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的人口南迁与长江下游的经济发展

作者：陈勇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1997年01期

　　安史乱起，中原沦为战场，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南迁，所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①]，“北人南去雪纷纷”[②]，“避地衣冠尽向南”[③]，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自安史之乱始的这次北人南迁主要集中在南方哪些区域？对南北人口比重的改变究竟有多大影响？对唐后期江南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加以具体分析和研究的。本文试拟就唐后期的人口南迁与长江下游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一些考察。

　　一

　　本文所指的长江下游，主要是指唐后期唐政府财赋倚重地东南八道中的淮南、浙西、浙东、宣歙四道二十四州之地。天宝之乱，战场主要在两河地区。长江下游区由于远离战事中心，加之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因而也成为这次北人南迁，特别是士大夫避乱的重要地区。史称“中国新去乱，士多避处江淮间”，[④]“时荐绅先生，多游寓于江南”。[⑤]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北人南迁本区最多的是苏州。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称：“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全唐文》卷529）杜牧亦称：“自艰难已来，军士得以气加之，商贾得以财侮之，不能自奋者多栖于吴土。”[⑥]就具体的人或家族言，“寿昌令赵郡李莹，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致德初，随诸兄南渡。卒，葬于吴之海盐。”[⑦]柳宗元称“先君……举族如吴”，[⑧]殷怿一家亦“徒居吴郡”。[⑨]当时迁居苏州的北人又以吴县为多，梁肃《吴县令厅壁记》称“自京口南被于浙④河，望县数十，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原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全唐文》卷519）

　　浙东越州是北人南迁长江下游区的又一重要之地。吴筠，“鲁中儒士也。……中原大乱，江淮多盗，乃东游会稽，常于天台剡中往来，……终越中。”[⑩]梁肃，“字宽中，世居陆浑。父逵，止于司御率府兵曹参军，安卑于燕蓟，避乱于吴越”。(11)齐抗，“少值天宝乱，奉母夫人隐会稽”。(12)由于士大夫避乱越中甚多，所以唐人穆员说：“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13)

　　“自艰难已来，未尝受兵”的扬州，也是南迁北人的寓居之地。韦应物《广陵遇孟九云卿》诗云：“雄藩本帝都，游士多俊贤。”扶风平陵人窦常“百口漂寓，……卜居广陵之扬柳西偏”，(14)开封彭氏亦因逆胡之乱，移成扬州江阳。(15)兴元元年（784）淮南节度使杜亚称扬州“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16)足见扬州流寓人口之多。

　　浙西的润州、常州、湖州也有不少士大夫移居于此。永泰中，“崔造、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于上元。”(17)薛戎，“字元夫，河中宝鼎人，客毗陵阳羡山”。(18)陆羽，上元初（760年）随北方士大夫渡江南下，流寓湖州，“结庐于苕溪文滨”。陇西李氏“天宝末，属国步艰难，版舆江介，云阳（润州丹阳）避地，殃衅所钟，二纪于兹”。(19)另外笼统称“避难江南”、“漂寓江淮”、“避地江表”、“移家淮楚”、“迁徙江介”的材料也不少，兹举例如下：

　　（1）韩愈《崔评事墓志铭》：“君讳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父倚，举进士。天宝之乱，隐居而终。君既厥父，携扶孤老，托于大江之南。……江南人士多从之游。”（《韩昌黎文集校注》卷6）（2）白居易《博陵崔府君神道碑铭》：“公讳孚，博陵人。时天宝末，盗起燕蓟，……公超然脱屣，遂以族行，东游江淮，安时俟命。”（《白居易集》卷69）（3）独孤及《唐故衢州司士参军李府君墓志铭》：“公讳涛，皇唐太祖景皇帝六代孙也。……河朔军兴，避地江表。相国崔涣承诏署衢州司士参军。”（《全唐文》卷391）（4）梁肃《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刺史独孤公行状》：“及幽洛寇扰，公违难于江南。上元初授左金吾兵曹，掌都统江淮节度书记。”（《全唐文》卷552）（5）萧颖士《与崔中书圆书》：“某自中州隔越，流播江阴，遂至江左。”（《全唐文》卷323）（6）韩洄，“字幼深，……安禄山乱，家七人遇害，洄避难江南。”（《旧唐书》卷126《韩洄传》）（7）元载，“凤翔岐山人，……肃宗即位，争于军务，诸道廉使随才擢用，时载避地江左。”（《旧唐书》卷118《元载传》）（8）杨于陵，“字达夫。父太清，倦宦，客河朔，死安禄山之乱。于陵始六岁，间关至江左，……十八擢进士，调句容主簿。”（《新唐书》卷163《杨于陵传》）（9）刘禹锡父刘绪，“天宝末应进士，遂及大乱，举族东迁，以违患难，……后为浙西从事。”（《刘禹锡集》卷39《子刘子自传》）（10）《陇西李府君及夫人南阳张氏墓志》：“府君讳颉，……开元中释楬兖州参军，次任邢州司仓参军，乾元初授此任。到官未几，避地江淮。”（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932页）

　　如上可知，唐后期北人为避战乱，迁往江淮地区的人口确实不少。从如上的记载看来，迁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北人，主要集中在两浙，又特别集中在浙西苏州和浙东越州二地。安史之乱后苏州的人口一直呈增长之势。德宗大历时苏州因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而升为雄州、元和时苏州户数由天宝时的76421户增至100808户，上升了31.91%。唐后期苏州人口的增长与北人南迁有关，但是如果人们仅仅根据梁肃《吴县令厅壁记》“中原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的记载来推证寓居苏州境内的北人有三万余户，占全州人口的三分之一，确是一种误解。苏州共有七县，吴县仅居其一，元和时苏州有户十万，到僖宗时增至十四万。当时吴县在七县户数最多，有31361户，即便是按梁肃“参编户之一”的记载来推算，寓居在吴县的北人也只有一万户，占全州人口的十四分之一。更何况元和时苏州户数并未达到十四万，吴县也必无三万人口。可见在苏州人口中，北人所占的比例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再来看越州，从文献记载来看，迁往越州的北人较多，所谓贤士大夫“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但是越州的人口并没有因北人南迁而增长，元和时越州户数较天宝时骤降了四倍，其下降率（77.0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5.37%）(20)。我们认为，迁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北人并不以两浙为多，而是以淮南为多。下面试作具体考察。

　　唐后期州郡户数见于记载的仅见于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以下简称《元和志》）。由于是书淮南道缺佚，故元和时期淮南七州的户数我们难以确知。这里我们根据其它材料对之作一个大致考察。安史之乱后，唐政府的赋税收入主要仰给于东南八道。元和二年李吉甫上《元和国计簿》称：“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据此可知元和二年唐政府财赋倚重地东南八道有户144万。《元和志》成书于元和八年，李吉甫在书序中称：“前上《元和国计簿》，审户口之丰耗；续撰《元和郡县图志》，辨州域之疆理”。学术界一般认为《元和志》所载的元和户主要采用的是《国计簿》元和二年的在册户。元和二年全国有户2440254（《唐会要》卷84），《旧唐书·穆宗纪》载元和十五年全国“户总2375400”，可见元和一朝政府所掌握的在籍户大约在240万左右。据此我们认为元和二年至元和八年间，东南八道的户数大约也保持在144万左右。换言之，《元和志》所载东南八道的户数即使是不缺淮南道和浙东台州八州户数，其户数总和也不会较元和二年144万户高出许多。东南八道共49州，其户数见于《元和志》记载的有41州，兹据是书将这41州户数统计如下：

　　

　　由上可知，《元和志》现存东南七道41州户数之和为1061533户，用144万户减去1043826户，余下者即为《元和志》所缺的8州户数，故可知所缺8州户数为378467。从《元和志》所载浙东六州户数来看，在本区该道的人口下降幅度最大。台州天宝时有户83868，若元和时户口下降一半，该州户数当为41934。即便是台州元和户不下降，仍以天宝户数计，那么淮南7州之户也有294599户。据《新唐书·地理志》统计，天宝时这7州户数共268704户，可知元和时淮南7州户数较天宝时有所上升。

　　如上所推算的淮南元和户，是一个大致而非精确的数据，在材料极为缺乏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推论大致是可以成立的。以濠州元 和户为例。濠州“本属淮南，与寿阳阻淮带山，为淮南之险”。(21)安史之乱后，濠州划归河南道徐泗节度使管辖，故该州的元和户得以保存。濠州元和户数为20702户，较开元户20552略有上升，较天宝户21864户，有所下降，但下降率仅为5.32%。《嘉庆扬州府志》载有扬州的元和户数。是书卷20《赋役志》记载了唐代扬州开元、天宝、贞元、元和四个时期的户口数，其中元和户为87647户。开元、天宝、贞元时期的户数皆有所据(22)，惟元和户，不知所据何书？中唐后的扬州号为“天下繁侈之地”，这里“百货所积”、“商贾如织”、“刀布金玉积如阜”，“雄富冠天下”，是当时江淮地区最繁荣的经济都会。同时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战乱对扬州没有直接影响。唐人贾至称“兵兴十年，九州残弊，生人凋丧，植物耗竭，……独扬州一隅，人尚完聚。”(23)杜牧亦称扬州“倚海堑江淮，深津横冈，备守坚险，自艰难已来，未尝受兵。”(24)由于扬州地处水陆交通要道，加之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因而也成为北人南迁的重要之地。综合唐后期扬州繁盛来推测，元和时期其户数要达到《嘉庆扬州府志》所载的87647户，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认为《扬州府志》所载的扬州元和户大体是可信的。据此可知元和时扬州的领户较盛唐天宝时（77105户），非但没有下降，反而还上升了13.67%。再据《唐会要》卷70《州县分望道》载，滁、和、舒、濠四州，元和六年九月并升为上州；扬州扬子县大历八年五月升为望县；楚州山阳、盱眙二县，贞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升为上县；舒州太湖、宿松二县，寿州霍邱县，楚州盐城县并于元和六年九月升为上县。综和如上材料考察，我们认为淮南道元和户数较天宝时有所上升，应当说是极有可能的。(25)

　　中唐后，在全国人口普遍下降的情况下，个别地区或州府的人口因种种原因较先前有所上升，不是没有例证可寻的。以东南八道之一的江西道为例，元和时江西观察使所辖的洪、饶、虔、吉、江、袁、信、抚八州户数由天宝时248551户增至293179户，平均增长17.95%。上推淮南七州的元和户较天宝时略有上升，即使不上升，也大致与天宝时的户数相当。我们认为元和时淮南道户口的上升，与北人南迁有关。就迁往的路线言，主要是通过淮颍道南下的。淮颖道即指由颖水入淮河的水道，早在秦汉时就为重要运道。杜佑称秦汉运路“出浚仪（开封）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26)“自隋开汴河，利涉扬楚，故官漕不复由此道，”(27)淮颖道即变为驿路交通。“开元时，江淮人走崤函，合肥、寿春为中路”，(28)可见盛唐时由庐寿取道淮颖而赴京洛的人为数不少。安史之乱，两河沦为战场，特别是东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道，官军与叛军长期对峙，造成的破坏尤为严重。史载“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29)因此洛阳周围地区的人民为避战乱，一部分由襄州经汉水南下荆、鄂，一部分则由淮颖道经寿州南下或东进，因而迁往淮南道的北人当有一定数量。特别是张巡、许远死守睢阳，“使贼不能东进尺寸，以全江淮”，(30)经过淮颖道南下的北人，除一部分继续渡江南下两浙外，绝大部分当停留在淮南各州，因为这里离他们北返的家园最近。从现有的记载来看，迁往淮南扬州的北人较多，前已叙述，这里再举几例：

　　《唐故李府君墓志铭》：李举，字幼迁，魏郡元城人。……顷因中华草扰，避地江淮。……大历十三年腊月廿一日，卒于维扬瑞芝私第。（《唐代墓志汇编》第1815页）

　　《唐故南阳张夫人墓志铭》：夫人张氏，其先陈留郡开封县人。令标时望，移家淮楚，今遂扬州江阳县人矣。（同上，第1953页）

　　《唐故刘府君夫人杜氏墓志铭》：夫人姓杜，……自魏晋已来，冠冕相继。中原盗贼奔突，避地东土，……贞元十一年七月十八日终于江阳道仁坊之弟。（同上，第1884页）

　　迁往扬州的北人，有一部分就是通过淮颖道进入寿州，然后沿淮水东进达于楚州，再通过运河（山阳渎）南下进入扬州的，如上所谓“移家淮楚”，大概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唐朝散大夫崔公夫人陇西县君李氏墓志铭》载：“夫人讳金，字如地，陇西成纪人。……自洛入魏，久之盗起北方，凭陵中土，……夫人提契孤弱，南奔依于二叔，自周达蔡，逾淮溯江，寓于洪州。”(31)这位“自周达蔡，逾淮溯江”的李氏就是通过淮颖道南下，再溯江而行达于洪州的。综和如上材料考察，我们认为唐后期迁往长江下游地区的北人并不以两浙为主，主要以淮南为多。元和时淮南道人口较盛唐天宝时有所上升，当与此有关。

　　二

　　如前所述，天宝之乱，北人为避战乱，迁往江淮地区的人口不少，他们与这里的人民一道共同促进了江淮经济的发展，这是事实。但是如果把江淮地区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统统归于北人南迁，则不符合历史实际。汪篯先生指出：

　　有人以为，唐后期江南经济发展的原因是由于有大量北方人口南移。这是不合事实的。安史乱后，士大夫南迁的很多，在接近战事中心的地区，也吸进了大量人口，这都是事实。但是，第一，和永嘉南渡不同，唐代士大夫没有携带大量的农民南迁，因为唐代的社会经济已与晋代不同，当时的普通地主并不拥有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部曲、佃客。第二，接近战事中心的，只限于河南南部和湖北的荆襄一带，而不是江南。唐代江南经济的发展是由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与接受北方先进生产方式有关，但不是什么北人南迁的结果。(32)

　　汪篯先生的结论非常精辟、正确，对我们讨论问题颇有启发，惜未具体论述。这里我们试结合一些史实，将汪先生的结论具体化。

　　（1）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从安史之乱开始的这次北人南迁在规模和数量上逊于晋时的永嘉南渡。六朝时期士族地主的力量十分强大，他们拥有大量的部曲、奴婢、佃额等依附人口，因此在永嘉南渡时，北方士族大多率部曲、奴婢、乡党、宗族同行。如东莞姑幕大族徐澄之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居于京口。高平金乡大族郗鉴率领千余家，移居广陵。祖逖南渡时，亦率乡党、部曲数百家同行。隋唐时，由于科举制取代了九品官人法，士族地主把持仕途的特权丧失；中央政府又通过“输籍定样”、“大索貌月”等办法简括隐漏户口，士族地主的经济力量大大削弱。在唐前期，士族地主已处在“世代衰微”、“累叶陵迟”的中衰状态，“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33)因此他们不可能象晋时南渡那样拥有成百、成千乃至上万户的依附人口一同南迁。当时举家、举族迁往江淮的也不少，如窦常“百口漂寓”广陵，崔翰“携扶孤老，托于大江之南”，崔孚“以族行，东游江淮”，但是在数量和规模上远不及永嘉南渡。

　　（2）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安史之乱的北人南迁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地区，又特别集中在湖北荆襄一带。襄州据两京为近，沿汉水可达鄂州，水陆交通便利。在安史之乱中，关中地区的人民避乱南下，多从襄、鄂经过。孙樵《寓汴观察判官书》称：“执事三从事卢公，其所以佐卢公，使炳炳于不磨于也者，襄阳南渡之民皆能道之。”（《全唐文》卷794）可见在襄阳人口中，北人所占比例不小。鄂州在乱前户口较少，列为下州。安史乱中由于北人南徙，户口大增。史载“天宝以前，四方无虞，第据编户众寡，等衰州望，鄂以是齿于下”，“后戎狄乱华，寓县沸腾”，“居未二载，户口三倍”。(34)显然，襄鄂二州户口的增长与北人南迁有关。由于襄阳后来沦为战区，于是“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致使荆州等地人口猛增，“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35)北人通过襄鄂迁往江西各州的人口也不少。刘长卿《送李二十四移家之江州》诗有“逋客多南渡，征鸿自北飞”（《全唐诗》卷47）句，崔佑甫也是在东都陷没后“提契百口，间道南迁”洪州的。他在《上宰相笺》中称：“顷属中夏覆没，举家南迁，内外相从，百有余口。长兄宰丰城，……仲姊寓吉郡。”元和时江西洪、饶、吉等州户口较天宝时均有增长，与北人南迁不无关系。

　　长江下游也是北人南迁的重要地区，但相比较而言，迁往本区的北人远远不及中游区。从《元和志》的记载来看，长江下游所属的两浙、宣歙三区，浙东元和户数下降幅度最大，较天宝户（514659）平均下降率为72.51%。宣歙道的元和户较天宝户（159524）下降了42.53%，浙西下降速度相对缓慢，但仍下降了36.49%。两浙宣歙十六州之地，只有苏州的元和户较天宝时有所上升，但上升的速度远不及中游区的襄、鄂、洪三州。(36)越州即便是士大夫“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但元和时其户数较天宝时仍下降了四倍。前推淮南七州的人口较天宝时有所上升，这固然与北人南迁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与该地区经济发展迅速有关。众所周知，中唐后的扬州有“富甲天下”、“雄富冠天下”之称，位于运河与淮河交汇处的楚州“商旅接舻”，“其事雄富，同于方伯”，(37)庐州“隘关溢廛，万商俱来”，(38)寿州亦为“地雄人富”之地。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起人口的增多，安史之乱后淮南道人口的增多，主要当与此有关。

　　安史之乱后，南北人口的比例有了重大改变，南方人口在总体上开始超过北方，这是事实。但是把南方人口的增长看成是北人南迁的结果，确系一种误解。事实上，早在盛唐天宝时南方的人口就已经接近北方。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25统计，天宝元年全国有户8973634，其中南方五道户数为405145，占全国总户数的45.15%，特别是江南道人口已居全国第二位。就本区而言，天宝时长江下游区就是全国重点的人口密集区。“天宝以来，江左元事”，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里，本区的社会经济在原来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断上升。元和时两浙宣歙三区有户524907，若加前推的淮南、台州户数378467，本区户数多达90万，占当时全国总户数1／3强。我们认为北人南迁对本区户口的增长并无多大的影响，即便是长江中游区的襄、鄂、洪、饶、吉等州因北人南迁户口大增，但对于整个南方地区的人口状况也无根本性的改变，它只不过是使个别地区的人口数量有明显的增长罢了。安史之乱后南方在人口上确立了对北方的优势，是南方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反映，与北人南迁并无直接的联系。

　　（3）在迁往长江下游区的北人中，士大夫等非生产阶层占有相当比例。永嘉时北人南迁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区。据统计，自永嘉到元嘉年间，北方南迁的人口共约90万，其中今苏南、浙北即占30余万。(39)在当时迁往南方的人口中，直接劳动者较多，他们与南方人民一道辛勤劳动，共同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安史乱中和乱后，迁往江淮地区的士大夫等非生产性的人口较多，衣冠士庶“多避地于江淮”，“今贤士君子多在江淮之间”，“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多士奔吴如人海”，象这类的记载在文献中俯拾即是。我们并不否认士大夫迁往江淮，对本区文化的发展、繁荣作过贡献，但是他们并不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即便是他们“登会稽如鳞介之集渊薮”，也不能使那里的劳动人手真正有所增长。可以肯定地说，长江下游地区的土著居民是本区劳动者的绝对主力，他们的生产活动是推动本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4）北方生产技术的南传及其对南方经济的影响。在谈到南方经济开发时，有一种流行看法认为，北人南迁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因而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全面。我们并不否认北方先进技术的南传对促进南方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对这种作用和影响应作具体分析。以手工业技术言，北方技术对南方的影响较为明显。比如歙州地多美松，是制墨的最佳原料，然而在李超、李廷圭父子南来前，这里的制墨业一直都默默无闻。唐末李氏父子从北方制墨中心河北易水南来此地，带来了先进的制墨技术，遂使这里的制墨业有了重大突破。延及五代宋时，这里世出墨工、多佳墨，遂成为全国的制墨中心而名播天下。再如越州的丝织业，大历时越州刺史薛兼训令士兵于“北地聚织妇以归”，引进了北方先进的纺织技术，从而使越州的丝织业更上了一个台阶。但是对于这种作用也不宜过分夸大，以越州丝织业为例，如果越州丝织业在盛唐时没有相当的基础，即便是聚多少个善纺织的巧妇，也不能使“越俗大化，竞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40)就农业而论，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南方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因为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自原始农业出现后，我国南北地区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业经济，北方以粟作农业（旱田农业）为主，南方则为稻作农业（水田农业）为中心，两大农业区的生产技术显然是有较大差别的，不能将北方旱田生产技术照搬到南方。因此南迁的北人为了适应新的环境，还不得不向南方的土著居民学习水田生产技术，可见对北人南迁所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所产生的作用，也不宜作过高的估计。

　　（责任编辑 孔祥骅）

　　注释：

　　①《李太白全集》卷8《永王东巡歌》。

　　②《全唐诗》卷147皇甫冉《送李录事赴饶州》。

　　③《全唐诗》卷248郎士元《盖少府新除江南尉问风俗》。

　　④马其昶校：《韩昌黎文集校注》卷6《考功员外卢君墓铭》。

　　⑤《全唐文》卷500权德舆《王公神道碑铭》。

　　⑥ (24) (30)《樊川文集》卷4《浙西观察使崔公行状》；卷10《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卷12《上宣州高大夫书》。

　　⑦《太平广记》卷336《李莹》条引《广异记》。

　　⑧《柳宗元集》卷20《先侍御史府君神道碑》。

　　⑨《全唐文》卷624冯宿《殷公家庙碑》。

　　⑩《全唐文》卷508卷权德舆《吴尊师传》。

　　(11)《全唐文》卷523崔元翰《右补阙翰林学士梁君墓志》。

　　(12)《旧唐书》卷128《齐抗传》。

　　(13)《全唐文》卷783穆员《鲍防碑》。

　　(14)《全唐文》卷761褚藏言《窦常传》。

　　(15)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9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16)《旧唐书》卷146《杜亚传》。

　　(17)《南部新书·乙》。

　　(18)《新唐书》卷164《薛戎传》。

　　(19)、(31)《唐代墓志汇编》第1854页，第1881页。

　　(20)越州天宝户为90297，元和户为20685，故推算出下降率为77.09%。据王育民《论唐代南北户口分布比重的消长》一文（《上海师大学报》1992年4期）统计，元和年间全国户数为2373435户，天宝时相当于元和时的府州户数为6854276户，据此可知元和时全国户数的平均下降率为65.37%。

　　(21)《元和郡县图志》卷9《河南道五·濠州》。

　　(22)《嘉庆扬州府志》卷20《赋役志》载唐代扬州开元户61417，天宝户77105，贞元户73000。如上开元户出自《元和志》，天宝户出自两唐书《地理志》，只是口数较两志少5口，贞元户取于《通典·州郡典》，户数少《通典》381户。《通典》是贞元十七年（801）杜佑派人献于朝廷的，所以《扬州府志》的撰者把《通典》扬州户定于贞元，以贞元户名之。

　　(23)《全唐文》卷368贾至《送蒋十九文奏事毕正拜殿中归淮南墓府序》。

　　(25)关于唐后期淮南道户口，笔者另撰有专文讨论。

　　(26)《新唐书》卷53《食货志》。

　　(27)《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

　　(28)《全唐文》卷612陈鸿《庐州同食馆记》。

　　(29)《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

　　(32)汪篯《汉唐史论稿》第18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33)《唐会要》卷83《嫁聚》。

　　(34)《李太白全集》卷29《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

　　(35)《旧唐书》卷39《地理志》。

　　(36)襄、鄂、洪三州的元和户较天宝户分别增长了120%、100%、90%，苏州仅增长了32%。

　　(37)《全唐文》卷715吕让《楚州刺史厅记》。

　　(38)《全唐文》卷478杨凭《唐庐州刺史罗 德政碑》。

　　(39)参见胡焕庸、张善余：《中国人口地理》上册第333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84年。

　　(40)《唐国史补》卷下《越人聚织妇》。唐前期越州的丝织业已有相当的基础。开元时越州已入贡织造精美的吴绫（《唐六典》卷3），天宝二年韦坚在广运潭展览各地轻货（土特产），会稽郡船载有越罗、交梭、轻调各十匹。这里的“轻调”，就是一种织造精美的高级轻纱。杜甫《白丝行》诗云：“缫丝须长不须白，越罗蜀锦金粟尺”。是诗把越罗与蜀锦并提，说明盛唐时越州的丝织业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如果开天之时越州丝织业没有相当的基础，安史之乱后要形成“辇越而衣”的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