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邶风静女]的阐释史研究
《邶风.静女》的阐释史研究
曹元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邶风.静女》作为《诗经.国风》中脍炙人口的一篇,自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由于时代政治、文化及各方面的原因,不同时代的学者对《静女》的阐释和评论也各具特色。根据历代学者对《静女》的阐释状况,大体把对《静女》的阐释分为汉唐时代的伦理政教化阐释,宋明时代的理学化文学化阐释,清代的多元化阐释,近现代以来的原生态阐释四个阶段。从而得出: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诗经》阐释的经学化意味越来越弱,文学化意味越来越强。
关键词:《邶风.静女》;阐释;时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自其创作问世开始,就承担着重要的文化角色,人们对它的解读和评论也随即展开,形成了源远流长、蔚为大观的《诗经》阐释史,历代关于《诗经》的阐释著作可谓汗牛充栋。《邶风.静女》作为《诗经.国风》中脍炙人口的一篇,自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由于时代政治、文化及各方面的原因,不同时代的学者对《静女》的阐释和评论也各具特色,由此形成了一部多样化的《静女》阐释史。
《静女》原文如下: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1]
这是一首很美的爱情诗,意思并不深,全诗以欢快的笔调,描写了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相约、相戏、相见、相赠的情景,突显了男子的憨厚、可笑、可爱和女子的活泼、开朗、大方的性格,表现了一种纯洁无邪的爱。朱熹《诗集传》曰:“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做,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邺风·静女》就是典型的言情之作。但是因为诗里有了“静女”,有了“城隅”,有了“彤管”,解诗者们便附会出后宫,牵缠出女史,联想到君主,牵涉出政治,引申出了许多与诗毫不相干的故事和意图,再加上历朝历代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解诗者们的阐释更是具有了鲜明的时代色彩。下面列举一些学者们对《静女》的解读和评价。
《毛诗序》曰:“《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
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3][3][2]汉代郑玄的《毛诗传笺》曰:“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贻以我彤管之法,德如是,
唐代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曰:“道德一也,异其文耳。经三章皆是陈静女之美,欲以易今夫人也,庶辅赞于君,使之有道也。此直思得静女以易夫人,非谓陈古也,故经云‘俟我’、‘贻我’,皆非陈古之辞也。”[4]
宋代欧阳修的《诗本义》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据文求义,是言静女有所待于城隅,不见而彷徨尔。其文显而义明,灼然易见……据此乃是述
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尔。”[5]
[2]宋代朱熹的《诗集传》曰“序全然不是诗意,此淫奔期会之诗也。”
之相与。”[6]宋代吕祖谦的《吕氏家塾读诗记》曰:“此诗刺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故述古贤君贤妃
明人韦调鼎在《诗经备考》中说:“此民间男女相赠之辞。序以为刺时,欧阳公谓当时之人皆可刺,与本文尚有间矣。毛郑泥‘静’字,又不解‘彤管’之意,强附为宫壶女史之说。张横渠、吕东莱又曲为之解,皆以辞害意矣。郑卫男女相谑之诗颇多,而拘拘指为刺其君上,何异痴人说梦也。”
情致宛然可掬。”[5]
[7][6]明人万时华在《诗经偶笺》中评价《静女》:“搔首踟蹰,自写光景似肖,匪女之为美,清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曰:“诗人盖设为与女相约之词。”
清人陈启源的《毛诗稽古录》曰:“诗极称女德,而序反言夫人无德,所言者作诗之意,非诗之词也。横渠、东莱皆从序说,集独传祖欧阳本义,指为淫奔期会之诗。夫淫女而以‘静’名之,可乎哉?”[8]
清人胡承珙的《毛诗后笺》曰:“三百篇序凡有美刺而指其人其事以实之者,当时必有依据,断非凭空臆造。独于静女、氓、伯兮、有狐、著……十三篇但言刺时者,盖在采诗时,第得诸里巷歌谣,已不能确指其为何人何事之作,故序诗者但以刺时一语括之,亦不敢凭虚撰造,盖其慎也。然诗中大义则经师授受相承,必有所自,故序者得以推演其说耳。此诗思静女,而序以为刺时者,犹东门之池亦曰‘刺时’而诗有‘彼美淑姬’也。”
清人刘始兴的《诗益》曰:“静女者,亦其人私相爱慕之辞耳。”
牵强为说,不知何意。”[9]
[10]
[11][6][8]清人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曰“小序谓:‘刺时’,是,此刺淫之诗也。毛、郑必反之,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静女,刺卫宣公纳伋妻也。”
今人顾颉刚的《古史辨》说:“这是一首情歌。”
[12][3]今人陈子展的《诗经直解》曰:“静女,诗人热爱卫宫女史之作。”今人高亨的《诗经今注》曰:“诗的主人公是个男子,抒写他和一个姑娘甜蜜的爱情。”
今人俞平伯的《读诗札记》说:“恕我用《定情诗》来解释《静女》,大概这位姑娘,先颇假以颜色,送给他一点轻微的礼物。(彤管已未见贵重,而荑更是不值一文。)后来,不知怎的,忽然负约,城隅之会芳迹渺然,惹得那位哥儿,睹物怀人,喃喃呢呢,而数千年以后,讨论《静女》竟可成为专书了。恐怕也出于她(他)‘意表之外’吧!”
乐趣,语言浅显,形象生动,气氛欢快,情趣盎然。”[14]
[15][13]今人程俊英的《诗经注析》说:“这是一首男女约会的诗。诗以男子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今人余冠英的《诗经选》说:“这诗以男子口吻写幽期密约的乐趣。”
以上列举的只是各个时代的文人学者们解读《静女》的一些代表,还有很多尚未列出,不过从以上列举的对《静女》的阐释和评价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一些关于《静女》的主题:一、刺时之诗;二、君主求贤妃之诗;三、淫奔期会之诗;四、刺卫宣公之诗;五、宫中女史恋爱诗;六、男女相爱之诗。这种阐释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及各
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根据历代学者对《静女》的阐释状况,我们大体可以把对《静女》的阐释分为四个阶段:
一、汉唐时代的伦理政教化阐释
两汉至唐代一千多年的诗经学,主要以文字训诂为特色,注重诗歌的社会作用,突出礼教,主张把《诗经》作为政教工具,大讲美刺比兴,对《静女》主题的阐释具有浓厚的伦理政治教化色彩。
汉代是经学形成并盛行的时期,经义繁复,著述众多,开创了《诗经》阐释的先河。由于儒学地位的兴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形成了专门讲经释经的经学。同时,儒家学派作为正统思想的“传声筒”,对《诗经》的阐释也就打上了浓厚的伦理政治教化的烙印。汉代对《诗经》进行阐释的主要有以《齐诗》、《鲁诗》、《韩诗》三家为代表的今文学派和以《毛诗》为代表的古文学派。后来齐、鲁、韩三家诗亡佚,毛诗独存,所以这个时期对《静女》的阐释主要是毛诗一派的观点。
《毛诗序》论诗侧重于美刺政教的阐发,常常脱离文本,以诗证史,以史解诗,对诗篇作历史化的附会。对《静女》的解读,《毛诗序》认为:“《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毛诗故训传》解诗,基本上遵从《毛诗序》,伦理政教味浓厚,但也增加了一些文学方面的赏析,对《静女》作了详细的解说:“静,贞静也。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从而增加了诗歌理解的情趣。郑玄是汉代经学之集大成者,融汇古今而成一家之言。在阐释立场上,郑玄的《毛诗传笺》以毛诗为宗,三家诗为辅,更加强化了诗与政治的联系,强调了诗篇对君王诸侯的美刺之旨,将毛诗美刺比兴说《诗》的传统发挥到了极致。他就将《静女》解说为君主求贤妃之诗:“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女贻以我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
[3][5][3]
汉代经学家对《邶风.静女》的解读是他们解读《诗经》的一个缩影,他们从维护封建礼教出发,遵从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对《静女》的阐释重点多放在其作品的伦理政治教化与美刺讽谏功能的发掘上,即使有一定的文学阐释,但对诗中特殊情感的挖掘较少,往往比附象征政治历史,以诗证史,以史解诗。
魏晋六朝对《静女》的阐释基本沿袭了前代。到了唐代,出现了一部《诗》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著作——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毛诗正义》的主要内涵是以儒家的道德礼义观点,对《诗经》加以论述与解释。“《毛诗正义》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用折衷的方法分别疏解《毛传》和《郑笺》,竭力调和二者间的歧异,所以《毛诗正义》属于严格的汉学体系,不仅是对汉学《诗经》研究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对唐代及唐以后的诗经学有重要影响。”对《静女》一诗的阐释,结合《毛传》、《郑笺》可以看出,《毛诗正义》兼采二书观念,去其相异,遵循儒家“温柔敦厚”之旨,赞美静女品性的美丽,使之上升到政治角度,“辅赞于君,使之有道也”。《毛诗正义》一书对《静女》的解读,基本上是对汉儒解诗的承继,是对《毛传》、《郑笺》的综合。
综上,汉唐时代对《静女》的阐释主要是经学化的阐释,以诗证史,以史解诗,对诗篇
[5]
作历史化的附会,具有浓厚的伦理政治教化色彩。
二、宋明时代的理学化文学化阐释
宋代是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一个时代,也是经学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疑经改经的学术风气盛行,许多经学大家对汉代经学不满,大胆地提出了质疑。而且宋儒们发展了一种新的儒学思想——理学。理学的盛行,使得人们对《诗经》的阐释一方面注重义理的阐发,一方面从文学的角度探求诗中蕴含的新意。这一时期阐释《诗经》的代表作主要有欧阳修的《诗本义》、朱熹《诗集传》、郑樵《诗辨妄》、王质《诗总闻》等。
欧阳修是宋代《诗》学领域引领学风的人物。他的《诗本义》承唐启宋,结束了唐代以继承为主的汇总资料的研究方式,开创了宋代学贵发疑的方式。在研究方法上,更侧重从人情角度出发,他说:“其诗义者,皆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欧阳修对《诗经》诗篇的解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静女》一诗,《诗本义》卷三《静女》:“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据文求义,是言静女有所待于城隅,不见而彷徨尔。其文显而义明,灼然易见……据此乃是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尔。”“毛传、郑笺皆认为是述写贞静之女自防如城隅,欧阳修却认为其诗描写的是女子在城隅等候意中人而彷徨踌躇之情景。他大胆怀疑前贤诗说,或揆情理,或据史实,或研文求义,对毛郑之说有所驳正,其勇于创新的精神直接影响了有宋一代的学者。”同时,欧阳修是正面承认《静女》一诗为男女情爱之作的第一人,摆脱了汉学的桎梏。他从人情出发,从文学的角度,肯定了男女相会,承认了蕴含其中的男女之情。虽然他以“淫奔”二字指代男女之情,有一定的认识局限,但无疑对后人从文学的角度以人情解《诗》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朱熹的《诗集传》可以说是《诗经》解读的集大成者,他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了宋人训诂、考据的新成果,对《毛诗序》进行了批判,《诗集传》选择众说,据诗歌本义,对其各诗题旨与诗义做了较有新意的探讨,有些见解较为接近诗的本义。朱熹对《诗经》解读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对其中情诗的解读,他根据诗歌本义,对其诗歌题旨与诗义做了较有新意的探讨,恢复了情诗的本来面目,但由于他的理学思想,使得这些诗同时又被斥为淫诗。他对《静女》一诗的解读是:“此淫奔期会之诗也。”虽然他从理学角度出发,对男女之情持批判态度,以“淫奔”称之,但他毕竟是从诗歌的本义来解诗的,对后人阐释这首诗产生深远影响。
明代对《诗经》的解读基本上是继承了朱熹《诗集传》,向理学方向倾斜,创造不多。但也有一些人从文学角度重新去审视、赏析、解读《诗经》。代表作有徐光启的《诗经六帖》、戴君恩的《读风臆评》、钟惺的《诗经评点》、万时华的《诗经偶笺》等。如万时华在《诗经偶笺·自序》中说:“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不知《诗》之为‘诗’,一蔽也。”
[5][2][16][5][5]明言要把《诗经》当作一般的诗看待,认为赏析一般的诗的方法也同样适于赏析《诗经》。
[5]如他在《诗经偶笺》中评价《静女》:“‘搔首踟蹰’,自写光景似肖;‘匪女之为美’,情致婉然可掬。”完全将诗歌当做纯粹的文学作品去赏析评价,摆脱了前人政治教化式地
牵强附会。韦调鼎对《静女》的解读说:“此民间男女相赠之辞。序以为刺时,欧阳公谓当时之人皆可刺,与本文尚有间矣。毛郑泥‘静’字,又不解‘彤管’之意,强附为宫壶女史之说。张横渠、吕东莱又曲为之解,皆以辞害意矣。郑卫男女相谑之诗颇多,而拘拘指为刺
其君上,何异痴人说梦也。”大胆地批判和指责了前人的曲解诗意,牵强附会,从诗的本义来阐释了《静女》的主题,有一定的开创性。
综上,宋明时代对《静女》的阐释已改变汉唐时代历史附会式地解读,开始朝着文学的角度解读,去探求《静女》的本义,但由于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使得对《静女》的阐释最终走向了理学化的道路,与纯粹的文学化阐释失之交臂。
三、清代的多元化阐释
清代是《诗经》研究的兴盛时期。由于清代学者提倡经世致用,讲究实学,再加上清代统治者为笼络知识分子,大力提倡经学,特别是在文字狱的政治高压下,大批文化精英不敢谈论政治,将毕生精力都放在经学研究上,因此出现了胡承珙、马瑞辰、陈奂、陈启源、王先谦、刘始兴、姚际恒、方玉润、魏源等许多经学大家,在《诗经》的文字、训诂、音韵、校勘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因而对《静女》的解读也更加成熟,更加多元化:有的遵从汉代伦理政教化的阐释观点,有的继承宋儒理学化的阐释,有的注意从文学角度评价赏析,有的融合多种阐释,提出了新的见解。
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陈启源的《毛诗稽古录》、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等主要是遵从汉代伦理政教化的阐释观点,他们虽然遵信《毛诗》,但在诗歌解读方面也时有新见,尤其是在音韵、训诂方面,大大超越了前人。关于《静女》一诗的阐释,陈启源的《毛诗稽古录》曰:“诗极称女德,而序反言夫人无德,所言者作诗之意,非诗之词也。横渠、东莱皆从序说,集独传祖欧阳本义,指为淫奔期会之诗。夫淫女而以‘静’名之,可乎哉?”显然是拘泥于伦理政教,反对欧阳修、朱熹的“淫奔期会”一说。胡承珙在《毛诗后笺》中说:“三百篇序凡有美刺而指其人其事以实之者,当时必有依据,断非凭空臆造。独于静女、氓、伯兮、有狐、著……十三篇但言刺时者,盖在采诗时,第得诸里巷歌谣,已不能确指其为何人何事之作,故序诗者但以刺时一语括之,亦不敢凭虚撰造,盖其慎也。然诗中大义则经师授受相承,必有所自,故序者得以推演其说耳。此诗思静女,而序以为刺时者,犹东门之池亦曰‘刺时’而诗有‘彼美淑姬’也。”认为美刺断非凭空臆造,必有历史依据,显然是遵信《毛诗》的美刺教化说。
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崔述的《读风偶识》、方玉润的《诗经原始》、吴闿生的《诗义会通》等对《静女》的阐释既带有伦理政教化色彩,又注意从文学角度评价赏析《诗经》,主张提示诗之本义,所以对诗旨的探讨便时有新见。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曰“小序谓:‘刺时’,是,此刺淫之诗也。毛、郑必反之,牵强为说,不知何意。”“刺淫”一说显然是继承了朱子的“淫奔期会”之义,“刺”字又带上浓厚的伦理政教色彩。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静女,刺卫宣公纳伋妻也。’(伋:卫宣公的儿子)‘静女,即宣姜也。宣姜初来,未始不静且姝,亦未始不执彤管以为法。不料事变至于无礼,虽欲守彤管之诫而不能,即欲不俟诸城隅而亦不得也。然使非其静而且姝、则宣公亦何必为此无礼之极乎?诗故先述其幽闲窈窕之色,以为纳息张本。当其初来,止于城隅以相俟,宣公只闻其美而未之见,已不胜其搔首踟蹰之思。及其既见,果静且娈,则不惟色可取,性亦可悦,而女方执彤管以相贻,惶惶乎其不可以非礼犯,则此心亦自止耳。无如世间尤物殊难自舍,则未免有佳人难再得之意,竟不顾惜廉耻,自取而自纳之。又况美人自外采来土物以相贻赠,又不啻珍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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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惜之。夫岂物之足重耶?亦重美人之所贻耳。描摹宣公好色无礼,逆礼乱伦之丑态,可谓穷形尽相,不遗余力矣。特其词隐意微,不肯明斥君非,故难测识。’”[10]这一大段解说显然带上了牵强附会的色彩,但是其生动形象的文学性阐释也把我们带进了诗经的那个时代。刘始兴的《诗益》曰:“静女者,亦其人私相爱慕之辞耳。”这就完全是纯粹的文学性阐释了,没带上任何功利色彩,没有任何政治化的牵强附会。
综上,清代是一个经学集大成的时代,经学著作著述如林,许多经学大家们广泛地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诗经》的阐释观点,对《静女》的解读更是异彩纷呈,多种多样,开创了一个《诗经》阐释的新局面。
四、近现代以来的原生态阐释
《诗经》的阐释发展到近现代,又开始了它的新历程。《诗经》不再是宣扬道德义理的旗帜,今人对《诗经》的解读也已经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桎梏,开始以全新的眼光来审视诗义,主张回到《诗经》的时代,还原《诗》的本来面目。在解读《静女》上,今人逐渐将诗歌还原成远古时代人们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近现代以来,对《诗经》的阐释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闻一多的《诗经通义》、《风诗类钞》,俞平伯的《读诗札记》、陈子展的《诗经直解》、高亨的《诗经今注》、余冠英的《诗经选》等。
闻一多主张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在解读上强调读懂文字,用文学的眼光带读者到《诗经》时代:“一首诗,全篇都明白,仅仅一个字没有看懂,也许那一个字就是篇中最要紧的一个字,诗的好坏,关键全在它。所以,每读一首诗,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都追问得透彻,不许存下丝毫的怀疑。”他对《静女》的解读就抓住了其中的关键字词“静”、“姝”、“城隅”、“爱”、“彤管”、“荑”等来做分析,通过对文本的理解来阐释他的观点。
俞平伯在他的《读诗札记》中特地用了两个章节来阐释自己对《静女》一诗的看法。批判了前人诸如毛亨、陈启源、欧阳修、胡承珙、姚际恒等人的附会、妄说,认为“读诗无他,不外乎‘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说诗最重要的是情理”。并且用“定情诗”来阐释《静女》,充分肯定诗中的情感。
程俊英的《诗经注析》对《静女》的阐释说:“这是一首男女约会的诗。欧阳修《诗本义》‘《静女》一诗,本是情诗’可谓一语中的。《毛序》‘《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朱熹《诗序辨说》云:此序全然不是诗意。批评得很对。但他又说:‘此淫奔期会之诗’,却充满了腐朽的道学气,总不及欧阳永叔说得明白贴切。”充分肯定了欧阳修的“情诗”一说,主张从诗的本义出发,重视情感的表达,批判了毛序的伦理政教化附会和朱熹的道学气息。
综上,今人对《静女》的阐释多是从诗的本义出发,从人情的角度评论,主张回到《诗经》的时代,还原《诗》的本来面目,所以对《静女》的主题理解没什么争议,一般都认为是情歌、爱情诗、约会诗等等。
从汉唐时代的伦理政教化阐释到宋明时代的理学化文学化阐释,再到清代的多元化阐释,再到近现代以来的原生态阐释,历朝历代文人学者对《静女》的阐释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人们对《诗经》阐释的经学化意味越来越弱,文学化意味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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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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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刘立志.《诗经》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1.
TheinterpretationofthejournalBeiwind.Staticfemalehistorystudies
CaoYuan
(HunanUniversity,Changsha/HunanProvince,410082)
Abstract:
Keywords:TheBeiwind.Quietwoman;Interpretation;Era
作者简介(可选):曹元,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院2012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