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对马戛尔尼使团的评价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09年02月19日 来源: 南方周末

摩罗专栏

■呼吸宇宙

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之前两百年,英国商人菲奇携带英国女皇伊丽莎白的信件,前来觐见印度莫卧尔皇帝阿克巴。菲奇趁机游历了莫卧尔、孟加拉、缅甸、泰国、马六甲等地,收集了大量情报,促成了英国成立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从此,印度地区一步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两百年后的1792年,英国著名的外交家马戛尔尼,也像菲奇一样,携带着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函,率领着一个大约100人的庞大使团(连水手700人),驾驶着三艘船舰,离开朴茨茅斯港,浩浩荡荡地开往中国。这三艘船分别是装有64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和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斯坦”号。历来喜欢从文字名号中寻找谶纬意义的中国官员,并没有从两艘军舰的名字上感受到不同寻常的暗示,更加不在意这个使团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力量,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使团谒见乾隆皇帝的礼仪上。

中国臣子对于皇上的礼仪是:双膝跪地,上身趴下,将额头触地三次,然后站起来,以便第二次下跪。连续三跪九叩才算礼成。所有文武大臣,以及藩属国的贡使,一律依此行礼。

使团出发前,内务部长敦达斯给了马戛尔尼七条建议,实际上就是交给了他七项使命。这七项使命是:1.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2.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

3.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4.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开辟新的市场。

5.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

6.要求向北京派常驻使节。

7.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情报工作: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前提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由于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搜刮的财富不足以支付庞大的统治成本,马戛尔尼使团最核心的使命,就是到中国来寻找财富,企图填补东印度公司的财政空缺和中英之间的贸易逆差。

中国政府完全不了解他的使命及其“来者不善”,所以将全部心思放在礼仪的计较上。清王朝要求马戛尔尼像所有其他贡使那样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说只能像英国臣民给英王行礼那样行单膝跪地礼。这种礼仪之争使双方极为不快,尽管最后乾隆皇帝还是十分大度地接见了使团,回赠了礼物,但是着令他们立即离开北京,航海回国。

那场礼仪之争,真的只能一味谴责中国王朝的愚昧、傲慢和荒谬吗?当时西方的大政治家拿破仑的看法就跟马戛尔尼不一样。1817年,被英国军队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会见了刚刚从中国归来的英国使臣阿美士德。阿美士德率领着英国第二个政府使团,再一次浩浩荡荡出使中国,却因为拒绝给皇上下跪而被赶出中国国门。阿美士德在中国的遭遇甚至还不如马戛尔尼。

拿破仑仔细研究了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的文字材料,认真听取了阿美士德关于中国之行的介绍。他对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不给中国皇帝下跪提出了批评,他说:“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长袍吗?……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拿破仑坚定地认为,外国使臣没有权利按照自己的习俗给出使国行礼,而必须按照出使国的习俗给出使国行礼。为了加强表达效果,他甚至用了一个粗俗的说法来阐明这个道理:“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马戛尔尼使团出发时,内务部长敦达斯还特地谆谆告诫:“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见,您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仪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敦达斯的嘱咐既包含了外交常识,又非常具有政治含义,其实就是要求使团不要因小失大。

那些站在今天的立场谴责清王朝和乾隆爷、为英国政府和马戛尔尼使团辩护的人,显然是基于这样一个先在的判断:清王朝和乾隆爷代表着落后的文化和习俗,所以是错的；英国政府和马戛尔尼使团代表着先进的文化和习俗,所以是对的。事实上,两个平等的国家在外交上没有先进落后之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必须相互尊重、彼此协调。一个使团在礼仪问题上没有起码的协调能力,以至于完全没法就自己的使命展开任何外交努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我们不妨再用务实的态度,重新掂量一下马戛尔尼使团与清王朝的礼仪之争,看看谁应该负主要责任。清王朝是坐地虎,他没有找英国建立外交关系、扩大通商的主动动机,英国使团的有无、来去,跟他的主观需求和期待无关。所以,他本来没有必要在礼仪上做任何让步。马戛尔尼使团则是一个负有使命的政府团体,他需要跟一个政治上无关的国家建立政治联系,以便进一步实现扩大通商等等目的。他如果没有跟清王朝实现政治沟通和商业协调,他就是有辱使命。所以,这个政治团体的政客们本来应该排除一切困难———包括礼仪上的困难,以求全部或部分完成他的政治使命。他是最应该在礼仪上作出让步的。

其次,清王朝的文化眼光一直没有投注到自己的文明圈之外,所以他是单一文化眼光,他遇到另一种文化、另一种习俗,如果表现出不可理解、不可接受以及少见多怪等等反应,是天经地义的自然反应。那个时代英国人的文化视野,除了从古罗马继承来的文化经验之外,至少还对埃及文明、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印度文明、美洲文明具有相当的了解,对任何文化习俗问题都应该具备超越于某种单一文明之上的包容性理解。这种丰富的文化见识还应该使得他们具有一些对于单一文化眼光者来说很难具备的素质,比如面临陌生问题时的变通能力等等。可是,当他们第一次亲历中国文明时,他们却不具备任何包容性,而是比单一文明眼光的清王朝更加少见多怪,更加没有变通能力。他们完全不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及其合理性,他们一点也不比中国人看西方时表现得更为豁达,甚至与此相反,他们更为狭窄、小器、固执、僵化,一点弹性都没有。尤其荒谬的是,第一个使团因为礼仪之争无功而返,当他们派出第二个使团时,竟然没有就礼仪问题达成某个定见,而是因为同样的问题再一次遭遇更加悲惨的失败。这一次失败实际上是外交史上的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