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报仇:伍子胥对平王掘墓鞭尸过分吗

前言

湖北监利县，大约可以证明政府垄断经营食盐的历史合理性与合法性。三国时期东吴设置这个县，就是为了“监盐渔之利”。不过，我们讲的是军事而非经济，所以垄断经营的暴利问题只能暂且放下，前往监利县长途汽车站，去看一座塑像。谁的塑像呢？本文的主人公，名将伍子胥。

伍子胥名叫伍员，子胥是他的字。这里的“员”，读音跟“云”相同。最早注意到这个字，是听京剧《文昭关》，那其中就念“云”，当时还以为是上口字。京剧里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字读成别音。不过这一次不是。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的楚国人，著名的军事家、谋略家。关于他的故里，有三种说法：湖北监利县和老河口市，苏州吴县胥口镇。似乎监利的可能性更大。古往今来，伍子胥跟一个成语难舍难分：掘墓鞭尸。说的是本来作为臣子的他，引领吴军攻入楚国的都城不说，还把死去的老国王从坟墓里挖出来，鞭尸三百。这也是他人生最大的亮点。

勾结外敌入侵故国，本身已冒了天下之大不韪，竟然还要鞭尸国王。伍子胥为什么要这么干？难道他是变态的虐待狂？当然不是。他之所以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是因为跟国王有深仇大恨。

孩子没娘，说来话长。这事咱得从头说。

小人登场

伍员的出身，可不是什么贫下中农或者草莽英雄。他们家是正经八百的贵族，朝上数三代，曾祖伍参、祖父伍举、父亲伍奢，都是楚国的大夫，绝对的根正苗红，血统高贵。

伍参在楚国供职时，正赶上晋楚在中原争霸。楚国出兵伐郑，晋国赶来增援。晋军势大，楚军上下人心惶惶。这时伍参力排众议，出谋划策，极力主战，最终击败晋军，立下大功。伍举的故事更有意思，因为他跟这个成语息息相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据记载，这个对话，就发生在伍举与楚庄王之间。楚庄王继位之初，因为令尹斗越椒专权，他的位置还没坐稳，只好韬光养晦，整天沉湎于酒色歌舞，并且在门口立块牌子，说：“进谏者，杀毋赦！”

却说有一天，楚庄王左手搂着秦国的美妾，右手搂着越国的少女，坐在钟鼓乐器中间，喝得醉醺醺的，大夫伍举突然报门而进。楚庄王眯缝着醉眼，口齿不清地说：“大夫您来，是想痛饮美酒呢，还是想听歌观舞？”伍举说：“都不是，我来是想请教您一个谜语。有人说，咱们楚国国都的朝堂上，来了一只大鸟，可是整整三年，不飞也不叫。这是什么鸟呢？”

什么鸟无所谓，反正不是什么好鸟。好在楚庄王心里并不糊涂。他说：“我知道。这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您等着瞧吧。”伍举说：“它不飞不叫，早晚会被猎人谋取。箭已上弦，很快就要射出来，哪里还能容它冲上云霄，叫声惊天？”这话正好说到楚庄王的心坎上。于是立即痛改前非：绝女色，停美酒，罢歌舞，励精图治；重用孙叔敖、伍举、苏从等人，以制衡斗越椒，直到最后，将造反的越椒彻底灭掉。就这样，楚国国力逐渐强盛，在邲之战中大败晋军，洗雪了城濮之战的耻辱，楚庄王也跻身“春秋五霸”的行列。

中国的史书，大致有三个传统。一是记言，源出《尚书》；二是记人，《史记》的纪传体，可谓传统；三是记事，开创者是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书，《国语》暂且不说，《战国策》、《左传》等等，记叙人物的对话，也详尽而且精彩。为什么会这样？《左传》里有句话，可以作为注解：“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中的“言”，当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语言或者对话，主要还是指学问，但是跟语言和对话，距离还是比较近。所以读早期的史书，往往会惊叹主人公的对话，比如这里的伍举和楚庄王，总让我想起大学时听过的磁带：《外国电影精彩对白》。

不过这都没什么用。阿Q的祖上也阔过。伍子胥在楚国，主要是厄运，开始于楚平王时期。

楚王都属于芈氏，姓熊。楚平王跟一个著名的词人同名，叫熊弃疾。他登上王位的过程，很有点传奇色彩。

熊弃疾是楚共王的儿子，楚庄王的孙子，上面有四个哥哥，他是老五。最初继承王位的是他大哥，就是楚康王。康王死后，传位给自己的长子，但四年之后，熊弃疾的二哥杀掉侄儿自立，就是楚灵王。楚灵王德政不修，四处用兵，民不聊生。寒冬腊月，妄兴大军。士兵们披着铁甲，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却身穿“腹陶裘”，外罩“翠羽披”，头顶皮帽，足踏豹皮装饰的锦靴，站在中军帐前观看雪景，连声赞叹“好雪！好雪！”就是那句话的翻版：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中国历来有个说法，叫坏事变好事，这事似乎也能变成好事，比如励志教材：看看，不好好干怎么能行呢？好好干，将来咱也当王，不受这苦。可惜，士兵们再努力，也没有成王的可能，所以只有越发地感觉透心凉。

十二年后，楚灵王带领大军出征，他的三个弟弟联合发动宫廷政变，攻入郢都，杀掉太子，推举老三为王，就是楚初王，老四为令尹，老五弃疾当司马，典型的家族式企业。消息传到前线，楚军大哗，片刻之间，三军随即作鸟兽散，只剩下楚灵王这个孤家寡人，走投无路，众叛亲离，不得不用一条绳子，找棵歪脖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老三虽然占据了大位，但灵王去向不明，郢都依然人心不稳。没办法，那时没有手机，不能发短信；也没有电脑，无法上网。所以楚灵王的具体结局，当时大家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弃疾年龄最小，但鬼点子可不少。他意识到，乱就是上天赐予的机遇，决心浑水摸鱼。五月己卯之夜，弃疾安排人马绕着郢都大声呼喊：“灵王驾到，灵王驾到！”百姓们一听，满城骚动，惊惧不安。弃疾随即派人故作惊慌地跑入宫中，对他三哥四哥说：“不好了，国君回来了，国人马上就要杀进宫来。众怒难犯，何去何从，你们赶紧拿个主意吧，免得到时候遭受耻辱！”二人一听，乱作一团，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又进来一个人，当然还是弃疾派来的。他高声惊呼：“大队人马就要冲进来了！还有司马的部队！”没办法，这二位赶紧抹了脖子。可怜楚初王只干了一个月，屁股都没暖热，王座就归了五弟。

弃疾随即改名熊居，摇身一变，由司马而一跃成为楚平王。具体时间，是公元前529年。

楚平王的智商，比他二哥三哥确实强点，但也强不到哪里去。《新语·无为篇》记载，“楚平王奢侈无姿”。他立儿子熊建为太子，安排伍举和费无极，尽心辅助教育。然而费无极奸佞谄媚，太子建偏偏又不吃这一套，喜欢伍举，而讨厌费无极。直接领导看自己戴着有色眼镜，这日子还怎么过。不行，必须生产自救。费无极先去禀报楚平王，说：“太子也老大不小的了，该娶媳妇了。”楚平王说：“嗯，是这道理。你去操持吧。”

太子建已经订下亲事，对方是秦国公主孟赢。费无极奉命去秦国迎亲，发现这姑娘确实漂亮，就动了歪心眼。等把新娘接回郢都，他马上跑到楚平王跟前，说：“公主相貌甚美，不如大王您纳了吧。反正太子还年轻，将来机会还多的是！”有个成语，叫做臭味相投。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你想想要是周文王，费无极还敢出这馊主意吗？打死他也不敢。恐怕文王跟前，也根本没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早就被过滤掉，一边凉快去了。可是楚平王身边，愣是少不了这样的主儿。

正所谓物以类聚。

楚平王一听，龙颜大悦。怎么说呢？费无极忠心耿耿呗。你想想，这样的事情，他都忘不了我，对我能不忠心吗？大手一挥，作了批示：同意！

楚平王强娶儿媳，这事好办，不要脸就行，但太子建和国人那里，总要有个交代。怎么办呢？京剧有出戏叫《楚宫恨》、《武昭关》，也叫《马昭仪》。说是他们安排孟赢的侍女马昭仪，李代桃僵，跟太子建完婚。孟赢明白事情的原委，又羞又愤，但却毫无办法。只好这样唱道：

楚国君臣真少有，

礼仪纲常一旦休。

我似飞絮离杨柳，

冷雨凄风入御楼。

默祝苍天把国佑，

宫内秽史莫传流。

待到楚王千秋百年后，

倒挽银河洗此羞！

剧作家确实高明，戏词写得甚好。但“宫内秽史莫传流”，只是一厢情愿。这样史册留“味”的“美名”，怎么能被抹杀呢？至少唐玄宗会记忆深刻。因为大家志趣相同，彼此彼此。杨贵妃本来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李瑁的正妻，可是皇帝看上了，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一伸手就夺了过来。当然没有直接夺，程序是严密的，形式是合法的，最关键的是，结果是组织满意的：先度杨贵妃出家，赐号“太真”，然后把她接到宫内的太真宫，毫无名分地同居六年，再还俗册封为贵妃。

类似曲线救国。

这一下，费无极可算露了脸儿。他不再辅佐太子建，直接调回中央，到国王身边工作。不管怎么样，与太子同朝为官，抬头不见低头见，总是别扭。他心生一计，又向平王提出一条合理化建议：“咱们楚国太小，不如让太子去守城父，以通北方，大王您收复南方，这样才是争天下的姿态。”应该说，这个计策本身没什么不对。让太子下基层锻炼锻炼，镀镀金，也有利于他的成长。于是平王慨然笑纳。

城父在哪里呢？就是今天安徽亳州市谯城区的城父镇，是楚国的北方门户，也是张良的出生地。当然，那是几百年后的事情，与太子建无关。他接到命令，只好带着伍奢离开郢都，去经营城父。可没过半年，费无极又生了坏点子。太子建早晚要当国王，那时还有他的好果子吃吗？不行，还是得斩草除根。于是赶紧跑到楚平王跟前，继续上太子建的眼药，说他和伍奢勾结，“将以方城之外叛，自以为犹宋、郑也，齐、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就是说，他们将在国都之外叛乱。城父远在边疆，他们俩自以为有了类似宋国和郑国的便利，再加上齐国和晋国撑腰，他们很快就会对楚国构成威胁。楚平王脑子里有水，但水还没满，还给智力留了点空间，因此刚开始并不相信。他说：“建是太子，国家早晚是他的，他干吗要叛乱？”费无极说：“大王您可别忘了，那秦国公主本来是他的呀。自从您娶了公主，太子心里没有一天不怨恨。现在他手里有了兵权，又与别国有联系，早晚会打过来的，您得做好准备才行！”

楚平王这家伙，生活作风一直不够检点，到处留情。太子建就是这样的产物。楚平王还当大夫时，到蔡国出差，看上了一个掌管疆界的小官儿的女儿，就带她私奔，生了太子建。都是一时冲动的产物，现在太子建的母亲早已人老珠黄，太子建的分量自然也要随大势跌落。楚平王立即下令，先抓来伍奢，审问对质。伍奢当然不会屈打成招。然而君子与小人斗嘴，总是小人胜利。为什么？因为小人没有原则，可以乱说，而君子不行。

楚平王拘押了伍奢，然后派人给城父司马奋扬带去密令：立即杀掉太子建。奋扬接到命令，先派人悄悄报告太子建，让他快逃，然后才组织人马，安步当车，不紧不慢地朝太子建的住处开去。当然，等他的人马赶到，太子建早已没了踪影。

子胥逃亡

人们常常有个错觉，以为能够自己掌握命运。这实在是个美丽的错误。决定命运的，更大程度上还是偶然，是随机事件。比如费无极讨好君王的随意举动，就促成了两位名将的诞生，一明一暗。明的是伍子胥，暗的是白起。因为太子熊建是白起的先祖。

却说奋扬，放走太子建后，自己披枷带锁，前往郢都请罪。楚平王说：“命令出自我口，到你耳边，是谁泄露的？”奋扬不慌不忙地答道：“是我。从前您曾经命令臣，要忠心耿耿辅佐太子，臣虽不才，却也不敢三心二意，所以执行了您先前的命令，没忍心执行后来的命令。臣放走太子，现在追悔莫及！”楚平王的怒气逐渐平息，说：“那你怎么还敢来见我？”奋扬说：“臣没有完成大王的使命，如果不来，就是再次违令，为臣不敢。”楚平王无奈地挥挥手：“算了算了，你还是回到城父，去当你的司马吧。”

伍奢可没这么幸运。在楚平王眼里，他是想象中的叛乱的核心分子。费无极决心将他们斩草除根，就建议以伍奢为诱饵，引诱他的两个儿子过来，满门抄斩。楚平王当然言听计从，对伍奢说：“你如果把两个儿子叫来，就能活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伍奢说：“伍尚为人仁厚，一叫准来；伍员生来桀骜不驯，肯定不会从命！”

果然，伍尚准备赴汤蹈火，但伍员不干。他说：“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员到底技高一筹，将利害关系看得清清楚楚，知道一去肯定是全军覆没，这样无所作为，实在不值得。伍尚说：“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相比之下，伍尚就是个谦谦君子，中看中听，就是不中用。他也知道去了没有好下场，可是担心假如以后不能报仇，会被天下人耻笑独自偷生。说起来这算是虚荣心，如果人人都毫无虚荣心，一点都不顾及名声，这个世界将会一团糟；可是过于看重名声，又难免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这个度量，实在难以拿捏。

伍尚于是束手就擒。使者还要捉拿伍员，伍员箭上弦引满弓，逼退使者，然后溜之大吉。他听说熊建已经跑到宋国，就赶过去投奔。逃亡的过程中，他碰到了好朋友申包胥，得到了他的帮助。伍子胥越想越生气，就对他说：“我一定要灭掉楚国！”申包胥盯着好朋友的眼睛，回答却是针锋相对：“那我一定要复兴楚国！”伍奢听说次子逃走，长叹一声，说：“楚国君臣且苦兵矣。”就是说，楚国君臣别想再过安宁日子了，就等着打仗吧。发完这个浩叹，他和伍尚以及家人，随即都被推上了断头台。

伍员找到熊建，正赶上宋国内乱政局不稳，他们只好一路向西，到郑国临时落脚。郑国对他们很够意思，按照公子的规格，热情接待。最后到达晋国时，晋倾公说：“你跟郑国关系好，他们一定很信任你。你先回到郑国，给我们做内应，咱们里应外合，一定能灭掉郑国，然后封给你！”熊建这哥们儿，到底是遗传了楚平王的基因，脑子也不太灵光，竟然应承下来，转头又回到郑国。可是还没等晋军行动，他的密谋已经被犯了过错面临惩罚的下人泄漏。开门揖盗的事情，当然不能干。郑国立即行动，杀掉了熊建。

这一下，伍子胥立即感觉脊背发凉。凭空又多出一个敌国，暂时的栖身地也没了。没办法，继续逃吧。吴国是晋国一手扶持起来，专门牵制楚国的，是楚国的天敌。伍子胥随即带着熊建的儿子熊胜，向吴国逃去。

一路的颠沛流离惊慌失措可以想象。他们晓行夜宿，犹如惊弓之鸟，总算到了吴楚两国的交界昭关。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头的故事，因为京剧《文昭关》的推波助澜，早已家喻户晓。这出戏是京剧《伍子胥》，也叫《鼎盛春秋》的一部分，谭、马、杨、奚等各个老生流派都演过。前面提到过《武昭关》，现在又说起《文昭关》，昭关到底在哪里？就在今天安徽含山县城以北15里的地方。这里东有马山，西有城山，除此之外，周围都是烟波浩渺的湖水，地形确实险要，否则楚国也不会在此构筑城池。

既是边境要地，必然会有重兵把守。伍子胥能过得去？当然能，否则不会有后来的一系列故事，也不会有这篇文章。他怎么过去的呢？戏里的唱词是：“幸遇着东皋公行方便，他将我隐藏在后花园。”伍子胥跟东皋公的一个朋友皇甫讷长得很像，东皋公让他们俩互换衣服，皇甫讷先走，守关的当做伍子胥拿下，警惕放松，伍子胥这才得以逃之夭夭。

戏终究是戏。《史记》等正规的史书，找不到类似的记载。实际情况是，伍子胥和熊胜好险被拿住。他见势不好，拔腿就溜，后面的楚兵一路追杀。如果独自一人倒还好说，偏偏又带着个孩子，伍子胥拳脚再好也施展不开。没办法，跑吧。跑着跑着，看见前面湖边有艘小船，赶紧跑过去，请求帮助。时间推移到现在，伍家的遭遇，差不多已经传遍整个楚国。好在那时舆论工具尚不发达，当局捏造事实扭曲真相的能力还不强。渔父二话不说，立即载着他们俩，摇动桨橹，虎入深山龙归大海，胜利大逃亡。

他们俩好歹的算是捡了两条命，活着进了吴国。伍子胥流亡至今，盘缠早已用光，只好解下腰间的宝剑递给渔父说：“这口剑值百金，送给您作为酬谢！”渔父也是好样的。他说：“楚王早已传令，抓住伍子胥，赏五万石粮食，封上大夫的爵位。那些我都不动心，何况百金的宝剑？”

铮铮豪言，史册流芳。伍子胥谢过渔父，继续前行，留下了“吹箫乞食”的成语。长时间的紧张赶路，风餐露宿，他饶是铁打的汉子，也支撑不住，终于病倒。要命的是，又没了盘缠。怎么办？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伍子胥橐载而出昭关，夜行昼伏，至于陵水，无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于吴市。”就是说，趴在地上一点点地朝前爬，光着上身不住磕头，吹箫乞讨。完全沦为乞丐，当然不是帮主，而是最底层级的会员。从贵族沦为乞丐，这其中巨大的落差，如果没有极其顽强的信念与毅力，又怎么能承受得住！

“千金小姐”这个说法，也源自伍子胥的狼狈经历。有一天，他又累又饿，碰见一位浣纱的姑娘，篮子里装有饭食，就上去乞讨。姑娘见他可怜，施舍了饭食，转念一想，男女授受不亲，这事违反了礼法。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怎么办？姑娘随即自沉于水，以证清白。子胥万分悲痛，于是咬破手指，在石上留下血书为誓：“尔浣纱，我行乞；我腹饱，尔身溺。十年之后，千金报德！”后来子胥报了大仇，荣登高位，想报恩又不知道姑娘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于是将千金掷于姑娘投水之处。“千金小姐”一词，从此诞生。当然，这其中的“金”不是今天的金子，而是铜。秦汉时期，黄铜就是贵重金属，价值不菲，完全不能类比今日。

就这样，熊胜也跟着伍子胥流落至吴。后来楚国把他召回去，封于白地，号白公，其子孙就以白为姓。白公一心为父报仇，想起兵攻郑，但楚国当局不干。白公心怀不满，随即发动叛乱，这就是所谓的“白公之乱”。白公没有成功，兵败自杀，子孙一路逃亡，有一支定居秦国，两百多年后，诞生了名将白起，再过一千年，又孕育出了诗人白居易。两百多年，大约有十到十五代人，楚平王愚蠢好色的基因已经被大大稀释，否则白起恐怕不会有那么出色的大脑，也无法建立那样的功勋。至于白居易，就基因而言，跟他们其实已经基本没了关联性。

姬光登位

当时吴国的国王是姬僚，所谓的吴王僚。但他的叔伯兄弟公子光，心里一直惦记着王位。公子光有这样的念头，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公子光的父亲诸樊曾经当过国王。他有四个兄弟，其中老四季札最为贤良。诸樊想让位，但季札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怎么办呢？诸樊就留下遗命，要求兄终弟及，这样早晚有一天会轮到季札。可老三死后，季札干脆躲了起来，结果成全了老三的儿子姬僚。姬光呢，自然不肯服气。真要是按照父死子继的规矩，那国王应该是他的，至少该他先来。

季札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比如季札挂剑的故事。说的是他配着一口精美的宝剑出使晋国。路过徐国时，徐君爱不释手。季札因为还有外交任务，这剑相当于外交礼器，心虽许之，但并没有马上就给徐君。可是等他回来，徐君已经死去，于是季札就把宝剑挂到他的墓前，算是实践心中的意愿。

季札挂剑，当然算是美德。但推辞王位，却是好心办了坏事。当然，没有证据表明他是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责任不该由他来负，问题出在他父亲和大哥身上。政治不能讲温情。那只能误事，造成更大的损失。人们上了酒桌，经常要你推我让，假意谦虚一番，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如何推辞，最后总会有个座位，大可假戏真做，表现一番美德，活跃活跃气氛。但王位不同，实在不能客气。政治有规则也未必能办好，没有规则只能办坏。历史不能倒推，我们这么说，不是因为后面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选择君主的首要标准不是贤，而是能。如果在早期，也许还行，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就像京剧《刺王僚》中那段花脸唱腔说的：列国之干戈厚，弑君不如宰鸡牛。此时君主一味的贤，国家早晚会成为别人的盘中餐，实在不值得自豪。

不说季札，还说伍子胥。他到了吴国，通过公子光的引荐，见到了吴王僚。大家都知道江浙一带习惯养蚕。当时吴楚的边界地带，都有这个习惯。养蚕得有桑树，因为蚕靠桑叶活命。有一年，两国边境地区的女人，为了争夺桑叶发生斗殴，最终演变成国家战争。吴王僚于是命令公子光，领兵御敌。公子光旗开得胜，接连攻克两座城邑，然后凯旋班师。伍子胥当然不过瘾，就对吴王僚说：“楚国可以击败，现在正是时候。请大王命令公子光，继续进攻！”这话公子光可不爱听。他说：“伍子胥不过是想报私仇。现在根本不是跟楚国决战的时候！”

伍子胥凭借作为谋略家的敏感，慢慢察觉到了当时政治氛围中的微妙因素。他明白，公子光的注意力在国内，而非国际事务。对他来说，王位显然比楚国重要。再提类似的建议，会自讨没趣。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位名叫专诸的勇士，这人非常有意思，虎背熊腰，人高马大，打起架来不要命，但却有惧内之美德。跟人打得正高兴，小巧玲珑的老婆一声召唤，他立即转身，乖乖地跟她回家。小女子降服大男人，两人走在一起相映成趣，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伍子胥非常好奇，就问专诸怎么回事。专诸不以为然地说：“嗨，这有什么？我甘居一人之下，必能处万人之上！”人才，真是个人才。伍子胥心里连声赞叹，随即把他推荐给公子光，然后自己带着还是孩子的熊胜，到乡下种地谋生，等待时局变化。

我们说伍子胥是谋略家，不仅仅因为他后面的治国方略。从这件小事，也能看得出来。按照道理，直接效忠吴王僚，风险小，可靠程度高。可他的政治投资，却选择了姬光。他为什么要这样？正统观念多是后人强加的，掘墓鞭尸的伍子胥肯定不会有。而且即便有正统观念，也很难说姬光就比姬僚有更多的政治资本。

史料中找不到证据，可以证明姬光的贤能超过姬僚——姬僚唯一明显的毛病，大概是口腹之欲过于强烈——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有两个。一是伍子胥发现了姬光身上的特殊素质，不但适合当一把手，还有称霸的能力，能灭楚报仇；二是拥戴姬光一旦成功，他自己的政治资本将会水涨船高，发言权和影响力，肯定远胜于在姬僚跟前，更有利于复仇。

这也是伍子胥作为谋略家的职业素养。当然在这里，也许可以换个字眼，叫野心家。反正他推荐了适合做杀手的专诸，随即后退半步，静观待变。拿现在的话说，专诸类似社会上的烂仔小混混，冒充黑社会的那种。杀手这活儿，只有他们敢干能干会干，伍子胥不适合。行文至此，我们也许会有疑问：伍子胥这样做，不是坐山观虎斗吗？太狡猾，太不够意思了吧？换了别人，这个疑问能够成立，但在伍子胥身上不行。为什么？他有更大的目标：复仇。他不能输。他输不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哪怕是忍受狡猾不忠的骂名，也值得，也更能看出他的血性和隐忍。所谓忍辱负重。特殊的事情自然需要特殊的手段。这样的大事，正人君子还真不能胜任。更适合他们的土壤，是安静宽敞的书房。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社会分工。

姬光苦苦等待的时机终于到了。那一年，昏庸好色的楚平王下了地狱，他跟秦国公主生的儿子轸，被立为楚昭王。有个词叫“礼不伐丧”，不伐丧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公法”。吴王僚对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毫无兴趣，决心趁机会捞一把，就派烛庸、盖余两位公子，带兵伐楚，结果却被截断后路。就是那句话：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可到了那个时候，哪里还有回头的余地。

主力出击，国内空虚。在道义上更有继位优势的季札，碰巧又出使他国，不在国内。机不可失，姬光决定动手。那一天，他在家里张灯结彩，大摆筵席，要请姬僚吃饭。姬僚这人倒不是棒槌。竞争对手之间，往往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姬僚因此做了精心的准备：从王宫到姬光门前，都排有披挂整齐的士兵；姬光门口直到宴会大厅的台阶两边，都站有姬僚的亲信；姬僚左右还有两个卫士，昂首挺立，目光警惕，手持长戈，全副武装。

国王出动，特级警卫倒也没什么。不过到兄弟家吃顿饭还得这样，说明这个国家问题甚大，今天不乱明天必乱。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几杯酒下去，把大家的警惕心浇灭得差不多了，姬光借口脚有病，不舒服，要出去舒展片刻，然后起身告退。你不能当着国君的面，摆弄自己的臭脚丫子呀，那严重违反礼仪规范。姬僚点头同意，姬光随即躲进了地下室。

正在这时，专诸献上一盘美味，是肥美的鲜鱼。等他端着鱼走过来，姬僚看看闻闻，确实是色香味俱佳。这也难怪，为了刺杀姬僚，专诸特意到太湖沿岸恶补了三个月的厨艺。要搁现在，他一定能拿到特级厨师的资格证书。因为姬僚这人特别好吃，尤其喜欢吃鱼。

往往都是这样，你的爱好即是软肋和弱点，是别人攻击的突破口。

却说姬僚，心里正美呢，专诸突然从鱼腹中抽出一把宝剑，猛扑过来。锋利的宝剑带着巨大的惯性刺入姬僚体内，他顿时一命呜呼。周围卫士不敢怠慢，一顿乱刀，将专诸砍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这时伏兵四出，姬僚的铁杆儿前仆后继，倒在血泊中。姬光随即站出来一声高呼：姬僚已死，投降者可保性命，官复原职！

对于军士们来说，谁当国王不是一样？总之一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都是吃粮当兵，犯不上为姬僚送命。大家一阵高呼，随即放下武器。姬光这人，很有幽默感。季札回来后，姬光还要让位。季札当然不干，于是姬光顺水推舟坐稳王位，就是所谓的“吴王阖闾”。有一种说法，把秦穆公和宋襄公开除出了“春秋五霸”，因为秦国地处西陲，影响力小，宋襄公只不过闹了顿笑话；吴王阖闾与越王勾践，才应该顶替他们俩的位置。

这就是“鱼肠剑”的故事。《吴越春秋》中说，著名铸剑师欧冶子平生铸了五口名剑，三口大，两口小。第四号作品，就叫“鱼肠剑”，是可以贴身携带的小剑。有人认为，那口剑剑身上有鱼腹样的花纹，凸凹不平，所以得名；也有人说，是因为它小巧玲珑，专诸藏在鱼腹中刺杀吴王姬僚，所以才叫“鱼肠剑”。

剑的体积和名称都不重要。完全发挥了功效，才是第一重要。姬光随即起用伍子胥为行人，这是个主管觐见的官职，天天在国王身边，可以参与核心决策。伍子胥建议阖闾“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阖闾言听计从，委托伍子胥修建了阖闾大城，一个坚固的军事要塞。修好城池，建好仓库，伍子胥又编组军队，练习骑射，积极备战。干吗呢？国家要称霸，个人想复仇。

名将崛起

姬僚虽然一命归西，但他的儿子庆忌还在卫国活蹦乱跳。如果就是个普通的公子哥儿也没什么，要命的是，这家伙是勇士。武艺高强，天下闻名。如果他联合诸侯前来讨伐，如何是好？阖闾虽然登了大宝，但还是卧不安席，食不知味，于是又找到伍子胥说：“您推荐的专诸，帮了我的大忙。可是庆忌正在联络各国诸侯，如何是好？”伍子胥说：“我这个人不忠，品行不好。已经跟您一起谋杀了王僚，现在又要算计他的儿子，苍天在上，恐怕不允许吧？”阖闾说：“武王灭了商纣，后来周公又奉命杀了他的儿子武庚，也没听见人们有什么怨言呀。即便有议论，也不会议论你，有什么关系呢？”

膝行乞食，耕种于野。拿现在的时髦话说，伍子胥曾经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与三教九流接触，因此认识很多奇人。他说：“有个瘦小的人，应该能行。”阖闾说：“庆忌号称吴国第一勇士，有万夫不当之勇。那个瘦小的人，能是他的对手吗？你把他的情况，详细说说看！”

要离确实相貌出众。因为身材矮小，而且形象极度雷人。身长没有五尺，腰围不过一束，风简直都能吹倒。史书上的原话是“细小无力，迎风则僵，负风则伏”。不过这个人，却能不动一拳而降服著名的勇士椒丘。椒丘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在出使吴国的路上，跟水神搏斗过。路过淮河渡口时，他想在河里饮马。管理渡口的官吏说：“别别，千万别！这河里有水神，一看见马，就会抢走吃掉！”椒丘不以为然，说：“在壮士面前，什么神敢于作怪！”一定要饮马，结果马被抢走，沉入水里无影无踪。椒丘大怒，脱下衣服抄起宝剑，跳进河里要跟水神决战。他跟水神搏斗了几天几夜，最终瞎了一只眼睛。

椒丘赶到吴国，正好碰上朋友家里办丧事。他大模大样地坐在酒席上，对士大夫出言不逊，骄横不可一世。大家虽然都很生气，但却没有办法。这时，身材瘦小相貌惊人的要离开了口。他说：“真正的勇士，与太阳搏斗，不等日晷移动；与鬼神搏斗，脚后跟都不挪；跟人搏斗，无声无息，从不大嚷大叫。活着出去，死了回来，不受对手的侮辱。您跟水神搏斗，马丢了，马夫也死了，还弄瞎了一只眼睛。身体已经残废还要称雄，正是勇士的耻辱。您不当场战死，却贪生回来，还有什么好骄傲的呢？”

真是当头一记闷棍。椒丘恼羞成怒，当晚就要跟要离PK。要离告诉家人，椒丘会上门寻仇，因此别关大门，他自己的卧房门也开着。深夜里，椒丘果然手持宝剑找上门来。他见大门洞开，卧房门也没关，就悄无声息地摸了进去。进去一看，要离披头散发地躺在床上，毫无防备。椒丘一把将他揪住，用宝剑逼住他的胸口，说：“你有三条该死的罪过。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我，第一该死；大门不关，第二该死；毫不防备，第三该死！”要离神色自若地说：“我并没有三条该死的罪过，倒是你有三条不够勇士的耻辱。我当众羞辱你，你不敢当场回应，却来报复，是不够勇士的第一耻辱；进我家大门不敢吭声，进我卧室也悄无声息，是不够勇士的第二耻辱；你先拔出剑，揪住我之后才敢开口，是不够勇士的第三耻辱。你根本算不上勇士，却来威吓我，难道不脸红吗？”椒丘闻听扔下宝剑长叹一声，说：“普天之下，除了您要离，谁敢轻视我的勇猛？您才是天下第一勇士，我不配！”

阖闾闻听大喜，随即宴请要离。然而见面一看，却大失所望。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跟画面相比，语言的效力到底失于苍白。所以电视剧横行，而文学凋落，有辱斯文。阖闾半天不说话，未置可否。这个负面态度，倒产生了正面效果。类似那句话，劝将不如激将。要离自尊受伤，当下主动请缨。阖闾说：“庆忌的勇猛天下闻名。筋骨结实，万夫不当，能追上奔跑的野兽，抓住空中的飞鸟。我曾经追他追到江边，四匹马拉的车也追不上；弯弓射他，箭又被他一把抓住。你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要离说：“没有关系，只要您按照我的计谋行事，我就能取得他的信任，最终杀掉他。”

既然如此，那就不管有枣没枣，先打它一竹竿吧。要离拿竹剑跟阖闾比武，伤了阖闾的手指。阖闾下令砍断他的右臂，又杀掉他的妻子孩子，放火在闹市烧毁。动静闹得很大，等要离逃到卫国找到庆忌，消息也早已传来，他因此顺利地取得了庆忌的信任。庆忌召集一批士卒，日夜操练，准备返回吴国，消灭阖闾，为父报仇。

三个月之后，精兵练成，庆忌随即带领他们向吴国进发。船开到江心，风大浪急。要离力气小，又失去了右手，就到上风的地方，用矛钩住庆忌的冠，借着风势刺中了他。庆忌回头伸手抓了三次，这才抓住要离，像拎小鸡那样把他的脑袋摁入水中，然后再提起来放到腿上，说：“真是个好样的，敢来刺杀我！”左右赶过来要杀掉要离，庆忌说：“怎能一天杀掉两个勇士呢？让他回吴国去吧，彰显他的忠勇！”

庆忌已死，要离于是回国复命。船行到江陵，他突然神情忧郁，不肯前行。左右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杀妻灭子侍奉君王，是为不仁；为新君主而杀死老君主的儿子，是为不义；看重自己的生命，既不高贵，也不合道义。我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呢？”说完，一头栽进江里。

要离死了没有？这时还没有，因为故事还没讲完。随从赶紧把他捞上来，说：“您何必寻死呢？回去还有高官厚禄等着啊。”要离当然不肯，自断手足，气绝身亡。

要离其人其事，司马迁没有写进《史记》的《刺客列传》。但可以肯定，这个人存在，事情也不是虚构的。《战国策》中就有旁证：“要离刺庆忌，苍鹰击于殿上。”从那以后，他的名字遍布正史野史，以及各种诗书。后代的文人墨客咏叹不断。比如陆游，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生拟入山随李广，死当穿冢近要离。蒋士铨更是将要离和专诸并列：要离碧血专诸骨，义士相望恨略同。然而掩卷细思，我始终不明白，要离怎么就当得起如此的浩叹。作为故事，相当精彩；作为刺客，相当专业；作为勇士，相当独到；但是作为妻父，又怎么样呢？

极不靠谱。

首先，刺杀庆忌毫无道理，于情于理于法，都找不到行动的必然性；其次，刺杀行动成本高代价大，充其量不过是皮洛斯式的胜利。他有什么理由，非要拿妻子儿女作代价？谁赋予他的权力？

要离为什么非要接下这单生意？主要原因无非如此：“吴王心非子胥进此人，良久默然不言”。阖闾搭眼一瞧，就没看上伍子胥推荐的这个人，不信他有那本事。所以要离必须争这个面子。简而言之，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一己之虚名，不惜搭上妻子儿女的性命，去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这样的人，不知“义”在何处？

相貌丑陋者，难免心理扭曲。不是极度自卑，就是极度敏感自尊。当然极度敏感自尊，也是自卑的另外一种形式。

前面说过，专诸类似社会上的小混混，冒充黑社会的那种。要离比起他，更是等而下之。为什么？专诸只是自己冒险，而要离百事没成之前，先已连累无辜妻儿。这种人，顶多只算个匹夫之勇而已。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匹夫见辱，挺身而起，拔剑而斗，此不足为勇也。”要离比这个标准略微高了一点点，但并无本质区别。

无论如何，这事证明伍子胥有识人的眼光。除掉庆忌，他在阖闾跟前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又提高了若干个百分点。如今内政已清，后方安定，该抬起眼睛，看看周围了。西边的楚国，是吴国和伍子胥共同的敌人。然而阖闾虽不时流露出用兵之意，但却迟迟没有行动。伍子胥早已摸透阖闾的脾气，知道他的忧虑何在，于是就推荐了孙武。

孙武对军事非常在行，但一直没人发现，只有伍子胥意识到了他浑身的能量。他跟吴王论兵，一连七次推荐孙武。阖闾读完孙武献上的《兵法》十三篇，连连叫绝，于是找他谈话。他问：“你的十三篇兵法，能不能试用？”孙武说：“当然可以。”阖闾说：“女人也能行？”孙武说：“没问题。”

于是阖闾派出宫中的一百八十名美女，交给孙武指挥。孙武把她们分为两队，由阖闾的两个宠姬分别担任队长，让她们都手持武器，说明了前后左右以及纪律，然后击鼓让她们向右转。美女们听到鼓声，都哈哈大笑，队伍乱七八糟。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就是说，说明不详细，命令不熟练，是将军的责任。于是又三令五申，然后再击鼓，命令向左转。那些美女们越发感觉好笑，队形更加混乱。孙武说：“既然已经讲清楚纪律和命令，你们还不能遵守，就是你们的罪过。”于是要斩那两个队长。阖闾一直在台上遥控指挥，看到这一切，大为惊骇，立即派出使者命令孙武：“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带兵了。没有这两个美人，寡人食不甘味，千万千万，刀下留人！”孙武丝毫不给阖闾面子。说：“既然已经领受命令，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随即喝令斩了两个队长，另选二人代替，然后再击鼓。这一次，美女们的队列动作个个中规中矩，再没有人敢说话。孙武于是复命道：“队伍已经训练整齐，请大王下来检阅。如果派她们出战，赴汤蹈火都没有问题！”阖闾哪里还有这等心思，对孙武说：“将军您回去休息吧。寡人不想下去看了。”

阖闾演兵，叶公好龙；吴宫教战，孙武成名。阖闾虽然未免肉痛，但他和孙武，都遵守了规则：阖闾没有滥发君王淫威，约略霸主；孙武未曾屈从上意，不愧将才。

退一步说，以牺牲两个美妾为代价，发掘出一员大将，其实是个很成功的投资。阖闾的肉痛，不过是一刹那的事情。他很快就能找到新欢。这没有丝毫的技术难度。

五战入郢

都知道费无极害了伍子胥的开始，但不知道伍子胥结局的悲剧，也源自费无极的阴影。谗害伍子胥的小人是伯嚭，他之所以能和伍子胥同事，原因跟伍子胥如出一辙：父祖辈受到了费无极的谗害。

伯嚭也是贵族出身。他的先辈伯州犁，是楚才晋用的反例：他从晋国逃到楚国，得到重用。这人在历史上的名气，很大程度上源自他创造的那个成语：上下其手。

这是个贬义词，比喻内外勾结，串通作弊。说的是有一年，楚国攻打郑国，楚国将军穿封戌俘虏了郑国的皇颉。公子围，也就是后来的楚灵王，非要与穿封戌争功，说皇颉是自己的俘虏。事情闹到楚康王跟前，楚康王就让伯州犁断案。因为他当时在军中。

这个案子可不好断。穿封戌真理在握，却只是个外省的县长；公子围贵为王弟，但又不占情理。怎么办呢？伯州犁灵机一动，说：“都别争，这事咱们问俘虏。他是个君子，不会说谎。”于是当着楚康王的面，三堂会审。伯州犁首先把手抬得高高的，对皇颉说：“这是公子围，我们大王的兄弟。”然后又把手放低，指着穿封戌说：“这是穿封戌，王都之外的一个县长。是谁俘虏的你？”可以想象，伯州犁一定还有更加丰富的肢体语言。比如眼神，表情，语气等等。这皇颉果然是个聪明人。同是俘虏，当县长的肯定不如当王子的强，就像股票，一个是跌停板，另外一个只跌百分之三；再说他那时的形势，其实也没多少选择余地。于是他有点害羞地说：“我不幸碰上公子围，不是他的对手！”没过多久，这个聪明人随即被释放回国，公子围也成了楚灵王。

现在又要出来一个陌生的名字，伯郤宛。有人认为他是伯州犁的儿子，也有人说，他就是伯州犁本人。就连《史记》，记载也莫衷一是。《楚世家》里说“杀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吴世家》里说“楚诛伯州犁，其孙伯嚭奔吴”。《伍子胥列传》里，则把两人同列，“楚诛其大臣郤宛，伯州犁”。历史上这样的疑难杂症很多。除了秦始皇下令一把火烧掉史书的原因，春秋战国离现在也实在太过遥远。史书靠人工抄录，出错难免。不过这个问题，其实不成问题。原因有二。一是晋楚鄢陵之战时，伯州犁已经逃到楚国，在战场上给楚王出谋划策，最终获胜。鄢陵之战离楚平王末年，本身已有六十年之遥，很难想象伯州犁有那么长的寿命，尽管奸人经常得享天年。其二也是最关键的证据在于，《左传》说伯郤宛“直而和”，就是正直而且和气，深受百姓爱戴。这样的人，怎么能有“上下其手”的超凡智商？果真是同一个人，历史必定会重写。因为他死得不仅冤枉，而且可叹：毫无技术含量。

当时伯郤宛在楚国当左尹，官居令尹之下，差不多相当于副相。费无极很嫉妒他，不住地在令尹子常跟前添油加醋，说他的坏话。有一天他对子常说，伯郤宛想请他喝酒，然后又回头告诉伯郤宛，子常想到他家喝酒。伯郤宛说：“这倒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令尹是贵客，寒舍预备点什么酒菜好呢？”费无极说：“嗨，令尹什么好吃的没吃过。酒菜都不必讲究，但是他这个人喜欢兵器，你准备点精致的盔甲和兵器，他看了准喜欢！”伯郤宛不知是计，立即回家翻箱倒柜，翻出五副上等的甲胄兵刃，擦得雪亮，准备给子常赏玩。到了那一天，子常带着费无极如约前去，还没进门，那五副甲胄兵器已经扑入眼帘。它们在人高马大的模特儿的衬托下，越发显得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子常一见，魂飞魄散，哪里还有喝酒的心思，转身就跑。

这事经过费无极的进一步加工，成了伯郤宛图谋不轨的铁证。子常立即派出大军剿灭伯氏，伯郤宛无力抵抗，只好自杀。就这样，子常还不解气，吩咐老百姓烧掉伯氏的房子。老百姓当然不干。子常一听暴跳如雷，下令谁敢违抗，与伯氏同罪。百姓们没办法，就点起小火把应付公事。那些火把实在太小，还没扔到伯氏的房子上，就已经被风吹灭了。

回过头来再说这个“直而和”的伯郤宛。费无极是什么人，子常又是什么德性，楚国无人不知，伯郤宛当然也知道。他为什么丝毫都不防备，对费无极言听计从？干巴巴的史书上，当然不会有记载。我们只能展开合理的推理。他应该不笨，之所以对费无极毫无防备，任其摆布，一定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机会难得，跟子常沟通沟通感情缓和缓和关系也好。他不求令尹美言而加官晋爵，但是需要自我保护。由此我们看到了君子懦弱的一面。他们不能成事，但求自保。这样鲜嫩的羊羔，正好是豺狼的美食。

暂且放下屈死的伯郤宛，只说伯嚭。事有凑巧，他当时不在家，在外面出差，所以捡了条小命。他听说伍子胥在吴国受到重用，也跑了过来。这很正常。吴楚两国是天敌。晋国全力扶持吴国，根本目的就是要牵制楚。

什么叫同病相怜？什么叫老乡见老乡？伍子胥和伯嚭在吴国的相会就是如此。伍子胥跟伯嚭，之前谈不上什么深交，但敌人的敌人理应成为我的朋友。更兼大家还有共同的目的。于是伍子胥立即将他引荐给阖闾。阖闾呢，刚刚即位，自然思贤若渴，恨不得天下英雄皆能为己所用，立即安排酒宴，给伯嚭接风洗尘。

酒酣耳热之际，阖闾突然若有所思地问伯嚭：“寡人之国僻远，东滨于海侧。听说你父亲遭费无极谗害，被楚相暴怒攻杀。而今你不以我国僻远，投奔来此，有什么可以教导寡人的吗？”伯嚭闻听泪如泉涌，说：“我不过是楚国的一介亡虏。先人无罪，横被暴诛。听说大王您收留了穷厄亡命的伍子胥，所以也不远千里，前来投奔。大王您有什么需要效力的，我万死不辞！”阖闾非常高兴，拜伯嚭为大夫。

当时陪宴在场的吴国大夫被离，轻声询问伍子胥：“您以为伯嚭可以信任吗？”伍子胥答道：“我与伯嚭有相同的怨仇。您没听过《河上歌》所唱的‘同病相怜，同忧相救’么？就好比惊飞的鸟儿，追逐着聚集到一块，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胡马望北风而立，越燕向南日而熙，谁能不爱其所近，而不悲其所思呢？”被离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您只见其表，不见其内。我看伯嚭为人，鹰视虎步，本性贪佞，专功而擅杀。如果重用他，恐怕您日后会受到牵累。”

这件事的经过，《吴越春秋》记载最为详细。《吴越春秋》大量采用《春秋》、《国语》、《左传》等史书的资料，另外还有很多独到的细节与故事，是研究吴越历史的重要佐证。但因为其中记载有神怪之事，所以被史家所诟病。很多人认为，它是历史演义小说的滥觞，开了《三国演义》的先河。最后那段话，大约能支持这个观点，怎么看怎么像戏说。国人的历史思维习惯于从结果倒推。如果一个人早年浑账，晚年有成，那一定是浪子回头金盆洗手的好青年，比如周处，也比如楚庄王；如果一个人早年恭谨而晚节不保，那一定是包藏祸心，比如王莽。其实并非如此。谁身上都没长前后眼，凡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那些禀赋异常者，顶多也就多看个三五步，谁能一眼看穿几十年？

不管怎么说，伍子胥将要跟伯嚭同朝共事，事实已定。回头再说楚国。当初楚国国丧期间，吴国派烛庸、盖余两位公子带兵前去偷袭，想顺手捞一把，结果被楚军断掉后路。这时，国内又传来消息，国王易主，阖闾登位，正所谓进退失据。这可怎么办呢？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这两个公子一合计，干脆阵前易帜，成建制地投降楚国。后来，他们被封在舒。这个地方，大致在今天安徽舒城和庐江之间。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但阖闾心里可没有忘记。王位坐稳之后，公元前512年，他首先派兵灭掉徐国，就是季札挂剑的那个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吴军灭徐，采取了水攻的战法。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次利用堤防蓄水攻击的战例)；然后捎带着攻下舒，将烛庸和盖余捉拿归案，斩首示众。这一仗，孙武、伍子胥和伯嚭，都是亲身参与者。阖闾本想乘胜推进，攻打郢都，但孙武和伍子胥都不赞成。他们说：“连年征战，百姓十分辛苦。时机还没到，先等等吧。”

楚国虽然国君昏庸，大臣专权，怨声载道，但毕竟是千里大国。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吴国还没有一口吞掉它的肚量。怎么办呢？伍子胥到底是楚国人，熟悉楚国情况。他建议阖闾，将军队分为三支，轮流骚扰楚国。楚军一来，吴军随便抵挡一阵，然后转身就跑；等楚军撤回去，下一支吴军，从头再来。

这是军事史上有明确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游击战术。其核心思想，就是疲惫敌军，放松他们的警惕。从那以后，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变种，但内核并未改变。

伍奢临死之前的浩叹，终于演变成现实。面对吴军的长期骚扰，楚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公元前508年，楚国派令尹子常领兵攻击吴国，消息传来，伍子胥主动请缨，前去迎敌。这是他跟老东家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作战。那一仗，他赢得干净利落，在豫章，也就是今天的安徽淮南一带，大破楚军，然后乘胜追击，攻占了居巢。这个地方，属于今天的安徽巢湖。

公元前506年，楚国进攻已经臣服吴国的蔡国。伍子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建议阖闾，联合蔡国和唐国，一同攻楚。这两个国家，对楚国也早已是深恶痛绝。蔡国的君主蔡昭侯立即把自己和大夫的儿子，送到吴国作为“质子”，也就是人质，以示决心。阖闾随即拜孙武为大将，伍子胥为副将，出动全军主力，共计三万人马，乘船沿淮河开进，目标直指蔡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南。

大军开到淮时，孙武下令，弃舟登岸，沿陆路开进。因为逆水行舟，速度很慢，而且众所周知，吴军擅长水战。孙武这样，可以造成战役突然性。这其中的“淮”地，有人认为在安徽凤台，有人说是河南潢川西北，总之在淮河岸边。

三千五百名精锐的吴军作为先头部队，昼夜兼程，越过楚国北部的大遂、直辕、冥厄三处险要关口，直抵汉水东岸。这三处险关不在别处，就在我的家乡，河南信阳南部。

兵来将挡。楚国还是老规矩，令尹子常统兵御敌。双方的军队，隔着汉水对峙。子常的副将，是左司马沈尹戌。他建议，子常带领主力坚守汉水西岸，正面牵制吴军，他带领一支人马北上，到方城，就是今天的河南方城县一带，集结军队，迂回到吴军背后，烧掉他们的船，毁掉三关，切断他们的归路，然后两面夹击。

这是个相当专业的建议。它直指吴军的要害。不要忘了烛庸和盖余的命运。他们倒霉就倒霉在后路被断。吴军人少，楚国地大。一旦归路断绝，那就是标准的汪洋中的一条船，破船。倾覆只在早晚之间。

子常并没有当场反对。可是等沈尹戌北上之后，他又动起了小心眼：如果这样打了胜仗，头功只能归沈尹戌，而不是他子常。这怎么能行。正好这时，一个叫史皇的大夫，大概摸透了子常的脾气，看出了他的心思，于是跳出来，建议子常立即进兵。因为楚军人多势众不说，还在本土作战，有主场之利，表面看占据了绝对优势。

子常果然是贪。贪财不说，还贪功贪利。他立即改变战役决心，率领主力渡过汉水，依托大别山和小别山列阵，准备与吴军决战。

阖闾要求硬碰硬，打出威风士气，但孙武不赞成。他带领人马且战且退，就是退着退着突然停下，出其不意地跟楚军干一仗，然后再退，一直退到柏举才停下。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现在依然有争议，主要有两个说法：湖北汉川说，湖北麻城说。

撤退期间，两军短暂交锋三次，楚军都没占到便宜。他们既疲劳又轻敌。孙武认为决战的时机已到，于是在当年的11月18日下令，全军列阵，准备交锋。

阵势刚刚列好，阖闾的弟弟夫概已经迫不及待。他说：“子常这人，贪婪不仁，属下的将士没有愿意给他卖命的。不如立即进攻他的亲兵，然后全军主力发起攻击，一定能破敌！”阖闾不肯采纳这个建议，觉得过于冒险。

亲兵是怎么回事？很简单。当时的贵族都有自己的封地，封地上的臣民组织起来的部队，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钱。这样的亲兵，夫概也有。他回到自己的部队，对手下的将士说：“身为人臣，应当见义行动，不一定非要等待命令。咱们拼死一战，一定能攻破郢都！”说完，他擂响战鼓，带领自己手下的五千人马，突然直扑子常的中军。

夫概的判断丝毫没错。子常遭此攻击，猝不及防，而周围的人马，并不积极救援。孙武一见，立即挥动令旗，吴军主力也加入攻击。

一场血战，楚军大败。丧师辱国，子常不敢回去，匆匆向北逃往郑国，那个史皇当场阵亡。剩下的残兵败将，丢盔卸甲，转身南逃。机不可失，孙武随即指挥大军，紧追不舍。在湖北安陆县的清发河，追上了楚军。他们毫无斗志，正准备渡河。阖闾生怕敌人渡河溜掉，打算发起进攻，但这回夫概的意见却完全相反。他说：“困兽犹斗，何况军队？不如等他们渡到一半再攻击！”

夫概的这个意见，孙武一定会完全赞同。因为这就是《兵法》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果然，吴军依计而行，再度获胜，然后继续追击。这一次追上楚军时，他们刚刚做好饭，还没来得及吃；脑袋当然比胃重要。一见敌军的旗帜，他们哪里还顾得上吃，拔腿就跑；吴军呢，正好省去了埋锅造饭的麻烦，从容不迫地吃好饭，然后追上楚军，又把他们打了个稀里哗啦。沈尹戌听到这个消息，赶紧回师增援，结果与吴军遭遇，兵败自杀。

沈尹戌的死，几乎是柏举之战中楚军最大的损失。他是楚军最具将略的高级将领，水平远远超过子常。可惜，他的官儿比子常小，只能服从外行领导内行的大局，屈居其下，结果身死国辱。就这样，吴军五战五捷，最后攻破郢都，赶得楚国国王惊慌失措，东奔西逃，狼狈不堪。

此时的楚王是昭王，就是平王跟秦国公主生的儿子。十年之前，平王已经呜呼哀哉，一命归西。这对于伍子胥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费尽心机攻入敌国，而仇人已经没于黄土，他满身的力气和激情都无处倾泻。怎么办呢？他挖开平王的墓，拖出那具生前恶臭死后更臭的尸体，挥鞭便打，边打边骂。

鞭尸三百是史书上的说法。这所谓的三百，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坐实呢？是不是惯常用的虚数？恐怕还真不是。这个数字，可能正好能从侧面印证当时的防腐技术水平。马王堆汉墓的防腐技术，大家已经知道，楚国或许也有类似技术，或有程度差别而已。

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人们的确难以想象，伍子胥能有那么多的激情，可以狂抽三百鞭。这事在当时，也大大超出申包胥的精神承受能力。他派人给伍子胥传信，指责他说：“您复仇的方式，太过分了吧。人巧固然能暂时胜天，但说到底还是天胜人。过去您是平王的臣子，北向侍奉过他。现在竟然这样侮辱死人，难道就不怕天公降怒吗？”伍子胥说：“我现在的情况，好比已经日暮时分，但路途还很遥远，所以才要倒行逆施！”

请注意，伍子胥一不小心，又创造了一个成语：倒行逆施。只是现在的含义，已经与本意大相径庭。

伍子胥借助吴国之力，践行了灭楚的豪言，申包胥身单力薄，又如何实现复楚的壮志？他的办法跟伍子胥一样：申请外援，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去。伍子胥的巨人是东边的楚，申包胥的巨人则是西边的秦。因为昭王是秦国的外甥。

楚国无道有目共睹，尽人皆知，所以秦国不想蹚这道浑水。秦哀公推脱道：“您先去驿馆歇息，我们商量商量再说！”申包胥说：“我们的国君正在远方逃难，尚无安身之所。我们作臣下的，怎么敢贪图安逸呢？”说完，站在秦国的朝堂之外，放声痛哭。

史书上说，申包胥整整哭了七天七夜，其间水米未进。秦哀公大为感动，说：“楚国虽然无道，但有这样的臣子，难道还不应该复国吗？”说完，立即答应派兵。

申包胥哭秦廷，借来兵车五百乘。秦兵联合楚军，跟吴国打了几仗，互有胜负，但长期客场作战，态势显然对吴军不利。大家一定还记得夫概吧，那是个很有主见的人。这时，他再度表现出了自己的主见，败仗之后悄悄回国，自立为王。前方未定而后院起火，这仗还怎么打？阖闾赶紧向后转，回去将夫概击败，重新夺回政权。

伍子胥和申包胥是好友，但此时的诉求，却针锋相对。一个要灭楚，一个兴楚，他们两个，到底谁是正确的呢？

都正确。都没错。

这绝非玩弄辞藻，只是立场不同，结论自然迥异。伍子胥灭楚是尽孝，履行人子的职责，天经地义；申包胥复国是尽忠，承担人臣的本分，理所当然。那么，有没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呢？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平台，能超脱于人的利益之外。既为利益，便会有你我之争。如果真要朝大的方向说，比如全人类甚或宇宙，那么人类的所有征伐死伤，都无所谓。因为物质不灭，他们以何种形式存在，都一样。

吴楚这次争霸，整整打了十个多月。吴军出动三万人马，楚军共有十二万人参战。这个规模在春秋时期是空前的，其战果之辉煌，也足以彪炳史册。三万人马深入敌国腹地，经过长期作战最终取胜，实在难以想象。楚军虽然最终击退了吴军，但吴军损失不大，而且战火一直在楚国燃烧，楚国上下弄得鸡飞狗跳，战争创伤甚是巨大。后来吴国又多次击败楚军，楚国为躲避兵锋，只好向西迁都，到了鄀，就是今天的湖北宜城东南。

阖闾在孙武和伍子胥的辅佐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国，势力大振，在各诸侯国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这就是他也被称为“春秋五霸”的根本原因。

惊魂甫定的楚国安顿下来后，楚昭王还是有个心事，于是召集令尹子西、司马子期，商量说：“子胥不死，又不回来，咱们楚国总是不安。不如把他请回来。”于是派出使者，对伍子胥说：“从前我的父亲无辜杀了您的父亲，那时我还年轻，并不知情。如今您以这样的方式报答寡人，寡人也不敢埋怨。咱们已经扯平，您为何不回到您的祖坟旁边呢？我国虽然小，但愿意跟您共同执掌；我们的百姓虽然少，但愿意跟您共同驱使。”伍子胥说：“以这种方式求名，名声肯定显赫；用这种方式求利，利益必然丰厚。我先为父报仇，然后还要求利，这不是贤明者干的事。父亲冤死，儿子还要食它的爵禄，也有失父子之义！”

楚昭王邀请伍子胥回国，是陷阱吗？肯定不是。春秋时期，人们做事多少还要讲点规则，讲点“国际”影响。因为当时的中国，虽然晋楚吴先后崛起，但都算不上超级大国。“国际”政治格局，还是典型的多极化，更何况上面还有个名义上的周天子。楚昭王请伍子胥回国，只想平息事态，绝非秋后算账。

名将下场

在关于吴国后来活动的史料中，孙武的名字突然消失。他何时离开，因何而离开，是个十足的历史悬案。于是，伍子胥相应增加了曝光次数。他与吴国的兴亡，息息相关。

吴国的崛起，得益于晋国的扶持。晋国这样做，当然不是什么“国际主义”精神，而有着非常实用的战略考虑：牵制楚国。这个招法奏效之后，楚国也如法炮制，扶持吴国南方的越国，让它时时感觉芒刺在背。在楚国的大力扶持下，越国像孩子一般茁壮成长，终于有一天，它跟吴国撕破面皮，开始了长达二十四年的争霸。

吴越之间的第一次全面战争，发生在公元前496年，地点在木雋里，也就是今天的嘉兴西南。两国都是倾巢而出，而且国君亲赴前线。毫无疑问，吴强越弱，战局的天平从一开始就倾向于吴方，所以阖闾心里并没有真正当回事。

双方列好阵势，准备交战。这时，越军阵前突然走出一排士兵，他们手持利刃，一边前行一边高喊：“越国不幸，得罪于吴，致使两国交兵，生灵涂炭。我们愿意一死，向吴王谢罪！”说完，他们整整齐齐地挥刀自杀，然后又出来一排，从头开始。一时间呼声震天，刀光闪闪，血染疆场。

吴军饶是久经战阵，也没见过这等场面，谁也不知道越军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大家你挤我推，都想看个究竟，不知不觉阵形大乱。正在这时，对面突然战鼓四起，队形整齐的越军铺天盖地地涌来。吴军措手不及，被杀了个大败。

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都是越王勾践的鬼点子。他找来一帮死刑犯，让他们在阵前自杀，分散吴军的注意力，然后突然袭击。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单纯从军事的角度出发，这个点子因为损，所以妙，效果良好。就连久经战阵的伍子胥，都没能及时发觉，采取预防措施。堂堂的霸主阖闾，也因为在战斗中受伤，而丢了性命。他的死法很有点搞笑的意味。据说是因为脚趾头受伤，不治而死。脚趾头远非关键部位，除了伤口感染，我想不出来还能有什么原因。

不管怎么说，阖闾在木隽里之战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路。临死之前，他把国家托付给太子夫差，一再强调，要为自己复仇。夫差即位之后，任用伯嚭和伍子胥，厉兵秣马，整军经武，时刻准备复仇。他安排一个人站在宫门旁边，每当他出入，那人都高声问道：“夫差，你忘记勾践的杀父之仇了吗？”夫差则低头拱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不敢忘，不敢忘！”

消息传到越国，勾践寝食难安。怎么办呢？他决心先下手为强，以便争取主动。于是不顾大夫范蠡的强烈反对，尽起全国精锐，北上攻吴。勾践任命大夫石买为前敌总指挥，很多老人长者都不同意。他们说：“石买这家伙，人人跟他有怨，家家跟他有仇，贪婪卑鄙，见识浅薄。您重用他，必定会误国！”可是勾践不听，石买于是率领大军出征。路上，他动不动就滥发淫威，以小过而妄杀将士，想用这种方式树立权威，独专军权。结果军中人人自危，士气低落。

越军来犯，夫差求之不得。于是也点齐人马，前往迎敌。伍子胥当然也在阵前效力。兵法上说：“视民如婴儿，故可与赴深溪。”道理非常简单，只有你真心爱惜士兵，把士兵当成孩子看待，才能带领他们进入绝境，死战取胜。一句话，为将之道，得恩威并施。可石买这个棒槌，根本不懂，只是一味地“威”，大搞严刑峻法。伍子胥得到消息，知道越军必败，于是大量布置奇阵疑兵，让士兵夜夜举火，四处呐喊喧嚣，或南或北，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越军本来就人人沮丧，这个局面如何应付？命令无法执行，很多人偷偷开小差。吴军趁势进攻，越军大败。勾践闻听大怒，下令杀掉石买，把他的部队遣散回国。士兵们大哭，声闻九天，吴军听得清清楚楚。夫差不知道怎么回事，又惊又惧。这一切，当然都在老谋深算的伍子胥的掌控之内。他说：“大王不必惊慌，越军就要败了。我听说，狐狸临死之前，也会紧咬嘴唇，使劲吸溜牙齿。越军这样，必定是勾践要战败。您请安心等待，破越就在眼前！”说完，就派人前去打听消息。没过多久，勾践的使者随即过来，请求投降。伍子胥当然拒绝接受。勾践于是带领五千残兵败将，退往会稽山，吴军紧随其后， 将会稽团团包围。

越国的存亡，只在一息之间。危急关头，勾践要逞匹夫之勇，打算与吴军血战到底，玉石俱焚。相形之下，大夫文种要冷静得多。他建议暂且低头，向吴国求和。

文种于是作为使者，“膝行顿首”，就是跪在地上一步步地朝前挪，一直挪到夫差跟前，哀求高抬贵手。文种的卑躬屈膝，极大地满足了夫差的虚荣心。他本来想要答应，但伍子胥强烈反对。他说：“勾践这个人，特别能忍辱负重。今天不灭掉他们，将来一定会成为祸患！”

和谈请求被无端搅局，文种只得灰溜溜地回去。当天夜里，他再度来到吴军大营，带着丰厚的礼物，还有美丽的越国少女。不过，他的目标可不是伍子胥，更不是夫差，而是伯嚭。彼此见面，文种首先奉上金银玉器和美女，然后对伯嚭说：“贵国如果一定要灭掉我国，我们大王只好杀掉妻子，烧掉宫殿财宝，然后逃往楚国。果真那样的话，贵国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不过是一片废墟！不如留下我们，给贵国作为臣子，我们好替你守卫南方！”

打动伯嚭的，自然是珍宝美女。当然文种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也给了他下驴的顺坡。他于是找到夫差，说服他接受了越国的请求：撤兵回去，留下勾践，不灭越国。

消息传开，伍子胥是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到的，又是掘墓鞭尸时的涌动激情。史书上的原文是：子胥大怒，目若夜光，声若哮虎：“此越未战而服，天以赐吴，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剬之。”越国未经血战已经服软，这是上天赐给吴国的机会，怎么能逆天而行呢？请大王赶紧急刹车！

然而夫差就是要逆天而行。子胥的强烈谏阻，如同一拳砸到棉花包上，丝毫没见效果。确切地说，效果还是有一些，但都是负面的。不久你们就能看到。

二十年前应付高考作文时，死记硬背过很多东西，其中就有这么一副对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上联说的是项羽，下联说的就是越王勾践。

从某种意义上说，勾践跟伍子胥，主要特点非常相似：为了实现预定的目标，都能忍辱负重。子胥可以“膝行吴市，吹箫乞食”，勾践身为国君，做得更加决绝：他像奴仆一样，侍奉夫差整整三年。夫差上下马，他都跪倒在地，给他垫脚。据说有次夫差生病，他还亲口尝了他的粪便，以判断病情。

经过伯嚭春风化雨般地持续美言，勾践好不容易才取得夫差的信任，得以回国执政。按照道理，稍微喘息一下，找找为王的感觉，未为不可，但是他没有。吃饭只有一道蔬菜，穿的都是粗布衣服。不仅如此，就连睡觉都不铺席子，直接躺在稻草上。为了不忘记过去的屈辱，他每天吃饭前，都要舔舔苦胆。

这就是所谓的“卧薪尝胆”。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勾践隐忍不发，一点点地为越国疗伤止痛，实力逐渐恢复。夫差屁股下面的这座火山，能量不断蓄积。

客观地说，夫差接受越国的投降当然是战略上的失策，但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当时，北上争霸对各个国家的吸引力更大。越国再厉害，也不过是个蛮夷小国，远离当时的经济文化核心区域中原。唯其如此，听到齐国内乱，国君被大臣杀死的消息，他立即决定，再度北上伐齐。

自然，伍子胥还要唱反调。他说：“勾践每天食不重味，吊死问疾，是想有所作为。这个人不死，一定会成为吴国的祸害。越国对于吴国，就像人们心腹上的病灶，而齐国充其量不过是癣芥之疾。大王您怎么能舍近求远呢？”

伍子胥为什么能把勾践看得那么透彻？因为彼此有相通的脾性。夫差为什么执迷不悟？因为他还拘泥于当时的形势。《史记》记载，齐悼公被杀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在军门外痛哭三天，以示哀悼，然后起兵，取水路伐齐。他跟齐悼公既非亲属又非朋友，哪儿来的那么多悲痛？当然都是做给人看的，为了强调自己出师的正义性。所谓吊民伐罪。

之所以说夫差还拘泥于当时的形势，就是因为这一点。春秋时节，礼仪为先么。而伍子胥的见识，则早已超越当时的时代。超越者固然有御风而行的强烈快乐，但更多的时候，恐怕还是无人理解的孤独。

很有讽刺意义的是，齐悼公被杀，跟夫差还有某种联系。因为就在上一年，吴国联合鲁国进攻齐国的南部，齐国内忧外困，大臣趁乱杀了国君。而吴军进攻齐国，很大程度上是一桩外交阴谋，其主谋，则是大名鼎鼎的孔子，以及他的高足子贡。

怎么回事呢？

当时，齐国的田常专权，但周围还有强大的鲍氏、高氏家族，田常并没有占据绝对优势。为了提高个人威望，他决定攻打鲁国，建立军功。孔子是鲁国人，当然不会坐视不理，于是就派子贡出去游说。

子贡首先跑到齐国，找到田常说：“鲁国的城墙又薄又矮，土地又狭又浅。君主愚蠢不仁，大臣虚伪无用，士兵和百姓都不愿意打仗。这个国家不好对付啊。您不如去攻打吴国。它的城墙高大厚实，土地广阔肥沃，将士骁勇善战，粮草充足，武器精良。这个国家比较好打！”

田常的脸儿都快气白了。军国大事，怎么能如此幽默？他说：“先生让我放弃容易打的，却把难打的推荐给我，这不是成心害我吗？你到底什么意思？”子贡说：“这您可错怪我了。我听说，忧患在内部就要攻打强国，忧患在外部要攻打弱国。如今您的忧患在内部，三次想加封都没有成功，因为有很多人反对您。如果您攻打鲁国，大胜而归，齐国的君臣就会骄傲。人一旦骄傲，就会把别人不放在眼里。虽说是您的功劳，可时间一长，谁还记得？君主骄傲会对臣下放肆，大臣骄傲就会与您争权夺利。这样您要想在齐国立足，势必很难。不如攻打吴国。吴国强大，败了不会有人怪罪，还能让齐国君臣收敛锋芒。”

田常想想，觉得有点道理，就说：“话是这个话，可我已经把矛头对准鲁国，突然转向吴国，难免会引起国君和大臣的怀疑与指责呀。”子贡要的就是这话。他立即说道：“这个好办。您先按兵不动，我到吴王那里，说服他们出兵援救鲁国，您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迎击他们了吗？”

子贡辞别田常，马不停蹄地一路南下，到了吴国。他对夫差说：“齐国要去攻打鲁国，它肯定能打赢。那时它就会跟吴国争霸。如果您发兵救鲁，既能赢得美名，又能击败齐国，在诸侯中树立威信。这样的好事，我想您一定不会推辞！”夫差说：“我倒是想这么干。可是越国在我背后，整天操练人马。如果我北上攻齐，越国趁机抄我的后路，那可怎么办？还是等我安定了后方再说吧。”子贡不慌不忙地说：“到那时候，鲁国早已被齐国削平。如果大王讨伐越国，天下的人都会说您畏惧齐国的强大，只会欺负弱小的越国；如果你肯出兵救鲁，天下都会服气您的勇敢，而臣服于您。至于越国，我有办法让他们不但不打吴国，还会出兵帮助您北上伐齐！”

子贡简直就像个陀螺，四处转悠，一眨眼又跑到勾践跟前。子贡是谁，孔子的高足。所以勾践非常恭敬地到郊外迎接。他深深对子贡一拜，说：“我们这里是蛮夷之国，荒凉偏远。先生您怎么会委屈自己，到这里来呢？”子贡说：“我刚去过吴国，劝吴王伐齐，可他却担心您在背后袭击。如果您没有此意，而让人心生疑虑，那未免笨拙；如果您有这个打算，却不能保密，那未免草率。现在吴王要来攻打您，越国麻烦大了！”

勾践一听非常着急，赶紧询问对策。子贡说：“这个不难。您不妨请求跟他一齐讨伐齐国，这样定能消除他的疑心。如果他败了，是您的福气；如果侥幸得胜，会更加骄傲，为了称霸，还将攻打别的国家。这样早晚有一天，国家实力会大大削弱。反正无论怎么样，对您只有好处，没有害处！”

看到这里我们才知道，原来孔子培养出来的，不光有道德高尚的学问家，还有子贡这样经世致用的外交家。

反正当越王勾践表示，愿意带领三千人马，追随夫差伐齐时，夫差已经彻底失去警惕。他随即带领吴军乘坐大船，取道水路，浩浩荡荡地向齐国开进，最终在艾陵一带，大胜齐军，俘虏了几百辆兵车。夫差非常高兴，就派出使者，逼迫齐国签订城下之盟。他说：“我听说齐国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所以过来看看。没想到你们在芦苇丛中埋伏有军队，我军找不到安全集结的地点，只好布阵设防，结果擦枪走火，略微伤害了齐军。现在希望咱们能够讲和结盟！”齐王派人回答说：“我国远在北方边境，并没有越过国境的打算。没想到您越过长江和淮河，不远千里，前来进犯我们的领土，杀戮我们的人民。所幸上苍保佑，我国不至于倾覆。现在大王您要求讲和，我们怎敢不从呢？”

臣服了齐国，又在鲁国邹国跟前耀武扬威一番，夫差随即带领大军，返回吴国。大军远征获得胜利，夫差心里自然无比得意。但是没想到，伍子胥还是只有冷言冷语。他说：“击败齐国，不过是得了点小利而遭到大怨，有什么好庆祝的？不灭越国，终究是心腹大患！”

这话传到夫差耳朵里，你想想他会是什么感受。从那以后，他越发疏远伍子胥，再也不肯听取他的计谋。

尽管如此，伍子胥还是忍不住要发表意见。坚决不赞成伐齐。他说：“齐国距离遥远，您即便击败它，也不过像是获得一块满是石头的田地，什么都没法耕种，有什么用呢？”

这样的话夫差听得太多，耳膜简直都要磨起趼子。这个人，也是个驴脾气。不但坚持伐齐，还派伍子胥作为使者，北上齐国，约定开战日期。这实在是滑稽。很有点孩子较劲的意思。这是对伍子胥的变相惩罚。

王命难违。伍子胥再不情愿，也只有去办。临走之前，他对儿子说：“我多次劝谏，大王就是不听，眼看吴国就要灭亡。你还是走吧，留在这里没有好处。”于是顺道把儿子带到齐国，托付给了齐国的大夫鲍枚。

这事是伍子胥引来杀身之祸的导火索。

很难想象他作为谋略家，怎么会出此下策。国君要伐齐，你执意劝谏，已经惹得他浑身不高兴，这且不说；两国开战在即，你却把儿子托付给敌国。你什么意思，你的屁股坐到哪里去了？

果然，这事成了伯嚭攻击伍子胥的把柄。这时的伯嚭，已经不再是多年前像丧家犬一样，希望伍子胥汲引推荐的可怜虫。他巧言令色，深得夫差信任。但是，伍子胥到底是拥立两朝的老臣功臣，站队排班，一定还在伯嚭之前。这怎么能行。必须搬掉这块石头。

伯嚭于是对吴王说：“伍子胥这个人，残暴寡恩，而且多疑。上回您要伐齐，他一再阻挠。等您立下辉煌大功，他却不住地发牢骚。现在您要伐齐，他又要唱反调。无非是希望您打个败仗，好印证他的英明。大军就要出发，他却推辞有病，不肯效命。而且他出使齐国时，还把儿子托付给了鲍氏。作为臣子，内不得意，就外接诸侯。这样的人，请大王小心！”

夫差大怒，立即派人赐子胥一柄宝剑，让他自行了断。伍子胥手持宝剑，仰天长叹道：“唉，伯嚭作乱，大王却要杀我！我成就了先王的霸业，如果没有我拼死力谏，大王又怎么可能立为太子？您继位之后，把吴国分一点给我，我当然不敢想象，可是您也不能听信小人之言，而杀害老臣啊。”于是对身边的人说：“我死之后，在我坟前种棵梓树，一定要让它成材。把我的眼睛挂在国都东门上面，我要亲眼看到越国灭吴！”说完，随即伏剑自杀。

忠臣的鲜血，就这样溅满他曾经效忠过的土地。

然而那时的夫差，哪里懂得其中的曲折。听到这些雷霆震怒，下令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袋，扔进江里，恶狠狠地说：“我叫你什么都看不见！”

伍子胥当然看不见，但是百姓善良的眼，都能看见忠臣滚烫的心。他们自发地给伍子胥立了祠庙，供奉不断；在端午节起源的传说中，还有个说法，也与他有关。在这个说法里，民众从起初的救助到后来的纪念，都是因为伍子胥，而非屈原。

谁应该对伍子胥的屈死负责？首先当然是夫差。他说得很明白：“微子之言，吾亦疑之。”就是说，即便没有伯嚭的添油加醋，他也早已对伍子胥起了疑心。由此可以推断，最应该对此事负责的，其实是伍子胥自己。一个如此出色的谋略家，怎么就不懂得躲避灾祸？

发出这样的疑问，貌似合情合理，其实很不厚道。就像班固在《汉书》里指责司马迁，虽然“博物洽闻”，但却“不能以智免极刑”。拿章学诚的观点看，这是典型的缺乏“史德”的论调。历史不能这样研究。唯一可叹的是，伍子胥当时年事已高，激情不再。否则按照他的脾气，即便不反，也会逃走。逆来顺受，不是他的性格。

原来，英雄也会老去。宝刀不老，只是个美丽的传说。

退一步假设，如果伍子胥懂得灾祸，那他就一定不再是伍子胥，那个刚直忠烈的伍子胥，而只能成为阴险鄙薄的勾践。同样能忍辱负重的勾践，在此之所以加了“阴险鄙薄”的定义，是因为他卸磨杀驴，逼走范蠡，冤杀文种。这样的人，不仅我讨厌，史家也讨厌。所以《吴越春秋》里这样调侃他，说自从他尝了夫差的粪便，就得了口臭的毛病。范蠡不得不命令下属，多多准备香草，以抵御臭气。

可是再多的香草，也抵挡不住勾践、平王、费无极、伯嚭等人发出的恶臭。幸亏史上还有忠臣鲜血的芳香，庶几可当。

不能只让忠臣屈死。我们还要看看小人的下场。先说费无极，他上蹿下跳，撺掇国君杀了三位忠臣，导致民怨沸腾。后来左司马沈尹戌，就是楚国那位战死沙场的战略家，找到令尹子常，说动他将费无极灭族，以平息民愤。伯嚭呢？越国灭吴之后，这个对越有大功的内奸或者功臣，应该得到丰厚的赏赐吧？没错，那赏赐确实丰厚，重得足以压死奸臣：勾践毫不犹豫地下令，砍掉伯嚭的脑袋。

最后再问一句，伍子胥对平王掘墓鞭尸，过不过分？我的答案只有一个字：不！如果对方只是普通的邻居，伍子胥这样当然过分，胜之不武；但对方是国王，权柄太重。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对于他的过错，完全适用鲁迅先生的态度：决不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