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三章欧阳修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第三章 欧阳修和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西昆派的形式主义文风，引起了当时进步文学家的不满。他们意识到，宋代诗文要得到发展，就不能像西昆派那样仅讲究骄俪声韵，而忽视内容。于是提倡学习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以古文对抗“时文”，以反映现实之诗代替无病呻吟之作，从而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文革新运动。欧阳修是这场革新运动的主帅，苏轼则是集大成者和运动的最后完成者。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结束了骈文在南北朝以后600年间所占的优势，奠定了北宋新诗文在文坛上的地位。从此，平易流畅、生动活泼的宋诗宋文风靡了数百年，影响到明清两代。

第一节 欧阳修的生平和思想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卒溢“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

他出身于低级官吏家庭，4岁丧父，早年生活贫困，母亲教他“以荻画地学书”（《宋史》本传），天圣八年（1030年）他参加晏殊主持的礼部省试，中进士，时年24岁。任西京推官时，在西昆派文人、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府里，结识尹洙、梅尧臣等人，提倡古文，唱和诗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宋史》本传）。后任馆阁校勘、谏官等职，曾因作《与高司谏书》获罪被贬为峡州夷陵令。积极参加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一年之内，上奏议近百篇，成为改革派的主要发言人。庆历新政失败后，他被贬至滁州等地。至和元年（1054）被重新起用，历任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枢密副使等。嘉佑六年（1061）官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相位近十年。神宗熙宁四年（1072）退休，次年卒，享年66岁。

欧阳修一生经历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虽受过两次贬斥，但自仁宗朝后不断升迁，位居副宰相，是个著名的政治家。他对宋朝积贫积弱、外患内乱交集的政治局面痛心疾首，终生主张改革弊政。他为政主

张宽简便民，废除横征暴敛，让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他强调“为政所以安民也，无扰之而已。”《江休复墓志铭》）嘉佑三年（1058）知开封府时，“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宋史》本传）他在滁州任太守时，也采取宽简措施，使这个荒僻小城“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畎亩衣食，以乐生送死。”（欧阳修《丰乐亭记》）他积极参加庆历新政，庆历三年（1043）首先提出方田均税法，比后来王安石变法推行的方田均税法早了30年。但后来均税法在执行中成为横征暴敛的害民措施，欧阳修于是提出废止均税法：“俗吏贪功希赏，见小利忘大害，为国敛怨于民。”“且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闻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缄默，今取进止。”（《论均税札子》）他晚年在青州任上下令停止散发青苗钱，和王安石政见发生冲突，恐怕主要也是因为原来的便民措施变为害民措施，不得已而废之，不能作为他思想保守、反对改革的证据。当然欧阳修晚年的思想与前期的思想有所变化，前期锋芒锐利，意气风发；后期忧谗畏讥，嗟

病叹老。以庆历五年（1045）被贬滁州为分界线，次年作《醉翁亭记》，自号醉翁，实际上年方40。他还给好友写信道：“修往时意锐，性本真率。近年经人事多，于世俗间，渐似耐烦。”《与尹师鲁书》他的思想陷人了苦闷彷徨之中：“既不能因时奋身，遇事发愤，有所建明，以为补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归田录序》）自愧为“徒久费大农之钱，为太仓之鼠也”（同上）晚年更为“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 《六一居士传》，而强烈要求辞官归隐。欧阳修前后思想发生变化，当然有个人的原因，但时代和环境的因素更是主要原因。

欧阳修对文学有一套较为系统的主张。他继承韩愈“文以载道”的论点，提出“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拭《祭欧阳文忠公》引欧阳修语）“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但欧阳修在继承传统时亦有自己的发展，就是将“道”加以具体化，提出“实事” 即“道”：“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教人

树桑麻、畜鸡豚，以为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与张秀才第二书》）他以此文学思想为武器，反对西昆体重形式而忽视内容。重文轻道的浮靡文风，注重文学的实用价值，提倡写反映现实、言之有物的作品：“（文章）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荐布衣苏询状》）

欧阳修虽然重道，但却不轻文，主张文与道统一，这使他的文论与理学家的观点有所区别。他在《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中说：“某闻传日：‘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又在《试笔》中说：“诗之为巧，犹画工小笔尔，以此知文章与造化争巧，可也。”因此，欧阳修对西昆派也并非一概排斥，而是对其风流文采加以一定程度的肯定：“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答蔡君谟书》） 另外，欧阳修在继承韩愈的“不平则鸣”、“穷苦之言易好”的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穷而后工”的理论，重视作家的生活遭遇和感情因素对文学创作的作用，对中国文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用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通过总结许多作家取得创作成就所走过的痛苦道路，认识到政治上受压抑、生活上遭贫困等种种不幸遭遇，却能使作家体察民瘼，触事感物，抒发忧思积郁，道出“人情之难言”，写出精粹的作品。

在文学作品的表现方法和语言风格方面，欧阳修主张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他虚心向尹诛学习古文的写作方法，自己的创作也力求“简而有法”，精练而严谨。据《朱子语类》载，有人买得他的《醉翁亭记》初稿，起初写滁州四面有山用数十字，”最后

改定时，只有“环滁皆山也”5字而已。他在注意简练的同时，又注意流畅自然，曾对朋友说：“然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繁，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与缗池徐宰》）为了达到简练而自然的要求，他对自己的作品精心构思，精心修改，陈师道《后山诗话》说：“永叔谓：为文有三多，多看、多做、多商量也。”周必大《欧阳永叔集跋》也说：“前辈尝言公作文，揭之壁间，朝夕改定。”足见其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

第二节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宋代的诗文革新运动，又称宋代古文运动，是在继承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早在宋初，就有王禹 、柳开、穆修等人倡导古文，穆修还刻印韩柳集数百部在京师出售，但由于他们的创作成就不够高，影响不大，未能扭转风气。

至梅尧臣、苏舜钦出，也力为古文，但因人微言轻，也未能成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学古文虽较晚，“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苏氏文集序》）“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记旧本韩文后》）但却因其创作的杰出成就、丰富的理论建树、考官和副宰相的高位而具有文坛盟主的威望，成为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嘉祜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他运用考官的权力，黜落写奇涩险怪之文，以独具的慧眼选拔了一批人才，苏轼、苏辙、曾巩都在考试中人选。“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扭转了文坛的不良风气。他还运用自己的威望揄扬、推荐文学人才，看见苏拭的应试文章“惊喜为异人”，并对人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书简》）在滁州看见王安石的文章，叹道：“使如此文字不光耀于世，吾徒可耻也。”（《与王介甫第一书》）苏洵以布衣人京，欧阳修见其文章后，广为延誉，并推荐于朝廷。经过他的称誉举荐，原先默

默无闻的苏洵、王安石、苏轼等人很快闻名全国，他们也不负欧阳修的期望，成为北宋的文学名家。

欧阳修还以宽广的胸怀、谦和的态度，联络了一大批前辈和同辈学者，形成一支强大的文学革新队伍。晏殊为欧阳修的座师，后来欧阳修的地位比晏殊还高，欧却对晏终生执弟子礼。梅尧臣少时与欧阳修唱和，晚年时只是一介平民，欧却未因地位改变而与他隔阂疏远。“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宋史》本传）有一应试举子刘几因写险怪之文被欧阳修黜落，他率举子闹事，候欧阳修出行时“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两年后，刘几改变文风再试，欧阳修将其拔为第一，并不计较旧怨。他还热心指导求谒的青年作者，《与荆南乐秀才书》、《答吴充秀才书》都是对投谒文章的精心指导。据说先后出入欧门的文学青年在千人以上。他还把优秀的投谒文章编成《文林》，以奖掖后进。在欧阳修的领导和组织下，宋代最优秀的文学家形成了一支诗文革新的强大队伍，击败了内容空虚形式僵

化的西昆派，也扫荡了险怪奇涩的“太学体”，使文学创作向着内容充实、流畅自然的健康道路发展。

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要骨于则有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洵、苏辙、曾巩等。苏轼则继欧阳修之后领导诗文革新运动并使运动取得完全的胜利。

诗文革新运动的参加者有较为统一的文学主张。

其一，尊韩是他们一致的态度，而尊韩文论的中心是文道关系的统一，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文学家们都继承韩愈的观点，主张“文以载道”。梅尧臣主张写诗要“因事有所激，因物以兴通”（《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苏舜钦也说：“言者也，必归于道义。”（《上三副使段公书》）王安石说：“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而已矣。”“要以适用为本。”（《上人书》）苏轼说：“务令文学华实相符，期于适用乃佳。”（《与元老侄孙四首》）这些理论，使诗文革新运动的作家们创作出了风格各异、精美动人的佳作，

避免走上理学家们重道轻文、创作枯瘠的末路。

其二，诗文运动的作家多赞同“穷而后工”论。苏舜钦在《送外弟王靖序》中说：“古之达者，皆发于羁苦履寒，盖必极困而后起„„坎禀埋废不自平，然后极心穷情，以入乎道术之渊。”王安石在《哭梅圣俞》中也说：“文辞感激多所忧”，“诗人况又多穷愁。”梅尧臣则说：“少陵失意诗偏老，子厚因过笔更雄。”（《依韵和王介甫兄弟》）这些论述和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一脉相承，认识到文学创作来源于现实生活，作家在深入下层人民的贫困生活、有了深切的体验之后，才能写出内涵丰富、真切感人的好作品。

其三，反对浮华文风，提倡平淡自然的风格。梅尧臣认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苏轼也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形象地说明了在散文创作中如何达到自然的道理。苏轼主张自然的观点，

还包含了容许各种风格自由发展的意思在内，认为不必强求风格划一，而是各个作家根据各人的个性爱好自然发展。经过欧、苏等人的努力，宋诗文坛出现千姿百态风格各样的作品，如梅尧臣的平淡深远，苏舜钦的真率豪迈，欧阳修的委婉流畅，苏轼的自然豪放，王安石的简洁劲峭，都卓然成家。 其四，批判继承前人成就。在诗文革新运动初期，一些人没有正确处理好批判和继承的关系，片面地、生硬地学习韩愈文章奇崛的一面，刻意追求语词的新奇怪险，形成“险怪奇涩”的“太学体”，著名的作者有刘几、宋祁等。《梦溪笔谈》卷 9载刘几的应试文章：“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即所谓的“太学体”。其基本特征是违反语言表达习惯，刻意求奇，以致令人费解。宋初柳开等人也否定艺术形式的作用，一味追求质朴，结果文章枯瘠无味，影响不大。欧阳修则认为：“韩柳文虽高，不必似之也。”（曾巩《屿王介甫第一书》转引）并认为西昆派的形式主义不可取，但其艺术手法还是可取的：“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

非。”（《论尹师鲁墓志》）并没有全盘否定骈俪之文，而是在散文创作中适当运用骈文句法，如对偶排比、长短句交替等，形成一种骈散结合、圆润流畅的新文体，时称“文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即为文赋的范例。其他古文家如范仲淹、苏轼等也吸取骈文之长，写下了如《岳阳楼记》、《前赤壁赋》等骈散结合的名篇。宋代文学的繁荣，是与欧、苏等人正确对待文学遗产分不开的。

第三节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

欧阳修的著作，在南宋时由周必大等编定为《欧阳文忠公集》153卷，约百万言，另有史学著作《新五代史》、《新唐书》（与宋祁合著），可谓著作宏富。他的散文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属“北宋四大家”，词则被称为“疏隽开子赡，深婉开少游”（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是宋代第一个诗、词、文兼擅的大家。

欧阳修散文的成就最高。他早年在钱惟演的幕府时，曾钻研过骈文，后学韩愈，改

作古文。陈善《扪虱新话》称其《书梅圣俞诗稿》似韩文《送孟东野序》，还有人称他为“今之韩愈”。其实《春秋》、《孟子》、《史记》及柳宗元的文章都对他的文章风格产生过作用，不过韩愈的影响最大。他学韩文也并非亦步亦趋，而是吸收韩之文气充盈、曲折变化的长处，在韩文的新奇锻炼之外，另立流畅清新、委婉闲雅的新风，并适当吸取骈文声韵调和谐、句式整齐、词藻优美的优点，写出一批情文并茂的作品。

他在滁州写的《醉翁亭记》堪称代表作。当时“庆历新政”已失败，欧阳修遭谗被贬滁州，心情十分苦闷。但他性格旷达，借山水以自放，写下此文，以表达“处穷达，临祸福，无愧于古君子”（《尹师鲁墓志铭》）的达观胸襟：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

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覆靖，而泻之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

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扉开，云归而岩穴瞑，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 佝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奕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

欧阳修也。

文中表现出在逆境中不颓废消沉，以寄情山水求得精神平衡的生活态度，对后世失意文人影响深远。“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成为传诵的名句。另外文中体现出的“宽简便民”、“与民同乐”的思想，也使此篇山水小文显得思想深刻。更值得注意的是该文有很高的写作技巧，文章主要写醉翁亭周围山水之美，却先从“环滁皆山也”说起，继写“西南诸峰”，进而写琅琊山，最后才点出醉翁亭，层层深入，如同剥笋。文章主旨是写作者醉心于山水之乐，却从滁人游山之乐写起，继写宾客酒宴之乐，最后才落笔到“太守醉也”上，层层深人抒情，充分体现了欧文“委婉曲折”的特色。此外，文章吸收了骈文对偶排比、长短句交替的句式特点，大量运用“者„„也”句式，通篇用了21个“也”字，骈句与散句交替，陈述句与设问句交作，文气流畅而又灵活多变。《古文观止》评此文说：“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创调也。”文章的语言也雅致精练，平易自然，“有亭翼然临于泉

上”，写醉翁亭如飞鸟临泉，生动传神；“野芳发而幽香„„水落而石出者”寥寥四句，就概括了山间四时的美丽景色。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说：“韩、柳犹用奇字、重字，欧阳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道出此文平淡而优雅的特色。

欧阳修的政论文也写得很出色。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执政，推行改革，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吕夷简、夏竦等人则被罢官。他们不甘心失败，大造舆论，攻击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是“朋党”。欧阳修时任谏官，于庆历四年（1044）作《朋党论》加以驳斥：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 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这段文章抓住“朋党”一词，层层剖析。首先指出朋党自古有之，不足为奇；然后指出有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继而分析君子守道义之朋是“真朋”，小人贪利之朋是“伪朋”；最后提出自己的论点：为人君者（皇帝）应斥退小人的伪朋，任用君子的真朋，天下才会大治。文章显示出欧文委婉曲折的特色，但又有韩文的逻辑力量和充沛的气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曾评欧文说：“纤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即使是战斗性很强的政论文，他也不会疾言厉色，而是从容不迫，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

欧阳修的诗也学韩愈，但不蹈袭，自成一

格。他吸收了韩诗设想新奇、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但又避免韩诗造语险怪生僻之弊，而形成清新流畅的个人风格。胡仔《茗溪渔隐丛话》说：“欧公作诗，盖欲出自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不见牵强之迹。”

欧阳修的诗内容充实，有部分诗作反映民生疾苦、国家大事，现实性较强，如《边户》： 家世为边户，年年常备胡。儿童习

鞍马，妇女能弯弧。胡尘朝夕起，虏骑蔑如无。邂逅辄相射，杀伤两常俱。自从澶州盟，南北结欢娱。虽云免战斗，两地供赋租。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鱼。

诗用对比的手法，写澶州和约签订前后边境人民生活和处境的变化，表示了作者对朝廷对辽妥协退让政策的不满，语言也流畅自然。

另一类诗为写景抒怀诗，往往写得情调开朗旷达，风格清新优美。如《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

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这是景佑四年（1037）欧阳修被贬夷陵时赠友人丁宝臣（字元珍）之作。欧阳修《笔说·峡州诗说》：“‘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何堪；既见下句，则上句颇工。”可见他自己也很欣赏此诗；也可知他的清新自然之句实际是精心锻炼的结果，唯不见斧凿痕迹而已。类似的佳句还有“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丰乐亭游春》）“弄舟终日爱云山，徒见青苍杳蔼间”（《三游洞》）等，均清新优美，情韵悠长。

欧阳修有些诗体现出议论化和散文化的倾向。其中有些诗能托物寄意，将议论和鲜明的形象描绘相结合，显得寓意深刻。如咏物诗《画眉鸟》：

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

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

当时欧阳修被贬滁州，以笼中鸟与林间鸟作比喻，表达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诗作立意新颖，比喻贴切，虽有议论，却显得警策动人。

但也有些诗的议论显得过于直接，如：“百姓病已久，一言难速陈，良医将治之，必究病所因。”（《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还有些诗如同押韵散文：“上不能宽国之利，下不能饱尔之饥。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食糟民》）这些诗作内容虽反映民众疾苦，有积极意义，但过于平直。

欧阳修的词也有较高成就，但对比起他的诗文来，对宋词坛的革新意义略逊一筹。他的词较多继承晚唐五代词风，受冯延巳的影响尤深。刘熙载《词概》说：“冯正中词„„欧阳永叔得其深。”即谓欧词继承了冯延巳词思致深人、感情深挚的特长。欧阳修的《六一词》有172首，其中80首为恋情词，约占半数。这些恋情词婉转缠绵，走

的是晚唐五代词的路子，唯语词清丽，较少脂粉气，与晏殊相似，世称“晏欧”。这类词作如《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后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此词写深闺怨妇的愁苦心情，是晚唐五代词常见的题材；在写法上，塑造幽深的意境，抒情委婉，也是传统的手法。但由“深婉”方面，欧词有新的发展。词中用深锁的重院、春暮的风雨、黄昏的飞花层层深人衬托怨妇被弃的哀愁，将她因物感时，自伤孤独的内心情绪刻画入微。结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是历代传诵的名句，毛先舒认为“层深而浑成。”（《古今词论》转引）

欧词另有一类作品却不委婉缠绵，而是风格疏朗洒脱，为宋词开拓了新的意境。这

部分词作多写其理想抱负或登临怀古之情，如《朝中措·平山堂》：

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

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欧阳修曾在庆历八年（1048）知扬州，在州西北蜀冈上建平山堂，植柳。后调任开封，于至和三年（1056）送友人刘敞赴扬州任职，此为赠别这作。词中着塑造的“挥毫万字，一饮千钟”的豪爽太守，“山色有无中”的疏朗景色，形成一种清峻的风格，洗脱了晚唐五代词的缠绵情调，具有创新意义。 欧阳修的词大部分写得文雅优美，但也有吸收民歌养分，写得通俗率真的词作，如《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全词语言浅白如同白语，而构思巧妙。它采用多层次的对比手法：今与昔、闹与静、悲与欢，层层深人地表现了主人公复杂微妙的怀人之情。其中“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境界优美，成为传诵的名句。

欧阳修的词以刚柔兼备、雅俗共赏，为人们所喜爱。他的深婉清丽的言情词影响了秦观、李清照等婉约派词家，他的疏朗清隽的言志词则为后来苏拭一派的豪放词开了先路，承上启下之功，诚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