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的刀光剑影
推荐人 潘启雯
哈佛大学历史与经济学退休教授戴维・S兰德斯是一位对“家族企业”推崇备至的公众人物，他呼吁人们给家族企业一个应得的位置，并通过《世界上最伟大的家族企业》一书，为世界传奇家族企业“立传”。
巴林、罗斯柴尔德、摩根、福特、阿涅利、丰田、洛克菲勒、古根海姆、斯伦贝谢等家族企业从薄薄的雾中缓缓走来，那种真相呼之欲出的临界感，让人捧起这部文集，便再难放下。
在这些传奇的家族企业中，机会与挑战、成功与失败、和谐与冲突、繁荣与衰败轮回上演，譬如，犹太家族罗斯柴尔德是一个神秘的家族，一贯反对外部人探知家族的秘密，拒绝引入外部合伙人。同时，这个以“团结”为族训的家族，从动荡的法国大革命时的18世纪初起，白手起家，在达到了富可敌国的辉煌顶峰之后，明智地选择了“大隐隐于市”，成为了国际经济界一条不事声张的“巨鳄”。可以说，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是现代商业历史上最重要、最神秘和最有韧性的“王朝”。
摩根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成功和增长的反应完全不同。尽管他们认为银行必须是“排外”的家族企业，但摩根家族的后裔数量没有多到能够满足这一条件。所以他们并未将外部合伙人看做是“入侵者”，相反，他们需要那些合伙人。结果是一个家族银行变成家族控制和合伙人管理的混合体，并在此基础上成为不那么有摩根家族“特色”的外聘管理人的公司。可以说，摩根银行走了很长一段路途，从家族继承制到家族掌控的王朝，然后成为国际银行家，随后实行合伙制度，最后是管理层收购。在这一场“温和的变革”过程中，最终创始的家族失去了利益和控制权，高级管理层接管了权力，呈现给世人的是一副“新面孔”。但是，摩根的名字保留了下来。
再如，洛克菲勒则是一个强悍的油业家族，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洛克菲勒的名字并认识到洛克菲勒在商业、政治和慈善事业中仍然保持活跃和强悍身姿的事实。虽然洛克菲勒家族的财富数量非常惊人，但在进行子女教育的时候家长对他们的花费始终都是严格控制的。与此同时，洛克菲勒家族还成立了大量基金会，并为其提供融资，这不仅可以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还可以让家族的后代、配偶和朋友在这些机构中工作。同时，还可以让即将登场的接班人在这些机构中得到充分的锤炼，茁壮成长，最终实现权力的顺利交接――这也许就是洛克菲勒家族保持“活跃”、“强悍”的原因和魅力所在。
至于巴林、福特、阿涅利、菲亚特、丰田、古根海姆等众多家族，它们虽身处不同行业，经历不同路径，操持不同管理，但他们都得共同面对市场、环境乃至整个时代的变化，而且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成就了一个个“商业王朝”的崛起，并以非凡的绩效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革新，创造了现代经济的繁荣……
这些杰作显然是世界众多家族企业的经典代表和成功范例，但大家一般很难了解到他们的成长和崛起过程。不过还好，由于兰德斯教授的努力，这些神秘的、传奇的“家族企业”不再处于被隔绝的边缘，他以传记、文学化的手法，为人们窥探“家族企业”的成长和崛起过程打开了一扇扇窗口。从窗口向里看，我们会发现：这些家族企业的成长方式和发展模式，虽然各有千秋，但都是一座座富矿，从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家族企业发展的一些刀光剑影和百转柔肠。
浪漫主义的灾难
推荐人 祝翠霞
在中国左翼平等主义、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三种思潮中，作者萧功秦是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
相比于左翼平等主义，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更为接近，两者的最终目标都是实现社会的民主自由，它们的区别在于实现这种目标的途径：前者主张直接效仿西方的多党议会民主政体，而后者则认为应在不挑战现存秩序的基础上渐进改革。
萧功秦教授学历史出身，虽然他本质上是个自由主义者，但历史让他确信社会的发展不能脱离现实条件，因此相对于激进自由派来说，他成了一位保守主义者。事实证明。在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上千年的超大帝国里，在一个讲究伦理纲常、尊卑有序的古老文明里，不可能转瞬间变成西方化的自由民主社会。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曾经选择了议会民主政体，但却以失败告终。这次试验产生了300多个竞争性的政党，但这些政党在竞争中鲜有遵守游戏规则的习惯。据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记载，在前门火车站，每逢国会召开期间，各个政党的工作人员就会在此纷纷拉拢刚下火车的各省议员，就像“妓女在街头拉客人”。所有这些混乱状态鼓励了袁世凯走向独裁。
在研究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后，萧功秦发现：几乎所有这些国家在民族革命以后，都建立起西方式的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政体，但几乎都在短期内遭到失败，政权落入某位军事强人之手。萧功秦因此深切感受到，把所谓的―种理想模式套用在一个社会上，而完全无视它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独特禀赋，这种浪漫主义的做法很可能带来灾难。
当然，渐进并非不进，如果威权政府不能适时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化之路一样有倒退的危险。
在时间的岸边唠嗑
推荐人 邝海炎
假如历史是一条长河，那么，创造历史的人是站在岁月的河中。而写历史的人则是站在时间的岸边。据说，学者毛子水曾问历史学家蒋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廷黻没有回答，反问了同行李济一个问题“济之，现在到底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确实，这是个难倒大人物的问题，但对于我们小人物来说，其实这又不是个问题。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也就是在创造历史，而且在我们的时代里，每个人也都可以记录或回忆自己的生活，这就是在写历史。
季羡林先生是著名学者，他素以学术造诣著称，与他那些苦心经营的文章相比，我却更喜欢他的回忆性文字，喜欢他坐在时间岸边的“唠嗑”。
摆在我案头的这本《忆往述怀》，收集了作者近年来投表的回忆性文字，没有华丽的语言，但从平实无华的叙述中，透露出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比如，在《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里，他说：“俞(平伯)是真名士，而叶(公超)是假装的名士，前者真率天成，一任自然：后者难免有‘想引起轰动’之嫌”。论断酸辣直白，颇见性情。在《论新体旧诗》里，他认为：“五四以来的白化诗运动，我不认为是成功的。问题不在于白话与否，而在于迄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式。既然叫诗，必然要有诗史的形式”……感觉老到精准。
在《对陈寅恪先生的新认识》里，他认为，王国维“在政治上是非常落后，非常迟钝的。陈寅恪先生把他的死因说成不是殉清，而是殉中国文化……颇有拔高之嫌”，看法敏锐犀利。在《哭冯至先生》里，他论及1949年大陆知识分子的去留时说：“由于政治信念不同，当时离开大陆的，也不见得都是大节有亏的。在这里，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爱不爱国。”这个观点尤具胆识!
感谢季老，感谢他用文字的锥子刺醒我，让我在迷途中看清自己的来处。他这些坐在时间岸边的“唠嗑”，既是为自己写的。也是为20世纪中国的苦难和忧伤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