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

作者：杨鸿玺

当代世界 2009年05期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世界观”、国际体系观经历了深刻演变与发展。中国注意理性处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以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关系。同时，中国顺应形势和时代发展，在外交工作定位、国家自身定位、继承与创新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促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世界观”的伟大转折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世界观”具有明显的封闭和内倾色彩。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很长时期内，应该说整个中国的战略神经是绷紧的，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一直存在，认为在革命因素继续增长的同时，战争因素明显增长，强调“问题不是世界各国人民要打，不是中国人民要打，而是超级大国要打……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提倡“备战、备荒”等，强调“要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顺应时代和世界发展，邓小平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牢牢把握时代大趋势和中国成长的必由之路，推动中国对外思维实现战略转折。小平同志认为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在很长时期内将是时代发展的主题。这一重要判断扭转了国家发展长期服从于备战需要的状态，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1989年，中国各方面全面发展，对外工作成效卓著。苏东剧变期间，小平同志再度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以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中国在国际风浪面前保持了平稳发展。20世纪90年代伊始，正值两大阵营对抗终结、经济全球化浪潮乍起、世界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做出继续进行改革开放事业的英明决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

　　乘风破浪，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重视合作、追求共赢同时努力维护中国的安全利益。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空前活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在增强，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1997年十五大报告指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十七大指出，“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中国强调愿意不断加强和扩大同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经济、科技合作，加强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国际体系观的创新发展

　　中国国际体系观出现重大转变并循序渐进、不断发展。不仅世界形势总体于中国有利，现存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也存在于中国有利的一面，中国可善用时机、趋利避害。因此，中国努力改变在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角色和边缘位置，着眼于现有国际体系和规则，通过参与融入获取利益。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积极推动区域合作，提倡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但中国同时认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倡导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

　　构建和谐共存、相互交流的多样文明体系。推动文明对话，倡导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和平共处、相得益彰。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中国强调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和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推进发展模式多样化，倡导新合作观、新安全观。中国反对文明冲突与对立、反对把自己的观点、模式和价值观强加于人。在科技与文化领域，提出要借鉴和吸收包括西方文明的优秀成分在内的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国强调，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中国稳妥处理主权、发展与责任之间的关系，在维护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逐步承担相应的责任。特别是中国在反恐、能源、气候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发挥大国影响，同时努力维护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利益，提出“共同但责任有别”的原则。

　　对世界形势与体系的认知深入发展。中国从国际体系的主动参与者发展到主动塑造和建设者。中国提出并努力维护20年战略机遇期，继续开展全方位外交，由重视双边交往发展到积极参与多边合作，积极参与并影响国际体系和秩序，争取发言权，继续引导现有国际体系和规则朝着于中国有利的方向发展，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的“公共产品”和新理念。中国先后提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具有标志意义的重大国际理念，在国际社会唱响中国的声音。

　　国家利益取向的回归

　　中国的“世界观”和国际体系观发展直接影响了其对外行为理念，特别是在国家利益取向上的回归。

　　在对外交往中注意处理好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从过度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向重视国家利益转变，对外援助注意量力而行并采取与中国发展形成互补的援助方式，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深化传统友谊，扩大务实合作，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同时兼顾发展道路等因素。中国认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绝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绝不允许别的国家将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在非原则问题上淡化意识形态，乃至超越意识形态差异。

　　对外交往把谋求和维护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放在重要位置。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往往把意识形态因素放在首要地位，支持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支持国际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努力营造和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对外思维实现战略转折之后，把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对外工作的重中之重，借助对外开放发展壮大自己。政治阵营色彩浓厚的“三个世界”理论逐步淡出，更倾向于以发展水平差异来划分世界发展层次，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中国在兼顾推动南南合作的同时，更加重视借助发展南北关系来发展壮大自身。在政党外交领域，中国共产党主张同各国政党发展新型党际交流与合作关系，交往范围扩大，交往对象扩展，交往成效显著。同时，中国既顺应国际大潮发展变化，又保持自己的制度与思想独立，开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创新、发展中国的国家统一战略。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但也有涉外成分。“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其基本内容是在祖国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在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这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体现了高度的灵活性。中国政府强调，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愿意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对外工作的延伸与创新

　　在对外行为理念的转变下，中国的对外行为方式也有所创新。

　　中国的对外工作着眼于创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利益，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紧密联系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对外事务努力为国家发展创造和平有利的环境，保障国家领土、领海和主权不受侵犯。注意强化大外交观念，重视政府外交、政党外交、民间外交、文化外交等多种外交方式。中国已经适当承担国际责任，赢得国际社会肯定。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推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合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搞军备竞赛，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正确定位和认知自身地位，合理划分外交布局。中国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知与中国发展阶段、经济科技水平、军事实力、国际影响等方面紧密相关，如中国曾将自身定位为有影响的地区大国、有地区影响的世界大国、世界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发展中大国等。弄清不同时期的主要定位后，中国总体外交布局在保持延续性的同时，也有相应调整。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中国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继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中国外交布局更加细化，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充分发挥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作用。未来或要发挥非政府组织外交的独特作用。

　　中国外交注意连续性的同时，增强对外工作主动和创新性。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中立、不结盟，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重视和发挥联合国的作用，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中国对外工作越来越注重扩展与创新的一面，如从较单纯的政治外交发展到经济外交、多边外交、文化外交；对外工作决策机制更加科学化，注重听取多方意见；外交工作注重“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加强海外领事保护制度，努力保护中国海外人员安全、保护中国海外利益，外交对民生的关注更加细腻、深入；把“和谐社会”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和谐世界”、软实力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在提升国家硬实力的同时努力提升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