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湖]与儒者张岱

　　摘 要：《日月湖》是张岱《陶庵梦忆》中为研究者所忽略但其实值得深究的一篇文章。通过叙写四明之地的日月湖及其周围古迹，张岱对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境遇、自我角色的位置以及儒家传统文化的去向进行观照。论文主要据文中的意象符号展开追溯，考察这些符号背后究竟隐藏了张岱怎样的心境，张岱通过这些符号想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而这种信息背后的张岱的角色身份又是怎样？通过对于张岱儒者身份的研究，可以窥探到明清之际，知识分子对于保存、传承儒家文化的努力之一斑。 　　关键词：《陶庵梦忆》 《日月湖》 张岱 　　引言： 　　《陶庵梦忆》是张岱的三部散文集之一，八卷，收文一百二十余篇，篇幅多短小而意味隽永，聚而成册，为晚明小品之一大观。《日月湖》出自首卷，记叙宁波府日月湖风物，对日月湖、季真祠等景物皆有叙写，而这些意象符号在过去一直被研究者所忽略。这些符号背后究竟隐藏了张岱怎样的心境，张岱通过这些符号想传递一种什么样的信息，而这种信息背后的张岱的角色身份又是怎样？这些值得我们慢慢探寻。 　　一、宁波府内日月湖――故国之思 　　张岱笔下的日月湖看似是一篇写景之作，然于写景之中，张岱实则寄托了对明朝的哀思这种哀思并未直接抒发，而是通过拆字法让日月二字相拼暗合明字，隐晦地抒发。同时，张岱生长的江浙地区对于明朝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宁波则是其中代表，因此张岱在此抒发的是对于故园与故国的双重思念，而由此引导出的，则是明亡后的文人无所归止的生存状态。 　　“宁波府城内，近南门，有日月湖”。一开篇，张岱便直入主题。和金陵、苏杭这些常出现在张岱笔下的地方不同，宁波府在《陶庵梦忆》很少出现。[1]而此篇《日月湖》一出现，即在首卷。虽然张岱曾在《陶庵梦忆》中强调过这些文章“不次岁月”，亦“不分门类”，只是“偶拈一则”，而其旨意，则在“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2]。但是《陶庵梦忆》的首卷与别卷收录风格毕竟不同，多思悼亡明之篇目，如首篇《钟山》从孝陵祖祭之简陋去窥探明朝在最后岁月中衰落的蛛丝马迹；《报恩塔》则在描写故都金陵报恩塔之盛景中融入了虽隐秘却又浓郁的哀情；《金山夜戏》中近乎奇幻荒诞的叙述――在金山寺内夜演韩世忠大战金兵，亦透出对南下清兵的暗讽以及对韩世忠那样的民族英雄的尊崇。首卷中许多篇目都通过记叙这些“故园旧径”或隐或显地表露出对往事前朝的追忆，那么宁波府又有着怎样的故人、故园呢？ 　　宁波府西接张岱的家乡会稽，以四明山被称作 四明之地，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前一年将元朝时设立的庆元路避“元”字讳改为明州府，而在洪武十四年又改定为宁波府。[3]有着这样俗称与官名的宁波府在这样一部前朝梦忆之中的隐喻含义颇耐人寻味。 　　文章开头接着又写：“日湖圆，略小，故日之；月湖长，方广，故月之。二湖联络如环。中亘一堤，小桥纽之。”文中的日月湖原本指的是宁波府城内的一方湖水，可随着语境的不同，这方湖水的含义便不同了。正如日月湖本身由一小桥相纽便联络如环，日月这两字联络起来亦是一个明字，不论是从宁波府本身，还是从文章的主题日月湖来说，文章不断地和“明”联系在了一起。其中缘由想来亦不难理解，在历经甲申巨变后，“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为野人”[4]，无所归止正是这个时期每一位知识分子的处境，是归顺清廷，还是玉碎全节，亦或是逸入山林，是不得不面临的选择，而无论选择哪一种，他都会不可遏止地回忆起当年的王朝岁月、故园人民，于是才有了“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矣”的感叹。这里张岱化用了《搜神后记》里丁令威学道归来时所云“城郭如故人民非”[5]的典故，正与过江诸人“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6]异曲而同工。在清初的高压政策之下，张岱只能隐晦地表达对故国的思念。宁波府，日月湖，便成了这样一种遗民语境下最适合不过的隐语代表。 　　这种故国之思，细化在个人身上，便也有其独特的故我之思，故张岱亦有“想余生平”之念。 　　二、“笑问客从何处来”――故我何由 　　我们可以从张岱的生活环境以及家族渊源来了解张岱日后人生选择的由来，一方面是江浙地区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家族品性的积淀。 　　文章次段写道： 　　日湖有贺少监祠。季真朝服拖绅，绝无黄冠气象。祠中勒唐玄宗《饯行》诗以荣之。季真乞鉴湖归老，年八十余矣。其《回乡》诗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孙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笑问客从何出来？”清人入主后，张岱不愿奉侍新朝，对于清廷而言，他无疑不能算是主人，那么这位客人又是从何而来呢？既是明朝遗民，似乎毋庸赘言，张岱就是来自明朝了。可是仔细寻思，张岱之于明朝亦算不得主人，因为张岱不曾在甲申之前谋得过一官半职，与好友祁彪佳殉死故国相比，张岱没有这么做十足的理由。张岱仅仅是一介乡绅，抑或是地方名流，因此，张岱的身份符号使得张岱只是普通的明人而非主人。而由明入清的张岱在这两者之间都无法找到自我归属的情况，一似当年孩童“笑问客从何处来”。张岱此刻恐怕才真正明白了这位数百年前的同乡内心的痛苦。而张岱这种“了解之同情”亦使得两种文本之间顿时充满了一种耐人寻味而又苦涩的张力。二者的境遇毕竟不同，可似乎总能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根线索将二者紧紧联系，恐怕就是这“无所归止”的境遇吧。 　　那么与由玄宗饯行的四明狂客相比，张岱又能在哪里找到自己的归止呢？答案还是由张岱的身份符号所决定，张岱既是越中乡绅，风流名士，那么自然而然张岱与这片土地便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一）地脉 　　从《陶庵梦忆》以及《张岱年谱》中张岱的行迹来看，张岱一生的活动范围并不像他的先祖那样宽广。除了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和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两次前往兖州为父亲祝寿之外，张岱一生的活动范围大体上局限在了江浙一带。张岱以四明之地引出的是这片土地上与明朝息息相关的每个角落。 　　《陶庵梦忆》的首篇《钟山》便是通过对孝陵祭典的今夕盛衰之叙写来观照明朝兴亡，文末“寸斩应华亦不足赎也”“今岁清明，乃遂不得一盂麦饭，思之猿咽”[7]，这两处极为露骨地表露了张岱对于明王朝的情感。而《湖心亭看雪》一文中更有“痴似相公者”的“金陵人氏”。一个“痴”字，将这片土地上所有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境道了出来。 　　因为对故园的痴，尤其是自苏宁而至越中这一代彼时最为繁华富丽之处，如今落得草木涂炭，文人心中不免涌起了无限感慨，“繁华靡丽，过眼成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8] 　　而因为对于故国往事的痴，才有了黄石斋、李研斋与清兵的不断抗争，身死殉国的夏允彝、夏完淳父子，自沉而死的祁彪佳。这其中，尤以祁彪佳对张岱的影响最大，祁彪佳“尽忠报国”而死的结局让张岱深刻地意识到“天下事至此，已不可为矣”[9]，因而打消了辅佐鲁监国的念头，入山著述。 　　（二）血脉 　　对张岱的人生选择影响更大的，则是张氏家族祖祖辈辈积淀下来的家风。自从张岱的十五世祖张远遒于南宋咸淳元年知绍兴府，张氏家族遂迁至绍兴，“居山阴之状元坊”，四五代之后，张家子孙已经遍布绍兴邻县，成为了当地一支望族。[10]张家声名在山阴最显赫的时期始于张岱的高祖张天复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中进士，其后张岱的曾祖张文恭以及祖父张汝霖一门三进士，曾祖张文恭更是在隆庆五年高中状元，山阴张氏的声望在此时也达到了顶峰。 　　不过要承认的是，即使一门三进士，但是他们并不曾登上高位，因此张家也并不能算得上极鼎盛的大族，但是在山阴地区，已然算得上首屈一指。张岱的高祖张天复精明干练，在云南按察司副使任上“屡以强项”与当地豪族沐氏结怨而受诬，曾祖张文恭因牵连杨继盛案而落职。而祖父张汝霖亦在山东复使任上亦因与同僚争执而遭弹劾落职。可以看出，虽然有着很高的政治起点，可张家人的仕途并不顺利，而随着仕途受阻，他们往往便借声色来脱离世俗生活，这固然为独“善”其身创造了天然的屏障，但同时，亦将张氏家族带向了困境。到了张岱父亲张耀芳这一代，家道开始中落，在张耀芳这一代，已然没有了钟鸣鼎食之家的气派，亦不曾像祖父辈那样通过科举来光耀门楣。直到五十三岁，张耀芳才“以副榜贡谒选”，就任鲁王右长史。张岱父祖几辈人相似的境遇以及他们的品性、治学方法多多少少遗传给了张岱。 　　就品性而言，张岱的家人大多有一种“强项”之性，张天复不屈从于沐氏的威逼利诱，张文恭不惧阉党，不惜得罪权相，而张汝霖同样坚持己见，屡屡与同侪生出争执。一方面，可以说张家人不谙人情，更重要的，则是张家人世代相袭的君子之气，“浩然之气”充塞于天地，而不似奸险小人那样蝇营狗苟。浑浊加身一反而底，万钟于我又何加焉？张岱虽不曾为官，但同样在举世混乱之时奋起抗争，在鲁王小朝廷短暂的政治生涯里，张岱以东海布衣之身激烈上书，欲将奸臣马士英除掉而后快。这种绝不与恶世同流合污而一往直前的品性无疑流淌在张家每代读书人的血脉里。亦正因读书人故，在理想与现实巨大的落差面前，张家人亦清楚地认识到自我力量的渺小，于是便同古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一样，既然无法兼济天下，那么便独善其身吧。 　　张天复与张文恭在庐居故里后，便致力于修纂地方史志，张天复编纂成了《山阴志》，张文恭更进一步，“修《绍兴府志》及《会稽县志》”，“三志并出，人称谈、迁父子”[11]。张汝霖在落职后，“独居天镜园，拥书万卷，日事绣绎”，晚年欲博采群书，著《韵山》，后见《永乐大典》，自叹不如。这种著述家风深刻地烙印在了张岱身上，单就著史一门，张岱在二十二岁时便开始著述《古今义烈传》，明亡之后归隐龙山，又一心著述《石匮书》，与其曾祖高祖又何其相似。《石匮书》是张岱最为看重之作，明亡后张岱“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在《自为墓志铭》中张岱列数一生著述，将《石匮书》置于首位；《石匮书・义人列传》亦有“然余之不死，非不能死也，以死而为无益之死，故不死也”语。将《石匮书》置于如此之高的地位有很多原因，家风亦必为其一也。 　　于治学一门，家传影响亦深，在《四书遇・序》中，张岱写道：“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12]只读白文而不通注疏，其利处在于即有不明，后遇事而感，则可“触目惊心”。正是这种读书方法，让张岱能够在晚年依其所见所感，著成《陶庵梦忆》。虽然这种方法如陈平原先生所说，不能深刻理解经文，但是同时，又摆脱了宋儒附会的道学桎梏，“坐谈性天”的弊端，[13]而走上了注重实践，经世致用的道路。张岱正是认识到“坐谈性天”的“吾儒全无大用”，积极地投身于世事，当绍兴城爆发饥荒之时，张岱积极奔走筹措，祁彪佳在日记中记到：“其所著《杞人筹越大概》、《禁越贩议论仓》，其中筹划井然……连日有以赈策见示者，皆无此切要”。张岱上书以求处置马士英，更是这种经世之学的体现。当然，这也与先辈的影响不无关系。张文恭在里居之时，“遇乡里有不平事，辄侃侃言之，不少避”，“徐文长以杀后妻下狱，曾祖百计出之”，张耀芳在鲁王右长史任上多义举，用自己的钱为犯人缴纳罚金，甚至释放死囚七人。这些在旁人看来近似痴癫的行为源于儒家的关怀精神，这种关怀精神被张岱所继承，因而小至一城之黎民生计，大至天下之兴亡安危，张岱都会挺身而出，奔走呼号。 　　在明朝土崩瓦解之后，张岱的心理选择还可以从另一条隐秘的线索来追寻。晚年的张岱经常以“蜀人张岱”或“古剑蝶庵老人”自号。将家族追溯到蜀。张岱十五世祖张远遒迁往绍兴之前，张岱始祖本在“汉川之绵竹”，且“族尤大”[14]，而张岱这一支的兴起则始于张远遒的曾祖，南宋赫赫有名的抗金将领魏国公张浚，张远遒的祖父则是著名理学家张�。张岱将自己的家族血脉远溯至蜀人，无疑是借这二人来暗地里表露自己政治上归属于明朝，文化上归属于儒家的的心志。 　　对于张浚，《宋史》评价道：“儒者之于国家，能养其正直之气，则足以正君心，一众志，攘凶逆，处忧患，盖无往而不自得焉。若张浚者，可谓善养其气者矣。”[15] 张�则更是被称作“圣门有人，吾道幸矣”，他在给朱熹的信中将南宋政局积弊归结于“不悦儒学”[16]。张岱对这二人的继承无疑是表明了自我的文化继承。面对又一次的外族入侵，政治上明王朝已经灭亡，但是从文化上来讲，儒家传统并不随之而亡。面对着新朝的高压态势，张岱借此表明儒家文化的正统，既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使命。 　　同时，“蜀人”这个隐语符号也显示了张岱对新朝的不合作态度。张岱往往借宋金旧事来暗喻时局，张浚是著名的抗金将领，张岱自号“蜀人”其中含义已不言自明。 　　三、“直一富贵利禄中人耳”――故我何往？ 　　张岱所向往的，是一条潜心著述的儒者之路，要潜心，则须摒弃悭吝之心和富贵利禄之心。这条儒者之路的选择，一方面取决于家、地域文化；另一方面，取决于张岱的遗民身份，既然国已亡，儒家文化便不能再亡。 　　《日月湖》次段记叙了贺知章向一卖药老者贻珠求道的故事：“季真曾谒一卖药王老，求冲举之术，持一珠贻之。”从一个“谒”字可以看得出贺知章求道并非叶公好龙，否则便不会“持一珠贻之”。然而卖药王老“见卖饼者过，取珠易饼，季真口不敢言，甚懊惜之。王老曰：‘悭吝未除，术何由得！’”而后张岱评道：“则季真直一富贵利禄中人耳！《唐书》入之《隐逸传》，亦不伦甚矣。” 　　贺知章作为“饮中八仙”之首，素有放达之名。唐肃宗在他死后评到“器识夷淡、襟怀和雅、神清志逸”[17]。这则小故事在《旧唐书》《新唐书》中都无记载，但是据《新唐书・隐逸传》对贺知章性格“旷夷”、“晚节尤诞放”[18]的描述来看，贺知章以珠求道并非不可能，且《隐逸传》亦确实记载贺知章晚年携其子“以宅为观”“听为道士”。既为同乡，性格又有相似处，贺知章与张岱年都有着一股名士气，与贺知章好求冲举之术相似，张岱亦喜结交奇人异士。贺知章晚年归隐求道的经历亦让张岱不自觉地将自己和前人做一番对比。二人差异的关键，即是“悭吝之心”的有无。如果说贺知章因为一珠不舍而被讥为“富贵利禄中人”，那么张岱亦在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能够放弃、忘却往日那段风流俊赏、钟鸣鼎食的生活？ 　　贺知章以一富贵利禄中人而入《隐逸传》，在张岱看来，是一种不伦，这里，张岱实际上是以贺知章与自己做一种对比。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写道“产不及中人，而齐驱金谷；世颇多捷径，而独株守于陵，如此则贫富舛矣。”[19] 张岱在甲申之变前，确确实实是过着一种翩翩公子、风流名士的富贵生活。而在此之后，则颠簸流离，隐居龙山，常至断炊。归隐本不是他的意愿。于是，欲隐而非真隐的贺知章与无奈归隐的张岱之间既是从历史时空上，亦是从命运上，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张岱看来，他与贺知章的共通之处即在于同是“富贵利禄中人”，但是甲申之难也注定了两人的角色定位天差地别。张岱虽然无奈，却是真正地归隐。而从富贵利禄之中真正去归隐，在张岱看来，就是除去悭吝之心。当张岱写出了“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20] 这样的文字时，证明他已除却了一颗悭吝之心。当俗世间的一切功名利禄在张岱眼中均已等齐划一，他才真正地做到归隐著述了。 　　正如前文所说，这时的张岱除却是一位捍卫儒家传统的儒者之外，同时也是一位惦念旧朝的遗民。这两种身份角色重合时，张岱便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张岱不仕二朝，于立德不违，虽亦不曾立功，然终以《石匮书》成，而立言亦备。张岱对于两种身份平衡地加以把握，使张岱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符号――“著述鸿儒”，李研斋曾题张岱生圹曰“有明著述鸿儒陶�张长公之圹”[21]。从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将其郑重写下，足见张岱对这一定位的认可。 　　四、“声存西湖一曲”――故我之殇 　　张岱选择儒者之路亦与他常有的盛衰兴替的情怀有关。基于这种情怀，虽然“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是在乱世衰情中，张岱还是对儒家文化的复兴抱有极大的希望，终其余生“上下而求索”。 　　文章第三段笔锋一转，描写了月湖周围之景色“城下密密植柳桃，四围湖岸，亦间植名花果木以萦带之”。开端给人以明媚的感触。然而很快文章格调一变，开始了昔盛今衰的感叹：“湖中栉比者皆士夫园亭，台榭倾圮，而松石苍老。石上凌霄藤有斗大者，率百年以上物也。四明缙绅，田宅及其子，园亭及其身，平泉木石，多暮楚朝秦。”在这明媚春光之中，张岱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温情，面对着台�散落的士夫园亭，满满的都是悲凉。从这些散落的废墟中，张岱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单单有如百年石上凌霄藤般的山阴张氏家族，亦有如大厦倾倒般的明王朝。 　　短短数语，写出了四明之地的官宦及大族命运的盛衰对照，更加彰显那个时代整体的境遇。这一段的文眼，即在于“暮楚朝秦”四字。随着清兵南下的脚步，江南文人士大夫无法像几百年前的南宋那样偏安一隅，连自身都无法保全，遑论田产园林，更迭异速，则不足怪也。 　　从四明缙绅们的命运角度观照张岱，则可看到张氏家族几代人以来的兴衰往复。张氏家族的命运在张文恭高中状元之时达到了鼎盛，而其实张文恭的母亲刘太安人便说道“福过矣，福过矣”[22]。果然，张文恭死后，张家的田产便开始为人豪夺。张汝霖中进士，家道复有好转，然张汝霖落职之后，张家的境况便每况愈下，到了张耀芳一代，纵使张岱母亲“戮力成家”尤不免“媵妾、子女、臧获，三分之”[23]。 　　家族命运的盛衰起伏在张岱的脑海里深深地烙下印记，在他的写作中，时常暗涌出盛衰无常的今昔对比。无论是在《自序》中对自身“繁华靡丽，过眼皆空”的感叹，还是在《家传》中对张氏家族由盛而衰的记叙，抑或是在一些单篇的小品，如《鲁藩烟火》《龙山放灯》《报恩塔》中对于盛世盛景的追忆，均暗含着一股浓浓的昔盛今衰的慨叹。这种慨叹，往小了说，观照个人；往大了说，关涉国家，乃至文化传统。不限于四明之地的文人士大夫，在国破家亡之际，又有哪一家不是面临着覆巢完卵的危机？而这种今时的衰落，在一个儒者看来，更是儒家文化受到外来侵略时所遭受的磨难。 　　下文提及：“屠赤水娑罗馆，亦仅存娑罗而已。”娑罗双树是佛家常用的意象，佛祖涅�于娑罗双树之下，娑罗双树，一枯一荣，象征事物的盛衰。在张岱看来，如同这娑罗双树一般，虽然儒家传统文化此时正在衰落，但不会也不能就此消亡，必将有其涅�之日。 　　文章末尾即写道：“清明日……柳桃烂漫，游人席地坐，亦饮亦歌，声存西湖一曲。”西湖即月湖，清明是《陶庵梦忆》中多次出现的一个符号，不知张岱是否有意为之。无论如何，在这一的日子，人们无疑会回想起逝去的王朝，逝去的故园，以及那些逝去的故人。尽管这些都已经逝去，但是，就像西湖一曲的歌声那样，若有如同《石匮书》这样传递岁月历史的著述存在，纵使不见此时幸存的“著述鸿儒”，而其声亦会将过往的文化传递，虽然势小声微，但必将与由盛入衰时的命运轨迹一样，由衰转盛！ 　　结语： 　　以四明之地为代表的江浙地区以其特殊的文化渊源凝结了张岱对分崩离析的明朝精魂的追忆，寄托了对于故国、故园、故人的哀思。张岱作为越中名士，从这片土地以及家族的血脉里继承了最忠于明的思想精神与文化品格，更继承了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忠诚。 　　而在清朝统治者面前，这些追忆与忠诚都无法尽情地表露，唯有通过隐秘在字里行间的符号寄托浓浓的哀思。而这种哀思，不仅是对已逝王朝的思念，亦是对此种境遇下自我使命的拷问。在这样的乱世，唯有将立言传世进行到底，才能使儒家文明的血统得以延续。虽然前途艰险，时刻有可能为异族统治者所诛灭，但将这些看似微弱的声音汇聚而“声存一曲”，终将使儒家文明再次勃发，如桃柳般烂漫。 　　注释： 　　[1]笔者统计，《陶庵梦忆》中，言及绍兴者四十篇，金陵十一篇，杭州八篇，苏州及无锡五篇、扬州三篇，宁波三篇，山东诸地八篇，镇江两篇，嘉兴一篇。 　　[2][明]张岱：《陶庵梦忆・自序》，《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清]曹秉仁纂：《宁波府志》卷二《建制》，见《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清雍正十一年修，清乾隆六年补刊本，134页。 　　[4][明]张岱：《陶庵梦忆・自序》，《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5][晋]陶潜：《丁令威》，《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 　　[南朝・宋]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言语》，中华书局，2011年版，109页。 　　[6][明]张岱：《钟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7][明]张岱：《陶庵梦忆・自序》，《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8][明]张岱：《祁世培》，《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9][清]徐元梅等修，朱文翰等辑：《嘉庆山阴县志・卷十五・乡贤三》，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1983年版，527页。 　　[10][明] 张岱：《家传》，《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49页。 　　[11][明]张岱：《〈四书遇〉序》，《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107页。 　　[12]陈平原：《“都市诗人” 张岱的为人与为文》，《文史哲》2003年第5期，78页。 　　[13]何冠彪：《张岱别名、字号、籍贯及卒年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辑。 　　[14][元]脱脱著：《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11313页。 　　[15][宋]张�：《南轩文集》，卷之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6年版，第5页。 　　[16][五代]刘�：《旧唐书・文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5034页。 　　[17][宋]欧阳修：《新唐书・隐逸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5606页。 　　[18][明]张岱：《自为墓志铭》，《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95页。 　　[19][明] 张岱：《自为墓志铭》，《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95-296页。 　　[20][明]张岱：《自为墓志铭》，《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97页。 　　[21][明]张岱：《家传》，《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47页。 　　[22][明]张岱：《家传》，《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258页。 　　参考文献： 　　[1][明]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明]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中华书局，2007年版。 　　[3][明]张岱：《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胡益民：《张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胡益民：《张岱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6]史景迁：《“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宋]张�：《南轩文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8][元]脱脱著：《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9][五代]刘�：《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5034页。 　　[10][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5606页。 　　[11][清]徐元梅等修，朱文翰等辑：《嘉庆山阴县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83年版。 　　[12][清]曹秉仁纂：《宁波府志》，《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清雍正十一年修，清乾隆六年补刊本。 　　[13][晋]陶潜：《搜神后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 　　[14][南朝宋]刘义庆，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年版。 　　[15]何冠彪：《张岱别名、字号籍贯及卒年考辨》，《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3辑。 　　[16]陈平原：《“都市诗人”张岱的为人与为文》，《文史哲》2003年第5期。 　　[17]潘承玉：《别一时代与文体视野中的张岱小品》，《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