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是怎么发生的?
来源：新文化报 - 新文化网
灌南县是距离连云港市区最远的县城，也许是较为偏僻的缘故，这里很少得到外界的关注。今年6月，一封实名举报信打破了小县城的平静。信中称，如今在当地担任公职的一对小夫妻，多年前曾冒用他人学籍考入大学。记者经过3天的调查发现，当年顶替学籍参加高考并最终化名生活多年的人不在少数。一位亲历者向记者透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仅灌南一县，就至少有千余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是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据6月19日《现代快报》）。
2003年高考后，河南周口的王娜娜因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以为落榜便外出打工，之后结婚生子。多年后，王娜娜才发现自己当年并非落榜，而是被人冒名顶替了。今年年初，曾轰动全国的“王娜娜事件”，大家可能还记忆犹新。看上去，新闻中这次披露的灌南县的问题与“王娜娜事件”似乎雷同，其实，两者又有本质的区别。“假王娜娜”们之所以冒名顶替，说白了是因为自己考不上，只好“想办法”盗用别人的高考成绩上大学。而新闻中灌南县这些顶替身份者，他们自己是有能力考上大学的。
既然这些人自己有能力考上大学，那么，他们为何还要冒着违规风险借用别人的学籍参加高考呢？这恐怕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而这个问题，又与新闻中提到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背景密切相关。查阅高考历史，有一个奇怪的数据：自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高考人数为610万人，1979年为468万人，而从1980年开始，这个数字突然出现断崖式下跌，到1984年，只有164万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从1980年起，全国开始推广了一项叫做“高考预选”的制度。每年5月，想参加当年高考的考生，必须先报名参加预选考试。预考由各地自己组织，到底多少人有资格参加高考，各省市不一样，一般要求是当年招录计划人数的三到五倍。实施预选制后，每年大约只有40%的学生有资格参加高考。尤其在办学条件相对较差的农村高中，一个班几十名学生，甚至只能得到几个高考名额。当时出台高考预选的理由是考生多，录取少，竞争激烈，统考工作量大，考试、评卷工作难以做细。在《关于1981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的报告》中说，“它（预选）解决了考生多、工作量过大、考场过于分散的问题。”简单来说，在当时，不能通过预考就没有资格参加高考。而为了限制复读现象，专门为复读生划定的“预考分数线”，又比应届生高出很多。以新闻中灌南县为例，当年高考预考，应届生按75％过线的比例划定分数线，而往届生过线的比例只有25％。
高考政策，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考，对当时每一个想改变命运的人，都有着无可否认的指挥棒效应。在当时高考预选制度本身又存在“空子”的情况下，对很多复读生而言，“变换”学籍，冒充应届生，便成为一条“捷径”。由于被顶替的，一般都是学习成绩很差的，甚至已经辍学的应届学生学籍。通过一些心照不宣的“协调”，被顶替者与顶替者甚至“两相安好”。对学校而言，为了提高应届考生升学率，学校也会主动想办法让一些成绩不错的复读生顶替一些应届生的名字参加高考。比如新闻中被举报的那对夫妻当年就属于这种情况，新闻主人公“汪昌梅”复读时，本来成绩就非常优秀，预考成绩高出分数线一百多分。在学校安排下，才顶替了一名已辍学的应届学生的学籍参加高考。
一个县城，出现“千人顶替学籍”的现象，看似荒唐，却又是特殊时代、特殊政策下符合“逻辑”的特殊产物，与当时不够完善的高考制度设计、户籍管理的松懈等密切相关。 作为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高考预选制度（1987年取消）导致的“违规漏洞”今天才被大面积披露，似乎来得晚了一些。 值得反思的是，无论高考预选制度“初衷”有多好，它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政策预设的种种“好处”， 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通过“剥夺一部分人的正当权利”来达成的，注定行之不远。 高考预选制度虽然不会重现，但在涉及公民个人权利的其他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 能否避免重蹈覆辙呢？ 恐怕提醒我们，需要慎之又慎。
本报评论员 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