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之路遥篇

作者：张均

文艺报 2014年03期

　　路遥与我是两代人，在他生前我并无机会识得一面。但作为读者、作为当代文学史研究者，我和路遥却有着漫长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前期，我所在的村子还很少有电视，所以一家有了电视往往全村人都去看。遗憾的是，当时电视似乎只能收看两三个台。于是一次在一个“正片”结束以后转台，另一个故事正在进行：一个大雨倾盆的夜晚，一个年轻人在痛苦地吼叫，他的民办老师之职被书记儿子顶替了；他要去拼命，却被父母拦住了；于是这个叫做高加林的年轻人换上最破旧的农民的衣服，下地干活了；于是出现了一个叫巧珍的漂亮姑娘……电视看完时，周围的人多已酣然入睡，我却泪流满面。当时不知道这个故事的名字叫《人生》，也没想过它还有作者。1990年进入大学后，我才知道《人生》、路遥以及随后的3卷本《平凡的世界》，并彻底爱上了这个兄长般的作家，也因此而痛苦。1992年11月17日，20年后这个日子对我仍极为清晰，因为那天早晨大家还没起床，睡在上铺的兄弟就伸出脑袋告诉我：“张均，路遥死了！”他是戴着耳机听收音机的。那天对我完全是个黑暗的日子。大学期间我做家教，拿到工资后买的最早两套文学作品，一是《平凡的世界》，一是《静静的顿河》。这是作为读者我与路遥的“关系”。但作为研究者又有不同。从学术角度看，韩石山、贾平凹等对路遥的訾议并非没有道理。显然，路遥不是一个伟大作家，他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外的作品都乏善可陈。《人生》文字锤炼充分，但《平凡的世界》的语言则欠缺质感与密度。他的人物太过善良，包容，存在历史道德化倾向。然而一个作家是否“重要”，关键不在于他有什么局限，而在于他有怎样的创造。路遥无疑有他的优异之处。《人生》能够如此有力地“击中”十三四岁的我，《平凡的世界》能让我从窘促的生活费中挤出钱去购买，恐怕并非年少之人易被“蛊惑”。所以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以后，我一直希望以路遥为题做些研究。然而十余年过去，我竟未为路遥写过只言片语，甚至在文学选修课上迟迟未将路遥列入讲课计划。我多次问自己：为什么如此远离自己热爱的作家？扪心自问，大约出于两层原因。一、路遥的写作方法秉承传统现实主义，此方法十几年来学界几乎不再有人问津，因此让人感到路遥“有话可说但‘无从说起’”。二、我所任教的中山大学，本科生源已较少农家子弟，而贫困农家子弟的数量尤少。我很难想象官商子弟会和路遥产生共鸣，更难接受路遥成为轻薄的对象。我一直以为，人的灵魂未必那么容易“相通”。这或许是不该有的顾虑。更重要的是，我真的无法忘怀差不多30年前那个泪流满面的乡村的夜晚，也确实认为《平凡的世界》可与《白鹿原》《尘埃落定》《马桥词典》《围城》《许三观卖血记》《古船》《家》《骆驼祥子》《黄河东流去》等作品一并进入“百年十佳长篇小说”的行列。那么，我心目中的路遥小说的“经典性”是从怎样的文学史视界里产生的呢？可从三点约略言之。

　　第一，在书写下等阶级“自己的历史”方面，具有突破性的意义。萨义德认为，历史“总是存在着权力与影响的结构”，而“在那些结构和历史底下有着观念、价值以及……没有自己的房间的人们”。在中国文化中，下等阶级无疑属于“没有自己的房间”的“沉默的大多数”。对此，部分学者并不那么关心，但对“人”怀有深广之爱的一批作家却始终在改变这种“非人的文学”。最初的改变在于“五四”人道主义的刺激。然而由于经验的隔膜，尤其由于启蒙“结构”的限制，鲁迅笔下的农民大都被新/旧、文明/愚昧等西方概念重新“编码”，而失去了其属己的“观念、价值”，多少沦为了国民性“碎片”，甚至仅是启蒙者“倒置的自我表象”。因此，阿Q式的下等阶级表述终究未能进入乡村的灵魂世界。更为切实的推进是出身草根的共产党诸作家。他们以政治经济学眼光，大规模地“裸露”了下等阶级最为深切的生存遭际与情感命运。诸如柳青、赵树理、孙犁等人的小说，都超越了“五四”文学所能触及的生活面与灵魂深度。不过这类写作又是与阶级编码(压迫/反抗)反复“谈判”的结果。因此，《人生》与《平凡的世界》的出现，就具有了突破性意义。高加林是“五四”以后第一个具有完整、独立个人灵魂的下等阶级形象，而他的“不堪贫穷而近乎病态的奋斗挣扎”又具有普遍的人性基础。孙少平的挣扎、上进与自信，更因包含传统乡土美德而成为无数乡村少年的人生“丰碑”。然而，《平凡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的“励志”效果，又并非“心灵鸡汤”那般浅平，相反，它包含着痛切的生命体验、对世界“广大的”理解以及巨大的人世悲悯。这种灵魂质素，使路遥成为“经典”作家，并与同时期的刘震云、莫言、贾平凹、陈忠实等人一道创造了乡土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峰。

　　第二，在把握现实社会变动与人生经验方面，路遥显示出了稀见的艺术能力，他的创作道路也多有借鉴意义。对于路遥师事柳青(比如常年下乡体验生活)的做法，韩石山不太以为然。然而换个角度看，路遥的做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对作家而言，倘若有一个“故乡”(即便它在不断地“沦陷”)并与之保持情感与事实的密切联系，其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在此方面，余华、莫言可谓失败的例子。他们的作品，涉及其童年、少年经验的历史部分往往精彩，但一涉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则大有传闻、异事汇编之嫌，如《兄弟》《生死疲劳》等。这些作品都欠缺逼入身边现实的能力。其中原因，多在于余华、莫言或主动或被动地抛弃了“故乡”。以形式试验起家的余华，原本就不太重视故乡的“根据地”意义。莫言对“高密东北乡”倒是念念在之，然而幼时不佳的家庭成分、与村邻相互防范、“斗争”的青少年成长经验，使莫言对现实的高密县大栏乡并不那么亲近，缺乏血肉与共的体验。故他们一旦笔涉现实，就显得平面、猎奇，无法捕捉到人物活生生的灵魂。比较而言，路遥对现实人生的敏感与捕捉能力算得及时而准确。高加林的悲剧几乎是一代乡村知识青年命运的缩影。我读小学期间(即《人生》发表前后)，同村两位青年先后因为无法进城谋职而自杀。一位投水自杀，一位用民兵训练步枪抵胸自射而亡。两人皆为男性。其实高加林回村以后的遭遇如何，是不敢多想的。但《人生》实在是这一代“破碎的灵魂”的忠实见证。《平凡的世界》则面对了资本主义席卷下的“乡村世界”的历史动荡，准确而深刻地记述了大变化中的时势、人心、命运乃至风俗。其中涉及的真实的历史与真实的人生经验，给一代代乡村读者以强烈的共鸣。而这一切，与路遥对“普通劳动者”立场的坚持有密切关系。此即李云雷所说的，路遥“延续了伟大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的方法，也不仅仅是‘史诗’的形式，而是一种如何认识个人与世界、历史与现实的世界观，是一种如何把握内容与形式、自我与他者的艺术观”。遗憾的是，路遥之后，仅贾平凹、韩少功等个别作家表现出了杰出的现实把握能力。

　　第三，在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技术方面，路遥前承茅盾、柳青、姚雪垠，后接陈忠实，共同铸就了现代“史诗型”长篇小说的结构经验。对此，陈忠实曾以“开阔宏大的视野，深沉睿智的穿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来总结路遥，可谓至论。长期以来，长篇小说写作被视作作家能力和成就的最有力证据。然而尽管规模越来越大，动辄近百万字，但当代长篇在结构上能驾驭大时代的作品仍然不为多见。《兄弟》散乱，《推拿》单薄，《檀香刑》《生死疲劳》虽然结构巧妙，但仍然缺乏整体性的大气磅礴之象。实际上，长篇小说结构是个高端的“技术活”。半个世纪来，最具“史诗”气象的小说当属《创业史》(其次则《白鹿原》)。已被新锐批评家“遗忘”的《创业史》，有效地将多线索的个人命运与时势大转移糅合一体，在叙述上形成了滚滚向前的“长河”气象。《平凡的世界》在笔力精细、气势恢弘方面均略逊于《创业史》，但也有效继承、发展了《创业史》的结构经验。对此，路遥自述：《平凡的世界》“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那么，怎样将个人的日常经验和历史纵深处理为浑一的艺术体呢？“先是从人物开始的，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群体。然后是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群体与群体的纵横交叉，以最终织成一张人物的大网”，“在读者的视野中，人物运动的河流将主要有三条，即分别以孙少安、孙少平为中心的两条‘近景’上的主流和以田福军为中心的一条‘远景’上的主流。这三条河流都有各自的河床，但不时分别混合在一起流动”，“这应该是三个互相咬接在一起的齿轮，只要驱动其中的一个，另外的齿轮就会跟着转动。对于作者来说，所有的一切又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应该说，这种多线并进、相互联动的结构方法，理解起来并不困难，但真要在叙事中“混合”成整体并最后“在日常细碎的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颤的巨大内容”，是非常困难的。如路遥这样的成功者，寥寥无几。仅以此，《平凡的世界》亦可载入文学史册，并足以为有志于替大时代做“书记官”者取法。

　　以上三点，实际上也是作为研究者的我对“文学史该如何讲述路遥”的大略考量。不过显然，当今学界并不那么接纳路遥。1995年，我有机会当面向赵园先生请教。当时刚刚读完《地之子》，印象深刻，但也不免有所疑惑。我问她：“您的《地之子》一书研究乡土文学，为什么没有提到路遥和李凖呢？”她说：“你说的两位作家，我都不喜欢。”她未作解释，我也未再续问。但她明确、清晰的回答给我长久的印象。为什么我如此钟爱的两位作家赵园先生竟“都不喜欢”呢？如果说路遥文字尚欠锤炼，那么李凖笔法可谓炉火纯青。后来年岁渐长，我渐渐明白，路遥、李凖都不太属于赵园等研究者心目中的“知识分子”。在198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的事业”包括两方面，一是承续“五四”精神，继续以文明批判愚昧(愚昧的主要载体是农村、农民)，而路遥显然没有兴趣把他的亲人、乡党当成“死”的病理标本。二是强调独立立场，质疑政治体制。路遥小说也明显欠缺此层指向，他甚至支持改革开放，因为这种新政策给农民带来了改变命运的契机。显然，路遥的兴趣与赵园的视野相去甚远。如此情形下，赵园的“不喜欢”是必然的。由她的逻辑推测，最近刊发在《小说选刊》上的《驴队来到了奉先畴》(杨争光著)恐怕是她所爱。这篇小说讲一小股土匪如何利用200余村民的相互推诿、相互陷害而统治整个村子的故事。其政治隐喻可供“知识分子”研究者撰出若干篇论文，但倘若路遥在世，他很可能与这种“新世纪版”的《阿Q正传》格格不入，因为小说中所写语言木讷、动作僵硬、思想(如果有的话)困难的农民在现实中的农村真的很难找到。在此，“知识分子”们关注的是自己的思想，路遥关注的却是农民的命运，两者区别甚大。人心之不易相通也非常触目。不难想象，在“知识分子”宰制着的批评界，作为“反叛者”的路遥会遭到怎样的“遗忘”。不过，随着近年启蒙观念不断被反思，越来越多的文学史开始承认路遥。《路遥十五年祭》(李建军编)《路遥研究资料》(雷达编)《重读路遥》(程光炜、杨庆祥编)等资料集的出版，也不断为路遥研究打开新的问题空间。对我自己而言，也希望未来有机会为路遥乃至柳青、李凖这样的作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工作，譬如恢复他们的知识分子本色。此处所谓“知识分子”是就萨义德的界定而言的，即“(代表)没有声音的人、没有代表的人、无权无势的人”(见《知识分子论》)。当然，当前中国的学者们也往往将自己指认为“知识分子”，只是他们仅知道自己是相对于统治集团的“弱者”，而忘记了他们之外还有更弱更弱的存在。幸好，路遥们就站在那“更弱更弱”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