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罕见的唐初道教写经[灵宝玄内教经]
此写经出自敦煌石室，卷尾题“灵宝昇玄内教中和品经卷第七”， 1962年购自北京琉璃厂古旧书店，全名为《无上灵宝昇玄内教经》，共10卷，此件为卷7《中和品》。现存3纸，经笔者检验，乃以黄柏（Phellodendron amurense）染成黄色的楮皮纸，纤维匀细，纸上有细帘条纹，为内地所造佳纸。每纸直高24cm，横长50cm，是敦煌写经纸中尺幅最长的单张纸。三纸总长148cm（首幅纸缺一行）。每纸28行，行17字，写以楷书，字径1cm，有界行，行高20cm，行距2cm。以自动厚度计测得平均厚度0.1mm，纸较薄，不易抄造，非陇右所能为。笔者早年与启功和赵万里（著名文献学家、敦煌学家——编者注）先生交好，并请二位先生对此经卷做过鉴定，均认为是唐代真迹。 1907年英人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自敦煌石室劫走此经2卷，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编号S3839为卷4、5内容，S3722为卷8。1908年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所掠最多，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P2560为卷6，P3341为卷7，P2474为卷8，P2430为卷9。王重民（1903-1975）《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华书局，1983）著录的《灵宝昇玄内教经》现存藏品，只限上述英、法两家所收藏的6卷（卷4至9）。 除上述外，此经唐代写本在世界其他地方未见收藏，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亦无收藏，因而此件为斯坦因、伯希和劫后，尚存于石室内的另一卷，再从石室流出而辗转进入北京琉璃厂书肆，是中国国内目前所见仅存的一件，十分罕见，也十分珍贵。 此件起首处栏线上天头已残缺，更有4处受灯油浸污，应该是唐人诵经时不慎所致，幸而经文仍保存完好，字体清晰可见。已将破损部分作了修复，配一木轴，庶可继续使用。卷尾无题记，其书写年代需要考定。细读经文，有很多东晋十六国、南北朝（3-6世纪）以来社会上流行的俗体字或异体字，如（数）、姧（奸）、（苦）、（修）、（因）、（戒）、（男）及（愿）等，这些字在中唐以后即逐渐为规范的正字所取代。此件书法秀丽，因字与敦煌石室所出另一道教典籍郭象（252-313）注《南华经》卷4《天运第十四品》[由中村不折（1866-1943）收藏，现置于中村创立的东京书道博物馆，1932年由东方文化学院景印]相似，其中“渊”、“世”、“民”字均缺末笔，“治”字不讳，由此可判断为贞观年写本。国内此藏本虽与上述本并非同一人抄写，却出自同时期人之手，从书法及用纸观之，确反映初唐盛世之气势。 唐代皇室以老子为其同姓，故高祖李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李唐统治者从高祖、太宗、高宗至玄宗皆推崇道教，武后虽笃信佛法，亦不排斥道教，故道教于唐初得到大力发展。敦煌石室经卷从整体观之，佛经数量最多，然不少道典亦被供奉其中，可见道教势头之盛。尤其初唐，道教典籍写本在用纸上相当考究，多用佳纸，经生书法亦属上乘，且多来自内地通都大邑，陇右所写者少。故总体而言，敦煌道典写本年代较早，因“安史之乱”（755-763）后，包括敦煌在内的陇右地区为吐蕃所据，与中原隔绝，不复有道典流入矣。 元人所编《道藏阙经目录》卷上曾著录《灵宝昇玄内教经》10卷，可见此经自唐以后即已散佚，未能收入道藏之中，是中土失传的道教典籍。陈国符先生（1914-2000）《道藏源流考》（1949年初版，1963年增订版）据王重民、向达（1900-1966）二先生1930年代在巴黎、伦敦抄录的部分敦煌遗书目录，著录了此道藏佚经的经名，但未作进一步说明，因其未曾见及原本。笔者与陈先生相识后，其大作业已付梓，未及补入此经细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此件写本的文物及学术研究价值： 其一，它是唐初尚在流行的道教典籍《无上灵宝昇玄内教经》卷7《中和品》写本残卷，以内地上好染黄楮皮纸写以秀丽楷体字，书法、用纸均堪称上乘之作，为研究中国道教史及道教早期典籍史提供道藏所未收入的典籍实物资料，有助于弥补唐及唐以前道教失传典籍之缺憾，丰富研究内容。 其二，此经唐写本甚属稀见，当今世界仅巴黎、伦敦藏有6卷，而此卷乃中国国内目前所仅见，可与英、法藏本对校，作比较研究，以更全面了解此经内容。 其三，此本由中原书法高手所写，其手迹非陇右一般经生可比，具有艺术欣赏价值。我们知道，数以万卷计的敦煌写经纸绝大多数为麻纸，且多产自西北地区，内地产高级皮纸少见，此件可为研究中国造纸史提供样本。由此可以推知，将此件长途运至莫高窟的供养人必是京师长安之达官显贵，甚至皇族，一般道教徒难有此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