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茅庐:悲情文人郁达夫与王映霞的伤心地

　　现代文坛大家、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之一郁达夫一生给文学爱好者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同时，他在爱情和婚姻上的传奇经历，也为后人瞩目。他留在杭州市大学路场官弄63号的“风雨茅庐”。虽然历尽沧桑，却风韵依旧，令人流连忘返。

　　

　　文学与恋爱，在郁达夫是互为表里的，恋爱的激情早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观其一生，无时不在的由恋爱所激发的才情飞扬着，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成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样，他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文学名篇一样，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作。

　　郁达夫风流倜傥，浪漫多情。他的第二任夫人，即是为人熟知的王映霞。1927年1月14日，他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王映霞长身玉立，肌肤白皙，从小就有“荸荠白”的雅号。她面如银盘，眼似秋水，鼻梁是希腊式的，挺而直，娇躯略显丰满，曲线窈窕，骨肉停匀，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有“校花”之誉，及笄而后，更居当时杭州4大美人之首。郁达夫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

　　

　　一

　　

　　20世纪的30年代是一个被战争的烽火紧紧追赶的年代，它充满着革命的激情与浪漫理想主义的精神。许多学者作家都曾在新旧两种婚恋模式之间摇摆，处境尴尬，郁达夫就是其中的一个。

　　郁达夫1896年出生在浙江省富春江畔的一个旧式文人家庭，他天生有着诗人的气质，性格也是矛盾和复杂的。他身上既有传统中国文人的名士作风，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时尚痕迹。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被母亲包办的。1920年，他被母亲召回家乡匆匆完婚，娶了一位知书达礼、颇有才情的贤惠女子孙荃(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后，孙荃遂告与其分居。此后，携子女回富阳郁家与郁母同居，与儿女们相依为命，守斋吃素，诵佛念经，直到1978年去世)。郁达夫并非不喜欢孙荃，与孙荃生活的时间不算短，他在日本留学时写给孙荃的信充满感情，而孙荃为他养儿育女、照顾他的生活，郁达夫对其也十分感激。

　　1927年初，就在中国时局风云变幻之际，郁达夫随着南方革命军胜利北伐的步伐来到了上海。那一天，在上海尚贤坊的朋友家里，郁达夫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对他后半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女人――王映霞。王映霞美丽的容貌和青春的风姿像闪电一样击中了郁达夫这位多情浪漫而又冲动的作家，他当即陷入了情网。郁达夫在日记里写到他的心被搅乱了。但也正是在同一天，郁达夫收到妻子孙荃寄来的皮袍子，心中十分感激，还盘算着要写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中。

　　王映霞是一个新式的女性，受过新式教育，思想比较开放，加之她漂亮的外形，一切都符合郁达夫心目中理想女性的标准。恰巧当时孙荃也不在上海。恋爱中的郁达夫时而如痴如狂激情澎湃，时而郁郁不乐伤心自怜，终日徘徊在那座“王女士”住的尚贤坊的楼下。一向生活节俭的他突然变得挥金如土，他与王映霞的恋爱方式不是花前月下的清幽境界，而是上高级饭馆、看好莱坞电影，尽情地追赶着摩登都市的时尚。但是，年轻美丽而又受过新式教育的王映霞，面对这位比自己大十几岁、家有妻儿的著名作家始终处于矛盾彷徨之中。王映霞的犹豫使郁达夫痛苦万分，相思成狂。他的信如雪片一样飞向她，有时居然一天两封。

　　

　　二

　　

　　1928年2月，郁达夫在苦追王映霞1年多后，有情人终成眷属，两人在上海南京路东亚酒楼请客，正式宣布结婚。过了三四个月，王映霞的祖父――杭州宿儒王二南为小夫妻俩在上海租下了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的一幢单开间的房子。这个简陋的小屋，成了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爱情港湾。

　　然而，这场婚姻有着先天不足，为以后的不幸埋下了伏笔。先是郁达夫和富阳老家的原配妻子孙荃在法律上并没有离婚，使得王映霞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当她跟随郁达夫回到富阳扫墓祭祖时，被郁家当成了小老婆。

　　富有新女性精神的王映霞当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而郁达夫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把她当成了姬妾，招致王映霞的极大不满。更重要的是，郁达夫是一个感情奔放的文人，异乡漂泊的经历使他养成了一种苦闷颓唐、放浪不羁的性格，不习惯有规律的家庭生活。两人婚后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1930年以后，郁达夫又生出了时不时便离家出走的毛病，叫王映霞又尴尬又气愤。虽然郁达夫将他著作的版权赠予王映霞，仍弥合不了二人感情的裂痕。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郁达夫在外敌当前、国事日非的日子里，忧心忡忡，格外心烦意乱。一日，王映霞要出门会见一个3年不见的女朋友，郁达夫便认为她不识大体，不应该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会朋友。王映霞对此指责十分不满，两人因之又大吵一场。郁达夫一气之下，出走半个月，还写文章大骂王映霞和她的朋友，轰动了上海的新闻界。婚姻的小震荡变成了大裂缝。

　　在一次次纠纷之后，王映霞逐渐吸取了一些教训，从此她不敢将心底里的真实思想暴露出来。原本热烈真诚的感情渐渐消逝了，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完美婚姻的理想幻灭了。作为杭州人的她，年轻轻的竟然想到了叶落归根、狐死首丘。郁达夫也希望把山清水秀的杭州作为漂泊后的归宿，在《住所的话》里写道：“近来常有求田问舍之心……尤其是春雨萧条的暮春，或风吹枯木的秋晚，看看天空，每会作常雨茅屋及江南黄叶村舍的梦想；游子思乡，飞鸿倦旅……”当然经济上的原因也是重要的，物价高涨的上海对收入不稳定的郁家是个不小的负担，杭州相对便宜得多。最后就是政治的因素了，当年的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郁达夫离开上海，未必不是为了躲避危险。

　　既然夫妻俩归居杭州的念头一拍即合，王映霞就主动托人了。杭州友人徐君没过多久就在靠近杭州城站(火车站)的大学路场官弄内租了一所旧式房子。这是一所走马楼式的小住宅楼，天井不大，有点像上海弄堂房子的格局，虽然旧到不能再旧，但环境安静，房间宽敞。郁达夫、王映霞要求不高，都满意地接受了。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全家在春雨潇潇中移家到杭州市场官弄。第二个月，王映霞生了第4个孩子，郁达夫给儿子取名耀春。美丽的杭州使这个小家庭暂时恢复了些许安宁和欢喜。然而，他们没有想到，正是杭州改变了他们以后的生活，成为他们悲剧的肇始。

　　

　　三

　　

　　鲁迅先生曾劝阻郁达夫迁杭。王映霞在她的《半生自述》中回忆道：“我在上海时，曾到我们过从较密的鲁迅先生那里去。谈到搬家的事情，周先生一直表示和我们不大相同的看法。当时我们因移家心切，听后也没有十分注意。”郁达夫认为他只是作家，不是战士，国民党当局在杭州不会找他的麻烦。而鲁迅说，不管你是作家还是战士，只要不站在他们那边，都会受到迫害，不管在上

海还是杭州。鲁迅讲这话是有根据的，当年浙江的许绍棣、许溯中就曾联名呈请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缉“堕落文人鲁迅”。

　　郁达夫没有听从劝告，坚持迁家。1933年底，鲁迅特意作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相赠：

　　钱玉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

　　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

　　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

　　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

　　郁达夫终究不如鲁迅对中国社会和国民党当局有着那样深刻和清醒的认识，因而他没有完全领悟鲁迅诗中的深意。结果正如鲁迅的预言，郁家到杭州二三个月后，浙江省会警察局就派来几个人检查书籍，又有党棍特务不断干扰他们的生活。

　　更严重的是，郁达夫在杭州的社交犹如自投陷阱，立刻被无聊的世俗所包围。从前夫妻俩在上海所交游的无非是作家书匠，或惺惺相惜，或文人相轻，如此而已。但在杭州，达官贵人、三教九流接连不断地来访，令郁达夫和王映霞整日应接不暇。他们那个安静的住所，简直要被“踏破门槛”了。更头痛的是没完没了的交际和应酬：或为京剧名角捧场，或为某人接风饯行，或是某人儿女满月、父母双寿、小姨结婚等等，都邀请他俩喝酒。“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正是他们那一时期生活的写照。他们不仅日无闲暇，还破坏了家中的“书香”气氛。郁达夫俨然被人当作名士，王映霞也是整日里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由疏而亲，由亲而密。再加上她天生丽质、风华正茂、谈吐不俗，在交际场中的风头愈来愈健。这使得敏感的郁达夫多少有点不自在了。

　　杭州的夏天特别热。1934年的夏天，为了避暑，郁达夫和王映霞应友人汪静之、卢叔恒之约到青岛的海边避暑。夫妇俩只带了大儿子阳春上路。这几乎是夫妇俩身心最为放松的一段时间。他们在海滩上度过了一个多月，游泳、晒太阳、躺在沙滩上听浪涛的声音，一切的愁烦和俗情俗念都被冲洗得干干净净。他们又乘兴去了故都北平和避暑胜地北戴河。两个月的度假，使王映霞感到自己和郁达夫的感情似乎又恢复到当年热恋的状态。

　　谁料乐极生悲。正当他们游兴未阑时，突然接到了留居杭州的四儿耀春脑膜炎病重的电报。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王映霞带了阳春火速赶回杭州，然而耀春还是在新居“风雨茅庐”开工前夕的1935年年底夭折了。这对夫妻俩的打击是很大的。

　　租房子终非长久之计。郁达夫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自己能拥有一座洁净的小宅，他在《住所的话》里写道：地皮不必太大，只教有半亩之宫，一亩之隙，就可以满足。房子亦不必太讲究，只须有一处可以登高望远的高楼，三问平屋就对。但是图书馆，浴室，猫狗小舍，儿童游嬉之处，灶房，却不得不备。房子的四周，一定要有阔一点的回廊；房子的内部，更需要亮一点的光线。此外是四周的树木和院子里的草地了，草地中间的走路，总要用白沙来铺才好。

　　这也是王映霞的梦想。凑巧的是，与场官弄郁达夫租的住所毗邻，有一块菜园，长方形，东西略长而南北较短。菜园中有一座五木落地凉亭，以及一间破旧不堪的房屋，正适合来建造一幢普通住宅。

　　这是浙江省救济院的财产。王映霞通过友人帮忙，花了1700多元买进了玉皇山背坡17亩地，终于在1935年6月和省救济院交换了这块荒地。

　　房屋尚未建造，郁达夫就给新居起名“风雨茅庐”，虽有些萧索却颇为优雅清高。从1935年年底动工，到1936年春天完工，郁家为建造这所“风雨茅庐”，足足花掉了15000多元。因为蓝图一改再改，除了郁达夫的2间独立书房外，又加添了王映霞的3间正屋，再加上猫狗小舍、儿童游戏室以及浴室、下房，还有从远郊移植来的树木等等，排场虽说不是很大，花钱却很多。这样一来，不仅耗尽家中的积蓄，郁达夫还不得不接受了他一位富有的女学生的捐助。房屋落成后，郁达夫手书“王旭界”，制成界石，半埋在墙角o“王旭”是王映霞的原名。

　　

　　四

　　

　　70多年后，杭州城区已经不知扩展了几多倍，“风雨茅庐”虽然还在，却早已被埋没在高楼大厦的汪洋大海之中。2009年暮春时节，我在杭州友人的陪同下，穿越市中心的西湖大道(涌金立交)，东问西探，才来到如今与弄堂无异的大学路(因老浙江大学图书馆馆舍旧址在此而得名)，又经一位老太太的热心指点，终于寻到了那条又短又窄的场官弄。在蔡元培先生题名、典型的欧式建筑“浙江图书馆”(老馆)隔壁，有家杭州市上城区小营巷派出所，这里就是当年郁达夫精心打造的温暖小屋――“风雨茅庐”。

　　走进小院，我看到郁达夫的设计格局依旧。青砖黛瓦、坐北朝南的3间正屋，当中1间是原客厅，上首悬着一块马君武写的“风雨茅庐”横额，现在是派出所颁发新身份证登记、拍照的地方。北侧有五六间平房，当年可能是下房、浴室、猫狗小舍，现在是派出所的办公用房，同样锁着门。西边原为郁家的卧室，现在看上去去也作了办公室，门都锁着。正屋三面是回廊，没有堆放东西，十分宽敞。后院与正院以砖墙相隔，有平屋3间，原为郁达夫心爱的书房和客房。透过月洞门，可依稀看到小院内有假山点缀，林木参差，环境优雅。尽管四周已经高楼拔起，隔壁就是环城的交通干线，但此处仍有宁静安详的气氛。

　　返沪后，我翻阅有关资料，据当年参观新居的郁达夫好友孙百刚回忆，客厅一边挂的就是鲁迅的那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七律，写在4张虎皮筏上，配着4个乌木镜框。所有门窗板壁、桌椅板凳，都有一股新的油漆味飘荡着，纱窗也都是新装的。因为3个孩子要乱爬沙发，会弄脏地板，所以平时3间正屋通常是关着的。白天饮食起居，都在后面3间小屋中，那里的家具大多是从上海嘉禾里搬来的旧东西。小院子中除了假山，还摆放了几盆养有金鱼的荷花缸。郁达夫的大书房，三面沿壁，排列着高大的落地书架，密密匝匝地插着中英日德法各国文字的书籍20000余册，宋元明至清末古籍八九千卷，其中明末清初的禁书3000余部，清代的诗词集600余种。从他对居住环境和藏书规模的苦心经营来看，似乎有长期厮守西湖的打算。

　　事实上，在“风雨茅庐”落成前，郁达夫应他老友――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公洽)之邀，到福建漫游去了。当他从福州赶回来时，王映霞已经迁入新居。郁达夫在风雨茅庐只住了3天，便又赶回福州任省政府参议、公报室主任的公职了。

　　郁达夫与王映霞之间短暂的和睦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杭州复杂的生活环境更加恶化了他们的关系。郁达夫与官场交往，王映霞也参与其中。久而久之，敏感的郁达夫与妻子逐渐产生了裂痕。在郁达夫去福建之前，王映霞想送他到上海上船，被其拒绝，为此两人无谓地吵闹了一夜，一直坐到天亮，郁达夫一个人坐火车走了。过后王映霞想到福建去，又被拒绝。两人之间闹得很不愉快。郁达夫甚至在日记里留下了“女子太能干，有时也会成祸水”这样的话。

　　

　　五

　　

　　1937年重阳过后，淞沪抗战形势更加紧张。郁达夫远在福建，王映霞按照他先前制定的计划，独自带着老母亲和3个孩子逃到富阳郁达夫老家避难。她在富春河畔鹤山脚下赁屋居住，并时常去看望婆婆，为老人家翻丝棉袄裤。但郁达夫并不知道家小已经离开了杭州，终究放不下心，乘海轮费尽周折赶回了杭州。一进场官弄的风雨茅庐，竟人去楼空。他向邻居打听，才知道全家已迁往富阳，便立即赶去，一到富阳，就大动肝火，又与王映霞吵了一场，只待了三五天，便从浙赣铁路辗转回福建去了。

　　1937年底，王映霞扶老携幼逃难至金华、丽水。在丽水，她与丧妻的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等省府官员同住在遂昌火柴公司楼内。郁母陆氏自愿留在富阳，富阳沦陷后，竟然饿死在家中。

　　1938年1月，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的郁达夫到丽水，把全家带往武昌居住。到武昌的第3天，郁达夫闻听有关王许两人的传言，本就将信将疑，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忍不住大怒，夫妻争吵，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愤而在《大公报》刊登《寻人启事》。后经友人调解，又刊登《道歉启示》，一场风波才告平息。两人虽然重归于好，但从此感情渐行渐远。

　　1938年秋，郁达夫携家小避难到汉寿，但不久又只身返回福建。王映霞独自带家小携行李逃难到长沙，却刚好赶上长沙大火，行李、书函全部遗失，历尽苦难，终于辗转来到福州。

　　1938年底，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邀，郁达夫携王映霞及儿子离开福建去了狮城。

　　1939年3月，郁达夫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了《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把她描述成红杏出墙的荡妇。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对应。为了招徕读者，风流事件本来是那时报刊竞相登载的消息，何况是著名作家郁达夫和杭州美人王映霞之间的桃色新闻呢!《大风》竟将郁王事件印了4版，东南亚各国中文报纸也竞相转载，一时郁王婚变成了当时的新闻焦点，敲响了他们婚姻的丧钟，夫妻关系公开破裂。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则说是一位马来西亚槟榔屿歌女玉娇小姐最后促成了郁王婚变。1939年元旦，郁达夫担任《星洲日报》编辑的同时，又前往马来西亚槟榔屿参加该报的姊妹报《星槟日报》的创办典礼，结识了歌女玉娇。据说，那玉娇仿佛是王映霞年轻时的化身，而此时的王映霞，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再加上生活颠沛流离，哪里比得上玉娇的绮形玉貌，艳丽多姿。郁达夫在玉娇身上，找到了王映霞年轻时的影子，燃起了他即将熄灭的爱情火焰。王映霞知情后，对他们本已触礁的婚姻，无异于绝望至跌落冰底……

　　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之下，1940年5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新加坡解除婚约。5月31日，郁达夫在香港《星岛日报》登出了一则启事：“达夫与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5月脱离关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动，完全与达夫无涉，诸亲友恕不一一函告，谨此启事。”

　　王映霞也在香港《星岛日报》和重庆《中央时报》登出了类似的启事。8月，王映霞返回大后方重庆。1942年4月，王映霞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在重庆结婚。

　　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流亡到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小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经营“赵豫记”酒厂。1943年，郁达夫与只会说马来话的华侨女子何丽有结婚，育有一子一女。

　　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19日，郁达夫在印度尼西亚被日军宪兵秘密杀害。

　　1945年底，王映霞从重庆回到杭州，把风雨茅庐卖给了国民党一个高级将军。

　　1986年起，王映霞被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并按月领取生活费及营养费。2000年2月。王映霞病故于上海，终年95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就这样，风雨茅庐的两位主人――郁达夫与王映霞，这对儿曾被喻为“富春江上神仙侣”的才子佳人，在享受了短暂的“安宁”生活后，最终与他们早年缔造的爱的港湾，作了永久的告别……

　　

　　责编　李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