻子左丽,过着“周末夫妻”的中产生活。然而,画家天才的灵感和对纯真人性的向往,却让他深深厌恶这种生活,并期望对初恋情人祖玲的再次相遇。然而,这绝对不是一篇“破坏美好”的解构小说,而小说的力量和美学深度,却恰恰在于再次对生活内涵的发掘。小说没有津津乐道于偷情出轨的道德恐怖,却彰显了郑安安那美好的初恋情感的升华,即对沉重的现实生活的超越。祖玲因丈夫的疾病和泛赌而欠下巨额借款,但仍不肯因此屈服于生活,不肯以色相而引诱郑安安,而安安也不因祖玲的落魄而落井下石,而是无私帮助自己深爱过的女人,两人都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生活中最轻逸美好,却很脆弱的梦想灵光。小说至此,已是很感人了,而陈继明的高明之处在于,作家继而将这种轻逸的品质扩大为对所有不幸人生的理解和宽容。由此,祖玲瘫痪的丈夫,对生活充满了绝望和愤恨,却被安安和祖玲感动,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和亲人的痛苦,而那个看似无情冷酷的大款妻子左丽,也暴露了她在商场拼杀中内心的惶恐和悲伤,以及对美好忠贞爱情的渴望。 　　女真的小说《家有娜娜的别样生活》(《当代》2010年第3期),看似写的非常“小”,非常“细”,却使得描写庸常生活的卡佛式的悲观和沉重,获得了一种“轻”的解脱和质感,它似乎有种富贵的闲人气息,却似乎又是一面针脚细致的十字绣,从里至外散发着生活的气息和浓浓的人性情怀。或者说,这是一篇有关动物的小说,它巧妙地安抚了那些平庸生活中的无奈、悲伤、背叛和创伤,用一条纯洁的黑贝犬,使得人类的情感得以沟通、共鸣。小说中最为感人的段落,在娜娜的生产来临时,叶青和保姆,像伺候女人产子一样,小心而充满期待地伺候着娜娜的生产,而老乔和叶青之间由于更年期引发的情感信任危机,也似乎因此得以弥合与修补。但是,纯真的动物,真是人类灵魂的拯救者吗?小说在轻逸的幽默中,又似乎提出了疑问。同期上的刊物,还有一篇何玉茹的《情临窗下》可圈可点,这篇小说同样是轻逸的,这位温婉的女作家,将一个打工仔和女房东的关系,描写的纤尘不染,充满了同情、爱心和理解。这无疑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焦虑化的欲望叙事的一种有力反拨,并赋予了人际关系以宽松与轻逸的气质。2010年第3期《收获》上,杨少衡的《无处逃遁》,也是一篇比较别致的小说。该小说突破了一般化的官场小说和反腐小说的写法,而从个体人的精神疾病和精神危机入手,将纪委副书记叶家福的官场生涯,进行了细致却写意化的处理。叶家福跟随省领导参与了打假活动,却意外发现,打假活动直指自己的家乡,而更为可怕的是,他似乎掉入了一个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中,而造假活动的幕后人,扑朔迷离却又强大无比。小说没有在惯常的侦探笔法和描述官场腐败中滑入沉重的绝望,而是让叶家福在家庭和事业的内外交困中,以黑色幽默的力量,直面庞大的外在压力。猎枪被市长强制回收,抑郁症却又弄假成真的嫌疑,而生活还要继续,杨少衡的思考无疑是深刻的。 　　如果说,《无处逃遁》的苦涩,还似乎带有沉重的痕迹,而张学东的《绿芭蕉》(《山花》2010年第5期),也是一篇颇具轻逸创意的小说。张学东的小说,一直以对现实苦难的关注和批判著称,而他的这个短篇小说《绿芭蕉》,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部“底层”小说,却又有一些出乎意外的东西。打工女郑小燕和未婚夫,无意间遭受了不白之冤,而小说却没有在城乡差距、阶层差距的概念上向沉重的生活的深渊坠落,而是意外地具有了人性的宽容和拯救的灵光。小说没有回避生活的苦难,但也没有刻意的夸大,而是耐心地寻找生活中人性的可能。那个猥琐的车间主任“猴子”,小说既写了他对郑小燕的调笑和不轨的企图,但也没有回避他在郑危难之际的仗义援手。也许,生活从来就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充满了各种暧昧的可能性,而生活的光亮由此而发。“绿芭蕉”,也就成了沉重生活的轻逸的力量的象征。 　　王方晨的小说,一直有着叙事的魔力,他仿佛一个有着清澈眸子、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孩子,敏感而真诚地观察着大地上所有悲欢离合的故事。他让那些苦难具有了悲悯的诗意,他让那些沉重具有了轻逸的品质。从早期的《王树的大叫》、《与悬铃木斗争到底》、《兔子,回来》到这几年的《农事芬芳》、《去往约塞米蒂》,王方晨的小说,其独特的轻逸品质也愈发明显了。《巨大灵》(《江南》2010年第3期),无疑是王方晨小说这一阶段最优秀的作品。它的出现,不仅对于当代小说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且对于王方晨的小说本身,也有着重要的突破作用。小说中,农村的破败,残酷的原始积累,现代化的转型,都化为一个巨大的时代背景,并没有让作品呈现出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的、高高在上的启蒙笔法,而是用一个限制性的第一人称视角,将一个农村“幻想家”李保宁充满激情而又悲剧的一生流淌在笔端。那些生者和死者的对话,那些知识考古学般对乡村地理的细节再现,《巨大灵》的语言是轻逸的,故事结构也是轻逸的,王方晨以其跳脱、包容的笔触,将口语的原生态,诗性语言的飞扬,民间语言的野性与自由,进行了细致缜密的缝合,好似一块华美的挂毯,看似随心所欲,其实别具匠心,从而既具有了现实的悲悯意识,又能脱羽而出,从一个更为文学化的角度,对之进行深刻的思考。而整个小说的高潮,是高全生背着死去的李保宁回家,李保宁一生的追求,就是造一架飞机,像鸟儿一样自由的飞翔。然而,当他出走于乡村,不但没有实现理想,却成为了某矿场的奴隶工,每天受着非人的折磨和虐待。只有当他死去,灵魂才能真正实现飞翔的梦想,体验那自由的欢欣和无拘无束的创造感。小说显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指向。然而,当那个限制性的死者的视角,幽默地描述着他的死亡归途,我们在王方晨的小说中感受到的不仅是理性的思考,人道的悲悯和对于黑暗的愤怒,更有对李保宁生命理想的理解。那就是对“沉重”的抵抗。也就是说,这绝不是一篇有关生存的现实主义小说。李保宁的目标,不是一般农民工的生存问题,而是寻求生命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即在于用自己的激情和创造力,为这个功利而无趣的世界,带来强有力的反讽和冲击。在现实中,李保宁是一个失败者,妻子的离去,生活的困苦和折磨,都不能改变他的理想,他就是一个中国乡村的唐吉诃德,一个轻逸的梦想者――而这种轻逸的想象,在中国严峻的生存竞争中,似乎更有着一种别样的反思意味。 　　也许,这个时代的“沉重”并不是一种宏大而沉重的意识形态导致的生活压抑,而来自于生存和欲望的双重阻击,意识形态和消费意识的双重控制,对人性罗网般的束缚,而更多的,则还有因此而导致的内心价值感的坍塌,以及虚无而悲观的情绪。那么,如何去寻找内心的诗意呢?如何重建内心情感坚韧的道德感和人性维度呢?回到意识形态禁忌,显然是不可能了,而在这个盛夏,这些作家和作品对于轻逸品质的追寻,却似乎给我们显现出了文学特有的人性光芒,即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珍重存在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现实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日。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只要人性的创伤还在持续,只要现实的苦难还在延续,对于“轻逸”的追求,就会成为我们内心诗意表达永远无法抹杀的坚强翅膀――在那湛蓝的天空中,在那寂静无声的飞翔里。 　　本栏责任编辑: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