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从吾文章
冯从吾:出则真御史,退则名大儒 冯从吾 (1556-1627)字仲好,号少墟,明代长安人(今西安)。著名教育家,以鲠直著称。生而纯懿。及长,有志濂、洛之学,受业于许孚远。登万历进士,授御史,巡视中城,阉人修刺谒,拒不见。旋抗章言帝失德,帝大怒,欲廷杖之,阁臣力解得免。寻告归,杜门谢客,造诣益深。家居二十五年,又起为尚宝卿。累迁工部尚书致仕。卒,谥恭定。学者称少墟先生。从吾著有《冯少墟集》二十二卷,又有《元儒考略》、《冯子节要》及《古文辑选》,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从吾逆龙鳞
冯从吾,字仲,长安人氏。从吾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七年中进士,被选到翰林院之下观政,后改任御史,监察百官。御史品级不高,但权力还是蛮大的。一次,从吾巡视都城,有宦官拿着名片前来拜见,被从吾谢绝了。从吾秉性刚阿,不愿与阉人为伍。礼科都给事中胡汝宁是一个小人,邪恶狡诈,多次被弹劾,竟然没有被弹劾下,后来,从吾发现了他的奸恶之事,终于将其弹劾外调。当时,正是朝廷考核外官的时候,从吾从严治理外官来京,一时贿赂在京城被杜绝无迹。
万历二十年农历正月,仁圣太后即将举办寿辰,宫廷内外一片喜庆的气氛。然而从吾却相当不识时务,大胆上奏皇帝,说:“陛下您宗庙不进行祭祀,朝廷讲座不御驾亲临,奏章留在宫中不批示下发。可以看看,戊子以前,四夷归顺,天下太平,然而,己丑以后,东南倭寇横行,北方蛮族背弃盟约。局势风起云涌,时常变化。戊子之前励精图治,所以国泰民安,己丑以后朝政涣散,才致出现今天的格局。最近陛下您下诏,说自己身体不适,以图自我掩盖,但是鼓钟响于内,而声音可以在外面听到。您的事情,大家怎么能不知道呢?陛下您每到日暮降临,必然要饮酒,每饮酒必要要大醉,大醉之后必然发怒。您左右的人,言语稍有不慎,则被杖责而死,宫廷之外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天下百姓,后世众生,是可以欺骗的吗?!希望陛下不要认为局势改变没什么可怕的,不要以为臣子的奉劝可以不听,不要以为目前天下太平安逸就可以放任自流,不要以为将来的危机乱象就可以忽视不理。只有把这些都做好,天下社稷才是万幸啊!”
万历大怒,立即叫人廷杖从吾。明朝的皇帝,最爱打大臣的屁股,从不来照顾大臣的脸面,脱了裤子就当众责打。万历一怒就喜欢廷杖身边的人。幸好有大臣赵志皋替从吾求情,万历也不想给仁圣太后喜庆的日子带点晦气,也就罢了,不打从吾了。从吾得罪了皇帝,想着告归故里,没想到却被皇帝委派巡视长芦(河北沧县一带)一带的盐政。从吾廉洁自律,惠及商家,坏人也慢慢收敛,不敢为非作歹。视察完回朝廷,恰好遇到万历因军政之事罢黜两京言官,从吾也被罢官,究其原因,还是以前上奏激怒皇帝的事。
大儒与关中书院
从吾为人为政刚直不阿,易遭人之恨,最终被万历撸去了官职。从吾回到关中(陕西关中地区),著书立说,热衷讲学。宋代时产生了新的儒学,称为理学,主要有四个主要学派。“濂学”指北宋周敦颐为首的学派,因其原居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濂溪而得名,也称“濂溪学派”。“洛学”是以北宋程颢、程颐为首的学派,因二程为洛阳人而得名,又因程颐曾居临伊川,二人讲学于伊洛之间,也称“伊洛之学”。“关学”是以北宋张载为首的学派,因张氏讲学于关中而得名,又因世称张载为“横渠先生”,也称“横渠学派”。“闽学”是以南宋朱熹为首的学派,因朱熹曾侨寓并讲学于福建路的建阳(福建别称“闽”)而得名,又因朱熹号“晦庵”、在建阳考亭讲学,也分别称“晦庵学派”或“考亭学派”。从吾精于理学,专治濂、洛之学多年,受许孚远影响最大。许孚远(1535—1604),字孟中,号敬庵,德清县乌牛山麓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进士,官至南京大理卿、兵部右侍郎。许孚远一生精研理学,聚徒讲学。为王阳明正传。为学以克己为要,以反身寻究为攻。从吾杜门谢客,取先师教诲与格言,身体力行,其理学方面的造诣越来越深厚。在家休闲研学达二十五年之久。
从吾是一个身体力行者,继承了“关学”创建者张载身体力行、学以致用的淳朴敦厚的优良传统。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和政治诉求,也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学徒和听众,从吾建议当时的陕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专门辟地筹建关中书院。万历三十七年(1609),关中书院在西安城南门里的宝庆寺(今西安书院门小学)正式成立。书院初期占地数十亩,核心建筑为“允执堂”,进出六间,空间宏阔;青瓦红柱,肃穆庄严,是讲学集会之所,其名取自《中庸》“允执厥中”之句。绕堂左右各筑大屋(教室)四楹,东西号房(宿舍)各六楹。堂前辟有半亩方塘,竖亭其中,砌石为桥;堂后置一假山,名曰“小华岳”。又栽槐、松、柏、梅各种名木,一时松风朗月,槐香荷语,“焕然成一大观”。 从吾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在宝庆寺讲学时,特意撰写仅108字的一篇短文名曰《谕俗》,全文是:“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因录旧对一联:‘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丙申秋,余偕诸同志讲学于宝庆寺,旬日一举,越数会,凡农、工、商、贾中有志向者咸来听讲,且先问所讲何事?余惧夫会约(指《宝庆寺学会约》)之难以解也,漫书此以示。”
从吾特别重视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即“关中理学”所强调的德育功能。从吾认为,“讲学就是讲德。”他对古代直臣仁人的骨气节操,常表示钦佩不已。从吾教育学生学知识,应首先学会做人,做堂堂正正、品格高尚的人。品德情操是原则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从吾认为,只有秉公持正,一心为国,才称得上君子。他视朝中阉宦权奸为小人,自己宁可高官不做,厚禄不取,也决不与宦官阉党同流合污。所以,他常教育学生,要分清君子和小人,要分清大是大非;否则,“若要立中间,终为路人”,终将误入岐途。
从吾常给学生这样说,做一个高尚的人,就要处理好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一切都要从国家的利益着想,个人利害得失、祸福荣辱统统算不了什么。他要求学生“无驰
于功名”,即不要追求个人的名和利。从吾这样教诲学生,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无论在朝在野,施教育人不遗余力,一直以高洁的人品节操给学生树立榜样。七十寿辰时,从吾写了一首《七十自寿》诗:“太华有青松,商山有紫芝。物且耐岁寒,人肯为时移?点检生平事,一步未敢亏。”
从吾与首善书院
明光宗朱常洛(1585-1620年)即位,从吾重新被起用为尚宝卿,后擢升为太仆少卿,但因从吾兄丧,没有赴任。不久,又改任为大理寺卿,掌管全国刑狱。明熹宗朱由校的年号(1621—1627年) 天启二年,从吾又因政绩卓越,被迁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正四品,两个月后,很快又被升为左副都御使,正三品。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二十九日,时任鸿胪寺卿的李可灼向皇上呈献红丸。万历皇帝病情稍缓,暖润舒肠,直呼:“忠臣!忠臣!”于是下午三时复进一丸,九月一日五更时暴毙,在位仅29天。史称红丸案。事发后,朝臣议论纷纷,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给事中惠世扬等弹劾崔文升、李可灼二人杀君。大学士方从哲从中调解,认为李可灼有功应赏银五十两。从吾说:“李可灼让陛下尝试吃红丸,不久则引发疾病,是何居心!谁和揭发奸恶的小人的人忠良之臣为难,谁就是奸恶之徒!”一言既出,如水泼地,朝中小人皆讨厌从吾。
明熹宗天启二年,从吾与“东林党三首领”之一的邹元标共建首善书院。从吾、邹元标集合有志之士于此讲学,首善书院位于京师宣武门内,重视德育教育,重廉耻,士风随之有所改变。但是,首善书院往往被认为是东林书院的附属,受人诟病。没过多久,给事中硃童蒙上书诋毁首善书院,从吾辩解说:“宋朝贫弱,是因为禁止讲学的缘故,而不是让讲学的缘故。我大明皇帝称颂“六经”,天子有经筵,皇太子读书才能出阁辅政,都是讲学的缘故。臣子希望陛下讲学,而陛下却不为,怎么可以呢?以前的忠臣坚守仁义,就是兵事繁多,也不废弃讲学,最后终成大业。这些臣子不怕毁掉自己的声誉,而为此。”没想到,明熹宗也不能理解从吾的良苦用心,置之不理,首善书院终究被毁掉。从吾因此一怒之下,称病要求归田园居,熹宗下诏极力挽留。但是给事中郭允厚、郭兴治旧事重提,不停地诋毁邹元标,致使从吾不得不再次替自己和元标申辩:“我年轻时候入朝做事,那时候就与杨起元、孟化鲤、陶望龄等开始讲学,从我高老还乡,书院已经成为过去,怎么会到今天还受到诋毁呢?”于是,从吾因此而被罢职。可见,当时党派斗争的厉害。
天启四年(1624年)春天,熹宗再一次起用从吾为南京右都御使,此时,已接近七十高龄的从吾多次提出告老的请求,都被熹宗拒绝了。不久又被升为工部尚书。后来,东林党首领之一的赵星南被削职为民,东林党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也被削职为民,从吾心生去意,对整个明朝的政治失去了兴趣,再也无心久留于此,多次上书力求熹宗答应自己辞职,未果。还是专权的宦官魏忠贤帮了从吾一个大忙。魏忠贤权倾朝野,从吾不屑与他们交往,于是,在魏忠贤的诋毁下,从吾终于被削职为民。
从吾的书院之痛
天启四年,魏忠贤召王绍徽为左佥都御史,第二年,拜为吏部尚书。王绍徽在万历朝,极力排斥东林党人。王绍徽也是陕西西安人,从吾的老乡,但素与从吾有隔阂,借东林党之事打击陷害从吾。当时王绍徽为吏部尚书,专门派遣爪牙乔应甲治理陕西,搜集从吾罪证,可惜多方求索,却无任何所得。不得已,王绍徽、乔应甲等便捣毁关中书院,拆毁并砸掉先圣偶像,扔到城角。从吾悲愤抑郁,因此而于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饮恨长逝。明崇祯皇帝初(1628年),崇祯下诏恢复从吾原有官职,赠太子太保,谥号为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