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走进孔子的教育世界
今天,如果有人拿是否“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样的问题来问孔子,他会如何回答呢?我们不得而知。孔子是一个很注重说话场合和对象的人。我们只能大致从他说过的话里推测,他应该是否定的。因为,在孔子看来,“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按北大教授李零的话说,这就是把人分成了三品:上智、中人、下愚――除却中人,上智和下愚的人都是不用教,或者教不好的。 就这两句话,五四以来,为孔子招来不少骂名。有人说他将人分三六九等,有人说他这是为奴隶制招魂,诬蔑劳动人民只懂“油盐酱醋柴”,及至今日,当专家谈及“全纳教育”,仍会将孔子的这两句话拿出来做反面素材。 可是,有心的读者难免会产生怀疑。孔子不是也说过“有教无类”吗?不是也说过“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吗? 要进入真实的孔子教育世界,我们首先要对孔子“上智”“中人”“下愚”的分法做一些考证,采取就近取义的原则,在被认为记载孔子言论最可靠的《论语》中寻找线索是最可行的办法。 《论语・季氏》载:“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结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一语可知,“生而知之者”为“上智”无疑,而“困而不学者”,当然也就是“下愚”了。 那么,谁是“生而知之”的“上智”者呢? 《论语》一书中,孔子最推崇尧、舜。可对于尧,孔子认为是“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的伟大是依天道而习得;对于舜,孔子认为“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是因为好问、好学才成为智者。至于孔子本人,当子贡称赞他“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孔子回答:“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断然否定自己是“生而知之者”。遍观《论语》,不仅没有任何一处言及谁是“生而知之者”,甚至孔子本人对“生而知之”还有一定程度上否定的倾向。 看来,在孔子眼中,所谓“生而知之者”,就像“鬼神”一样,只是一个可以“敬而远之”的伪命题。 那谁又是“困而不学”的“下愚”者呢? 宰予好像是。《论语・公冶长》载: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在孔子眼里,宰予是“巧言令色,鲜以仁”的家伙,正是该“困而学之”的对象,可他居然白天睡大觉! 可是,对这个“困而不学”的“下愚”学生,孔子并未放弃教育,《论语・阳货》《论语・雍也》中都可见孔子对宰予的教导,哪怕这个顽劣的宰予提出“井里有仁,好仁的人会不会跳到井里去求仁”这种故意挑衅的问题,孔子也能心平气和地加以解答。何况,对宰予的责骂,又何尝不是一种教育呢? 事实证明,在孔子去世后,宰予与子贡等人一起成为孔门最坚定的捍卫者,而后世更将他列入孔门十哲,论及对孔门的贡献,还在颜回之上。 互乡童子看来也像是个“下愚”的人。连弟子们都对孔子接见、教诲这样一个人表示不解,可孔子说:“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论语・述而》)意思是说,一个人只要有上进之心,就应该鼓励,忘掉他过往的行为,不要让他甘于自弃。 原来,在孔子眼里,只要有学习的意愿,只要有上进之心,就是可以教育的对象,就有“移”的希望,哪怕这个人看来是如此的愚钝、顽固,哪怕这种意愿和求进之心显现得是多么幽微、隐晦。 由此,在那个官学下沉,私学初艾的时代,孔子事实上扩大了教育的对象,这基于他对人性基本的认识: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这句话,可以视作整个孔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整部《论语》,孔子论“性”的,只有这一句。 可一不小心,孔子就给后世留下了一道千年难解之谜。如何解读孔子眼中的“性”,两千年以降,从孟子到荀子,从扬雄到董仲舒,再到宋儒,“道性善”,“人之性恶”,“人之性也,善恶混”,“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千载之下,聚讼纷纷。 孔子本人大概对这样玄之又玄的话题是不感兴趣的。所以,子贡才会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因为这些通通不在孔子的头脑里,对于一个时刻思考着如何以教育来重建社会秩序的人来说,孔子所关注的,是对人之“生性”与教育的关系: 人们本来的才性,是相近的;因为教育和环境的不同,人和人的品格渐渐相远。(毛子水:《今注今译》) 无论人的本性如何,这个本性会因教育而移易,从而呈现出不同的生命状态。或者,对于作为教育者的孔子看来,人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可教育性”才是人最重要的第一“性”,而这种“可教育性”对人的后天造就,超越了人之天生善、恶、愚、智的分野。 可是,这未免太理想主义吧。这不就是今天“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的翻版吗? 如果说,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直接回应了“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一关于“师德”的命题;那么,作为一个教育的身体力行者,他所更为关注的,则是“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一关于“师范”的命题。 那在孔子看来,怎样才是“会教”的老师呢? 在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孔子教育世界里的“教”的涵义做个厘清。 教,《说文》解为“上所施,下所效也”。通常把“上所施”解释为教,把“下所效”解释为学。也就是说教者以身示范,学者效仿而为。“君子有教,则人皆可以复于善。”教育是否成功,首先系于教师是不是“君子”,强调的是教育者本人的思想、言行、观念对受教育者生命成长过程的关键影响。 在此基础上,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修己”而后方能“修人”,这一“立”一“达”,按今天的话来说,类似于教师的自身修养和专业成长。 关于为师者的“修己”之道,《论语》中所记极为庞杂,但归纳起来,大体有三个方面: 其一,学习。所谓“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是做一个合格老师的第一要务。只有“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孔子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圣人”,甚至不认为自己是个有智慧的人,唯一肯定的,是自己的“好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本人,从“十五志于学”至“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转益多师,不耻下问,教学相长,正是终身自我教育的力行者。 其二,做人。人生而群,如果各依自己的欲望、私情发展,必然发生争斗、倾轧。孔子据此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在同理心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节制。孔子给人提意见,颇注意观颜察时,点到即止,止于所当止,既及时指出问题,又不使自己和谈话对象陷入尴尬;同时,孔子发现别人优点,必及时予以肯定(“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像这样平实而真确的处世智慧,在《论语》中极多,黑格尔讥之不够哲学,然实用理性正是中国哲学的精义所在,它着眼于解决人的现实问题和困惑。惟“理论是灰色的,但生活之树常青”。 其三,生活。孔子绝非今日那种“呕心沥血”“积劳成疾”之经典教师形象,闲下来的孔子“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安适舒和;他极富审美情趣,热爱诗歌,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他喜欢钓鱼和狩猎,但“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绝不过度;孔子特重生活品质,“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肉割得不正不食,配的酱料不对也不食,对主食和肉食的搭配,以及食材的新鲜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今日,有好事者将教师列入心理健康的高危职业,这其中固然有教育行业内外压力加剧的现实因素,可是身体毕竟是自己的,我们是否能从孔子的生活志趣中得到一些启发呢? 这是孔子教育世界中的“师范”部分,其后我们还将设专章深入探讨。 有了“师德”的思想准备,有了“师范”的身体力行,是否就意味着好的教育呢? 教育究其根本是一种知识、观念的传递、引导过程。但这种传递和引导过程绝非像“从一个杯子向另一个杯子倒水”那样容易,因为受教育者不是冰冷的水杯,而是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有温度的人,当他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尚未做好接受外部信息的准备时,强自给他们灌输某种思想、观念、知识,是不易为他们所接受的,甚而产生厌恶、抵触。教育者必须敏锐把握受教育者在接受教育过程中情感和意志的变化,以最佳时机介入、实施教育,方可取得好的教育效果。 这种对教育契机的把握,也就是《论语》中所说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孔子式“启发式教学”。 同时,受教育者是带着先天或后天形成的智能、品性、价值差异而来,它决定了教育人的方式方法不能千篇一律,一种模式。它必须清楚地辨析被教育者的认识水平和个体差异,“这个必须这样去对付,那个又必须那样去对付,同样的方法是不能够用在所有的人身上的”(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唯此,才能开启不同人的心扉,有效地完成教育过程。 这种对个性化教育的自觉追求,早在中国教育刚刚萌发时,便已初现端倪,这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孔子的“因材施教”。 我们将属于孔子教育方法论的这个部分,归之为“师法”,后面,我们还将对这一部分作进一步的辨析,并期待在与当今教育现实的“如切如磋”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至此,我们可以对孔子的教育世界做一个看来也许过分简单,却尽量清晰地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