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因

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因作者：王付昌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点击数：8540 更新时间：2009-10-3 [打印] [关闭窗口]

〔摘 要〕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从此成为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由众多因素促成的：既有多方面的国内条件，又有多种有利的国际因素，还有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和实践性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然而，这些因素中除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实践性以外，内因是第一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强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国 五四时期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传入之初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它作为科学理论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所信仰却是在五四时期，并从此成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什么从五四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会在中国广泛传播呢? 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加深了解五四时期的历史，特别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仅有外部因素的影响，更有其深刻的内因，从而加深理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偶然，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从不同方面作过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作一论述。

一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五四时期，随着社会的演进，中国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多种因素。

其一，中国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二十年代初，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资料表明， 1894年，中国约有产业工人10万人；此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较大的发展， 1915-1920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外国在华企业的增加，到五四时期，中国的产业工人已有约200万人，〔1〕日本人推测“有二百———二百五十万左右”。〔2〕虽然中国的产业工人总数还不多，且有一定数量的女工和童工(缺乏统计数字，据有关资料估计不会超过50万人) 。〔3〕但中国的无产阶级有其独特的优点：第一，因受三重压迫，特别能战斗。邓中夏曾指出：中国“工人决战的毫不逡巡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些”。〔4〕第二，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的大城市及一些行业，便于组织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三，与农民有天然联系，容易和农民结成联盟。此外，中国还有1000万左右的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5〕中国的无产阶级在成长发展过程中，就开始了争取经济政治权利的斗争，或积极参加爱国斗争，辛亥革命前40年有记载的罢工斗争达105次〔6〕； 1912年到1919年五四前更达130多次。〔7〕五四运动中，中国无产阶级在斗争中起了主力军的作用，上海有“六七万”工人罢工，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唐山铁路工人进行了抗议示威；南京、厦门、威海卫、济南、九江等地工人都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天津的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也在酝酿罢工。这些斗争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也表明中国无产阶级正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形成一支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是世界工人运动的理论总结，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是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接受它，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掌握它和运用它。因此，无产阶级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力量，没有无产阶级的壮大发展，就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力量，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其二，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对中国封建主义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新文化运动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武器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批判维护封建专制的纲常礼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指出：“吾国欲图世界之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8〕“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9〕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数。〔10〕孔夫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保护君主政治之偶象”。〔11〕号召国人要“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清除封建思想观念。〔12〕新文化运动提倡学习科学、用科学的观点看待一切客观事物，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指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13〕疾呼“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4〕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主义，砸碎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使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获得了思想上的解放。思想上的藩篱一旦被打开，各种新思潮、新学说便排空而入，思想文化领域里一时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的景象。虽然开始马克思主义只是众多的新思潮、新学说的一种，但其真理的光芒很快就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发现，吸引了他们，进而为他们所信仰所传播。

其三，中国革命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武器的指导，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代又一代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富强、人民的幸福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但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直至辛亥革命，虽然打倒了清王朝，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最终破灭了，在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的统治下，国家更加纷乱、民生更加痛苦。孙中山当年曾愤懑地指出：“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民愈不聊生矣! ”〔15〕五四运动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更加看清了帝国主义压迫、军阀专横、国家民族岌岌可危的形势，从而立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恽代英在《力行救国论》中说：“谓国家不须救，非冥顽不灵者，必不道此语也。谓国家不应救，非丧心病狂者，必不持此论也。”〔16〕要救国救民就要有科学的理论武器。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良方。起初他们或是相信无政府主义，或是信仰新村主义，或是寄望合作主义，最后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救国良方。正如蔡和森所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17〕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加速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立即将它付诸实践。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便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18〕其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也有利于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古代中国人就有追求人类共同幸福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就有关于大同社会的描绘。后人一直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大同理想的追求，古代农民起义提出过“均贫富，等贵贱”的要求；近代太平天国设计了“四有二无”、“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方案；康有为的《大同书》勾画了一个去“九界”废除私有财产、消灭

阶级、人人平等幸福的“太平大同”社会的蓝图。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仅是对上古社会理想化的追忆，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不能提出科学的依据，更不能找到实现的主体力量。因此，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有本质区别的。但是，就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生活富足安定而言又有相似之处。所以受到传统文化

薰陶的中国人往往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大同社会相提并论。如蔡元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就是“一种社会主义学说”，“‘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意义；且含有男女平等主义”。〔19〕中国的先进分子认为苏俄依据马克思主义建立的社会制度“合于我人所信仰之天国大同主义”。〔20〕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直接把共产主义说为“人类进到大同境域”。可见，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使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亲切的认同感。这就使先进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有顺水推舟易于接受的便利”。〔21〕

二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除了国内因素外，还有国际因素的影响，即有利的“世界大气候”。

其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毛泽东曾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他概括地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为中国先进分子指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理论，树立了仿效榜样。俄国十月革命后，虽然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或是封锁消息，或是诬蔑俄国布尔什维克为“过激党”、“杀人如麻”，把革命后的俄国说得漆黑一团。但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的光辉，中国的先进分子通过各种渠道逐渐知道十月革命的真相。1918年11月李大钊就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22〕。五四前夕，陈独秀认为“俄罗斯的社会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23〕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十月革命将“普及于世界”。在了解十月革命过程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得到了三个认识：一是认识到十月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成功的，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他们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24〕。二是总结了十月革命的经验，指出俄国革命是“群众运动”，〔25〕是“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和贵族大联合资本家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十月革命成功，有“党”作为“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神经中枢”；组织“工团”、“合作社”、“苏维埃”；联合世界各国革命组织。〔26〕三是认为俄国的国情与中国相似，中国革命应仿效俄国革命才能成功。指出：“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27〕“中国的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28〕“俄罗斯是一个工业落后之农业国”，“农民及无产阶级受国际的经济压迫便异常之大，加以大战破产，社会革命遂起”，“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更甚，“失业”更多，“恐怕免不了社会革命的命运”。〔29〕虽然这些认识在某些方面不很准确，但重要的是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总结了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认识到中国革命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因而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仿效俄国革命。

第二，苏俄政府的内外政策强烈地吸引着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认为苏维埃政权把“大产业、银行、铁路等收归国有，土地交给能自种的农人耕种，废除遗产制和土地占有权，消灭有产阶级遗留下的恶制”。〔30〕工厂企业由工人民主管理，实行8小时工作制，实现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苏俄政府实行的反对霸权主义，持弱小民族的对外政策也给中国人民以深刻印象。苏俄政府曾三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宣布废除旧俄国政府与中国及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压迫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在华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建议两国建立平等关系，并表示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宣言在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引起巨大反响：一是告诫国人不要再受人欺骗恫吓，相信苏俄，接近苏俄。《上海救国日报》说：“不要怀疑

他们政府未经人承认，国际的惯例是可以创造的；也不要听信他是过激派，怕与他接近。”〔31〕二是赞扬苏俄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人类从未有之公道平等之举。《上海星期评论》说，苏俄政府的通告“的确是自有人类以来空前的美举。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伟大的事业，没有这样清洁高尚的道德”。〔32〕中华实业协会说：此举“足以扫清旧世界国际间一般罪恶，开辟现世界全体民族互助宏基”。〔33〕三是主张自主自强，与苏俄人民携手实现美好的未来。上海学生联合会提出：我们“应该实实在在做一些‘为自由而力战’的成绩出来，才真的不负俄人，抑且不负自己哩? ”〔34〕中华劳动公会表示愿与“全俄的农民工人红卫兵提携”，“一齐努力，除那特殊的阶级，实现那世界的大同”。〔35〕苏俄政府的内外政策，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定她是世界上最公正最合理的制度、最好的政府，从而吸引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

其二，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先进分子眼中黯然失色，使他们把眼光投向苏俄，投向马克思主义。当时，资本主义制度对中国的先进分子失去“魅力”的原因主要有：一是资本主义列强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它以残酷的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李大钊曾引征日本人的话说：“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36〕连对资本主义制度曾经极为神往的梁启超，在旅欧中看到战后西欧一片残破时，也认为资本主义文明需要东方文明调剂。〔37〕二是欧美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尖锐，世界性的罢工风潮日盛一日，这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陈独秀说：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私有”，使社会分裂为两大对抗阶级；“生产过剩”造成经济危机，只有“在生产方面废除资本私有和生产过剩，在分配方面废除剩余价值，才可以救济现代经济的危机及社会不安的状况”。〔38〕恽代英说：“资本主义是应该推倒的，因为资本家是以少数人利益荼毒大多数人的劫星。”〔39〕三是资本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争权夺利，以强凌弱，使中国人民看清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丑恶面目。最初中国人民对巴黎和会寄于厚望，普遍认为可以取消不平等条约，收回青岛、山东等权益，摆脱半殖民地的境地，相信公理会战胜强权，弱国小国可以出头〔40〕。并天真地认为国际联盟成立，则“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41〕但最后中国人民看到英法美意日五强操纵和会，不仅没有取消不平等条约，甚至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残酷的现实使中国人民看清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如毛泽东所说：“我正式告诉路易乔治这一类政治家，你们所说的一大篇，我们都清白是‘鬼话’，是‘胡说’。我们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你们且收着，不要再来罢。”〔42〕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先进分子眼中的暗淡，更显出苏俄新的社会制度的耀眼光芒，吸引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实践马克思主义。

其三，世界工人运动的澎湃，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鼓舞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二十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工人运动此伏彼起，“多至不可胜计”。如英国在战后4年间“罢工多至四千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五六百万人”。〔43〕1919年美国工人罢工达3600多次，参加工人400万。翌年五一节由法国铁路工人开始的一次大罢工就有150万人参加。对此曾身历其境的梁启超说：“我留欧一年，这罢工风潮，看见的听见的每月总有几次，其中最大的如九月英国铁路罢工，„„简直就是两个敌国交战。”〔44〕在世界工人运动高潮中，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兴起，继俄国十月革命，芬兰、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等国都先后爆发了革命。这个世界革命的高潮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体验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潮流的兴起发展：“最近二十年来，各国劳工运动发达，———与马克思的预言相符了。”〔45〕“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

不能”。〔46〕“共产主义之为物，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凡有人心的人都应能感觉出共产革命的切要”。〔47〕连梁启超也说：“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48〕毫无疑问，蓬勃的世界工人运动，汹涌的社会主义革命潮流，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促使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坚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也是它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能够科学地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国的先进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后，纷纷为其科学性所折服。蔡和森说：“自柏拉图统御以来的哲学思想(人生哲学、社会哲学) „„其特点重理想轻生活，重精神轻物质。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这真是思想史上的一桩大喜事。”〔49〕李大钊认为：“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50〕杨匏安说：“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光辉。”〔51〕毛泽东指出：唯物史观符合客观实际“不象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52〕

马克思主义又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马上把它付诸实践，用于指导发动工农，开展革命斗争。从1920年开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就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始革命实践。李大钊组织北京的革命分子深入人力车工人中调查工人生活状况，邓中夏、张国焘等向长辛店铁路工人宣传，建立劳动补习学校，成立工人俱乐部，把工人组织起来。陈独秀等组织上海工人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年底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及印刷工会。武汉的革命分子首先深入人力车工人中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建立工会，领导罢工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具体领导下，武汉党组织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毛泽东、李立三等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建立工会，进行罢工斗争。王尽美、邓恩铬等在济南、青岛，以及胶济、津浦两路开展工人运动。李振瀛，韩麟符等在天津等地工人中活动。邓培、梁鹏万在唐山铁路工人中开展工作。阮啸仙、刘尔崧等深入广州各行业工人中宣传组织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下， 1922年初到1923年2月掀起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全国各地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工人达30万以上。同时，沈定一等在浙江省萧山衙前、彭湃在广东海丰、刘东轩和谢怀德在湖南衡山岳北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很快将广大贫苦农民发动起来，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斗争。这是中国现代工农运动的开始，它以活生生的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是指导革命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反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其他社会学说，尽管在五四时期曾经风靡一时，为许多人所“青睐”，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在全国各地都建立团体，出版刊物进行宣传；信仰新村主义和合作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和广州等地成立“工读互助团”进行实验。但这些活动不是很快失败就是慢慢销声匿迹，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学说缺乏科学性和实践性。这些学说构建的改造社会的蓝图就像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宣传和实践活动分不开。从五四时期开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以高度的献身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实践马克思主义，使革命运动

逐步发展，使中国共产党不断成长壮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由上述可见，从五四时期开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广泛传播是有许多因素促成的。中国国内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各种条件，十月革命和其他有利的国际因素又予以重要影响，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把它付诸不懈的宣传、实践中。这样马克思主义遂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开花结果。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的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53〕质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结果。必须指出，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诸多因素中，中国国内的因素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实践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其他国际条件固然是重要的，但这些因素是第二位的，它们要通过中国国内的条件才能起作用。问题很简单，十月革命和当时社会主义运动所影响的是全世界，并不仅仅是中国。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却能得到广泛传播，显然主要是根植于中国国内条件的。谓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是“被俄人移植而来”〔54〕的说法是不值一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