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都重庆的峥嵘岁月

　　二0一一年五月是先父叶以群百年诞辰，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四十五年前他受诬陷迫害，含冤去世于“文革”之初，当时他才五十五岁。回望他并不长的人生，有些岁月他是可以引以为傲的，一些难以忘怀的历史时刻他经历了、奉献了，并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圆满地完成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任务。 　　 　　一 　　 　　一九六五年秋天，曾经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父亲叶以群又一次来到重庆，去那里寻访他熟悉的历史足迹。作家陈荒煤曾经写过一篇回忆叶以群的文章《在雾重庆的永诀》，其中非常详细地写到“文革”发生前，他和以群在重庆一次难忘的会面，那也是他和以群的诀别。半年多以后以群就在“文革”之初，张春桥直接指挥的对他的批判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荒煤原先一直在北京担任文化部的领导工作，直接分管电影。在电影界展开对“夏衍、陈荒煤路线”的批判后，他被撤职，并从北京调到重庆工作。那次以群出差到重庆，特别与荒煤相约，寻访故地，寻觅二十年前他自己艰苦奋斗的足迹。他们上了枇杷山，去了朝天门，找到了以群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文协”工作时在张家花园的旧址。以群时走时停，时而低头细看，时而仰天畅想。当时熟悉以群的荒煤起初有些纳闷，理智的以群，为什么此番这般多情? 　　抗战时期，雾都重庆曾经集结着一大批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在周恩来副主席的领导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日救亡运动，父亲就是其中大家颇为熟悉的一位。曾家岩曾经是周恩来的住地和办公室，多少个晨昏，父亲来到那里，听从周恩来的各种部署。当年父亲三十岁不到，来到重庆，曾家岩的灯光始终是他年轻而又充满激情的心中的一盏明灯。即便到了和平时期，当他遭遇中年的挫折和困顿，也会时时在心中回望那盏不熄的灯! 　　父亲参加成立于抗战时期“文协”的工作，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安排。《胡风回忆录》曾有一段记载：一九三九年的一天，周恩来的警卫员送来信，约胡风见面谈话。胡风表示：“自己‘留在外面至少可以给国民党一点不痛快，用笔凿穿一下他们的鬼脸总是好的吧!”’周恩来同意胡风不去延安。周恩来又交给胡风一个任务：“要我劝说梁文若不要和吴奚如搞恋爱，这对党的影响不好。”当时吴奚如与自己的妻子朱惠离婚不成，与女作家梁文若谈恋爱，但梁文若的爱人叶以群又不同意与梁文若离婚，吴奚如这就成了“第三者”。对恋爱和婚姻一向讲究认真负责的周恩来对吴奚如很是不满，除了严厉批评，还让吴的朋友胡风“多做做工作”。此后，胡风与来访的梁文若“做工作”，“告诉她组织上不同意她和吴奚如的关系再深化，应该冷静下来”，“但她执意不听”。胡风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要听叶以群的意见。于是胡风又把叶以群找来，在周恩来面前，“以群表现得很冷静，很爽快地答应了和文若分手，并且向周副主席提出想到战区前线访问”，“这给了周副主席很好的印象。相反的，吴奚如从此失去了周副主席的信任，留在桂林，后来到新四军。皖南事变后，他和文若分散了，两个人的关系也就结束了。这次恋爱成了奚如一生中的转折点，不知该算是喜剧呢还是悲剧!，’当时吴奚如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却因一场没有结果的“婚外恋”，“从此失去了周副主席的信任”。 　　吴奚如晚年回忆说：“我这时在私生活上狂热地爱着青年女作家文若，她原是有夫之妇，是很不应该闹这场三角恋爱的。周副主席用电报警告我之外，要胡风写信从旁规劝我，而我则以为他是别有用心，拒绝他的劝告，在回信中粗暴地予以诋毁。胡风也尖刻地反唇相讥。致使彼此间的友情破裂。” 　　那个年头是父亲人生中的一个低谷，在上海与“上海反帝大同盟”的人员秘密接头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出狱后，又发现所爱的妻子作家梁文若，与周恩来的秘书吴奚如有了暧昧。父亲出狱后既要面对组织对他狱中行为的严格审查，又要面对队伍内部某些人时常投来的异样的目光。不论在私人生活或是工作中，他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挑战。所以如同久旱逢甘霖，周恩来对父亲个人生活的关心，以及工作上的信任，对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走出来的父亲精神上鼓舞极大。 　　后来父亲从战区前线回到重庆后，周副主席提出让他在“文协”工作，并让胡风去和负责的老舍商量。就这样，父亲住进了“文协”的宿舍张家花园。 　　抗战时期曾在重庆担任南方局文委文化组秘书的张颖女士在她的文章《回忆南方局文委一文化组》一文中回忆说：她“把文化组讨论的意见和情况告诉当时负责‘全国文协’经常工作的叶以群同志。恩来同志，徐冰同志经常会见他。‘全国文协’组织的各种活动，叶以群同志都和徐冰同志事先商量，事后了解反应，总结经验。以群还常常把恩来同志的意见转达给茅盾、老舍，并征求他们的看法，以沟通思想，配合工作。实际上以群在南方局和‘全国文协’起到了沟通的作用。通过他的工作，联系文艺界持有各种不同见解的朋友，使之在大的方面达到一致”。 　　当年父亲主持“文协”的岁月里，“文协”所在的那栋临街的楼房，如同一幢集体宿舍。两扇黑漆门板里面，是一个天井，一边是廖仲恺的女儿廖梦醒住的小楼，另一边一栋三层楼房，底层右手两间，外面是会议室，里面是“文协”秘书梅林夫妇所住；左手两间，靠着楼梯的一间住着父亲以群。二楼住着影剧界的宋之的、史东山、葛一虹，三楼先是住着陈鲤庭、舒绣文、盛家伦，后来又有郑君里、徐迟等等。平日临时到这里投宿的进步文化人就更多了。沙汀从南温泉回城，就挤进了父亲以群的房里与他合住了一段日子。当时沙汀也参加了“文协”的工作，同时，他还一边写着作品《敌后琐记》。工作中的事沙汀多与父亲商量，两人朝夕相处，配合得很默契。 　　而说起父亲和沙汀的合作，也是周恩来牵的线。沙汀和以群一九三二年只在上海有一面之缘。当时以群名叫华蒂，去联络刚刚靠近“左联”的艾芜，与“一二八”事变后逃难到租界的沙汀见过面。到了重庆以后，有一次沙汀出席了在曾家岩五十号一楼周恩来的卧室里举行的汇报会。会上谈起以群，周恩来就介绍说：以群刚从国民党的监狱里出来，在监狱里的问题已清楚，只要他自己革命，可以当非党干部使用。同时，周恩来还特别提到，对以群处理自己关押期间妻子梁文若与吴奚如关系的冷静态度，也表满意。就是这几句话，建立起沙汀对以群的信任，也开始了他们的合作关系。 　　吴福辉所著的《沙汀传》中曾有记载： 　　 　　9月下旬，周恩来鉴于半年来英 　　法联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国答应 　　日本切断滇缅路三个月的无理要求， 　　苏日有签订一项和约的趋向，局势复 　　杂，人心浮动，一些知识分子思想陷于 　　混乱，决定去北碚和大家座谈一次。 　　他派沙汀、以群先一步去安排。 　　 　　周恩来副主席和徐冰一行，9月 　　24日夜到达北碚。原定下午到的，在 　　城里耽搁了，连晚饭都没顾得上吃。 　　这时候街上好一点的饭馆都已关门，

　　沙汀、以群就领他们随便找了家小馆 　　子用餐。饭后，周恩来执意乘车去拜 　　访陶行知，然后才去北温泉歇宿。 　　 　　第二天清晨，周恩来还见了诗人 　　艾青，安排了他去延安的行程。来温 　　泉开会的入真不少，吃饭时坐满了五 　　张大圆桌。参加座谈会的其中就有梁 　　漱溟。最后是周恩来讲话，他用清楚、 　　亲切的话语，分析国际形势及与国内 　　抗日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对抗战 　　前途的信心鼓舞起在座的知识分子。 　　当晚，沙汀、以群、胡风陪着周恩来在 　　温泉住下。26日上午，周恩来一行乘 　　车，沙汀、以群他们坐竹排，到三十里 　　外的草街子育才学校参观。陶行知亲 　　自率领学生夹道列队欢迎。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项英 　　牺牲，叶挺被俘的消息传来，中央决定 　　面对更大的分裂。南方局贯彻“隐蔽 　　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周恩来、徐 　　冰召集沙汀、以群等讨论组织重庆大 　　批进步文化人疏散。疏散的地点主要 　　是延安、香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由 　　叶以群陪同茅盾去了香港…… 　　重庆的战斗岁月在父亲的记忆中是颠簸的，忙碌的，但又充满了激情和责任，他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充分信任，时时被委以重任。在重庆主持“文协”工作以后，周恩来又安排父亲辅助茅盾编辑《文艺阵地》，并于一九四一年陪伴茅盾夫妇去香港。后来，日军占领香港后，又陪伴茅盾夫妇长途跋涉撤离香港，到东江游击队所在驻地。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为了避免国民党的暗算，周恩来又安排父亲陪同郭沫若撤离上海，去香港。父亲到了香港，直接在中共地下战线的领导人潘汉年领导下为安排大批各界爱国人士回国，为迎接新中国建国送往迎来，做了大量工作。在那段日子里，在潘汉年的领导下送往迎来四百多位著名人士，经过父亲安排的人士就有：郭沫若、茅盾、许广平、周建人、冯雪峰、叶圣陶、郑振铎、胡风、王冶秋、余心清，还有陈毅司令员早年的友人、作家金满城等。 　　一九四九年七月的某一天，父亲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一度因国民党军队封锁江西而停航的轮船又通航了。他提着轻便的行装，匆匆辞别了几度辗转停留的香港，途经天津去北京。行前他把电影导演和演员顾而已、顾也鲁找到住处，交给他们一项任务。据顾也鲁回忆，父亲这样对他们说：“我很快就要离开香港，并且我也希望很快在新中国的土地上看见你们。在我走以前，一定请你们替我办成一件事，请你们以我的名义向李丽华、孙景璐、陶金、欧阳沙菲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回到新中国来。” 　　顾而已和顾也鲁望着面前这位熟悉的朋友，体味着他话中的分量。尽管他们先前也依稀猜测着他的身份，现在他们更确信这一点了，他就是地下党。他们答应了父亲的要求，先后向四位在港的著名演员发出了邀请。结果孙景璐和陶金不久回到了上海，李丽华和欧阳沙菲，仍居留在香港。 　　父亲离开香港不久，一伙国民党特务冲进了顾也鲁的住处，要他交出叶以群、赵树理和欧阳予倩。所幸的是他们都已离开了香港。不然的话，父亲又将再度被捕入狱。 　　 　　二 　　 　　当荒煤和父亲以群从“文协”旧址出来，又来到曾家岩周恩来的办事处，荒煤回忆道：以群站在周恩来的办公室桌前，一只手颤抖着轻轻抚摸着桌面，他似乎重又忆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个晨曦，一个个夜晚，他来这里汇报，他来这里接受指示，他似乎想再一次对周恩来说：我想到解放区去。想说：恩来同志，我该怎么做，请指示!可是恍然间他又清醒地意识到：毕竟已经不是二十年前的重庆了，他和周恩来之间相隔着千山万水，他无法对总理说什么。 　　临离开时，以群恋恋地望着桌前的座椅，好像在心里说：“再见了，恩来同志!”就如同历史上有过的那样，他走出了曾家岩，到白区去了，去从事艰险的地下斗争。可是这一回荒煤惊奇地发现，以群眼里蕴积着泪水，闪动着泪光。 　　从周公馆回来，以群和荒煤一起吃晚饭，可是饭桌上的话题总是围绕着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许多往事，围绕着周恩来对文艺工作的关怀。 　　以群喝了点酒，脸色微红，他说起了上海的一些情况：张春桥一伙在上海文艺界整风，在电影界号召要批什么“夏衍、陈荒煤路线”，要批什么“通天干部”(指文艺、电影界能够经常见到周总理反映上海情况的人)；市委书记柯庆施有句名言：“他们究竟是听党的，听我们市委的，还是听谁的?” 　　以群突然地激忿起来，敲着桌子提出一连串质问：“周总理难道不能代表党?我们为什么不能向他反映情况，不能听他的话?一个党员对市委领导人有些看法不同意，就是不听党的话?我们……我，夏衍和你要反党?……”不易激动、温和的以群此时慷慨激昂，声色俱厉。 　　“以群，不要讲了!”陈荒煤大声地说。 　　于是，他们沉默不语地闷坐着，直到分手。重庆的深秋是湿冷难耐的，茫茫大雾笼罩了天空，缠绕了城市，在迷雾缭绕的路边，以群和陈荒煤告别。这时的以群已经恢复了平静，脸上又漾起了和往常一样的温和的微笑，他紧紧握着荒煤的手，不愿松开，最后轻轻叹了一口气说：“你还是应该给总理写封信!” 　　在荒煤的记忆中沉稳内涵的以群说完那句话转身走了，他迈着平稳、快捷的步伐无声地远去。待到荒煤领悟着以群最后的话，抬起头来时，以群已经被滔天滚滚的雾浪吞没了…… 　　 　　三 　　 　　父亲以群对荒煤所抱怨的来自上海的压力，其实是当年上海文艺界许多曾与周恩来有较多联络的艺术家的共同感受。 　　黄宗英曾经回忆过这么一段往事：一九五九年江青来上海，有一天，江青派车把郑君里、黄晨夫妇和赵丹与她接到永福路上的一个深宅大院。进门后见到了江青和一位市领导，他们也未介绍这是什么地方，但凭黄宗英他们的感觉，这可能是那位市领导的宅邸。 　　在一桌与时代气氛极不协调，极尽奢华的家宴上，江青突然指着赵丹和郑君里，对那位市领导说道：“我在上海只有这两个最好的朋友了。今天我就把他们俩托付给你老了。”然后江青又煞有介事地对赵、郑二人说：“你们今后在上海有什么事需要帮助的话，可以直接找他。我希望你们今后一定要多听我们的，不要去听他们的。” 　　江青嘴里冒出来的“我们”和“他们”，让黄宗英等四人一头雾水，着实有点懵，但又不便当面究其详。 　　后来这位领导听说上影准备拍摄于伶创作的表现地下工作者茅丽瑛的电影《七月流火》，立即沉下脸拍着桌子厉色地斥责道：“我们早就说过不要去写什么古人和死人，应当大写十三年嘛，但你们还是要写死人。你们就是不听我们的，还是听他们的!” 　　一九六五年初，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江青在人大会堂山东厅――山东省的代表团会议上，突然一反常态，拍着桌子，当众歇斯底里地冲着赵丹怒斥：“你搞什么名堂!这几年你们搞来搞去还是搞他们的那套，就是不听我们的。”赵丹又一次被江青所指的“他们”搞懵了。 　　又是“我们”和“他们”。其实，对于上海文

艺界来说，江青嘴里的所谓“他们”，矛头所指十分明确，就是指向周恩来。江青咬牙切齿痛恨的所谓“通天干部”，所通之处也就是周总理。 　　 　　四 　　 　　一九六六年六月父亲以群被提前从“四清”工作队召回，回来之后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宣传部长的张春桥找他去谈话。他阴沉着脸对父亲说：你已经无须工作了，回家写交待，接受审查吧。他指定父亲交待“与周扬的关系，你的历史问题，你与潘汉年的密切往来，你在重庆的活动……” 　　父亲愕然了。多少历经艰难险阻，用年轻的生命出生入死的敌后工作经历，顷刻之间成为负担，成为是否是反革命的质疑，使他无法理解。 　　也许是长年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父亲素来很少与我母亲谈工作上的事。可是接受审查后的一天，父亲神色黯然地问：“文化大革命还有多久结束?” 　　“可能还有半年。”母亲刘素明说。 　　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要我再写半年交代怎么写得出呢?他们要我将三十年前的事情全部详细交待，我精神不好，写不出，而且也实在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写了。我并没有做过对党不利的事，写流水账又没有意思，假造又不行，怎么办?重庆的事总理和张颖(她当时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文艺秘书)都是了解的，可是现在又找不到证人，怎么办?他们要我揭发周扬，也可以揭发别人，但是，我怎么能随便揭发呢?” 　　无休止的逼供，使父亲疲于应付，从《鲁迅传》到《文学概论》；从周扬又追到广州会议，可广州会议是周恩来总理到会讲了话的呀!父亲迷惘了。他终于痛苦地搁下了笔。并且张春桥特别点出要父亲交待重庆的活动，可是在父亲的心目中，重庆的事是周恩来领导的，有什么需要交待，又有什么可以交待?当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许多都是单线联系，组织的机密不能随便泄露，现在难道要对张春桥之流去交待周恩来安排的工作?父亲的长年地下工作经验不容许他这样做，并且他也绝不会违心地去说诬陷周总理的话。 　　如同又一次从曾家岩周恩来的办公室走出来，走向充满生死危险的敌占区，这次父亲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死亡…… 　　父亲死后，张春桥悻悻地说：“一根线断了。” 　　 　　五 　　 　　“文革”以后，我终于有机会在北京张颖家中访问了她，张颖是重庆时期周恩来副主席的文艺秘书，负责周恩来和父亲间的联系工作。她送了我一本她的著作，其中记载着这样一段：以群冤死四年之后，一九七。年秋尽冬初的一个星期天，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住所，张颖拜见了周恩来总理。 　　当时席卷全国的“文革”野火已经燃烧了四年，全国满目疮痍。刚刚过去的夏天，中央在庐山上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全会上林彪和江青为首的两大“文革阵营”打得不可开交。周恩来总理为了维持全国的秩序，日理万机，几近心力交瘁。张颖还记得：在谈话中，“邓大姐换了话题，突然问我：‘听说你还写过我们的黑材料，有这回事吗?’我不无疑虑地说：‘您两位相信我写过黑材料吗?’恩来同志笑了起来，说那是邓大姐在开玩笑。”邓颖超的直率或许是会面中的一个插曲，但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中，世态的险峻。可是即便在这种极其险恶的政治氛围中，周总理仍然十分关心与他联系紧密的文艺界。 　　张颖回忆道：“周总理关切地问起了文艺界许多同志的情况。我便将从小报上读到的和道听途说的讲了一些。总理对一点一滴的情形都听得入神，并且关切地追问。可想而知，我所能带来的，除了是坏消息还能有什么?恩来同志问我是否遇见过曹禺，健康如何，精神状态如何?……他又提到，听说连冰心都下放劳动了，巴金在上海地下防空洞搬砖。光未然的手臂曾经折断过，是否也参加劳动了。‘作协’其他的老同志是否去了干校?我什么也回答不上来，因为我已与绝大多数同志隔断了联系。只见他眼神显得忧郁了，常常陷入深思，并发出低低的慨叹。 　　“突然，总理问到：‘以群真的自杀了吗?’ 　　“我肯定地点点头，证实以群已于‘文革’初期故去了。我沉痛的告诉总理：从上海派来的外调人员曾经多次严厉地对我质问过以群的情况，我也曾设法探问，并且得到证实，以群确实已被逼身亡。 　　“听了我的话，周总理沉默了。我仍深深地记得：恩来同志为这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共事多年的战友之死，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悲痛。” 　　种种迹象表明，从江青之流嘴里说出来的“他们”和“我们”的斗争在“文革”以前早已开始，到了“文革”之初更是变本加厉。不论是荒煤、以群，或是赵丹、郑君里，他们都被江青、张春桥视作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他们”忠心耿耿服务的人，是“通天干部”。对于周恩来的暗算在“文革”之初已经剑拔弩张，后来的“批林批孔”“反周公”运动只是一种更加明目张胆的喧嚣而已。 　　荒煤老人去世的前一年，我曾两次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他见到我很高兴，话也比平时多了。那时的他已开始更多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开始筹备回忆录的撰写。 　　后来我终于读到了严平所著的《陈荒煤传》，严平作为陈荒煤的秘书，在荒煤最后的日子里陪伴在他身边，帮助他整理回忆录。严平在书中描述了一段荒煤病逝前最后日子里的状况：“他躺在床上，精神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没完没了地做着噩梦，他总是梦见‘文革’，他在梦中被人包围，被人批斗。他还梦见郑君里、叶以群，他在梦中和他们交谈，他们要求他写‘文化大革命’。写‘文化大革命’这个念头比平时更强烈地逼迫着他，使他不得安宁。” 　　我想如果荒煤老人写“文革”，一定会记录他与以群在重庆的永诀。因为在周恩来指导下工作，以及周恩来对他们的关心，是他们人生的荣幸，是生命历程中的难忘记忆。更重要的是，“文革”前以及“文革”运动中对来自“国统区”的文艺界人士的一系列迫害，看似一个个独立的个案，但是其中都有着清晰的目的指向，目标所向就是几十年来关心，并且直接参与领导文艺界的周恩来。历史的疑惑不可能留白，真相终将被揭露! 　　在父亲叶以群百年诞辰即将来到的日子里，我反复端详着父亲留下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从年轻时告别安徽老家，穿着一身白色的西装远赴日本留学，到壮年时与郭沫若以及其他文坛战友笔耕于重庆山城，再到建国后在上海与家人的合影……我难忘他年轻时目光中的壮志飞扬，无惧无畏；难忘他壮年时脸上与疲惫交织在一起的舒畅的笑容；更难忘他晚年的沉默寡言，和神态中隐藏的忧虑…… 　　但是，纵观他的文学生涯，在所经历的各个时期，他与同时代的文坛巨擘们都曾有过十分紧密的合作。在抗日和国共内战时期，历尽艰险，掩护郭沫若、茅盾撤退转移；在重庆与老舍共同主持“文协”的工作；建国初期，和于伶并肩打造新中国上海的电影事业；稍后，接受周扬的委托主编高校文科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这本教材走进大学课堂，曾经滋养了无数代文学人；上世纪六十年代，辅佐巴金先生主编《收获》和《上海文学》杂志，在时风时雨的文坛上如履薄冰，殚思竭虑，尽己所力，创建文学品牌，培养年轻一代……想起这些我终于觉得。父亲的生命不长，可是他活着时极尽了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