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访谈研究

女性主义访谈研究

使用半结构式访谈调查已成为女性主义（研究）者为使其研究对象积极参与，以便获得有关她们生活的信息资料的主要方式。

为何女性主义研究者对访谈感兴趣 ?

半结构式访谈或非结构式访谈调查方式重视参与者的自由交谈，是一种定性的信息收集方法。它既有别于民族志调查方法---因为研究者不必长期参与被访者的生活中的活动；又有别于问卷调查或结构式访谈---因为它能捕捉到访谈中研究者和被访者之间的即兴互动。是否给予被访者详细阐明问题或讨论的机会，是区分访谈调查和问卷调查的标志之一。开放式的访谈研究探究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并允许研究者提出自己的理论。在这个角度上，它对旨在验证假设的定量封闭式访谈研究做出了补充。女性主义研究者Patricia Sexton在她对女性医护人员的研究中强调了研究方法间的这种差异：

不幸的是，大量关于“工作和对工作的不满”的统计数字和推论很难让我们真正理

解妇女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情况， 以及她们如何对待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因此就很需

要获得其个人资料：医护人员个人或群体生活写真、其真实状况的片断， 其言谈观点

——这些都是她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内容。为获取这类材料，我试图获取大堆的有关

其工作生活的统计数字与理论，具体方法是询问她们：你是谁？干什么工作？哪些问题

困扰着你？你希望你所属的工会或妇女运动为你做什么？

女性主义伦理学家Janice Raymond也偏好“提供开放式问题的半结构访谈研究”，因其“在最大限度提供了研究发现和描述”。半结构访谈研究常以社会学家Barney Glaser和Anselm Strauss 所开发的关于数据分析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为基础，该理论以归纳法来分析数据。

开放式访谈研究得出的非标准化的信息使得研究者能充分利用人和人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研究。 比如，心理学家Rae Andre报告，在她对29个家庭妇女和1个主持家务的男子进行的研究中，对于不同的具体问题的回答数分布在12至30之间。这一结果的产生是来自他们的知识程度之差异，或是因为这些有酬受访者不愿意去深究那些似乎令他们感到不快的问题。

有一次，一名访问者过于沉浸于被访者的故事中以至于忘了提问题。在其他一些时候，访问者决定打断对方，插问某个问题。时间紧，还常常不可避免地被打断，这也是访问者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访谈有时只得在被访者卧室里进行，坐在床上谈（但即使如此，访谈也还是会被打断）。

Rae Andre未因为访谈中产生的此种偏差而将得到的信息看作是低质量的；她认为这是源于现实的有价值的反应：

如果原本进行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根据我们的抽样访谈推断出所有人的情况，或者是为了

在个人的看法之间进行比较，这些访谈中出现不规则情形就会显示出我们方法上有问题。而事实上，我们这个项目只是为了尽可能多地记录家庭主妇和“家庭主夫”可能持有的

各种观点和价值观而已，而在项目的设计中，我们就感到被访对象，访问方式和场合的

多样性是有益的。

很幸运，她的助手们在报告访谈过程时没有隐瞒访谈中遇到的这些偏差情形。

对于那些行为为研究者所厌恶的研究对象，女性主义研究者们也采取了这种开放式的访谈法。以Diana Scully的对性行为和女性的看法的研究为例。她调查了114名因对成年妇女或二十岁以下的女孩施暴，分别被囚于弗吉尼亚的七个一级或二级监狱中的强奸犯，这些人都自愿参与这项研究。“向他们提供的问卷长达89页，其中包括……30页开放式的问题，意在深入了解他们对自己、对自己的罪行及对受害者的看法。”

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偏爱访谈方式，除了是出于那些主张定性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反对实证主义批评的贡献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如下原因：访谈方式向研究者们提供了让对象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研究者的语言来讲述自己的想法，观点以及对往事的回忆的途径。就对妇女的研究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以这种方式去了解妇女可以矫正对几个世纪以来对妇女的种种想法的完全忽视、或一向让男人作为妇女代言人的做法。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在这方面尽了全力，她们/他们仔细记下妇女们的话并对其进行精心分析。比如，Mary Belenky及其同仁采用了“深访/个案研究法”来研究妇女的认知情况。虽然她们/他们也用了一些目的在于检验先前的研究结果的（封闭式的）问题，但其余问题都是开放的。

因为较之检验我们先前的假设是否正确这一点,我们更想听听妇女会用自己的话说些什

么,尤其是因为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有一些处于弱势的被遗忘了的妇女, 很难得有学者来

了解研究这部分妇女的认知学习，身份转换，以及道德观念等情况。我们采用归纳法, 倾

听妇女的心声和想法，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自己开始听到那些从未被人听到过的和想像

到过的声音。

出于这一目标，研究者们遵循了以下模式：

每一场访谈都以如下问题开场：“回顾往事，对你来说近几年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逐步过渡到以调查对象自己的生活足迹来提出一些关于诸如个人形象、重要关系、

教育与学习、现实生活中的选择决定、道德问题上的两难境地、个人变化和成长方面的

叙述、感受到的促使变化产生的因素及阻碍成长的因素、对未来的看法，等等。我们提

问时尽量使问题范围广阔，但能被各个层次的对象所理解，我们希望所有的被访对象，

包括文化程度较低的和反应较慢的女性，都能用自己的话作答而不会感到回答问题力不

从心。

另一方面，新西兰社会学家Bev James则提出，访谈时光使用语言是不够的，“除了用语言，还应辅以非语言交流，因为＂处于较低阶层的妇女，其痛苦和不满常常不能通过语言清楚表达，而却能通过发笑等初级方式来表达。

其他一些女性主义思想家则强调访谈对于访问者的重要性，认为半结构访谈尤其适用于女性研究者。去询问人家怎样想怎么感觉，这是女性擅长的事，至少在当今西方社会是如此。美国老年学家Kathy Charmaz 认为，访谈有赖于传统的“女性角色”技巧——“一种被动的、开放的、接受的、理解的方式……了解对方的感觉并作出反应，而且能谈论敏感话题而不会使对方受到惊吓”。但是社会学家Rosanna Hertz 对于这一模式对研究过程产生的影响表示关注。在对双方都有职业的夫妻进行

的访谈报告结尾， 她写道：

我问他们对事情的感觉时，女方往往愿意娓娓道来，而男方往往只是简短作答或表示从

未考虑过他们是怎么感受的。不知是否因为我自己是个女人，对人们行为时的感受比较

关心，导致我多多少少对女人对这些感受的表达能力强于男人这一点多少有些敏感。

访谈法也符合很多女性既要避免控制他人, 又能同他人建立起一种联系的兴趣。这种避免对研究对象产生控制的主张体现在Hilary Graham关于使对象“积极参与”和“就其生活构建信息资料”的理念中，也体现在Robin Gregg决定允许研究对象采用假名的做法上。以上提到的Bev James 将女性主义观点用于深访，小组讨论， 以及参与观察中。她试图既建立起与被访者间的联系而同时又避免“研究对象对研究者产生疏离”。同样，小组讨论使研究对象能在研究项目中发挥较大的能动性，这一点符合她“开发更加平等的研究方法”的女性主义思想。

一些采用深谈形式的女性主义者称其方式为“现象学的访谈”，即谈话由谈论自己生活经历的研究对象掌握主动权，几乎用不着事先准备访问题目。Margarete Sandelowski和Christine Pollock 对妇女的不育经历进行了一番现象学方式的研究，“我们试图理解：对于自认为不能够或曾经不能够受孕怀孩子的女人而言，不育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她们这项研究中“头几次访谈时，除了‘告诉我，在你想要孩子的时候却怀不上孩子会有什么感觉？’这一问题以外，没有事先准备任何其他问题。”在项目进行的第二阶段，研究者们讨论她们对前一阶段对研究对象访谈内容的理解。第二阶段的目的在于：

理清原始访谈所获信息资料，确保它们的有效性……以对前段所获资料的分析得出的主

题为基础，研究者将这些主题综合之后，拿来询问被访者：看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她们

自己不育的具体情况。 所得到的结果会被加以分析并包含在最终的报告里。

Christine Webb对子宫切除术后恢复健康的妇女进行的访谈研究也有效使用了这种 “以妇女的经历引导”的女性主义和现象学方法，不过她还做了些补充。她希望“描述妇女接受这种手术的经历和她们对接受这种手术的看法，并把重点放在她们想获得的有助于其接受这个过程的信息上。”女性主义现象学访谈方式既要求被访者有语言表达能力和反应力，又要求访问者有克制和倾听的技能。

社会学家Pauline Bart和Patricia O’Brien解释说，仔细倾听能引导访问者在访谈过程中提出新的问题。 这样就能使访问者、研究本身紧跟被访者走。他们曾调查过94名18岁及以上的女性，其中遭人强奸者43人，对方未遂者51人，用的是人口统计变量、非结构式和半结构式访问三者相结合的方法。对这些研究者而言， 最重要的是他们决定在新主题出现时将其与原先的问题结合起来：

由于研究具有探索的性质，当出乎研究者事前预料的新话题冒出来的时候，新问题就要

跟上；比如，关于乱伦，对儿童性侵犯，及女性生活中的其他暴力问题，还有关于她们

是更在乎自己别被杀致残，还是更在乎自己别被强奸之类的问题。

研究者越仔细地倾听女性的声音，得到的关于强奸和反抗的资料就越多越相近，越真实。

女性主义访谈的广泛性和差异性

已进行过的女性主义访谈，其主题广泛而多样，包括家务，怎样做母亲，宗教体验，暴力经历，性虐待，性骚扰，对幽闭症的感受，对堕胎和育儿方式的选择，等等。由此，女性主义访谈的多样化是显而易见的。访谈的具体细节也大大不同。对于每一项访谈，访谈者都必须考虑访谈的时间长度、次数、问题的个数和序列、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还是两相结合、被访者是否有机会向访问者提问、访谈是否要标准化、以及在一些具体主体上的道德尺度。

其他实际细节的差异也很大——访谈在何处进行、由谁起决定主导、用什么方式记录（笔记、复选框、录音或录像）？是由主要研究者还是由受雇的访问员来主持访谈？该由受雇的访问员还是被访者来对资料进行分析？谈话时面对面进行还是电话进行？都该有什么人参加？是对单个人还是对一群人进行访问？在谈之前就让访问者和被访者互相认识是否合适？是否能给被访者看研究结果并对其表述加以修改？

对这些问题，女性主义调查者的回答各种各样。甚至在如何称呼访问者和被访者这个问题上都达不成一致。访谈是否就是交谈？被访者是参与者、研究对象还是信息提供者？种种差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女性主义研究方法既植根于主流研究原则，又对后者有某种抗拒。使用“参与者”这样的非传统术语来替代“研究对象”是个信号，表明研究者是在女性主义框架中操作，而这个框架有定义和重新命名的权力。避开标准化模式能使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而非方法——推动研究的进展，同时也鼓励创造性。

历史的根基

在历史上，女性主义研究者以访谈方式来达到社会改革目的。比如，Helen Stuart Campbell（1839-1918）对糖果店的女店员和她们的男同事进行了观察，完成了访谈，并将她获得的统计数据写入了她《贫穷的囚徒》、《海外的贫穷囚徒》和《挣钱的妇女》几本书中。为把自己的书介绍给更广泛的大众，她把自己的发现写成故事或传说的形式。当代史学家Alice Kessler-Harris称这些故事“吸引了民众的注意”。以下是Helen Campbell 对一个男性工厂主的访谈报告的节选，体现了她把一般原则和原话引用相结合的风格。

“很糟糕，不错，我知道这很糟糕，”一个手下有许多女工的雇主如是说，而他的话很

有代表性，“但不能怪我们，我们并不想压榨她们。是制度的错。我们是这个制度的牺

牲品。竞争越来越激烈，人是比不过机器的——这一点我早就清楚了——所以，这些女

工当然就得承担这一局面。”

Helen Campbell的调查揭示：管理人员看重妇女的“驯服”，而她认为“驯服”就是“容易受伤害”。

美国社会学家Mirra Komarovsky长期以来一直是以女性主义为主题的访谈研究的支持者，从她早期就大萧条时期的失业对家庭生活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到最近对女大学生社会心理发展的研究都是如此。其研究著作《南方的母亲们》的主题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南方的女佃农，其中有一章是讨论方法论的。她把自己称为“来访者”（the visitor），解释自己如何在女佃农中选择研究对象，如何引导具有探索性质的访谈。她强调双方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并发现“如果访者事先知道对方的姓名，就比较容易建立友好关系”。这位“来访者”在１６个月的时间里反复地拜访了许多身为农场佃农的母亲：

来访者……自我介绍来自Chapel Hill, 是Mrs. Hagood，说明她对农村妇女和她们在抚养孩子方面遇到的问题感兴趣，再问她是否可以作一会儿客。见她这么友好……对方常常未等

她详细解释那么多就请她进屋坐了。

对话一开始所涉及的通常是与对方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即有关孩子或工作。有些问题

是直截了当地向对方提出，比如：“有几个孩子？”“身体好吗？”等。但总的来说，是尽量避免直接发问。如果想要了解的是对方对某些事的态度，那么就要拐弯抹角，调查者要尽可能保持一种友好的，聊天式的“做客”的语气。

在北卡罗来纳一开始所作的几次访问当时都没做笔记，但事后立刻尽多尽快地补记了，

因而谈话中的大部分内容事实上是忠实地记下来了。尽管访问模型长约一个半小时，但实际访谈历时从半小时到四小时不等。研究者有机会与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单独地交谈，其余的时候有孩子、丈夫、亲戚或邻居在场。

当代女性主义访问者多会像Margaret Hagood那样，报告访谈中是否有其他人在场，访谈内容是否忠实地被纪录下来，访谈耗时多长，以及研究者如何致力于建立友好关系。

女研究者对女性的访谈

要想在社会研究项目中了解一个妇女，可能就有必要由女性来主持对她的访谈。Dale Spender 和其他人认为这种女-女形式有别于有男有女的谈话。美国社会学家Marjorie DeVault就将她的访谈建立在这种女性之间的交谈所具有的增强参与者自我表现意识和潜在兴趣基础上。她解释说，使用妇女所熟悉的话题（如烧饭做菜）而非反映男人们的活动或用语的话题，其重要性源于社会科学。常以妇女为访谈对象的女性主义研究者讨论的话题不是典型的公众话题或学术话题，而是些“无名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避免为被访者的经历简单归类定性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女人的仔细倾听会使另一个女人的观点得以建立和拓展，并以自己的语言充分表达出来。对此美国心理学家Stephanie Riger认为：

正如美国文化的特征，传统的研究方式强调客观、有效、个别进行、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距离……现在让我们把双方之间的有效联系和沟通也视作了解研究对象的途径，把这些囊括到我们的标准和工作实践中去。

Rosemary Barrington和Alison Gray用这种方式调查了100个新西兰妇女，了解社会阶层、同伴、她们在其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对她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由于采用了“半结构式的深访，又仔细倾听了对方的态度和感觉——通常社会调查所不能获取到的不可量化的信息”，她们抓住了女性谈话中的“微妙之处”，比如犹豫不决所传达的信息。在她们看来，非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这些细节是微不足道的。

获得谈话中这些细节的方法之一，是让被访对象主导访谈，这就意味着把访谈重心放在对被访者的理解而不是预定问题的回答上。Mona Harrington和Nadya Aisenberg这样解释她们对37名“越轨”女学者的调查方式：

由于一开始并不了解她们每个人相关经历的具体情况，我们没有用提问来引导访谈，相反

我们一开始只是了解一些泛泛的情况，让对方作出的反应来决定话题的先后顺序，在每个

话题上谈论多长时间，并临时决定需要添加什么问题。

由被访者引导的访谈需要访问者在整个过程中专心倾听，而且还必须相信对方会把谈话引向大有收获的结果。

对妇女进行访谈的女性主义者,如英国的社会科学家Susan Yeandle，认为人是"十足的个体，而

不是装在盒子里的一群"。她报告说她的64个访谈对象需要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她觉得访谈使她认识到了女人的人性，因而她尽力以一种能使读者获得同感的方式把它写出来。她使用了在书的末尾附上那些能反映"工人们的老婆"实际情况的那些故事，以作为对书中提出的观点的支持，并用以“提醒人们：这项研究所涉及的每个妇女都有其独立个性。

Susan Yeandle在对与被访者反应相关的研究方法——很多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讨论中解释了女性主义者的研究方法如何影响其对问题的选择和其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以女性工作为题的现有文献做出女性主义社会学方面的具体贡献”意味着她要找到这些妇女之间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引导她“不使用高度结构化了的访谈和限定性的问题（后者在少数特定情况下除外）”。她还想方设法使每个女子在访谈中放松不紧张，就如Margaret Hagood 所做的那样。每次访谈，她一开始都问些关于人口统计的标准化问题，如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家庭组成情况等等。接着她用录音带记录下她们的谈话：首先是询问有关对方的现有工作的问题。这一部分包括一些限定性的问题，旨在了解对方对报酬和工作环境的看法。Susan Yeandle认为访谈以这种形式开头对于资料收集和资料本身的作用都很重要：

因为这样的开头“打破了坚冰”，使受访妇女放松，谈起自己的情况。所问的所有问题都能引导对方谈自己熟悉了解的事，从而就会使对方感觉自然不紧张，让她们相信这次访谈是与她们个人有关的。

在制造出一种使被访者感觉自己了解情况的氛围之后，她就鼓励她们给她讲其人生故事，而且用“自己的方式讲（而不是使用限制性和僵硬的询问去限制她们的叙述，因为这很有可能起阻碍作用并使对方感觉困惑）”:

女性受访者们……总是被鼓励"离题"去详细讲述她们个人生活历史中的细节和工作经历中的轶事，很多重要资料就是以这种方式获得。要给对方机会去谈在复杂的人生经历中，她们是如何在从业方面得到发展进步和做出决定的。这样做避免了由我提出的问题所组成的框架，使被访者关于个人历史的讲述被添油加醋、歪曲理解的危险。……（在被访者认为）谈完了关于职业话题之后，我就再补充提一些其他问题，以对我尚不清楚的内容进行确认。

显然，Susan Yeandle对访谈中的“离题”资料和“核心信息”同样看中，并且让被访者来确定什么时候结束访谈。在询问了对方对于立法问题的有关看法之后，她进行了被她称之为"可靠性检测"的步骤，即要求对方按年代顺序回顾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事件。对她来说，确认对方的叙述可靠与否和倾听对方讲述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访谈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采用这种由被访者主导访谈的做法，因而，就同一个研究项目而言，个案访谈时间的长短也会大大不同。例如，据Margaret Gordon 和 Stephanie Riger报告，在她们开展的项目中，“访谈在大多数情况下用约90～100分钟完成，但也有持续长达3小时的。”类似的情况发生在Naomi Gerstel和Catherine Riessman报告的一项旨在了解离婚后双方关系的研究中。这一项目有三个访问者（上述两名女性以及Larry O'Brien,后者当时为研究生），调查了“女性和男性各52名„„访问提纲部分使用封闭题，部分使用开放题。访谈耗时从两小时到七小时不等，平均为三小时”。

尽管有这种对访问者和被访者双方互相理解的关注，但以女性主义访谈为基本研究方式的项目并不能确保被访者就不会在访谈中被误解和遭反驳。例如Catherine Riessman就指出，女性要相互理

解，就得有共同的文化品位。更明白地说，就是“仅仅性别一致并不够”。英国社会心理学家Susan Condor也持同样看法，她失望地发现，虽然使用了开放式的问卷，她也无法同那些“传统的，对现有的男人角色和女人角色予以认同的妇女”引起共鸣。尽管她努力去“以她们自己的方式理解她们”，但她发现“即使从女性主义角度去看个人和社会事件„„仍有可能„„助长将我们的研究对象“客体化”的倾向——而这一倾向是女性主义所强烈反对的。她的项目因而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容易了解一部分女性而不易了解另一些？——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反映了这样一个更为一般化的总原则：一个研究者身份认同的方方面面会减弱或者强化其对被访者的共鸣。这一点在需要互动的民族志研究和访谈研究中可能便显得比在无需双方共鸣的问卷调查和实验法研究中更重要。幸好像上述Susan Yeandle和Kristin Luker这样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坦率地提出了这一点，解释研究过程如何改变了她们对那些她们原本不怎么认同的妇女的看法。

朋友？陌生人？两者皆非？兼而有之？

与主流访谈方式和女性主义访谈方式这两者都有关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是：研究者在研究中是以被访者的朋友的面目出现有益还是以陌生人的面貌出现有益。Denise Segura根据她自己在一个西卡诺人（Chicano）群体进行的深入的访谈研究，著文谈论在访谈之前双方建立起亲密关系的必要性。在她进行访谈之前的五年中，她:

作为一名初中老师熟悉了当地奇卡诺和墨西哥人的群体；作为一个母亲熟悉了一个托儿中心的孩子们，而这些孩子的父母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向她提供资料的人。除此之外，还带给很多雇工车间……所有这些活动都有助于在这一群体中建立自己的信用。这种信用是很重要的，因为西卡诺和墨西哥血统的妇女可能不愿意接受研究因为移民事务官员和其他公共事务工作人员已经对她们进行过抱有敌意的研究……还有一点，如果研究者不是陌生人，而是她们社会网络中的熟人，她们在谈话过程中就会感到更自在。最后一点是，如果研究者为这个群体所熟悉并在研究中又融入了这个群体，访谈所取得的信息资料质量就会得到保证，可靠性就会增强。

这种熟悉感，除了便于她去接近她想研究的女性，还能使她的访谈“比陌生人进行的访谈更简短而重点更突出。”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社会学家Mary K.Zimmerman在其以访谈为基础的关于堕胎的研究著作后的方法论附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女人为什么自愿接受像她这样的访问？她给出的答案是:因为访问者和被访者互不认识！

访问者是个陌生人——不是被访妇女圈子里的人，而且今后也不太会再被后者见到。她还是个专业人员，不会去和另外的什么人议论这次访谈。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可能使受访者感觉到能谈谈自己最私密的生活和感受，而且感到比较放松自然。

在对当代妇女运动的起源所做的研究的第一阶段，Sara Evans描述了一种“认识的陌生人”的状态，这是一种处于Denise Segura的“以朋友身份出现的访问者”和Mary Zimmerman的“作为陌生人出现的访问者”之间的状态。她知道自己南方人、白人、活动家、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有利于她获得对对方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她努力避免把自己的经历去当作对方的经历（即把自传作为历史），避免问对方一些向其观点挑战的问题。

幸运的是，在开始那次研究之前，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后来的被研究者中的多数人，而且这里所述的那些主要事件发生时，我也不在场……不过我在很多次访谈中与被访者建立了

融洽关系，这部分是因为我和对方都相信，我在此前的研究再加上我的个人经历能让我理

解对方所不得不以一种“局外人”理解不了的方式叙述的事情。

在某种意义上，她既是陌生人又是朋友。

Michelle Fine又节外生枝，提出抓住机会去研究别人，这样做是否道德的伦理问题。作为一家医院急诊室的强奸事件顾问，她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对于“凑巧收集到的资料”，我们该怎么处理的问题。她既不是朋友又不是陌生人，她是个顾问。而在写书的过程中，她是个反思的研究者。Michelle Fine是这么解决这个伦理难题的：她继续对交谈的记录进行分析，同时向访谈对象许诺对内容保密不外传。女性主义研究研究很看重伦理问题，因为女性主义者竭尽全力去避免对妇女进行没完没了的探究。

相信被访者，也为其所信任

1981年英国社会学家Ann Oakley指出，在要求客观性的“科学的”访谈和要求坦率直言，全身心投入及建立一种潜在的长期关系的女性主义研究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她提倡一种新型的女性主义访谈方式，这种方式旨在使双方亲密相待，被访者袒露心迹，研究方“信任被访者”。提出这一新模式就是提倡承诺加平等这种女性主义伦理，而这正有悖于提倡超然及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角色区分的科学伦理。虽然这后者观念中的一部分对非女性主义者所做的访谈和民族志研究起到了指导作用，Ann Oakley认为应该开发一种新的访谈模式，来替换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模式。

根据这些观点，Ann Oakley于1985年再版了她1974年对家务社会学所做的研究时加了个序言，批评了自己过去的方法，说她原来的“研究„„是在一种具体的环境之中进行的，这种学术环境强调社会科学家的作用是收集和分析客观的能被正式的数据”。她回顾说，这就意味着“仅仅把受访妇女看作数据提供者”。她觉得，尽管这种客观化是科学所要求的，但还是应该“被女性主义者放弃„„因为它破坏了主观性在社会经验描画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意义”。她认为女性主义访谈包含了访问者对建立双方之间关系的承诺，以及被访者诚意参与的承诺。在她的另一项研究中，她的被访者中有超过三分之一在四年之后还和她保持着联系：“其中有四人成了我的密友，有几个我有时会去拜访，其余的人在碰到诸如又生了一个孩子之类的事时会写信或打电话告诉我”。可以想见这些女性是因为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人而不是“数据提供者”，才成为研究者的朋友的。也许，有人倾听被人尊重导致了这种“纽带”的形成。

对于“相信受访者”这个看法，人们是有争议的，这是因为社会交往中的典型的互动反应包括一定量的欺骗，又因为科学是以怀疑为基础的。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把相信被访者这一点重新解释为一种实用主义而坚定的女性主义方式。具体来说，一个受到研究者信任的被访者可能会反过来信任对方并随之可能会袒露“真言”。Emily Abel在其对20名高校女性教职员工的研究报告中提出了采取这一态度的重要性：这些女性

控告校方有性别歧视……我接受了她们所谈的经历，但并没有试图去评估对于那些她们

正在孜孜以求的工作或者晋升位臵，她们是不是真正够格。将她们和男性同事做比较，

从而对她们是否够格作出评价是不可能的事。再说，有关学术界妇女地位的统计数字也

显示：尽管就某个女性个人而言可能会不合格，但是歧视女性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在这一个案中，研究者能对被访妇女所述采取相信的态度，部分是出于她对于女性知识界的了解。她对被访者言谈的接受鼓励了被访者把方方面面的观点都向她吐露。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女性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会听信她们研究的女性。

这里有一个相反的个案：社会学家Margaret Andersen不相信她所访问的女性对象：“20名女性，都是一个南方小城的‘新移民’俱乐部的成员或他们的妻子„„一般情况„„25～40岁之间„„受教育程度高，政治上属自由人士，多数不（离家外出）工作”，她们说自己作为女性生活得很幸福，之所以支持女性主义，只是因为女性主义提出了职业领域中的性别歧视问题。Margaret Andersen写道：实际上，她们受到“虚假意识”的影响。作为对她的文章的回应，

这些妇女组织了一次集体反驳……她们在信中坚决地维护她们的立场，并极力指出，不

管社会学家们怎样说，像她们这样的女性是能够从妻子、母亲、自愿者的角色中得到满

足感的，她们在信中描述自己对社区对家庭做出的贡献……她们还在信的另一部分中声

称，该文作者是因为嫉妒她们的经济资源，才来强调她们生活状况的物质基础。

Margaret Andersen在看了这封回击的信之后，对这些女性采取了一种新的接受视角，这使她能以一种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这些妇女来说都较为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解释她们的观点：

（如果）研究者假设这些妇女的说法是言不由衷，那就是把她们看作是占领不下的一块阵

地上的一群人，不会去相信她们所叙述的内容。对此，一个较为恰当的研究策略是：不去

弄清她们所言之虚实，而是去弄清她们生活中的实际状况，以及这样的实际状况及这种状

况是何以产生她们所表述出的心满意足的。

在我看来，女性主义研究者在开始一个研究项目时，应该有去相信被访者的意愿，还应该询问对方是不是不信任她。这样，对于数据资料的分析也就成了是对其信任还是对其持否定态度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Margaret Andersen提出的问题。

对于女性主义访谈研究者而言，信任是个问题。社会学家Jessie Bernard记述了这样一个情况：融入一个意识觉醒的群体怎样迫使她认识到，如果她希望获得关于人们生活方面的资料，就必须先得到别人的信任。

1968年早些时候，我与一家名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地下出版社接触……我作出相当的

努力之后，受到邀请参加一个关于意识觉醒的会议，会上一个年轻妇女说我“威胁”她。

就我自己所知，当时我安静地坐在她们中间的地上，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赞成的意思，只

是表明我的客观学术身份，我不介入的立场，以及客观冷静的态度，但这些却引起了不

小的震动。这件事让我考虑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我的面对面研究方法以及我所遵循的原

则。

Pauline Bart在解释了她必须避免研究者这一角色，才能得到在一家女性主义者开设的非法堕胎所——“Jane”里工作的32名妇女的信任：

一开始，我所接近的这些女性不想接受访问，因为她们对专职人员和学术人员有反感。

然而，当她们后来了解到我曾经是芝加哥的一名女性主义活动家，而且并没有"专业态

度"（"妇女健康运动"将此视为一个贬义词）时，她们同意接受访谈。由于我没有获得

基金支持，她们断定我的研究并非受人指派进行的，因此可以信任我。

淡化自己的专业身份是女性主义研究者在研究对专职人员持不信任态度的对象时的一种选择。至于产生不信任感的其她原因（如种族主义），消除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为了促进信任的建立，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把自己说成是来学习的，来倾听的，而不是来“研究”的。比如，Audrey Bronstein说服自己降低了她自己所作的研究项目的学术层次，以便以更为平等的姿态去对待受访妇女：

我要向拉丁美洲的农妇了解她们认为其所经历的"发展"对她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不想"研究"她们，不想研究拉丁美洲的发展。我希望和她们这些身处一个 “大男子”农业社会的妇女，和这些难得公开谈论任何事情或发表意见——更别提公开谈论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由外来的及当地的发展机制带来的变化——的妇女说说话。

当女性主义访谈作为民族志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现的时候，研究者可能会推迟访谈，直到得到对方的信任才进行。澳大利亚社会学家Judy Wajeman在对一群过去有过工作，如今在管理一家新近倒闭的工厂的妇女进行研究时，就抱这样的态度。有五个月的时间，她白天全天在这家工厂干活，“天天晚上勤勉地记日记，把当天发生的事,进行过的对话全面记录下来”。但是她也需要“用访谈方式收集关于这些妇女及其丈夫的较为系统的资料”。当她自信能问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并与对方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了，她就开始使用半结构式问卷。这时，工厂正好因为放暑假而关闭，她就挨家挨户登门拜访这些女性。回想那些访谈，她认为是信任使这些妇女在她事先准备的问题之外又提出一些别的话题。

对于Hilary Graham而言，这一女性主义访谈伦理导致了“由资料提供者来建构的访谈”（她也将其称为陈述和自我调查），在这种访谈中，研究方让被访者了解到她将对方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关心。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和分析仍是研究者的特权"就显得不合适了。为避免这一点，Hilary Graham鼓励她的“资料提供者”讲述自己的故事：

故事中数据资料和诠释杂糅，故事的主线提供诠释的框架，而数据资料是建立在这个框架

上的。另外，所讲的故事标志着对方个人准备讲述的范围……这也是一种符合女性主义研

究项目的方式，该项目的目的是寻求了解女性真实的生活经历。

一些女性主义访问者在当对方社会地位较低时，会试图通过缩小双方地位差别的做法来取得对方的信任。对这些女性主义研究者而言，访谈需要双方都信任对方并对参与研究作出个人承诺。而当“被访者地位比她们高的时候”，她们又必须设法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可信度。在最后一章的结论中，我将重新评估集中针对访谈中可能出现的几种冲突上的承诺伦理。

帮助被访者

当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对等级社会中相对弱势群体进行研究时，有一种冲突经常会出现。比如在上文谈过Christine Webb从事过的子宫切除研究中。她解释说，如果女性主义研究者要搞一项妇女眼中的价值和利益的研究，她就可能会在访谈中被问到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同时，研究者接触女性对象的途径也常受到那些不愿让研究者打破现状的人们的监视。如果自己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女性主义研究者就可能会感到不得不放弃与其被访女性展开全面访谈的打算，以“保护”她的项目。Christine Webb发现，从一开始起，她所研究的那些女性就“抓住机会问„„直接了当的问题以了解

信息和她的建议”。尽管Christine Webb具有女性主义意识，但当被访者希望她提供资料，或在她们批判其他人时寻求她的支持时，她还是感到不能违背访问者要保持“中立”的原则。她的文章中部分摘录了访谈内容，以反映她作为一名护士和研究者对医生的感激之情，以及其“女性主义意识”两者之间存在的冲突：

问：她对你解释手术是怎么回事了吗？

答：说老实话，这个男人很傲慢，也没做什么准备。我吓得发呆。后来我又去了，真正吓得发呆，因为我没有如他所说那样去减掉他要求我减去的体重。我坐在床上等待，吓得发抖，直冒冷汗。这回换了医生。他告诉我一旦过了四十岁，身体就一定会走下坡路。这第二个医生人很好，他只说她要把卵巢给我留下，因为我需要它行经。其实这方面的事我不很懂。然后她就忙开了。我们就谁也不说话了。

如果研究者在面对这些女性做访谈时不断做出“嗯嗯”或“这很有趣”之类的反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挺为难的事，也不一定就能鼓励对方坦率地谈自己的经历……但我也认为，在访谈研究中与被访者共同来批评医院和批评医生是不合适的。

作为一个护士，一个经验丰富的研究者，我知道些对妇女有用的知识，但我感到自己的研究角色大受限制，因为一个护士必须在医生的领导下工作，不能用自己的治疗方法……如果我偏离了（和医院）签订的研究协议，向妇女们提供信息，继续进行这项研究的许可就会被取消……我只得到了去收集数据资料的许可，而并未得到允许向妇女们提供信息和建议，所以这些妇女就不可能从我这儿了解到有用的东西来帮助她们对付子宫切除和恢复中遇到的问题。

Christine Webb决定直面这一两难窘境，采取向着患者的立场：

我决定一开始就告诉妇女们，我把访谈看作信息的交流。我要问她们一些问题，但她们在访谈中也应该随时就自己想知道的事提问，而我则应当根据自己的护士经历和在以前的研究中学到的知识，尽量地回答。尽管这意味着我不是在对这些妇女“打破砂锅问到底”，但仅此远远不够。我作为一名“专家”，能接触到比她们多的信息；我感到将这些信息保密，不让她们了解情况是不公平的。所以，每当访谈中我意识到对方有需求，或一有机会，我就向她们提供信息和建议。其结果是有时我谈得比她们还要多，但这似乎是我采取的决定的必然结果。

Christine Webb对于"我站在哪一边"这个两难问题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意味着对她自己的生活的曝光。相应的，被访者采取了向着研究者的立场！

一旦当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事情就很清楚：只要有利于让她们知道我能理解她们的感情，或者只要能确证我和她们所说的情况，我就应该将自己作为一个妇科病人的经历与她们分享……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得到了如何面对自己处境的建议，当我再次碰到这些妇女们时，她们问我感觉如何。

在我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继续进行访谈时，我更加坚信事实上我别无选择。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采取目前这种方式，与妇女们建立亲密关系，在研究中注入我的主观性，从而深入而丰富地了解到她们的感情和经历；一是此项目进行不下去，很快就不得不中止。我女性主义研究的意识提高了，也进一步感受到妇女的孤独感，以及面对子宫切除术的知识匮乏和缺乏资源。这一切既对我的研究实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也对我的护士职业实践产生了长期影响。我觉得自己对这些妇女应该

承担责任，即使这么做要冒着遭到医生反对的危险，但我觉得冒这个险值得。

这样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使得Christine Webb看到了在护理领域进行女性主义访谈研究的巨大潜力：

护士在接触病人时采取一种情感、经历和信息分享的平等态度，就能给病人以更好照料，因为护士因此能更了解病人的感受，问题及需求。和病人共同努力可以提高护士与所有病人——尤其是女病人——医权主导的意识。

当研究对象属于同一个社会体系而不是具有共同特点的一群人时，你会看到“你站在哪一边？”这个问题的另一面。Janice Raymond对变性者社会体系进行了研究，她的访谈对象是：15个变性者（其中13个是由男转女）及研究易性现象和从事易性治疗的专业人员。她还“对下述人员进行了访谈：改性研究和治疗领域的很多活跃人物，„„性别鉴别诊所有关人员，„„一家资助了大量易性研究和易性活动的机构，„„活跃在易性治疗领域和从事有关方面的私人咨询的几个医生和顾问”。对这些角色相互交织人们的访谈使她从整体上了解了“变性帝国”，从而使她采取了一种较为复杂的支持立场。

研究者的自我披露

一些研究，其中包括先前讨论过的，如Christine Webb对妇科病患者所做的研究，认为研究方在访谈中进行自我披露是一种很好的女性主义方法。比如Elissa Melarmed报告说在她对衰老进行研究时，在她告诉被访对象她自己也怕衰老之前，那些被访妇女都否认害怕衰老。研究者Ann Bristow和Jody Esper告诉那些有可能成为其访谈对象的女性，她们之中有一个人曾遭强奸。她们发现这一披露使这些妇女放松下来。

她（自愿受访者）在开始诉说自己的经历之前做了这样的开场白：“你们会认为我神经不

那么正常，但是……”。一位女性（研究者）回答她说自己也经历过强奸未遂，也抱有和她同样的恐惧，并且告诉她很多其他受访女性也表达了相似的恐惧。这名女子才放下心来。

这个项目的研究者们把她们所采取的访谈新模式称为“真正的对话”而不是单方面的“询问”。研究者的自我披露使项目的参与者（研究对象）成为“合作研究者”，并因而启动了“真正的对话”。

由社会工作研究者Marti Bombyk, Mary Bricker-Jenkins和Marilyn Wedenoja合写的一篇论文却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她们的项目是“以电话形式对29位社会和人文服务工作者进行了探索性半结构式访谈”，这29人都是女性主义观念的实践者。作为被访者中的一位，Marilyn Wedenoja报告说研究者的自我披露让她感到束缚：

她让我了解她的情况（她从哪里来，过去干了些什么，有些什么观点）会在我内心引发自

省过程，我开始以她来对照自己，然后就根据我所获得的对她的了解来猜测她希望我说些什么，不想听我说些什么。……她之所以向我介绍她自己……是希望我们之间达成一种平等关系的手法：我告诉她我的情况，她也告诉我她的情况，其实与其说我需要了解她的情况，不如说她需要自我披露（这种方法）。在访谈的最初阶段，我感觉自己首先需要时间来适应参与者这个角色，而不是要追求双方互相间的互动共享。

幸运的是，这位受访者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来访者：

我一旦谈出自己关切的问题……就能影响访谈的进行，这一点使我产生安全感信任感。她

（访问者）对我所说的做出反应，而且在访谈中利用一些时间以反馈的形式推动了访谈的进行。这一做法营造了一种有利于自省和自我披露的气氛。随着访谈的深入，我很高兴对Mary有了更多了解，并就一些话题和她对话。……于是我开始明白：如此（密切）的关系在像我们这样初识状态下“立刻”就能建立起来的想法——而有些女性主义研究指南似乎就是这么暗示的——是不现实的。事实上，这种关系的建立需要一个发展过程，而且需要对参与访谈的个人的具体需求和关心的问题予以适应。

两个访问者之一的Mary Bricker-Jenkins这样写道：“得益于互相之间的反馈„„我学会了‘调节’自身作出反应的‘步调’，以观察对方是否有更多了解我的愿望。”她同意Marilyn Wedenoja的以下观点：研究者自我披露的时机选择是这么做是否有效的关键所在。

美国社会学家James Ptacek采用一些人谈自己暴力行为的记录，加上研究者所做的自我披露及对方对此的反应，报告了根据对18个滥用暴力的男子所做的访谈进行的研究，是“试图系统地去收集有暴力行为者对殴打妻子的看法的证据，并取得成功的少数几个例子之一”。他这篇论文被载入一本女性主义文集，在文章中他强调了女性主义视角的价值，包括向受访者作自我披露的价值。我在这里以第一人称单数对他的文章作了改写，以期和传统上用来表现这一内容的第三人称和被动态写法做出区别，以表现他是如何把自己的价值观告诉受访者的：

我开始着手对殴打妻子的研究是因为将其视为对反对男人统治妇女的社会行动的一种贡

献。在进研究生院之前，我就和波士顿的Emerge组织有来往。在研究生院期间，我继续和它保持联系，以小组顾问，演说家，训练者和研究者的身份为这一组织工作。Emerge以政治术语来为殴打妻子行为下定义，并从妇女运动的角度对其作出分析；而我则以活动家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参与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这一问题。

进行自我披露的研究者是在重塑研究者的角色，这一做法使其自我参与达到最大限度，但也因为自我披露的内容和自我披露这一做法而增大了受到批评的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接受受访者的反馈使自我披露的研究者得以经常地矫正访谈进程。比如，美国社会学家，自己身为离婚母亲的Terry Arendell对离婚之后一段时间内的母亲进行了研究。她把与此有关的访谈称为“部分结构式的个人对话”，认为自己和受访的妇女情况类似，这有益于在她们之间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同时，倾听别人的故事能向研究者提供不同情形的案例，以避免她仅仅以自己的经验去概括认定别人的情况。Ann Bristow和Jody Esper在以强奸为内容的研究中就碰到了这种情况：

我们的研究始于和一些强奸幸免者进行接触和进行非正式的讨论，讨论内容是我们共同的

遭遇强奸的经历。我们坐在那儿倾听一桩桩个案，意识到其中有的和我们自己的经历相仿，有的却不同。从这些以及其后的对话中获得的资料被用在了我们访谈提纲的初稿及后来的访谈计划修正稿中。如果我们当初不愿听或不能听到这些女性讲她们自己的经历，那么我们最终的访谈计划及与其相关的资料至少会是不完全的，甚至可能是一篇充满偏见的学术词藻的堆砌而已。

很明显，就访问者-受访者的关系和自我披露而言，是不存在单一的女性主义观点的。这意味着一种对现象的各种可能性进行解读的开放性。

来自访谈的压力

在访谈中力求投入这一伦理使女性主义访谈者面临压力，在研究遭受创伤的妇女时尤其如此。社会学家Becky Thompson在对存在“进食困难”的女性进行研究时写道：压力在研究过程中的不同阶段都有可能发生，包括发生在访谈中：

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倾听的时候力图逃避对方所经历的痛苦。在这些受访妇女之中，很多

人遭受了包括长期贫困、性虐待、严重的暴力行为等感情上和生理上的折磨。我试图逃避其叙述的痛苦的一种方法是打断她们的叙述，对她们说诸如“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之类的话……访谈对采访者产生的心理效应使用女性主义访谈技巧时所遇到的两难境地……（我得分辨）访谈中什么时候给予对方适当回应会对对方是一种支持，什么时候又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对对方讲述的尊重的唯一表现也许是坐在那里痛苦地倾听。坐在那里抱有同情地静听很累人，在这之后我常常感到自己筋疲力尽。我也注意到，我一面听一面当即产生的宽慰对方的欲望其实表明我想避开她们的痛苦，想要有人来宽慰我自己……有时我不得不提醒自己：这些女性之所以能这样回溯她们的创伤故事，这表明她已经从最大的不幸中熬过来了。

压力也存在于这一研究项目后来的阶段中：

在整理每个妇女的陈述时,我感到自己似乎还处于采访过程中：我能看到她们的脸，听到

她们的感叹和痛苦。……在对访谈进行分析时，我也体验到这些妇女在受重创之后所形成的一些保护性反应。比如，我几乎能在访谈结束之后就一字不漏地把对方的经历重述一遍，一连两三天我都会满脑子受访者的痛苦遭遇而弄得自己很难受……有时我发现自己在记忆中篡改她们所讲的事，试图减轻她们所受的虐待程度……在整理访谈内容时，每次刚一开始，我总是很快就会睡着。这与我是否需要睡眠无关。事实是，按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来记录妇女们所遭受的痛苦，这件事本身就是痛苦，而入睡就是对付这种不堪的压力的一种办法。

社会学家Margaret Gordon和心理学家Stephanie Riger描述了在处理痛苦的对强奸受害者的访谈时，所产生的类似问题。她们“常常觉得很难使自己超脱于这一话题。常常谈到或常与人讨论强奸和针对女性的其他形式的暴力常使我们感到焦虑和忧郁。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员也常常发现她们自己心神不宁。”同样，社会学家Barbara Katz Rothman在对胎儿期羊膜穿刺术诊断进行研究之后写道：

就像是谚语中所述的，把石头举起，所有东西都慢慢爬出来：丑恶、疼痛、悲伤、恐惧、

愤怒、痛苦、忧愁。怀孕到第五个月的女人都害怕胎动——动的有可能不是健康胎儿，而可能是因为基因问题，胎儿流产了……那是一场梦魇……

社会学家Janet Kahn和Patrica Gozemba研究了工人阶级女同性恋的酒吧文化，研究重点放在50年代和60年代经常光顾马萨诸塞州林恩市一家酒吧的女性。

我们……由于自己的性别认同，都有边缘经历……我们……发现，和这些年龄较大的女同

性恋者的对话使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比如，我们有大约14个月的时间基本不去碰这篇论文。当最终有了互相讨论这个问题的勇气时，我们意识到，所听到的关于酗酒、自杀以及其他暴力行为的故事的数量之多使我们自己都感到震撼和抑郁。我们对这一项目的回避态度本身也成了一种信息，使我们认识到要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妇女。

Renate Klein报告说，在她访问怀孕妇女的时候,有三之一的案例使她流泪，多数情况下是由于愤怒。产生所有这些压力反应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女性主义研究者发现受访者生活中所经历的痛苦大于她们原先的想象。访谈过程使研究者以一种感同身受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痛苦，发现实际情况使她们受到的震惊最终可能强迫她们面对自己的弱点。有时候，参与同一个项目的研究者之间的社会支持能减轻这种压力。比如，社会学家Lenore Weitzman在她以“无过失”离婚为内容的书中的结尾部分详细解释了受雇的访问者是如何发扬集体精神来和受访者形成积极的相互关系的。女性主义通常视如何解决压力问题为访谈研究中的难题之一。

多次深访

女性主义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多重访谈为特点的，这也许是因为反复访谈研究有助于强化研究者和受访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被一些人看作女性主义研究的标志。而我认为，女性主义研究不必拘泥于与受访者具有这种密切关系的形式，但是女性主义者对这种联系的兴趣却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建立相互信任这一可能之外，这一方法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能够使受访者有机会看到访谈记录稿，并被研究者邀请一起来对之进行分析。

对每个个人进行反复多次访谈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可能会在研究过程中请受访者参与制定访谈模式。社会学家Denise Connors“在一系列非正式，非结构式的，以女性为对象的访谈研究中”使用了这一做法，她的对象年龄都超过90岁。她的描述说明双方关系是如何发展，这种关系又是如何对双方交换信息之质量产生影响的。她说，她明白了最初的访谈必须是非正式的，在第二次才把录音机拿出来用，才能“谈正事”：

在后来的访谈中，我们有时会听听以前进行访谈时录的音，然后就某些内容进行讨论和详

谈。当双方相处得比较融洽后，我们在访谈中会更多地谈到自己。时间一长，（受访者）刻意做出能为社会所接受的回答的意愿就降低了。例如Norah就是在我接触她几个月之后，才表达出她对住养老院的看法和愤怒。多次访谈使受访的女性们有时间澄清自己先前的表述，有时间更多地介绍自己经历所处的背景。

在访问者面对每个受访者时建立起的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对每个受访者的）后几次访谈与前几次相比，内容都要丰富得多。随着Denise Connors与受访妇女之间关系的发展，每一位妇女的个性上的独特之处就凸现出来：

研究者们打电话，寄贺卡，以利于在每次访谈间保持与被访者间的联系。受访者中有一个

似乎在打电话时显得（比访谈时）更放松。一次通电话时，她跟我讲的话中夹杂着对她正在观看的红袜队棒球赛的细节的叙述。尽管因为和我打电话使她错过了很多比赛画面，但她似乎很乐于有个人和她一起分享这一场赛事。我后来发现，由于行动不便，她和很多朋友都通过电话保持密切联系。

系列访谈的录音和记录使Denise Connors提高了访谈技巧：“在听访谈磁带时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突出的变化是，不自觉的沉默片断增加了。一开始，我问的问题太多，几乎是竭力想挖掘出一些闪光的东西。”这些内容显示：即使访谈目的是“倾听妇女的声音”，如果研究者下意识地更多使用了“谈谈”“对......说”之类的词而不是“听”这样的词，这种做法其中可能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对为受虐妇女寻求庇护运动的研究中，Claire Reinelt更倾向于使用“谈论”这一做法：

我以前不太确定应该如何建立“人类学者-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由于缺乏一个成熟全面

的计划，我就依照自己的直觉行事，开始问问题，听对方回答，这是所有调查的基础。但我发现自己也在说：谈我对所见所闻的观点看法。我和对方谈政策、政治、社会变革，以及通讯交流。就是这些我们双方都很投入的对话使我的田野工作有了意义。这不是我主观强加的意义，而是我们双方创造的意义。意义来自互动。……人类学者试图理解资料提供者的话，把这种理解讲给他/她听，然后得到他/她的反馈。这种理解和澄清的过程创造了意义和理解，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不免受到对方的影响。

较之单次访谈，多次访谈可能更准确，因为这样就有机会提出一些后加的问题，也能有机会访问者就此前获得的信息得到对方的修正反馈。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者还能体会到，受访者的想法是怎样受到具体场景影响的。

英国社会学家Liz Kelly指出“访谈形式、让受访者阅读访谈记录、有后续访谈”这几点是她对性暴力所做的研究实践中的女性主义特点。她把后两项解释为：给每个妇女机会看看对她的访谈纪录，之后按其意愿对其进行修正、认可或者补充。在后续访谈中，Liz Kelly请受访妇女谈谈参与该项研究项目的感觉，谈谈看了访谈记录之后的感觉，并要她们补充自己所记得的其他事（有75%的受访女性补充回忆了一些事）。受访妇女有机会看到访谈纪录，就意味着她们对研究者对访谈记录的诠释加以控制。受访者常会问Liz Kelly她们的经历是否典型并希望她告诉她们„„

……研究所获得的最重要的结果，这样她们就能对这些话题以及对我做的分析展开讨论。

我起先并没想到她们会想要参与这一过程，但是其对这一过程的兴趣表明：可能可以使这一特点成为研究方法论中的一个更为正式的部分。我现在在考虑的是与被访者的第三次会面，由研究者与分组的被访者讨论此前收集到的资料和所作的分析。

类似的情况发生在Robin Gregg在对胎儿被诊断有疾患的孕妇如何做出决定的问题作研究时，用了两次访谈来了解“„„在事情的发展过程中„„妇女的想法、感受和决定„„并倾听当妇女处在怀孕过程和人生的不同阶段中时的心声。”然后她作了第三次访谈让受访者“参与分析”。多次开放式的访谈很适于用来了解女性思想观念的发展。但这只有当受访者有时间去了解研究项目的发展过程时，才是可行的。给参与者一些报酬作为对她们所付出的时间的补偿，有时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

以访谈工具为基础的访谈

与“由受访者主导的访谈”相对应的，是一种被我称为“以访谈工具为基础的访谈”形式女性主义研究者试图藉此从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那里收集同类资料。Sarah Fenstermaker Berk在对“性别工厂”即家庭的研究中，采用了这一访谈形式。她的研究需要家中的各位成员理解并诚实地回答一些经过细

心设计的问题。她仔细地设计问题，密切观察人们的参与情况，这使她能达到“对妇女服务进行非谈话式的女性主义研究”这一目的。

在对“法制父权制”进行的“以访谈工具主导的访谈”中，Kathleen Daly“走访了多位法官以确定他们对男性和女性被告的量刑是否有别；如果有，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她在访谈中结合了仔细设计过的访谈提纲和一些开放式的问题，但是不作自我披露。其中开放式的部分如下：

了解这些法官的职业背景，他们对男女性犯罪的不同看法，以及他们在判决时与其他法官的联系。这些访谈大多历时一到两小时，其中大多数时间用于……确定法官在量刑时考虑的因素，这些因素中有什么针对不同性别的被告的考虑么……首先问法官的是：“对被告量刑时你想了解被告的那些具体情况？”几乎所有受访法官在他们的回答中都透露出他们假定对方是男性。接着问这些法官：如果被告是女性，他们会做什么考虑？

访谈中的使用访谈工具部分内容如下：

请法官们……对一个假设案例做出反应，以了解被告的性别还是家境情况，或是两者均对判决有重要影响……（案例如下）一被告涉嫌严重盗窃罪并被判定有罪……被告在作案时处于缓刑期内。如果该被告是有两个幼童的妇女，你如何判决？如果是一个单身独处的女人，你又怎么判？如果是一个挣钱养活老婆孩子的男人呢？如果是一个单身独处的男人呢？……

在从法官那里得到回答之后，我又问他们，研究材料中的下述描述是否适用于他们：法官对女被告要比对男被告客气一些，给予其更多的保护，因为女被告让他们想起了自己的女儿，妻子，或姐妹——自己身边亲近的女性。或者……法官们很难做到以对待男性的严厉来对待女性……

我和助手根据问题将法官们的回答编码，然后对其分别进行独立的评估，接着再把自己的看法和对方交流。

在Kathleen Daly看来，这种访谈方法上的综合强化了其研究的可信度，获得了可比较的信息资料，并避免了对受访者施加影响。

以访谈工具为基础的研究不要求开放式访谈所需的（访问者和被访者间的）亲密关系，也在女性主义研究课题中使用。女性主义访谈研究采取了包括从现象学的到实证主义的所有种类的访谈形式。而针对每一种访谈形式，都有一种具体的女性主义原理与之相对应地建立。不光是每一种类型的研究方法都被用于女性主义目的，连每种方法的所有变体也都得到了女性主义目的应用。

展现访谈

进行访谈时访问者能在其脑海中重现受访者的经历，读解被访者讲话中的多重含义。在很多研究中，女性主义研究者都试图通过研究报告来传达这些内容中的一部分。比如，研究记录就能让读者对受访者有一定的了解，让读者“听到”采访者所听到的内容。有些女性主义研究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在研究报告中原原本本地报道被访者的谈话，而不把报告写成针对设计好的问题所做的回答的形式。如社会学家Marianne Paget的访谈记录就再现了谈话者要表达的意思和多重声音。下面是她对一位女性主义艺术家的采访片断，它展现了“后者用她自己的话表达其孤独混乱的内心世界”：

“我觉得是我该面对现实的时候了...嗯...艺术是虚假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创造性的，

嗯...我么，是它的，社会的寄生虫，因为我没有献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当然，这不仅仅是

她的看法，也代表了她的家庭和朋友，也是她的同龄人、其他女性、她的同胞和她的男人的意见。她这么说不光针对自己。尽管她说，“我自己经受了这些”，但实际上她是受他人影响的。

心理学家Michelle Fine再现了她和受访者Altamese Thomas的谈话，表现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些差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她如何逐步意识到自己其实对对方如何成功对付紧张压力的做法知之甚微。她忠实记录了后者当时对问题的回答，而没有把它们改成“正确的”英语。

10月的一个早晨，凌晨两点，Altamese Thomas被带出一辆警车，带着酒气地痛苦地走进一家医院。在这之前，她和一些女性朋友在费城的一个贫穷、高犯罪率的黑人聚居区喝酒……我在为担任强奸受害顾问志愿者所设的那间小办公室里被唤醒，……接着就和Altamese呆在一起，一直呆到第二天上午……当护士给她注射两针以防感染的时候药物的时候，她觉得很疼，我们的手紧握在一起；我陪她在医院里走来走去寻找X光检查室，因为她感觉一条腿骨折了（但事实上没有）。我陪她等待处理性侵犯的官员的到来，目睹她拒绝和后者说话，然后又陪她回到X光检查室做复查——这期间我们说了话，我做了自我介绍，解释了我的工作……Altamese她不愿意……和……顾问说话。 Michelle Fine: 警察三点将到这里和你谈话。你准备起诉么？你想把这帮家伙送上法庭吗？ Altamese Thomas: 不，我什么也不想干，只想这事快过去……当我在人群中指认出那个人时，谁知

道我娘和我小孩会碰到什么事。无论如何，没人会信我的。

按Michelle Fine的说法，这次谈话教会了她“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是如何自我控制的，而一个心理学家又如何容易把对方的这种努力误解为放弃"。Altamese Thomas通过尽力尽快重返自己的家庭来实现自我控制。这种访谈的重现方式便于读者较好地理解研究方和受访方。Michelle Fine在访谈记录中把自己的话也包括进去的做法，表现了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脱离实际的资料收集者。

Marjorie De Vault采取了类似的态度，诚实地与受访者交流，然后，忠实地再现对方所说的。她建议我们尊重受访妇女的言外之意并学会把“你知道„„”这样的说法理解为渴望研究者理解的要求。如果我们不理解她们所说的，应该如实告诉她们；如果理解了，就应该告诉她们我们理解了什么。她还建议我们允许存在对现象的不同理解。与其对现象进行传统的分类，不如注意妇女们的具体表述方式。我们应当倾听这些表述的丰富内涵，之后让我们的文字表述也同样丰富起来。

英国心理学家Liz Kelly通过使用下述方式，使读者"听到"了她的受访者讲的话：

在把访谈录音整理成文的过程中，我开始意识到这一“声音”到“文字”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人们的言谈常借助于手势、声调和脸部表情来传达意思„„为了保留在文字表达中可能失去的意思，我创造了一种方法用以标示说话人的声调和表情„„破折号（——）表示升调；人说话时是很少像书面表达那么连贯平顺的。三点（„）表示删除了一段话。六点（„„）表示长时间停顿。斜体字表示强调。表情说明放在后置括号内，如（气愤），（讥笑），（不安）。

Catherine Riessman认为，在多次访谈中，界定不同的访问者是很重要的。

在身份编码中，字母N，C和L表明是由哪一个采访者主持访谈。我决定重视每一段话所发生的场景……（N和C为女性，L是一个男子）；在以性别和离婚为内容的研究中，如果认为采访者的性别无足轻重，那似乎是颇不妥当的。这种表述方法并不典型（甚至会有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因为此法暗示采访者不能互换而感到不适）。但是……我（相信）在对谈话作分析时，考虑说话人和倾听者的关系这一因素是较为“客观”的。

很清楚，对来自女性的声音及人们表达自己想法的方式感兴趣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正在试图以一些形式，把这些东西，包括他们自己所说所想，表现在纸上。

以丈夫们为对象的访谈

女性主义研究者也很注意对已婚伴侣的研究方法。比如社会学家Lilian Rubin写道：参与妇女运动的经历使她意识到有必要对丈夫和妻子分别单独进行访谈。因为“女性在男人不在场的时候会比较自由地谈论对生活、对妇女角色、以及对婚姻的感受”。Judy Wajeman强调了采访丈夫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源于丈夫们对其配偶具有的重要意义„„

……以及对于阐明两性所共有的劳工阶层经历的重要性。在对家庭生活动力学的探求中，听到“（丈夫和妻子）双方面的叙述”是很重要的。人们习惯忽视女方对事情的叙述，但是在纠正这一偏颇的同时，我也不想不考虑男方的看法。

她同意Lilian Rubin的看法，即最好丈夫妻子分开进行访谈，不过如果双方都在场，也有可能收获颇丰。丈夫妻子分开谈也有负面效果，即夫妻之间的互动交流就不能明显表现出来。分别访谈时夫妻各自表述的看法，很少会在双方同时在场时表达出来。

Sarah Fenstermaker Berk也采用了将夫妻分开访谈的做法。由于不期待得到丈夫们的广泛合作，她对后者的访谈是一次性的，而对他们的妻子则进行两次访谈。

较之妻子们，丈夫们中的更多人白天要上班，因此我们希望设计出一个工具，既要准确地反映丈夫们在家里的活动，又不至于让一个相当大样本的（可能同时也是不合作的）丈夫们花费时间记这方面的日志。结果我们采用了专门用于访问丈夫们的独特的分拣卡片系统，即请丈夫们回顾叙述前24小时中两个时间段的家庭活动……在每一个时间段中，要丈夫们在列有81项家庭活动的清单中标明他们参与了其中哪些活动……然后要求他们按活动的先后次序分拣卡片……最后丈夫们要回答每张检出的卡片背后都列出的如下问题：（1）每项活动进行多久？（2）在活动期间，电视和收音机之类是否开着；（3）丈夫们愿用什么形容词来描述该项活动（如：枯燥无味、令人愉快、令人满意、令人痛苦）——也向妻子们提供了同样的形容词以供描述她们一天的活动。

在我看来，Sarah Berk在对丈夫们所作要求上体现的节制态度反映了研究者通常不太愿意去研究社会地位比自己高或权力比自己大的人。这种研究叫做“向上研究”。在女性主义者对男人、上等阶层人士、具有相当大的权力的机构进行研究时，很可能对对方的要求少一些，自我披露也可能少一些，因为自我披露会削弱一个人的力量。

将女性主义访谈研究与主流访谈研究相联系

先前提到Mary Belenky的研究涉及了双重目的：把女性置于智力和伦理发展的现有图景中（即，如William Perry和Lawrence Kohlberg所描绘的那样），同时也对“这些图景本身的适用性”做出评估。要通过这一途径将女性主义与主流联系起来，需要颇为复杂的访谈。心理学家Carol Gilligan就妇女如何解决道德上的两难境地为主题的研究——收入《不同的声音》一书中——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例子，此外这种复杂的访谈还被其他学者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我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Carol Gilligan这项研究遭到了其他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因为其样本量小，还因为研究者对性别和道德指向这二者之间

关系的理解诠释前后有不一致之处。而我在这里是把重点放在怎样引导访谈的进行上：

对女性们访谈两次，第一次是在她们做（有关流产的）决定时，即在确定怀孕后的三个月之内，第二次是次年年末……初次访谈时，请她们谈谈眼下的决定、她们怎样对待这个问题、有哪些别的选择可以考虑、同意或反对某种选择的原因、涉及的人、内心承受的矛盾冲突、做出这一决定是如何影响她们对自身的看法，又如何影响与他人的关系的。第二次访谈中，询问她们如何解决三个假设的道德两难问题，其中包括Kohlberg研究中的Heinz困境。

虽说Carol Gilligan的研究同时涉及了两类问题，但她还是强调了能记录女性自身经历的那些问题。她“问人们如何定义道德问题，问她们把生活中的什么样的经历理解为道德矛盾，而不是„„将重点放在对方如何考虑去解决那些要她们解决的问题上”。问受访女性一些预设的问题，或是让受访者来主导访谈，在她看来这两者之间没什么矛盾：“访谈方法就是随着语言，随着个人的思维逻辑展开，然后研究者问进一步的问题，以弄清对方做出的某个反映的具体含义。”她的访谈摘录显示了她（或其他采访研究者）如何问预设问题（你会怎样做自我描述？）,她如何紧跟受访者的表述以之为线索组织访问，受访者又如何反过来根据其问题做出回答。她的研究报告中用斜体和括号标明了访问者所提的问题，如下例：

[对于道德问题，是否真存在着正确的解决办法？或是每个人的看法都一样正确？]不。我不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不同行为中明确区分其中哪些明显有助于实现目标，哪些明显起阻碍作用。［你过去是否曾经就这些事持与你现在不同的看法？］啊，会，我想有过这么一段时间……［那是什么时候？］那是我上高中的时候……［你觉得是什么让你改变了呢？］这次怀孕从多方面帮助了我，我不再吸毒和酗酒，这还是三年里的头一遭。既然现在已经戒了，我想我能对付，能完全戒掉。 ［怀孕怎样使你做到了这一点的？］

在访谈的后半部分，她要求受访女性们对标准化的虚拟场景作出反应，这些虚拟场景曾被用于男性道德发展研究。不同于其他一些女性主义研究者以标准化问题开始访谈的做法，Carol Gilligan把这些问题放到了最后。总的来说，这些女性主义研究者都支持采取两种访谈方法相结合的做法。

大规模的女性主义访谈研究

如果当女性主义研究者认为自己的研究结果被接受为普遍适用于相当多的人身上这一点十分重要时，她就有可能谨慎地选择研究样本，仔细地选用和培训访问员，开展大规模研究。Diana Russell对婚内强奸的研究中包括一个很有价值的方法论章节，有力地说明研究女性主题时可以使用传统上最严谨的研究方法，以便最大限度地争取改变女性的境遇：

我一开始的研究假设是广大妇女之中遭人强奸人数比例大大高于以前（不具代表性的）研究的结论……而且高于人们普遍认为的情况……如果我的研究能确证这个假设，我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大家看到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这种重要性不光体现在强奸发生的数量上，还体现于其产生的影响上，我希望激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吸引更多人来重视这个问题，付出更多努力解决之。我同时还想了解，在所有强奸事件中，由陌生人、熟人、朋友、情人、丈夫、其他亲人实施的比例各是多少，我想得出可靠的准确数字。

为成功获得这些敏感资料，她力求使访问员和被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点相匹配：

经仔细筛选，我们雇用了33名女性访问员：其中有七名白人，六名亚洲人，五名黑人，五名拉美人。她们之所以被精选出来，不光是因为其访谈技巧出众，也考虑了她们对强奸受害者的同情态度。我们力图雇用有各种社会背景，处于不同年龄段的访问员。她们全都参加了大约65个小时的有酬强化训练，这个训练时间长度在调查研究中是罕见的。由于我们的研究项目的一个关键假设是：通过对易受性侵犯的女性进行高质量的访谈，我们会了解到强奸及其他类型性侵犯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对访问员做尽可能完善的培训就成了一个必需的要求。这种培训包括至少10个小时的对强奸和乱伦虐待的“意识提高”，半天对与性有关的名词定义的学习和对这些词的脱敏适应，以便使访问员们能轻松面对受访者可能使用的任何词语……访问员根据所收到的信（最初的那封）上的地址去进行寻访。

除此之外，Diana Russell还对访谈取得的资料和访问员的表现进行了复查：

复查了22%的访谈，这是罕见的高比例（一般复查率为10%）。这表明，访问督导证实930

个访问个案中有22%是确实进行了；与此同时她们还在先前的访问内容中抽取了两个题目，核查其准确性。这22%个案中的所有受访者都回忆说研究者是礼貌的。就复核那两个问题而言，被访者对访问员的回答与她们对访问督导的回答两者间的相关度很高（分别为0.91和0.99）。复查的所有访问中有22例是以邮寄方式进行，其余都通过电话完成。有一半以上的复查个案是随机抽取的。访问员……以小时计薪，而不是以完成的访问数计。相信后一种做法会驱使一些访问员通过阻碍受访者谈更详细的情况的方式尽可能缩短访谈，或者,更有甚者，会凭空捏造出根本没有进行过的访谈。

类似地，Margaret Gordon和Stephanie Riger在就对强奸的恐惧所作的研究中，访问了芝加哥、费城、旧金山的299位女性和68位男性，访问都在受访者家中进行，“访问员与被访者在种族和语言上都相匹配”。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对于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研究的兴趣导致了一条方法论的原则：受培训的访问员们应具有各种不同的种族背景。访问员们和受访者们背景的一致被认为能使双方之间的信任和坦诚最大化。在最后一节中我将更为详尽地讨论女性主义的这一正在形成的“多样化准则”。

概念和实践的修正

进行过访谈研究的女性主义研究者对社会科学的概念进行了修正，并创立了重要的认识世界的新途径。通过倾听女性的声音，理解妇女在一个特定社会体系中的成员身份，并建立只有通过敏感的访谈才能获得的各种现象的分类，女性主义访谈研究者揭示了在此之前被人们忽视或者误解了的社会现实。比如Rae Andre就家庭主妇们的劳动生活所作的访谈研究显示：在此之前所作的关于“工人满意度”研究是非常有局限性的。Pauline Bart和Patricia O'Brien对强奸幸免妇女所作的访谈研究对于强奸是一种界定清晰的现象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

考虑到访谈既具有多功能的特点，又与女性主义关注的主题相适应，我们会继续对这种具多重形式的研究方法进行提炼加工。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无疑将进一步了解女性主义访谈研究和普通访问的区别。如果女性主义访谈研究者们细致准确地描述了访谈过程以及对访谈记录进行的分析过程，我们就很有可能发现、明确甚至解决新出现的方法论方面和伦理方面的难题。在我看来，对访谈过程作自省式报告，这一正在形成的规范，以及准确重现访谈中的谈话内容的尝试，正是朝这个方向所作的努力。

（朱源翻译，孙中欣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