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和法国大革命

卢梭和法国大革命

“我无罪啊——！” 晚年的卢梭，向着广袤星空下的黑暗大地，发出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呐喊。

“整个欧洲针对我响起一片诅咒的声音，气焰之高无与伦比。我是一个异教徒，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疯子，一只凶猛的野兽，一只狼。“（卢梭：《忏悔录》） 近乎疯狂的呐喊，穿越时空， 与鲁迅笔下狂人的嘶叫共鸣。

被封建君主和宗教势力的通缉追捕，奔逃的卢梭，还不得不与来自友军的明枪暗箭搏杀。“横着站”——这与鲁迅的悲怆何其相似！

旷野上两只嚎叫的狼！东方与西方，鲁迅与卢梭。

卢梭于1778年逝世，但他灵魂的强音，吹响了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号角。 鲁迅于1936年逝世，但他思想的狂飙，卷动起1966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面旗。

“主权者和人民只能有唯一的共同利益，因之政权机构的一切活动，永远都只是为了共同的幸福。这只有当主权者和人民是同一的时候才能做到。”（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人民主权！

在法国巴黎图书馆，保存着一幅18世纪的版画：画面上，一位贫苦老农弯腰驼背，背着一个脑满肠肥的高级教士和一位衣着华丽的贵族。版画以浪漫的典型，刻画了法国大革命前夕，在统治者们的剥削与压迫下，人民的生存权几乎丧失，更遑论人民主权？

被理想的呼唤，却挣扎于现实的困扰。卢梭将攻击矛头指向私有制：“把保

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力。从此以后，便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卢梭来自“下流社会”，有着与广大劳动人民休戚与共的感情；虽然经过艰苦打拚，他跻身“上流社会”，但“人民之子”的本色使他无法忍受“上流社会”的虚伪与腐化，他很快反戈一击，成为“上流社会”的叛逆 。

昂然置身于“下流社会”中的卢梭，由衷地礼赞他的同类：“当发生骚乱时，或当街头发生争吵时，贱民们蜂拥而至，谨慎的人们则匆匆走避；把厮打着的人劝开，阻止上流人互相伤害的，正是群氓，正是市井妇女。”（《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鲜明的阶级立场，决不妥协的对立，使反动势力对卢梭恨之入骨，必欲置其死地而后快。在卢梭被追缉得东逃西躲，避居于山村小屋时，曾于夜半，陷入九死一生的险境：“冰雹似的石头扔向面对长廊的门窗，哗啦啦地飞到长廊里来……一只有力的手扔来的一块石头，打破了窗户，穿过厨房，撞开我的房门，直落到我的床脚下，如果我走快一秒钟，石头就能打到我的肚子了。”（卢梭：《忏悔录》）

但卢梭却绝不肯低下“卑贱者”的头。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毛泽东） 卢梭没有找到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决裂的办法，但以彻底落实私有制的辩证思维，重张内置于私有制中的公有精神。把从霍布斯直到洛克、休谟、伏尔泰维护私有制的“上等人的高尚”，升华到“人民神圣”的高度。

“集体在接受个人财富时远不是剥夺个人的财富，而只是保证他们自己对财富的合法享有……享有者便由于一种既对公众有利、但更对自身有利的割让行为而被人认为是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他们的权利受到国家全体成员的尊重。” （卢梭：《社会契约论》） 这样一种私有制或个人财产所有权，难道不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吗？不就是公有制的目的吗？

套用历史形成的“国家”这一概念，赋予其“社会管理机构”的新含义，从而将每一个个体及个体利益融会于社会整体及整体利益，同时也就实现了个体价值及个体利益，这是个体与整体的对立统一，也是私有制与公有制的对立统一。

孔子的“井田”主张每个人都能公平地得到自己的一份，卢梭则以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方式表达了这一主张。他没有提出共产主义的概念，但是，像孔子一样，卢梭思想的核心，难道不是人类共产主义精神的组成部分吗？进而言之，被卢梭思想塑造的法国大革命，在为资产阶级赢得荣誉的眩目辉煌里，就看不到共产主义精神的光源吗？

卢梭的“社会契约”强调每一个人的私有权，通过对整个公民权的奉献，最终使每一个人的私有权彻底回归自身。他明确地提出“公有”的观念：“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有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卢梭：《社会契约论》）

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更多地寄望于道德伦理，卢梭则寄望于社会制度。“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方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自由。”（卢梭：《社会契约论》）

这是寄望立法来保障社会契约的实施，这是以精辟的辩证思维对社会主义的诉求。私有制与私有观念，因为卢梭而大放异彩。

对私有制及其意识形态——基督教思想体系，托马斯是为了肯定的否定，路德是为了否定的肯定，而卢梭则是革命。

卢梭出，上帝亡！

然而，卢梭是信仰上帝的。

“他比任何西方人更理解东方观念中的完全忘我的境界，„那种剥光了任何其他感情的感情‟，是集中在上帝的深渊里。“（罗曼•罗兰：《卢梭简介》）

上帝之灵挣脱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束缚，借助自由意志的双翅，充分张扬自我：“一颗正直的心，就是上帝的真正殿堂。”（卢梭：《爱弥儿》）

这个上帝，是人类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的象征。面对法国的君王贵族，以及伏尔泰和《百科全书》的战友阵营，统统对私有制的顶礼膜拜，孤傲的卢梭有足够的理由称自己是“法国唯一信仰上帝的人”。

伏尔泰否定上帝，他自己却成了18世纪私有观念的“上帝”；卢梭赞美上帝，上帝却消融在人民中。

伏尔泰嘲讽耶稣，却没有挣脱基督教思想体系的世俗之网。伏尔泰时代，只是神权让位于世俗王权，私有制及私有观念褪去基督教思想体系的外衣，把“神圣”的冠冕戴在自己的头上；伏尔泰对私有财产的醉心，使他只能在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范围内，进行启蒙的呼唤；他对“开明君主”的幻想，也使他几乎为私有制殉葬。好在他的晚年，终于转而期盼革命，给自己划了一个光明的句号。

卢梭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心目中的上帝，不是教皇的、等级制的上帝，而是与大自然一体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灵灵的耶稣。他高擎着从耶稣到路德整个中世纪的伟大基督教思想家所共同接力的火炬——人类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著名学者达朗贝尔把卢梭比作路德。

在反封建、反君主的斗争中，伏尔泰为金钱的追求，时时向后看，希冀君主的“圣眷”，向封建势力妥协。

卢梭则近于苛刻地对原则的执着，时时向前看，寻求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持。他那残疾躯体拖动的蹒跚步履，追逐生存和自由，追逐乡野的风和上帝之灵。

卢梭也寄望“开明君主”，这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卢梭的“开明君主”是一个理想的抽象；伏尔泰的“开明君主”则是一个现实的具体。为了现实的妥协，伏尔泰寄望君主维护私有制；为了理想的决裂，卢梭寄望君主粉碎私有制。伏尔泰自缚于私有观念中；卢梭则正视私有观念，寻求对私有观念的突破。伏尔泰立足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立场，表现出人类思想家的深邃；卢梭则立足于人类思想家的

立场，表现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局限。

卢梭、伏尔泰，一个阶级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激进还是渐进？诉诸人民还是祈求“君主”？

伏尔泰也激进，但他的激进不断地屈服于对统治者的妥协；卢梭的激进则是彻底的不妥协。

卢梭没有像伏尔泰那样期待革命，但卢梭却“制造”了革命。

不同于伏尔泰“倡导的开明君主政治和否定人民的平等要求，卢梭开辟了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转向革命的一条新径，正如赫尔岑所说：„当伏尔泰还为了文明跟愚昧无知战斗时，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为的文明了。‟” （转引自唐少杰：《世界圣哲全传•卢梭》）

然而，伏尔泰的世纪，怎容得卢梭咆哮？像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被中国人抵制一样，激进的卢梭，遭到几乎全欧洲人的反对。然而，被残酷“迫害”郁郁离世的卢梭，仅仅两年之后，便成了全欧洲人蜂拥朝拜的圣灵。苏格拉底、耶酥、卢梭……，这是一切前驱者的命运吗？

伏尔泰有着“上等人的高尚”。他满怀真挚的同情不求报酬地帮助穷人。但他的先决条件是：他首先要做一个有钱的上等人。就像过去的和现在的“青天大老爷”们，高踞于“下流社会”之上，对“下流社会”释以慈悲。

而卢梭有着“下等人的卑鄙”，他偷过东西，说过假话，甚至不养育自己的亲生孩子，把孩子送进育婴堂。然而他却绝不接受国王的大笔赠金，并最终从“上流社会”金碧辉煌殿堂里的相互吹捧和勾心斗角中逃离。

在《忏悔录》中，卢梭无情地解剖自己。“他把自己剥得精光，并把他那时代成千上万人所被迫忍受的一切都暴露了出来。他解放了时代的灵魂，他教它打碎了它的枷锁，教它认识和表达自己的思想。” （罗曼•罗兰：《卢梭简介》）

狄德罗、霍尔巴赫、伏尔泰……一个个伟大思想家内心深处的卑鄙，在卢梭对“丑陋小我”的自我鞭挞的催逼下，被尴尬地曝光。

“没有可憎之处的人是决不存在的。”（卢梭：《〈忏悔录〉讷沙泰尔手稿本序言》）贪欲、自私、忌妒……，人心之同，各如其面。所以才有耶稣、保罗、奥古斯丁、路德为追求圣灵，进行痛苦的自我改造。

卢梭以自我解剖的示范，释放着人性中渴望自由与实现自我的激情，也完成着人类对私欲与丑陋的自省。

马克思说，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可是，在文过饰非和自鸣得意的“上流社会”们眼中，丑陋与卑鄙只属于“下流社会”；“精英们”宁可捂臭了内心的阴暗，也要用浓墨重彩把自己裹严。

“我的忏悔必然和许多别人的忏悔连在一起,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都以同样的坦率做这两种忏悔，虽然我想对别人多加照顾，但是我不认为我应该对任何别人比对我自己要照顾得多些.”(卢梭：《忏悔录》)

“横眉冷对千夫指”！（鲁迅） 卢梭的解剖刀，剥去了“上流社会”雍容大度的画皮和温文尔雅的面具，使“上流社会”的神圣荡然无存。

毛泽东认同这个藐视：一场文化大革命，他撕裂了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神圣”，只留下了他自己的“神圣”；然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黯然走下神坛，一切神圣都不存在了。

“灵台无计逃神矢”。（鲁迅） 消失了的毛泽东和他的神圣，融会在人民的心中。

人民心中的毛泽东，重新走上神坛，那是人民心灵的神坛。

从卢梭到毛泽东，我们可以听见“人民之子”的心语：让上流社会的虚假神圣让位于人民神圣。人民从被压抑的自卑中挺起了胸，“黑手高悬霸主鞭”；从理所

当然的被鞭打，到充满自信地夺过鞭子，向“上流社会”甩去。

鞭子能够砸烂束缚“上流社会”的枷锁吗？

其实，枷锁并不仅仅束缚着“上流社会”。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卢梭：《社会契约论》）

这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枷锁，是金钱和物欲下的奴隶。

与卢梭同时代的狄德罗、伏尔泰、洛克、休谟等一大串光辉的名字相比，卢梭，只有卢梭，追求着与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彻底绝裂。这就是为什么卢梭最终与他的战友分裂而陷入孤独与疯狂的原因。

被伏尔泰视为最高荣誉并绞尽脑汁企图获取的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一头衔，卢梭却嗤之以鼻。高贵的卢森堡夫人盛情地为他争取这一荣誉，他拒绝了；著名思想家休谟为贫穷的他争取国王年金，他又拒绝了。不仅拒绝，卢梭甚至神经质地认为卢森堡夫人和休模是在陷害他。卢梭真的疯了吗？

“我既决定在独立和贫穷中度过我的余生，我就竭尽我灵魂的全力去挣断时论的枷锁，勇敢地做着我所以为善的一切，毫不顾忌别人的毁誉。”（卢梭；《忏悔录》）

彻底挣脱枷锁和奴役的决心，使卢梭变得“乖僻”。

不应怀疑卢梭的绝大多数朋友（包括贵族和贵妇人）的真诚与高尚，卢森堡夫人和休谟，还有卢森堡元帅、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等等，已经是整个社会中最优秀的部分。然而，不可否认，这只是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中最优秀的部分，他们真诚地以自己的心胸和见解来帮助甚至要求卢梭，却让卢梭不能容忍。“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一件事情上向世俗的见解低头，不久就会事事都要重新受到世俗见解的奴役了。”（卢梭：《忏悔录》）

“世俗见解”的共识：一个可以不穷的人，怎么能甘心做一个穷人呢？

朋友们以富人的怜悯和公正，要帮助卢梭摆脱物质的贫乏，回到卢梭在“上流社会”本来的位置。

人生在世，有几个这样的朋友，该是多么大的幸运啊！

然而，卢梭不是平原上的丘陵，而是世界之脊珠穆朗玛峰。于是，伏尔泰、休模式的高尚立刻变得猥琐甚至卑鄙。“诚然，那笔可以说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丢掉了；但是我也就免除了年金会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锁。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气也完蛋了。从此以后怎么还能谈独立和淡泊呢？一接受这笔年金，我就只能阿谀逢迎，或者噤若寒蝉了。”（卢梭：《忏悔录》）

尽管卢梭不得不正视私有制及私有观念的存在，但在他的灵魂深处，已经毅然决然地决定“摆脱物欲的束缚”（《忏悔录》），与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决裂。朋友们的帮助，等于硬拽他向私有制投降，所以导致卢梭的愤怒，以至绝交。这种“忘恩负义”，这种“不近人情”，怎能不极大地伤害他的诸多朋友真诚的心。

然而，这些朋友就不能反躬自责吗？真诚，将陷卢梭于不义。

当卢梭脱去上层社会的装束，解下高贵标志的佩剑和手表，决心过贫穷日子时，他的心灵，已经向着公有观念的太阳狂奔。这时，让他背叛自我，俯首帖耳地拜倒在国王和贵族的脚下，乞求一份维持上等生活的年金和一顶法兰西院士的荣誉帽，这难道不是对卢梭最大的人身侮辱与品格伤害吗？

中国的庄子曾设喻：“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逍遥游》） 五百岁春秋与八千岁春秋之比，其伏尔泰与卢梭与？

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不是卢梭的世纪。

伏尔泰属于一个世纪，卢梭属于整个人类。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说过：“真诚的”机会主义比一切机会主义更可恶。这句话或可注解卢梭和他的朋友们。

“我们所有的智慧，都脱不了奴隶的偏见。我们所有的习惯都在奴役我们，束缚我们，压制我们。文明人从生到死都脱不了奴隶的羁绊。”（卢梭：《爱弥儿》）

正在奋力挣脱“羁绊”的卢梭，还要让朋友们再套上“羁绊”吗？

不！为心灵的革命，卢梭大步甩开了他的朋友，呐喊着朝着“羁绊”冲决。他一头扎进“卑贱者”的群体中，将精神的冲决诉诸物质的冲决，一任自由之灵的翔飞，为“自我”的孤独辩护，并导引人民革命的前行，

“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的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卢梭：《社会契约论》）

挣脱奴隶的枷锁，欢呼心灵的解放。“以绞杀或废除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国家，是人民契约的产物，如果特权阶层剥夺人民的自由，人民就有造反的权力。尽管卢梭不愿看到造反所带来的动乱，但他却从法理上论证了人民革命的合理性。

拿破仑说：“无卢梭则无法国大革命。”卢梭不仅以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等思想，为法国大革命搭构了理论框架，为建设未来民主共和国绘制了行动蓝图。还亲自吹响了法国大革命的进军号角：“首先扫清地面并抛弃一切陈旧的材料，以便重新建造一座美好的大厦。”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法国大革命成为卢梭灵魂的诉说。罗曼•罗兰赞道：“他是共和国的宣布人，法国革命宣称他是革命的肇始人。”（《卢梭简介》）

并不是年青的罗伯斯庇尔拜谒老年卢梭时所许心愿的兑现，而是整个欧洲对卢梭的认同在法兰西这个激情民族的爆发。

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对旧制度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颠覆。

从巴黎蔓延至法国全国那摄人心魄的冲天火焰，：“是不是一次辉煌的日出？黑格尔说，是。康德说，是。歌德还说，是！”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转引自唐少杰：《世界圣哲全传•卢梭》）

法国革命是对17世纪英国革命和18世纪美国革命的升华。不彻底的英国革命，凭借高卢雄鸡的鸣唱，提升着人类的精神；不彻底的美国革命，依赖法国精神的指引，最终沐浴在自由女神的光辉下。

英国革命“光荣”地盖着封建的印章，法国革命激昂地喊出社会主义的强音。 被卢梭精神的规定，法国大革命不同于以往历次农民起义。她以维护私有权的“平等”要求，呐喊出彻底挖掘私有制根基的宣言；她以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抒发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公有”的心声；她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迸发出社会主义精神的辉煌。

第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不是资产阶级一家独立完成的。而是联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完成的。

这个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四个字，涵盖得了吗？

资产阶级革命，内涵着无产阶级的使命；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同时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开始。

如果说，中国孙中山的革命不同于以往历次革命，是因为从改朝换代的造反，升华为对整个私有制的颠覆；那么孙中山的前驱，正是卢梭和法国大革命。

这个革命的性质，是人类文明史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被公有制和公有观念第一次猛烈的冲击。

两个制度、两种观念的斗争，你死我活。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反对死刑的罗伯斯庇尔违心地走向血腥专政的极端；为什么被一些“知识精英”阴毒咒骂的雅各宾党，却被马克思和列宁热情地讴歌，并自诩为雅各宾事业的继承人。

攻克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爆发。人民自决权原则为整个欧洲树立了榜样。 革命的直接目标是自由，然而为人民自由的成果，法国革命政权却迅速走向恐怖。因为，整个欧洲的封建势力联合起来了，贵族、僧侣、教会和面临失去财产的有钱人联合起来了。他们以满腔仇恨和必死的决心保卫他们的地位和财产，他们以血腥的复仇成了无畏的战士。

生与死的搏斗！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双手血腥，成千上万地屠杀贵族、教士、保王党，直至处死国王路易十六。“人民自觉”原则猛烈冲击欧洲封建势力。

路易十六的被处死，震惊了各国君主。恐慌于革命的传播，几乎欧洲所有国家参加了联盟，杀向雄起的法国。

共和国危机！

内部敌人响应外国联军的包围和进攻，使革命政权陷入内外交困，继续革命还是妥协让步？势成骑虎。如果妥协，在强敌包围中无异于跪地投降，不但丧失革命成果与原则，更丧失了气节与精神；继续革命，则是生路渺茫。但即使牺牲了也能留下革命的火种。法国人民选择了后者。

为捍卫脆弱的革命政权，罗伯斯庇尔以坚定的信念，开始了救国专政。他和他的战友“必须对付全部边界线上的外国军队，对付内战，还要对付不同意清除吉伦特派的外省城市……最后还要对付财政与经济困难以及饥荒的威胁。”（加亚尔等：《欧洲史》）

罗伯斯庇尔几乎失去理性，只剩下为革命激情的疲于奔命。屠杀在继续，一批批反对者成为血祭革命的牺牲，曾经的同盟者甚至战友，也一个个被押上断头台。这并不是罗伯斯庇尔一个人的过错，而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危在旦夕的

共和国迫切需要的为自由的畸变，也就是罗伯斯庇尔为自己的偏激所辩护的：“为美德的恐怖”。

谁也无法否认罗伯斯庇尔对美德的真诚追求，但是当被捍卫的美德日益处于“四面楚歌”的包围中时，罗伯斯庇尔便沦为犹斗的困兽。屠杀与专制只是内心空虚的表象。罗伯斯庇尔被沉重的罪恶感压倒，畸变的刚强掩盖不了内心崇高信仰的失落。为自由与平等的心灵悲歌，成为他被押上断头台的前曲。

无庸讳言雅各宾党人和罗伯斯庇尔的残酷，可是不能淡忘，更不容抹杀，与罗伯斯庇尔相对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反动势力对人民的残酷，

从来都是剥削者对广大被剥削者的残忍，这是天经地义的；人民革命对剥削者的残忍，从来大逆不道。所以，对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至今犹闻控诉声。

要知道，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气，绝不是罗伯斯庇尔个人意志的结果，而是人民大众与剥削者斗争尖锐化甚至畸形化的表现。人民大众的义无反顾表现为视死如归的英勇，反动势力同样义无反顾表现为视死如归的英勇，两个阶级被你死我活的残酷搏杀激发出全部的英雄气概。

不看到这一点，沉溺于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多愁善感，怎能不被血色的铺染吓昏了头？

所以，罗伯斯庇尔魂断巴黎，只是结束了他个人的极端，人民的极端情绪并不因此消失。当热月党人放弃专政的手段，寻求中庸，便很快使自己陷入软弱可欺的境地。保皇派趁机反攻倒算，竭力恢复君主制，共和国面临失败的危险。

“将出现凯撒”。这是罗伯斯庇尔死前的预言。这预言也许有着对自身的遗憾，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企盼——革命的“暴君”。

当人民的伟力浓缩成军队的伟力时，被人民情緒锻铸的拿破仑，便具有了超越罗伯斯庇尔的能量。

革命的法国，在拿破仑的旗帜下，所向披靡。拿破仑的暴力之剑，横扫欧洲封建势力，甚至活捉教皇。被他扫荡的封建国家转变为民主共和国。他成为欧洲各国封建君主和反动贵族眼中的魔鬼。

拿破仑的伟大地位，迫使整个欧洲承认。

于是，“革命被加冕为帝”。（加亚尔等：《欧洲史》）

法国全民投票，350万张票赞成，0，25万票反对——1400：1。几乎全民一致通过拿破仑称帝。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法国大革命，是不成熟的资产阶级联合不成熟的无产阶级，在深厚的封建土壤上进行的革命，不成熟的资产阶级理论无法将革命进行到底，广阔的小农经济期盼救世主——一个好皇帝。

拿破仑应运而出，帝制复辟！

然而，革命是帝制之敌。拿破仑一面被欧洲各国君主视为“革命之子”，一面被为他加冕帝制的法国人指责背叛自由。

拿破仑几乎用武力统一欧洲，法兰西帝国功败垂成。帝国崩溃是必然的。因为，专制的欧洲背离人民的愿望。欧洲人民支撑着法国革命的胜利，但欧洲人民不能接受在革命名义下的专制与奴役。

如果说，文艺复兴举起神学的号角，传达了世俗的声音；那么，法国大革命则举起世俗的号角，传达了上帝的声音：“社会的目标是为大众谋幸福。” “统治权属于人民。”（《人权宣言》）

卢梭曾经预言：“欧洲的大君主们已经没有多少日子好混下去了，一切都燃烧起来了，而整个燃烧中的国家正在促使他们衰亡。”（《爱弥儿》）

仅仅是欧洲的大君主们吗？——不！

“……他的预言，

像神秘的古代毕西亚洞的神， 把整个世界投进熊熊的火焰， 直到所有的王国化为灰烬。” ——拜伦

（转引自唐少杰：《世界圣哲全传•卢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