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社会化与个性重塑

作者：刘范美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年10期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2)04-0090-06

　　高等教育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活动，它具有自身的个性或独特性。但是，随着社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其个性却逐渐趋于丧失。因此，重塑高等教育的个性，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独特作用，势所必然。

　　一、近代以来高等教育日益社会化的历程

　　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社会化过程。所谓高等教育的社会化是指高等教育越来越贴近社会、服务社会，具有社会性。从社会化来看，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处于经济社会边缘和走向经济社会中心三个阶段。[1]高等教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比前一阶段与社会尤其是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近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肇始于欧洲的中世纪。那时，欧洲正处于劳力经济阶段（从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劳力经济社会、资源或自然经济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2]），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是劳动力，生产的分配主要按劳动力资源的占有来分配。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人口稀少等原因，自然资源对人类来说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只要拥有劳动力，就能开发资源、获得财富、发展经济。因而劳动力的数量就成为经济发展的标志，劳动力也成了主要的争夺对象。我国传统的多生多育观念、西方的贩卖奴隶活动就是为了获得更多劳动力。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产业是农业，社会生产主要依靠原始的技术和简单的经验。由于这些技术和经验只靠在实践中的学习就能获得而不必经过学校的专门培训，因而高等教育的发展缺少社会需求的拉动，成为与生产实践脱节、游离于经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就当时的高等教育来看，其职能单一，主要是培养统治人才；其教育内容脱离社会实际尤其是经济活动，主要是神学、法律、拉丁文、逻辑等治世之法和天理人伦之道；其目标主要是培养牧师、律师等非生产性人才；其专业结构以古典人文教育为主体。

　　从劳动力经济阶段到资源经济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高等教育也随之有了很大发展。无论在教育内容、培养目标还是职能上都逐渐趋近社会实践，高等教育与社会尤其是经济的关系逐渐密切。在资源经济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的使用，人类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人类不断地大量地开发自然资源，造成资源短缺，从而使自然资源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进而成为主要的争夺对象。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资源、资本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只要拥有自然资源和具备开发资源的能力，就能发展经济、获得财富。这样，占有和开发自然资源的能力就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世界各国为在占有和开发自然资源中占据优势，十分重视科学知识与技术，并迫切需要把它物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使得仅靠在实践中改进技术和积累知识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的丰富，也使得单靠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和技术成为不可能。这样就使高等教育逐渐与经济联系起来，其培养目标、职能、教育内容、专业设置逐步接近社会。从培养目标上看，培养人才类型趋向多样化，逐步注重培养科研人才、技术开发与应用人才；从职能上看，不仅要培养人才，而且要发展科学；从专业设置和教育内容上看，逐步增设实用性专业和工业、农业等知识与技术。不过，由于在资源经济阶段，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资本、设备和自然资源等有形资产的投入，知识技术并非现实的生产力而只是生产的工具或手段，是经济发展的间接的外部因素，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仍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就只能间接地作用于经济，高等教育在整体上还处于经济社会的边缘。

　　知识经济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经济结构。知识与技术开始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或第一要素，知识产业（信息产业与高科技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知识、智力、技术等无形资产的投入，知识成为经济发展和财富的标志。谁拥有更多更先进的知识，谁就能发展经济，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而是知识化的经济；知识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知识，而是具有经济价值的经济化的知识，它不仅是生产的工具和手段，而且也是生产的对象和产品，这样，知识就成为经济的中心，经济活动主要围绕知识来进行。经济与知识的根本性变化，不仅对高等教育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迫使高等教育作根本性变革，而且也把高等教育拉入到经济活动中，推向经济社会的中心，正是在社会发展的要求下，高等教育逐渐走向成熟，更加社会化。主要表现在：1.高等教育职能更加多样化，不仅培养人才、发展科学，而且通过多种形式直接为社会服务，融入到经济社会中；2.培养目标趋向多层次、多方向，不仅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而且也注重培养生产者和建设者（实用性人才）；3.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更加贴近社会；4.建立了产学研一体化的联合体，积极兴办高科技企业，形成了以大学为中心的高科技产业。这些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伴随着高等教育社会化，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其社会职能越来越多，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终于成为社会尤其是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社会发展须臾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二、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个性丧失

　　从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发展来看，高等教育的社会化是必要的，它既是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随着高等教育的越来越社会化（或过度社会化），高等教育似乎越来越丧失其个性和自我意识。高等教育个性的丧失经历了一个过程。

　　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高等教育的个性和自我意识是高等教育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高等教育的个性是高等教育所具有的各种特性的综合，是高等教育赖以区别社会其他方面以及其他教育的独特性的突出体现。高等教育的自我意识是高等教育对自身及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了解、判断和评价。它的产生标志着高等教育由蒙昧和混沌状态转变为独立的自觉状态，标志着高等教育开始思考自身，开始把自己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分清自己与社会其它方面的差别，它是高等教育的个性的核心。高等教育越是发展，其个性应越突出，自我意识应越强烈。但从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高等教育似乎曾偏离了这一发展方向，似乎曾陷入迷茫与失落。

　　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中世纪，其标志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团体的形成。这时大学既不是现存社会秩序的代表者，也不倾向于维护和巩固这种社会秩序，而是从当时社会中挣脱出来的野马，[3]天生具有对社会表示异议的倾向，追求自治、自由与独立，表现出甚至比今天更明显的个性（独特性）。他们反对当时的知识垄断在少数的富人、贵族尤其是教会手中，强烈要求打破知识和文化的垄断；他们攻击当时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秩序，反对僧侣、贵族甚至平民。从实际表现来看，当时的大学已具有一定的自我意识；意识到自我，意识到自我的特殊性，及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但在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同时，未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成熟，大学开始逐步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开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接近社会。伴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尤其是16-18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人类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们逐步认识到人类的文明必须由科学和从科学中获得的理性来支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要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必须接受自然科学知识及由之带来的科学理性。因此，大学必须以传授科学知识为己任，并致力于知识与技术的探讨与研究。正是由于这一原因，19世纪，洪堡以新人文思想为指导创立了研究性的柏林大学之后，其它国家纷纷仿效。既然大学要传授和研究探讨自然科学知识，自然也就需要探讨并发挥其所拥有的知识的作用。而要发挥知识的作用，就需要服务社会。这样，直接为社会服务就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了莫雷尔法案，规定政府赠予各州土地办大学，这种大学以为各州农业和工业服务为宗旨。从而标志着大学的第三职能产生。可以说，从19世纪开始，由于知识性质和结构的变化，大学与社会逐渐靠近，二者的关系日渐密切。但19世纪至“二战”前的大学仍保持其独特性。他们虽趋近社会，但没有完全融入社会；虽接受科学，但不完全盲从科学。它们没有盲目追求和狂热崇拜当时流行的科学和科学的理性精神，而是有选择地接受科学精神，同时也有选择地保留着人文精神，并致力于把二者结合起来。无论是倡导科学的洪堡还是倡导人文的牛曼，都反对片面的专门化知识，而注重整体知识。这说明当时的大学并不为社会所左右，而是在社会的影响下仍能保持其独立性、批判性和自由性，仍能对自己的独特性有强烈的意识。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知识的快速增长，高等教育在社会尤其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高等教育的作用增大，一方面导致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和利用的加强，另一方面也导致大学的急功近利。所有这些都驱使大学趋向社会，与社会融合。特别是“二战”后，许多国家出于恢复和振兴经济以及稳定社会政治的需要，同时也为了迎接以电子、核子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一方面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以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一方面要求高等教育积极为社会服务，推动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发展的影响和要求下，高等教育逐渐趋向世俗人，更加贴近社会、服务于社会，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这本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有助于增强高等教育的社会责任感，强化高等教育对其作用的认识进而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遗憾的是，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人力资本理论等的影响，虽然高等教育受到重视也得以迅猛发展，但其作用仅停留在满足社会眼前的政治经济利益，并逐渐成为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附庸。这样，高等教育就在迎合和服务社会需求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长此以往，它将与世俗同流合污，失去个性或独特性，丧失其之所以为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失去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如“二战”后，高等教育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得以强化，高等教育融入到社会各个领域，直接服务于社会，导致高教的3大职能简化为唯一的服务职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认为大学精神失落了。

　　大学精神的失落引发了大学对自己的深刻反思。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社会与高等教育以及二者关系的变化，人们不禁对大学的个性再一次进行思考：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大学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若有，那么大学的独特性是什么？存在的价值在哪里？大学究竟对社会有什么独特的作用？它有什么独特的追求？大学在不断世俗化中如何保持其个性，找回其赖以生存、永葆魅力的生命点？[4]等等，通过思索与研究，人们发现，大学的社会化并不是大学个性丧失的原因，大学的社会责任感增强、社会功能增多，并不意味着大学独立精神的消失。大学的神圣就在于它渴望独立思索，具有追求真、善、美的权力，向往学术自由，不满足现状，勇于探索未知以及享有尊严的批判精神。这些正是大学的灵魂所在，是大学个性的集中表现。因此可以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将会继续下去，并且，其社会职能会越来越多，在社会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那么怎样在大学社会使命增大、社会职能增多、社会责任感增强的同时仍保持大学的个性或独立性呢？这是当代大学所要寻求的一种平衡。

　　三、高等教育的个性重塑

　　认识并保持高等教育的个性（独特性）是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中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的前提。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一再证明：大学只有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才能造就民主社会的建设者，也才能使大学成为知识创新的阵地。高等教育的个性应是其独特的、典型的特点，具体表现在：1.作为教育的最高机构，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应担负着主动引导社会发展的职能，而不仅仅是被动适应社会的发展；2.作为精神文明生产的摇篮，它更应以发展的眼光来关注社会的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适应社会眼前发展的需要；3.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作为培养人的机构，它更应关心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关心经济、科技的发展。

　　其实高等教育像个体一样，其社会化与个性化并不矛盾，二者是统一于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高等教育的社会化实质上是有个性的社会化，即具有自己独特性的社会化；而高等教育的个性化实质上是社会需要的个性化，即把社会发展的需要转化为自己的独特的发展需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服务于社会，这也就是说，无论是高等教育的社会化还是个性化，都是二者的统一。社会化若离开个性化，也就丧失了高等教育的社会化的独特性，这样的社会化就没有价值或意义。个性化若没有社会化，也就失去了其社会基础，其独特作用也就无从发挥。由此看来，高等教育的社会化并不一定导致其个性的丧失，相反还可能导致其个性的增强，如使其更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独特的社会使命，在作用于社会方面表现其个性。

　　从当前的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面对知识社会的到来和高等教育社会地位的中心化，高等教育应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价值与作用，并保持其独立性和批判性，站在社会和知识发展的前沿，不断地向未知世界挑战，通过加强自己的批判性和前瞻功能以及知识创新作用，积极引导社会的发展，努力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的主体。这样高等教育便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主导社会的前进；另外高等教育应关注并致力于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满足人的情感，净化人的心灵，重塑人的自尊，张扬人的个性，以使未来技术世界充满人文关怀，满足人类自身对永恒精神价值的追求，实现相对意义上的人性完美。

　　办学自主权是重塑高等教育个性（保持其独特性）的保障。所谓办学自主就是要创造条件，使高等学校不受外来干扰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落实与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是其按教育规律办学的本质要求，也是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必备条件。因为大学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专业性、学术性很强，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只有当事人最清楚怎么办，怎样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和价值。大学有了办学自主权，才能够排除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干扰，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主体精神，遵循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切实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然而，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大学由政府的有关部门直接管理。80年代中期开始，才逐渐提出并落实大学的办学自主权，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颁发，标志着我国高校自主办学的思想趋于成熟，1998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则从法律高度认定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了法律的依据与保障，我国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得到了切实的落实与扩大。

　　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意味着政府主管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实行举办权、管理权、办学权的分离；还意味着学校的发展规划、招生计划、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机构设置、人事安排、经费使用等可以由学校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及学校自身的特点来决定。如此，高校才不会盲目地跟随社会技术发展，简单地受社会要求摆布。新的世纪，大学必将取得更大的自主权，将变得开放、灵活、主动、高效。

　　学术自由是重塑高等教育个性（保持其独特性）的核心。提倡学术自由，就是为了使大学能超然于社会、政治之上，在学术上敢于打破种种禁区，尽可能不受世俗功利、政治目的的驱使，在不侵犯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自由地进行科学研究和真理探索。在现代大学里，坚持学术自由，既是探索真理和发展科学的先决条件，也是保证并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的必要前提。可以说，失去了学术自由，现代大学就失去了生机和活力。

　　早在1912年5月16日，近代大学教育的先驱蔡元培先生以中华教育总长的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时，在演讲中就指出：“大学乃研究高深学问之学府”，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更是反复强调此观点；当今，世界上的一流大学首先是研究型大学，在学术上都具有重自由探索、大胆实验的共同特点。因而，大学的根本特性可以概括为两个字：学术。既然是研究学问，就应博采众家之长，而不能只拘一家之言，即学术自由。

　　其实，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指出：科学上、艺术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因为，学术无禁区，学术无国界，只要有理有据，人人都有权力提出自己的观点，都可以拿出来争论、探讨，哪怕是错误的观点。如果不准发表错误的观点，错误的观点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如果正确意见、正确观点，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没有经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那么，遇到错误意见就可能不战自败。正如密尔在《论自由》中所指出的：对于在多种场合未被驳倒的意见，假定其为真理是一回事，对它不许辩驳而假定为真理，这是另一回事，两者是绝对不同的。文革期间的做法，恰恰就是对某种意见不许辩驳而假定为真理，致使许多文人、学者因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而被批判、打倒甚至被迫害致死。前车之鉴，我们要引以为戒，不再重蹈覆辙。

　　在大学，领导要为教师创造宽松、民主的学术环境，鼓励教师大胆探索、勇于创新，遵照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学术上“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学术自由。

　　高品味的校园文化环境是重塑高等教育个性（保持其独特性）的基础。高品味的校园文化环境犹如一种无形的力量，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对学生的精神世界产生影响。它对人的影响或许是缓慢的、不经意的，但却是持久的。大学作为社会有意识地培养人的机构，则应尽可能去创造一个有利于青年学生成长的高品位的校园文化环境，它既应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使自己培养的人才能适应现实社会，服务于现实社会；又应该高于现实社会，使其培养的人才成为改造现实社会、实现社会理想的动力；并超然于现实社会，不被社会同化，保持自己的纯洁性、高雅性。

　　高品味的校园文化环境大致可以用文、雅、意3个字来概括。“文”指的是一种文化、知识的氛围。大学里所有看得见的事物、听得到的话语，都应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种文化的气息：优美宁静的校园、古朴典雅的建筑、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博学敬业的师长、好学上进的同学等等，无不传递着这种气息，任何人一步入校园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与社会迥然不同的、浓浓的气息；图书馆、教室、实验室乃至整个校园都体现出浓厚的学习气氛：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师、老当益壮的老教授，无不以学习为己任，以求知为乐趣。进入这样的环境，社会上的嘈杂、烦躁不安随即抛之脑后，你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它的感染。“雅”指高雅、雅致，它是与世俗相对立的。大学要体现高于社会的文明格调，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建设，一草一木、一石一水都要给人以美的感受与熏陶；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敬、真诚相待；尤其是“大学人”应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群体而存在。“大学人”既不属于政治上的官僚阶层，也不属于经济丰盈的“上层阶级”，其主要特征为崇尚创造性，追求思想的独立性、伦理的严肃性与艺术的完美性。他们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另一方面在当前的文化情景中，又往往呈现出某种激进的先锋性。近十多年来，在中国社会面临巨大转变和文化深刻转型的过程中，风起云涌的大众文化几乎占据着主流文化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学人”更应责无旁贷地把自己从大众流行文化中超脱出来，保持自己的高雅文化，从而为社会文化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意”指的是校园物质文化的象征意义，这种象征意义可以为看似平凡的校园景观赋予灵性，使陈旧的建筑蕴含生机，并给人以精神性的文化熏陶。这就要求：校园的物质设备除了实用性外，还应包含有诸如哲学、科学、伦理等精神因素在内的文化底蕴，使人们在接触它时，能引起精神上的愉快、情感上的共鸣、思想上的沟通。总之，大学的物质文化应传达一种崇尚自然、深邃、儒雅的文化气息。

　　综上所述，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必须构筑富有活力的高尚的校园文化环境，形成朝气蓬勃的浓厚的学术氛围，自由地探讨和研究学问，教育人、启迪人、熏陶人、引导人，滋育着优秀人才的成长。如此，才能发挥大学在社会中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作者介绍：刘范美(1964-)，女，湖南安化人，韶关学院教育系讲师。韶关学院教育系，广东韶关　51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