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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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的结局 [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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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人 | 被183人转藏 | 推荐到分类 | 2010-01-05 16:4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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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许多造反派头头作为“四人帮”的“余党、爪牙”也被抓了起来，作为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当然也在劫难逃。

与“四人帮”不同的是，“五大学生领袖”早在1970年抓“5。16”时即被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而下令关押他们并把他们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正是毛泽东和“四人帮”们。1978年4月19日，他们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同时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

聂元梓，女，1921年生，河南滑县人，1938年1月入党。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蒯大富，男，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清华大学学生。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谭厚兰，女，1940年生，湖南人望城县人，1958年入党，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因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免于起诉。”

韩爱晶，男，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因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王大宾，男，1946年生，四川凉山人，1965年入党，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9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

“五大学生领袖”被宣判后，北京市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会上，北京市的警察们把韩爱晶等人分别押上主席台批斗。事先，有关人士可能是为了改进割张志新喉管的经验，事先给蒯大富和韩爱晶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细尼龙绳（据韩爱晶说可能是麻绳）。在批斗会上，聂元梓和蒯大富表现较好，绳子没起作用。而韩爱晶对大会发言者指控的许多罪名持“不同政见”，趁警察们不注意，突然用带着手铐的双手拉住绳子，不断地喊：“不对！”“不是那么回事！”“没有这回事！”“不是我干的！”态度极不老实，气得警察们赶紧勒紧了他的脖子。对付不老实的反革命分子，不能客气。“勒脖子”比“割喉管”要人道的多！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权”。

（注：关于文革中张志新被杀害之前先被割断喉管一事，近年来许多人提出了质疑，认为没有这回事。笔者无法考证，只好按照别人的调子“鹦鹉学舌”吧。）

想当年，也是在这个地方，三军造反派们批斗“彭罗陆杨”。已经被逼跳楼摔断了腿的罗瑞卿大将被装在一只筐里，军队造反派们把他摔来摔去，差点折腾死。不知这些迫害罗瑞卿的“解放军造反派们”怎么处理了？

关于“五大学生领袖”被判刑后的有关情况和近况，可说充满了故事和传奇，笔者略知一二，大部分是独家新闻，介绍如下，供读者品位和文革史研究者参考。

关于王大宾

笔者同王大宾不熟，文革中几次与他失之交臂。

1969年1月，王大宾毕业分配到成都探矿机器厂。1971年抓“5。16”运动时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4月19日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被判刑后，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不知为什么，王大宾的刑期是从1974年算起，抓“5。16”时的几年隔离审查没有折算刑期，这点同蒯大富、韩爱晶等人不同。1983年12月26日刑满释放后，王大宾回到了四川省成都市，原单位回不去了，他先在一个街道小商店当临时出纳员，后来被一个军队办的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王大宾的婚姻充满了悲喜剧。1973年，王大宾在审查期间患了严重胃病，他的女朋友从成都赶到武汉，精心照料他，并同他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一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了原籍深圳，“月下老人”不准王大宾调往深圳，加上多种原因，两人只好忍痛割爱，协议离婚。后两人各自建立了家庭，但两人仍是朋友，因有共同女儿，两家常有往来。

政治上和婚姻上的双重打击使王大宾陷入痛苦之中。1987年，经人介绍，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比王大宾小八岁的共产党员刘素芬女士走到了王大宾的面前。初次见面时，王大宾首先向刘素芬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自己被关押受审查的有关材料。刘素芬经过慎重地考虑，决定与王大宾交友。她认为，历史已经过去，关键是“重在表现”。1988年，二人终于喜结良缘。当时穷困潦倒的王大宾为结婚准备的全部家当是两只饭碗和两床旧被褥。

1985年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才返回了原单位成都探矿机器厂从事技术工作。

1989年10月，在中国地质大学张教授（王大宾的老师）的推荐下，具有改革开放精神的都江堰市领导借调王大宾帮助筹建了钎具厂。由于王大宾在工作中成绩突出，现在已担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公司的拳头产品已经畅销到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很受欢迎。

历史证明，被判刑9年的“反革命分子”王大宾已经走出了历史的阴影。

关于谭厚兰

作为“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谭厚兰与其他四人本是“一丘之貉”，可是却因“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免于起诉。”为什么如此“优惠”？令人好生奇怪！真的是因为态度较好，罪行轻微吗？还是谭厚兰托人走了后门买通了法院？

非也！原来，在宣判的时候，谭厚兰“请假”走了，一年多以前，她就到“天堂”报到去了。

1982年11月的一天，我的一位在北京妇产医院当护士的亲戚从病房里推出一具尸体往太平间里送，死者床头上的牌子上写着：谭厚兰，子宫癌……

原来，谭厚兰从1970年隔离审查，后被捕关押，患了子宫癌，住进了公安医院，死在了附近的妇产医院。监护她的警察们得到了解脱。

对死去的人没法再判刑，这就是谭厚兰“占便宜”的原因。实话实说就完了，还来点文字游戏，仿佛谭厚兰占什么便宜似的。什么罪行轻微，态度较好，免于起诉，全是骗小孩的。

谭厚兰这个可恨、可悲、可怜的“女强人”，文革中带头反击“二月逆流”，“打倒谭震林”，后来又带人去山东砸过“孔家店”，在北师大对反对派实行法西斯专政，如此而已。她死时40多岁了，始终未来得及结婚。

不过，谭厚兰也曾风光过。1967年春天，她曾和姚文元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过阿尔巴尼亚，担任副团长，出了一阵风头，一辈子总算没有白活。

关于聂元梓

聂元梓1921年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富裕家庭，1934年小学毕业，升入开封市北仓女子中学。聂的亲友中有数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少年时代的聂元梓受革命思潮影响，思想激进，向往革命。1937年7月，聂元梓到太原市的国民师范学校参加了“牺盟会”主办的军训，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1938年1月，到山西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到达延安学习和工作。1946年2月被派往哈儿滨市，先后担任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其间曾赴中央马列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前身）学习。1963年，聂元梓调往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1964年调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行政级别12级。文革开始时，45岁的聂元梓因在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名而名扬全国、全世界，从此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聂元梓在毛泽东1968年“7.28”大召见两个月后，即被毛泽东派来的以迟群（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长）和谢静宜（八三四一部队机要员）为首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隔离审查并被接二连三地批斗。当时给聂元梓的定的罪状主要是反对康生和谢富治，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期间，聂曾两次逃跑外出上访告状，但无人管她的事，只好又返回了学校。聂被隔离关押后，其子女也被株连，儿子被派出所抓去关了一个多月。1968年冬天，聂被押送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五7干校”监督劳动，因在冰水里挑河泥摔断了腰椎和肋骨，落下了残疾。

粉碎“四人帮”后，迟群、谢静宜作为“四人帮”的死党也被抓了起来，而聂元梓仍被北大新领导人关押达十年之久。迟群后来死在了监狱里，而谢静宜由于是个“小丫头”，被从宽处理，没有判刑。

在被关押审查的日子里，聂元梓整天喊冤。她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幻想着毛泽东能救她。可是，有关人士正式告诉聂元梓，对她（包括其他几个学生领袖）的监禁和审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批准和同意的。这当头一棒，把聂元梓等人的幻梦打碎了。

戏剧性的历史往往充满了笑话。有一次北大批斗迟群、谢静宜时，把曾被迟群、谢静宜关押了十年的死对头聂元梓和蒯大富拉来一起陪斗。

在批斗会上，毛泽东留下的几条“狗”们被一根根绳子栓住脖子，由警察们“牵”着，不准喊叫，一叫就勒紧脖子。

1978年4月19日，北京大学又召开全校批斗大会，在会上，宣布开除聂元梓和“校文革”二把手孙蓬一的党籍和公职，由司法机关正式逮捕法办。（注：这是北京市的统一行动，这天，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同时被宣布逮捕。）批斗会给聂元梓罗列了诸多罪状。聂元梓承认文革中有错误，但对有关指控皆不承认。批斗会后，聂被关到市公安局7处看守所，一关又是五年，既不提审，也不宣判。

1983年3月16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等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注：同时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韩爱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聂元梓对判决不服，认为判决书指控的罪名严重不实，坚持认为自己有错无罪，但上诉被驳回。之后，聂元梓等人被从公安局7处的看守所押送到延庆监狱服刑。

聂元梓的刑期按照法院计算应当到1991年1月12日，而聂本人计算应当到1986年4月29日。差别在于被迟群、谢静宜隔离审查期间有的时间不算。在这一点上，“老佛爷”可谓斤斤计较，不太大方。多关几年就多关几年，在监狱里还省饭钱呢！

可是，出乎聂元梓预料的是，她在延庆监狱刚刚被关了一年半多一点，1984年12月21日，监狱方面突然通知她保外就医，并说她已经被假释，人身有自由了，不用再回来了。原来，已经63岁的“老佛爷”聂元梓在监狱里百病交加，腰椎旧伤复发，心脏病严重，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反正她也被关了十几年了，千万别让她死在监狱里，那样太麻烦，还要给她处理尸体。”这大概就是把聂元梓从监狱里扫地出门的原因吧？

聂元梓对提前释放感激涕零，但她担心自己出狱后的吃、住、看病问题。狱方告诉她，这不是他们的职责，要她去找北京市劳改局和北京大学。

聂元梓出狱后，一边治病，一边找有关当局。北京市劳改局说，让她找北大。北大说，你已经开除公职，不是北大的人了，我们不管！

由于受她的牵连，儿子的处境和家中生活十分困难，住房狭小，住不下，聂元梓不愿再连累儿子，到姐姐聂元素家借住了些日子，后被姐姐的孩子轰出了门。于是，64岁百病缠身的聂元梓开始在北京市到处流浪，今天在这个朋友家住几天，明天在那个朋友家住几天。这期间，她不停地给中央和有关部门写信申诉自己的问题，皆无人过问。唯有一次，靠走延安时期的老战友、习仲勋的夫人之后门，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习仲勋批了一个条子，由街道居委会发了她几个月的生活费，但很快就停发了，原因不详。

为了生存，聂元梓想尽了一切办法。她在凄凉的晚年挣扎着、屈辱地话着。她说，“我是38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我热爱共产党，坚持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我不是反革命，更不是什么‘乱世狂女’，我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我文革中无罪，我干的事情都是奉命行事，都是按照组织原则执行的，按照党章和法律我是无罪的。我要活下去，顽强地活下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自杀，我希望盼到自己能够平反的那一天。”

看来，老革命出身的聂元梓十分顽强，如果落到国民党手里，不太可能成为叛徒。

感谢伟大的邓小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聂元梓看到了希望，得到了生存的机会。这个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经验的老太太开始下海经商。一开始，她什么都不懂，好在她认识的人和认识她的人多，人家见她可怜，叫她帮着办点事，打打电话，写写信，问问那里有彩电，那里有汽油，那里有钢材。苍天不绝人，这样，竟然帮别人办成了几桩买卖，从中得到了一点服务费，解决了吃饭问题。不久，有人给她提供了西苑饭店的公司办公室，她有了住的地方，业务越来越多，买卖越做越大，竟然赚了一些钱。不久，她自己办起了公司，当起了老板，买了两辆汽车，一辆丰田，一辆吉普，又托人买房子，一下子就先给了人家五万元定金，连个收条也没有。

然而好景不长，上帝又一次捉弄了这个“智商不高”的老太太。她的汽车很快被人偷走，她买房的钱被人骗去，后来骗她钱的人也死了，死无对证了。

在她小小发财的日子里，发生了许多可笑的插曲。许多不三不四的人都来揩她的油，把她当成了“土八路”、“雷锋老太太”。有人借她的钱不还，有人骗她的钱，有人赖着不走，专门吃她、喝她。这样没有多久，她的买卖越来越难做，原来赚的钱也陆续赔进去了。最后，聂元梓又成了两手空空的“无产阶级”，不过吃饭的钱恐怕还是有的。

目前（本书定稿时的2004年初），已经83岁高龄的聂元梓仍然顽强地活着，身体还算健康。近几年，为了生计，她一面继续做点买卖，一面口述整理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在回忆录中，她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对于自己的问题，她承认“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但无罪。”她说，她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写的大字报；她做的许多事情有些是毛泽东主席直接（或通过女儿李纳）指示的，有些是周恩来、康生、江青直接指示的。而他们当时都合法地代表党中央和上级，我聂元梓是奉命行事，犯的是路线错误。对于因为这些错误而受到伤害的同志，是我的责任的我诚恳赔礼道歉，不是我的责任的谁干的谁负责。判我十7年刑是不对的，我是无罪的，历史最后会还我的清白。”

笔者认为，聂元梓文革中深深地陷入了中共中央最高层的权利斗争旋涡，情况很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楚。但许多事情表明，“文革”把聂元梓这样一个威信和智商皆不很高的“半老徐娘”变成了北京大学的“老佛爷”，推上了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纯粹是历史的误会。后来又把许多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罪名统统推倒她身上，判处17年重刑，同样是历史的无奈。可怜的是，如今已经83岁的“老佛爷”仍然水平“不高”，对许多事情想不开，看不透，至今不懂政治，不懂得胜者王侯败者贼的道理，实在有些幼稚可笑。

摘自戴维堤《逝者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