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梁启超的小说论

　　摘要：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近代新文学的滥觞之作，他的小说理论在其中发酵成熟，终于得以一吐为快，同时小说也被提高到与诗文并驾齐驱的地位，甚至可以说更胜一筹。同时，我们也明白了梁在倡导白话文学的外表下是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启民智、立新政也成为其毕生的奋斗目标。　　关键词：梁启超；功利性；审美性；进化论　　中图分类号：I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0-0000-0　　1902年11月创刊的《新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份小说杂志，而《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作为纲领性意义的文章，可谓是“小说界革命”的第一步。这篇文章是梁启超启蒙文学的滥觞之作，同时也提升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并得以借其宣传改良社会的意图，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政治意义。因此，本文以之为据展开分析，望窥见其中所阐释的小说之真义。　　一、小说的功利性　　功利性，是《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所阐述的梁启超小说理论中最主要的特征及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学界一些研究者也称梁的小说理论为“功利小说观”。然而与“审美小说观”相比较来说，功利性受到的非议颇多，如有人认为研究梁的小说理论“首先要注意到这一理论在当时社会的政治作用”，认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不仅不能证明他的文学思想的先进，反倒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日趋落后和反动”，结论是“小说界革命”口号“政治上是落后甚至反动的，文学上的理论价值是有限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可取之处只是“仍有某些可资借鉴的内容”，“对于小说地位的提高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1]更有人认为梁对“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的认识，“如果说不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起码也是一种缺乏常识的夸大”。[2]出于这种复杂的学术认识，我们应该为梁启超所提倡的小说之功利性这一观念正名，其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的。　　在理论方面，文学本来既是审美的又是功利的，只是在某一特定条件下，审美或功利一者占据主要地位。而文学最价值的所在不是其审美性或者功利性，而是它的真，换言之，就是真情实感，同时这种情感还要放在当时的语境中加以考察。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中国已经陷落于绝望的深渊：道德堕落、思想颠倒、民智固陋、社会腐化、朝廷昏聩等等，要想启民智、立新政就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中介，于是深受“西学”影响的进步学士们把文学的政治改良与变革作为了救亡图存的工具，同时小说这种通俗的文化形式也自然被纳入其中且作为重要的依借手段。由此观之，梁启超那个时代的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学、什么样的情感这自是不言而喻的了。　　日本，是当时的中国志士流亡和学习的国度，梁启超就是在那里进一步接触了西方文明，特别是结合实际国情比较和反思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失败，因此，他较之其他人对启蒙思想的迫切性认识更加深刻。梁启超认为，走一条“新民”而“新政”的自下而上的启蒙之路是可行的，但关键在于如何新民，如何开启民智、改良群治。梁启超看到小说能够吸引大众目光，可以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更加容易实现普遍的社会教育目的，于是他决定将社会改良的重任赋予小说（更准确的说是政治小说）。梁启超先是力捧小说在外国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他还说：“彼美英德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3]最后还喊出了口号：“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4]可以说，从社会革命和现实需要的角度出发来发动“小说界革命”以及构建小说理论体系是他的必然选择，其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成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也是必然。梁启超强烈要求小说为政治和现实服务，其小说理论的实用性、功利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在那危急存亡之秋，是顺应了时代潮流，是进步的，更是值得肯定的。　　二、小说的审美性　　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不遗余力地阐述小说的审美性，并将主体的审美心理与小说的艺术作用相联系，较为深入地阐释了小说之“力”作用于读者的具体方式和特点。他将小说之“力”从横向上分解为“熏”、“浸”、“刺”、“提”四种；从纵向上分解为“自外而灌之使入”与“自内而脱之使出”两类，认为小说通过“力”以“移人”，潜移默化地“支配人道”。而横向上的四种“力”在各自情境下又发挥着不同功能：“熏”，文中即说“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5]通俗理解之，就是对人们产生感染力和潜移默化的作用；与以空间言的“熏”相较，“浸”以时间言，“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令读者阅读一小说常常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不能自已；而“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以上三者都是小说对读者“自外而灌之使入”的艺术能力，但谈及最末一力——“提”时，梁氏用了一句“实佛法之最上乘也”来形容，可见他更加重视这一力，内在的修炼总比外在的植入要好得多，借文中的话来说就是“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6]另观之独特处，不难发现作者四种“力”的提出是参照了佛学术语，但较之中国古典鉴赏性的认知话语，梁启超这篇文论的条理性、系统性是显而易见的。　　同时，我们还发现梁启超的小说审美性主要还是围绕着小说的功利性而展开论述的，对此不难理解其真实意图仍是为启民智立新政的政治理想服务，也就是为了现实需要而建立一套能够说服大众的理论。在梁这里，小说不单单是一种美的存在，更是一把打开新世界的钥匙，经世致用才是当时所需要的，梁启超深深地明白其中道理，于是他宁愿选择这种方式纵使忍受批评也要开辟出足以容纳理想的一片沃土，这样也就有了后人所敬仰的一系列文学革命及政治改革，小说也逐渐从边缘地位被提升到可以称得上同诗、文并驾齐驱的地位，这是一重大文学成就。总之，功利性是理论核心，审美性在理论中也占有不容忽视的分量。　　三、小说的进化论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功利性和审美性外，这篇文章中还蕴含一重要的思想观念，那就是文学的进化论思想。作者在整篇文章中虽未着一字，但已处处可见其影响，尤其是发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的感叹以及作出“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末由！”[7]的论断。从这两句的字面意思可以理解到梁启超格外重视小说，究其原因是出于对西方的借鉴，小说在西方和日本均起到了启蒙的重要作用，于是梁启超把目光聚焦在小说上。这和梁启超对进化论思想的理解暗合，在他的进化观念中，认为“全人类都在同一条发展线上，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不同的只是发展的快慢不同而已”，所以选择小说作为其救亡图存的工具也是应有的题中之义，并不是偶然。　　另外，口号的喊出一定具有其现实性意义，并不是盲目的。作为诗文传家的中国文学传统在近代已经逐渐受到冲击，也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洪流，遭到冷落或淘汰亦是必然，梁启超适应时代的发展提出“小说新民”的思想观点，在为政治服务的真正意图下，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文学圣坛，体现了“诗文代变”的思维特点，逐渐将小说的地位置于诗文之上。这是一种时代进步，更是文学的进步。　　梁启超的眼光是独到的，他与王国维同样看到了文体的更迭是一种进步的必然表现，而现实也给予了他最好的证明。考察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演变，其实是一部文学文体的变迁史，文学样式从诗歌到赋，到律诗，到词曲，到戏剧，最后到小说，而小说发展至今已经是主流力量，这不是巧合，是由旧到新、由劣到优的规律使然。梁启超深深地明白这一逻辑规律，于是在1903年他继续补充道“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这种论调又促使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就连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受其影响，“白话文从此形成了我的一种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8]同时比梁启超更加激烈的文学革命也以不可抵挡的势头席卷复苏的中国大地，白话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人们在胡适、鲁迅等人的积极呐喊中走出了蒙昧，接受了新成长起来的语言和文学形式，让白话文学成为了文学革命的最后胜利者，这一崭新的文学史面貌是和梁启超的积极宣传与倡导密切相关的，而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也永留文学史册。　　参考文献　　[1]王齐洲，重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J]，荆州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　　[2]袁荻涌，论清末政治小说的译介[J]，贵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　　[3]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译印政治小说序[M]，中华书局，1989年：34　　[4][5][6][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M]，中华书局，1989年版　　[8]戴娅娅，胡适《四十自述》师承观发微[J]，中国电力教育：上，2012　　[9]吴其昌，梁启超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