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础

作者：李迎生方舒

人文杂志 2014年09期

　　 ［中图分类号］C91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6－0097－09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结束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较长时期过度追求GDP增长、忽视社会发展的历史，我国开始步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获得了党和政府的空前重视和全面推进。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指导，还是以西方社会福利理论作为其基本的理论基础；或者说，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应当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与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关系，是首先需要加以明确的。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相反，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作为其理论基础。

　　 当然，从词源学角度来看，“社会政策”是19世纪70年代由德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西方学者关于社会政策的思想、理论中反映了人类社会福利发展规律的那些内容，显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梳理西方社会政策理论，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进行比较，既旨在说明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作为中国社会政策理论基础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旨在说明其必须接受时代发展的检验，在积极借鉴西方相关理论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继承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科学内容，借鉴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合理成分，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本土化、时代化的社会福利理论，对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及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是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础

　　 社会福利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争论的领域。任何一国或地区在某一历史阶段所实施的社会政策，必然深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指导，不同福利理论基础会引致截然不同的福利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设置，从而左右着广大社会成员最切身的福祉。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作为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础，其立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理论优势来看，它最早科学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市场竞争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弊端及其背后的制度性痼疾，并及时提出了疗救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无产阶级贫困问题。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指出，“劳动者越是生产更多的财富，他的生产在威力和范围上越是增长，则他反而越来越贫困”。①而造成工人阶级普遍贫困的根源正是资产阶级主导下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他们的无情剥削和压榨使得劳动者日益贫困。正如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的前进状态中劳动者的没落和贫困化是他的劳动和他生产的财富的产物，所以贫困是从现在的劳动本身的本质里发生的”。②马克思科学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规律，指明了资产阶级统治下社会福利的阶级属性，即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是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来源，而它们却都是为了满足资本家和富人们的欲望，增进的是资本家的福祉，工人阶级的福祉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同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个人占有与生产的日益社会化之间存在的不可逾越的矛盾，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危机的频繁发生，更是加重了工人们的苦难。据此论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关系下的市场运行机制，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计划和干预。在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下，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由国家出面，代表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来组织生产，实行社会财富的按劳分配，此举既实现了对资本家所有制的历史超越，也避免了市场的“失灵”——即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给社会、特别是给广大劳工们带来的危害，从而能够实现工人阶级的普遍福祉。

　　 其次，从西方社会福利发展的历程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业已对前者的发展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西方社会福利国家的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迅速传播直接促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浪潮，西欧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如德国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主动顺应了劳工们的利益要求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制度。虽然当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毫不讳言这一做法的初衷就是缓和劳资冲突，但是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却在客观上成为现代社会政策的直接源起。理论上，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不但对现实中的社会理论格局产生影响，而且也成为西方社会一支重要的意识形态力量。西方理论界早已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持肯定的态度并致力于将其现实化，比如，社会民主主义学派就是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西方著名“左派”力量，这一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集体公有原则，倡导并实现了“福利国家”这一社会政策创举。实践上，一大批西方社会政策学界的著名学者如蒂特马斯、萧伯纳、韦伯夫妇和格雷厄姆·华莱士等人，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主张，通过一系列较为缓和的途径和手段，比如实施渗透工党影响政治的策略、对《济贫法》的积极批判、扩大工人们的政治参与、政策倡导和立法呼吁等，逐渐在英国社会实现了国民生活的最低标准、八小时工作时间、扩大国家和政府的福利保障职能等，同时也直接促成了英国20世纪初《老年津贴法》、《国民保险法》和扫除贫民窟等社会政策的落实。

　　 再次，历史经验多次证明，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相形甚远的某些西方福利理论，在实践中总被证明是失败的和错误的。

　　 不可否认，西方社会也有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抱有深深的敌意，并从根本上反对和指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福利的论述，他们最为尊崇的自由竞争的市场最大化原则甚至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的对立。比如，随着二战后西方国家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到来，福利国家的各类弊端开始浮出水面，于是，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受其影响的一批“新右派”政治家认为福利国家“失灵”了，随即对福利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而20世纪后20年，以主张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也轰然崩塌，两方面的因素促使一些西方自由主义者打出了“历史的终结”③这样武断和狂妄的结论，但这种论断已然被现实证明是错误的。

　　 如果对福利国家和国家福利之间的区别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就不难发现，新自由主义者以经济放任主义攻击福利国家，并不能反驳左派所主张的国家福利这一政策取向。事实上，将福利国家与国家福利两种概念混为一谈的现象，在20世纪的社会福利领域曾长期存在过，英国的诺曼·巴里着重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在社会福利领域，“一开始，最重要的是要将福利概念与为了方便起见而一起置于‘福利国家’名下的各种社会经济安排和公共政策区别开来”。④即使学术界有这样的认识，但由于新右派理论家在对二战后“福利共识”的攻击下取得了“华盛顿共识”，主张自由放任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如英美等国取得了暂时的绝对主导地位。但是，新右派所主张的福利国家改革，只是大幅度地剥离了国家福利的内容，破坏了福利却无法实现修补，进而，他们实际主张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产生了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于是市场又一次“失灵”了。

　　 最后，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提速的当今时代，应对一系列风险和危机的有效武器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福利思想。

　　 20世纪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市场化改革带来了许多后果，其倡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带来了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也产生了众多负面效应。其一，各国的失业者、贫困人群的数量在短时间内猛烈增加，一国内部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国际间不平等不断扩大，以至于连西方部分学者都在惊呼，“世界进入21世纪，充斥着贫穷与不平等，这是再富有想象力的前人也无法想象得到的，贫富之间的差距，在经济发达国家里一直呈拉大的趋势”。⑤其二，新自由主义者对经济发展的过于自信和盲目追求，使人类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突然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工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造成了生态恶化和资源枯竭的危机，这是人类进入新千年必须面对的又一大风险。比如，2011年，透过日本福岛核危机，全世界的人们都忽然认识到，人类离生态的灾难原来如此之近。其三，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全球范围的盛行扩大了社会成员的个人风险，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会造成更多更大范围的危机，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经济危机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就是全球化时代危机的突出表现，危机下的人们面对高风险，如果再失去国家保障，他们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如果没有国家作为社会福利的主导，人们仅有的社会安全感也会丧失殆尽，正如吉登斯所言，社会中的个人，既要面临生存、贫困等常规性风险，又要面临全球化、生态危机等非常规性风险，⑥只有作为集体的最终体现的国家，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能力担当社会福利的主导地位。唯有此时，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坚持生产资料公有、以国家和政府为主导保障公民福祉，才是应对和预防风险、提升民生水平的得力措施。透过这些措施，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坚持的集体主义这一价值基础，看到了国家和政府社会政策干预的必要性，也看到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福利模式争取自身独特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道路的努力与尝试，以及正如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未来美好而幸福社会的愿景，它必将激励着我们每个人为之奋斗。

　　 二、借鉴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合理成分

　　 固然，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必须作为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的理论基础；然而，也应该看到，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已有数百年的变迁历史，在其演变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人类知识与实践的积极成果，特别是自19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政策理论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及对市场弊端的矫正产生了非常积极、重要的影响，能够为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东西，概括和归纳这些有益的方面，能够对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产生积极的启示。

　　 第一，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看到了自由市场具有促进公民福祉的重要功能。在西方社会福利理论传统中，自由市场是很多理论始终围绕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市场与个人、民主和自由这三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首先，自由是个人所应具有的天赋权利，个人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每个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同他人进行商品交换和社会分工，这就对自由市场提出了要求，作为现代制度中的政治方面，民主及其各种形式就是保障个人自由地参与市场行为的有效手段，个体都需遵从社会契约将部分权利出让给国家以换得政府的保护。在社会福利领域，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既然自由是人生而获得的权利，无论因为何种理由，对个人自由的指令和干涉都是不合理的，因此他们一贯反对社会政策，认为不受约束的自由也是“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⑦由此，他们将社会福利看作是一种平均主义的产物，认为社会福利将会使“那些雄心勃勃想做大事的人被再分配税收制度捆住了手脚。这种制度就是从富人那里拿走钱，或者直接给穷人，或者被用来养活那些受国家补贴的工作岗位上的懒汉”，⑧同时，“促成高度累进的所得税的人道主义和平均主义情绪，也促成了大批旨在于增加特殊集团的‘福利’的其它措施”，⑨主要是以社会保险为主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

　　 由此，在西方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眼中，人基于趋利避害本性，通过理性算计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地进行商品交换和市场活动，不但能够满足个人需求，也能促进公共利益。而且，这一过程还能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所以，自由市场遵循“看不见的手”能够实现正义和善的政治道德要求，这一点对中国的社会政策启发很大。中国已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革的主旨就是变计划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我国的改革事业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更需要人们能够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在社会政策领域，我们也应该树立一种能够逐渐实现社会化福利的政策取向，引进诸如“准市场原则”、“政府购买服务”等一系列较新的措施与思路，将是今后激发我国社会政策活力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二，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看到了生产发展对社会福利的决定性。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给我们的另一个启发就是，在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上，我们切不能对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抱有过高的乐观态度，认为我国的社会政策应该提高福利待遇，实行全民的高福利。“不切实际的高福利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没有经济基础，而且在发达国家也同样难以实现”。⑩从西方社会福利理论传统角度来看，自由主义福利观所主张的个人应该对自身的福祉负责，而市场是个人进行自由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只有通过市场进行自主活动的个人，才是社会福利最为重要的主导力量这一观点，与其形成时期的整个社会历史环境是紧密相关的。

　　 一方面，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起源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脱胎于封建制生产方式，在中世纪，“欧洲大部分的工业和农业都是围绕着封建原则组织起来的”，(11)这种封建原则包括领主农庄经济和城市行会制度，无论是何种原则，都将城镇和乡村的劳动力牢牢地束缚在封建体制之下，而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需要自由劳动者，于是反对封建束缚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在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大潮下油然而生，“正是(像笛卡尔、康德和卢梭)这样一些启蒙思想家给了欧洲人信心，让他们确信未来的科学、道德和政治是进步的”。(12)于是，在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感召下，人们群起打碎了封建关系的束缚，个人自主性第一次被暴露在神以外的世界。另一方面，对利润的追逐使得西方理论传统需要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利益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通常并非目的，而仅是达致目的的一个手段，是出于获取利润的希望和预期”。(13)由此，对私有产权和个人权益的尊重才有可能产生自由主义的原则。可见，西方社会福利理论传统的产生与发展是特定时期历史现实的反映，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原则，则是处于上升时期急于摆脱封建神学及其生产关系束缚的资产阶级诉求在社会观念层面的必然反映。

　　 纵观西方社会福利理论传统可以发现，无论处于何种社会发展阶段，一国的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的推进，都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而当前，我国社会政策经过多年发展成就虽然瞩目，但现实中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告诉我们，一方面，经济发展是社会福利的物质基础，当经济发展时，社会民生也必须得到相应改善；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发展必须结合生产发展的现实情况，适时提高但要有所节制，不可盲目攀比、好大喜功，量入为出、标准适度是我国社会政策改革创新必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

　　 第三，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看到了个人责任对提升自身福祉的积极作用。当今社会，有人对“集体主义”一词大加指斥，实际上，只要理解集体主义的两种内涵就不难看出，社会福利应该推崇的是“真实的集体主义”或者“积极的集体主义”，它与“虚假的集体主义”即“独断的集体主义”是有明显区别的。(14)第一种集体主义是在互助合作的意义上使用的；而虚假集体主义则表现为两方面，即依赖性的集体主义和独断的集体主义。独断的集体主义“在片面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下，它使个人权利完全从属于集体利益，并且把掌握公共权力的统治集团看作是集体利益的象征，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集权政治模式”。(15)在西方理论界，一些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攻击集体主义是“集权”或“极权”，进而认为充分的个人自由是充分的创造性和社会繁荣的前提。但是，“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忽视了人类社会存在的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集体是人的一种活动方式，离开了集体的个人，不仅不能有效地发挥他的潜能，反而会使他失去生存的社会基础”。(16)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依赖性的集体主义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曾长期存在，那时，国家作为经济社会生活的唯一角色，通过计划和指令对财富和资源进行集中的控制与分配，由于过分强调公共利益，个人利益湮没在集体之下，不但个人权利与福祉无从彰显，而且这种家长式福利制度还导致了平均主义下个人对福利的依赖性，限制了个人积极性的发挥。

　　 所以说，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强调个人意识在提升自身福祉上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现阶段，纵然我国政府的福利保障职能需要不断增强，但政府的社会政策干预仍必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切不可再犯过犹不及的失误。过去中国的社会政策曾经将平均主义的福利制度迅速转变为社会化福利，现今是否又存在为消除社会化福利的弊端而重新强调过多的国家福利之嫌呢？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一点值得我们思考和警醒。

　　 第四，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看到了人的权利在社会政策中的核心地位。启蒙运动的思想成果之一是形成了自然权利，自然权利强调个人责任观，认为导致人们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原因是个体自身，个人应对自己负责，也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实现改变。英国早期的《济贫法案》就是个人责任观的典型体现，虽然它明确规定政府有责任对穷人提供必要救助，但对象仅限于那些确实不具有劳动能力的“边缘人口”。而在大部分情况下，它将个人福利遭受损害的原因界定为个人自身，把穷人和困难人群看作社会负担，对其贴上“无能者”标签，明显地带有了惩罚性和社会歧视。然而，这种观念忽略了导致弱势群体问题的社会和制度方面原因，因而在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上是不公正的。

　　 经过长期发展演变，自然权利观念逐步转向了公民权利观念。公民权利观念把个人看作社会的一分子，人们把享有福利保障当作自己的应有权利，人们要求政府和社会保障基本生活、满足福利需求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它否定了为弱势群体“贴标签”的助人方式，救助弱者不必再借助于人性的同情与怜悯；它改变了早期社会政策的慈善救济性质，为所有社会成员拥有政治和道德上的平等地位提供了论证，在消除社会歧视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因此，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标志着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突破了19世纪资产阶级以狭隘的财产权为中心的自然权利观，以及把人的权利仅仅理解为法律形式上的平等权利的片面性，使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结合起来，同时也为使权利成为表达人类社会公正理想的有效方式奠定了基础”。(17)这样，政府、社会和民间组织保障弱者就具有了合理性，而弱势群体表达自身的福利诉求也相应成为一种权利，不可以再遭受来自社会的排斥，也不必承担道德上的压力。

　　 现阶段，党和政府明确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近几年针对保障和改善民生所做的工作及其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构建和谐社会、促成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仍然摆在那里，社会问题与矛盾的形势依然严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就要求我们今后能够更加彰显和体现以人为本。但如何体现？那就是努力践行“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尊重和保障人自身的权利，其中，社会权利主要体现在对必要的福利保障的诉求，这不是一种他人、社会、国家和政府对个人的慈善或施舍，而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有资格理应享有的权益和待遇。

　　 第五，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看到了社会政策应以社会弱者为重点关注对象。回顾整个西方社会福利理论传统的变迁过程，我们发现，社会对弱者的关注与救助促成了现代社会福利事业的形成与发展。基督教慈善济世思想促成了早期社会福利理论的萌芽。西方基督教一直主张平等、禁欲、互助与普遍幸福的福利思想，尤其是基督教义从原罪论出发，说明人人皆为上帝子民，众生是平等的，但人生而有罪，每个人都必须在世间多行善举来赎罪，死后才能进得天堂。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幸福是美德的报酬，是至善的境界，个人幸福不是最后的目的，而公共福利才是其他一切幸福所促成的最高价值”。(18)这样一种朦胧的社会福利思想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工业化早期的英格兰，由牧师和教徒以教区为单位在进行家计调查的基础上，最早针对城市贫民开展救济活动。

　　 16、17世纪的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产生了人道主义精神，它将人的意义从神的束缚下松绑，主张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个人的天赋权利和私有财产等一切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而按照一定契约由个人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有责任保障那些生活处于困境中的人。到了近代，公民权利观念更是依据社会成员资格，将个人福利权上升为一种政治要求和政府责任，不论贫富、性别、种族，每一个社会成员，尤其是那些弱者人群都能享有福利保障。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也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证并确认了国家和政府从宏观经济层面开展大规模社会政策干预、为社会弱者提供帮扶的可能性。尤其是二战结束后，西欧国家纷纷建成“福利国家”，针对当时社会中的贫穷、疾病等问题，第一次将国家和政府为弱势群体乃至全体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福利保障当作一种国家治理模式。

　　 可以看出，源于西方社会政治传统中的社会政策，本身就含有关注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正的意蕴，同时，西方社会福利理论中，将社会弱者作为社会政策的重点关注对象的传统历来有之，而这一点，也正是中国社会政策需要借鉴学习的内容之一。有人可能会反问，中国的社会政策长期以来难道没有关注弱者吗？我们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体制的转轨，每一个时期我国社会政策都会特别关注社会转型中的“代价支付者”。但由于“既得利益者”资源掌控能力更强，导致了我国社会政策的不公平性仍很突出，如一些部门内部的“超额福利”和某些福利项目频频被富人摄取等。这些怪相告诉我们，只有政府和社会加大对弱者的关注，增强对他们的补偿力度，不断促进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才能有效促进社会公正。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应当与时俱进

　　 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无论是哪种科学理论或思想观念都必须在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中不断地得到发展，这种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走向更加科学、更有生命力的根本要求和科学规范，也是我国社会政策不断取得创新与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因为只有理论基础的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指导和规范现实的政策设置不断走向科学合理。而且，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就从未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创新与发展。

　　 经过早期经典作家的积极探索，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早已成为西方各国工人运动的指导思想，并逐渐向当时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传播。其中，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更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也宣告了落后国家完全能够逾越“卡夫丁峡谷”走向社会主义。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不但将经典作家关于经济、政治变革的伟大构想变成了现实，更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福利的一系列思想诉诸实践。从本质上看，列宁的社会福利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福利观念是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脉相承的，并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更是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不断发展。

　　 从纵向的时间维度去看，列宁的福利思想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俄国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十月革命前，列宁主要通过批判当时俄国的民粹派、经济派和修正主义的错误思想来阐述其主要观点，以此捍卫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尤其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后，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被剥削的程度日益严重。十月革命后，列宁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实施社会福利的必要性，开展社会保险的具体主张，以及建设新社会的伟大目标，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从横向维度来看，列宁关于社会福利的思想散见于其各种著作中，具体说来，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即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社会福利问题背景的思考，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福利思想的具体实践，以及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新探索。

　　 列宁认为，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相继开展了新产业革命，生产力发展更为迅猛，科学技术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通讯和交通迅速发展，与此同时，“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19)列宁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渡到垄断阶段的思想直接为分析当时的社会福利问题提供了全面、客观的背景知识。在具体论述当时福利问题时，一方面，列宁指出，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对国内工人阶级的剥削更趋沉重，“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大部分利润都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就是生产社会化，但是人类所达到的这种社会化的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20)这无疑损害了广大劳工阶层的福祉。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和政治特征是扩张侵略，重新瓜分世界领土，开辟海外殖民地充当商品倾销市场，必然给全世界劳动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和贫困。

　　 基于对当时客观背景的科学分析，列宁通过一系列经济学的调查与研究，得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或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著名论断，并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在面对当时俄国内对新生政权如何实现工人阶级福祉的问题讨论时，列宁又提出了“工人最好的保险是国家保险”的科学命题。(21)列宁的“国家保险学说”正是对马克思“两次必要扣除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另外，列宁通过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福利主张。列宁从俄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利益观、商品交换制，粮食税率、税额和有限制的自由贸易等方面对当时的经济政策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其中涉及的社会福利思想概括说来有两方面。其一，协调工农利益，主要是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粮食税是从征收农民全部余粮转到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实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办法”，(22)其背后的实质性意义在于，列宁看到了商品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的价值，关注到占当时人口多数的农民的利益，粮食税实行后，农民缴纳税粮后的余粮可以进行交换买卖，这种通过激发农民积极性以实现其自我保障的思想是列宁福利思想中的一大亮点。其二，主张自由贸易。基于粮食税的实施，列宁还进一步从当时国家宏观经济的角度，阐述了其自由贸易的思想。由于当时的俄国经济相对落后，因而列宁认为，“没有相当的周转自由，没有与此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关系，农民……这种小农经济就绝对不能得到巩固”。(23)在这里，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它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促进苏俄社会生产力发展，因为正如列宁所说，自由贸易实际上“是一种刺激、鼓励和推动”，(24)它对于提升民众的社会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认为，列宁的社会福利思想主要是解决在实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暴力革命胜利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应该如何满足广大劳工群众普遍福祉的问题，他看到了以生产资料集体公有为基础的新型国家政权在发展社会福利所具有的优越性，提出了以集体公有的优越性来弥补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足，通过国家和集体的力量积极兴办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保险。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并将其在一国实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尤其强调并尊崇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全民福利的天然优势。

　　 中国共产党直接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社会福利思想，而且它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对从马克思到列宁这一社会福利思想传统的发展、创新所收获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概括来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福利领域的一系列探讨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福利观点。1956年底，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我国正式步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国家对生产、分配等领域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调配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随之形成。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福利思想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福利的观点，并将其现实化。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在城市实行的是以充分就业为基础的国家/单位福利模式，绝大部分城镇居民被纳入这一体制中，这种平均主义色彩浓厚的福利实践坚持了马克思“两次必要扣除”的理论设想，并延续了列宁的“国家保险学说”。另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福利的一般论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情况相结合。比如，在国家和政府对城镇就业居民实行统包统揽的高福利同时，在农村，我国当时的福利理念是以土地保障为基础辅以国家救助来产生双重保障功能，这种以土地为资源供给来源的福利制度更为强调农民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福利责任，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相结合正体现了我国传统社会小农经济的互助互济思想。

　　 第二阶段，社会福利社会化理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随即进入了快速变迁和转型的时期。为顺应这一新的历史趋势，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制度也开始实现转型。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福利思想主要实现了这一转变，即从国家和政府对城镇居民福利的统包统揽转变为以政府为主、多样主体共同负责的社会化福利，这就是社会福利社会化思想。这一阶段的福利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政府想减轻福利责任，转而希望社区和社会力量承担部分福利保障的责任，于是像社区建设、民办福利事业等相继开始起步；二是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明确了在追求高效率、高效益前提下才能追求更高的社会公平这一思想理念。尤其像在国有企业改组改制过程中，大量原本的“单位福利”的包袱被企业纷纷抖掉，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大多走向了民营化和市场化。

　　 第三阶段，民生取向的社会福利观。肇始于1980年代的社会福利社会化理论实际上是有偏差的。一部分人将“社会福利社会化”片面地理解为“社会福利私营化”，也有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政府自此就可以完全卸掉福利职责，即社会福利的“去政府化”。同时，在实践中，片面地强调运用市场原则来兴办社会福利事业，追求高效率而忽略社会公平性。这两方面在现实中都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后果，社会不公、社会问题等日渐严重。于是，本世纪初，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丰富而深刻，仅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而言，它具有三方面内容：一是提出了在新形势下要实现科学的发展，特别要具有统筹兼顾的眼光。二是强调了执政兴国的根本宗旨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即实现以民生为根本的发展。(25)三是指明了科学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发展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新型城镇化等一系列战略和方针，都从不同角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事业的美好未来。

　　 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传统所经历的上述新发展，实际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与时俱进。这一过程从以往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以暴力革命实现人民福祉的理想，到列宁所尊崇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全民福利的天然优势，再到中国共产党近年来以经济发展促进公众福祉，以及更加强调社会公正在提升民生品质方面的作用。可以说，从20世纪初列宁主义产生到本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均属于马克思主义福利思想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具体发展形式，它们是对经典作家福利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虚伪本质，而且科学规划了共产主义条件下社会福利制度的美好蓝图。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还对西方社会福利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变迁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建设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历史一再证明，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相形甚远的某些西方福利理论，在实践中总被证明是错误和失败的。即便在全球化进程日益提速的当今时代，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福利思想仍然是应对社会福利问题的有效武器。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创新需要借鉴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的合理成分。究其原因，社会政策作为一个专业领域和一门学科均是发端于西方国家的，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在近代以来几百年的发展变迁中，出现了众多的理论学派和学者名家，他们对社会福利发展规律的很多思考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总体上，西方社会福利理论看到了自由市场具有促进个人和社会福利的重要功能，生产发展对社会福利的决定性，同时，看到了个人责任对提升自身福利的积极作用，人的权利在社会政策中的核心地位，也看到了社会政策应以社会弱者为重点关注对象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加以借鉴的有益启示。

　　 当然，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是确保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基本条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还是西方的社会福利理论，每一个流派、每一种思想的产生都与西方社会的具体情况紧密联系，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如果全盘照抄，或者采用“拿来主义”则必然有失偏颇。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本土(中国)化、时代化的社会福利理论的神圣使命。

　　 注释：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52－5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0页。

　　 ③［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的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④［英］诺曼·巴里：《福利》，储建国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⑤［美］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平等》，徐朝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⑥［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

　　 ⑦［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65页。

　　 ⑧［英］拉里·埃利奥特、丹·阿特金森：《不安全的时代》，曹大鹏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25页。

　　 ⑨［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1页。

　　 ⑩陈红霞：《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页。

　　 (11)［英］彼得·桑德斯：《资本主义——一项社会审视》，张浩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12)［英］戴维·罗宾逊：《尼采与后现代主义》，程炼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13)［英］彼得·桑德斯：《资本主义——一项社会审视》，张浩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

　　 (14)关于“真实的集体主义”和“虚假的集体主义”的论述，请参见钱宁：《社会正义、公民权利和集体主义——论社会福利的政治和道德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16－319页。

　　 (15)(16)钱宁：《社会正义、公民权利和集体主义——论社会福利的政治和道德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63－264、267页。

　　 (17)钱宁：《从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现代社会福利政治道德观念的历史演变》，《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1期。

　　 (18)陈红霞：《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19)(2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39、749页。

　　 (21)郭崇德：《社会保障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6页。

　　 (2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47页。

　　 (23)(24)《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35、215－216页。

　　 (25)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自《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006年，第850页。

作者介绍：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方舒，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