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消失的事物

正在消失的乡下事物作者：席星荃字体： 【大 中 小】 　　 布瓦制作是一门古老的手艺，是在乡下现烧现卖的，这似乎也是传统。乡下就有很多砖瓦窑的遗址，我们村东南就一个地方叫窑包，红褐的土里夹着许多碎瓦片，庄稼长总长不好，我剜野菜的时候倒是喜欢到那里去，它有一种引人遐想开去的风范，似乎就是人们平时所谓的沧桑感。这个叫窑包的地方说不定就是修建我家祖宅时供应砖瓦的窑场呢。昔日的事无法坐实，队里的窑场我倒是很熟悉，野地里搭两间简陋的草房，里面是一人高的湿泥垛子，轮盘上放着瓦桶，切一块泥皮蒙在瓦桶上，泥皮里面蒙着一层粗布，以防瓦泥与瓦桶粘连；因此很多瓦片内侧留有布纹——这也许就是布瓦名称的由来。制作时拿两块专用木板边拍打，边旋转，然后用钢丝上下切齐，瓦坯便成了；然后取下瓦桶拎到场子上。瓦桶用细木条串成，有弹性，中间有剖口，向内推压剖口，桶壁便从剖口处错位而蜷缩——就这样从圈内取下瓦桶，瓦坯便立在场子上了。瓦桶外带有四根细棱，在瓦坯上刻出四道印痕，瓦坯晒干后，轻轻一掰，自然分成四块，这就是可以上窑的瓦坯了。 　　窑是土窑，高一二丈，小口大肚，呈瓮形。装窑极有讲究，一层层码放，或呈斜纹，或螺旋形，或扇形，疏密松紧，均有诀窍，否则火焰不匀，烧出的砖瓦半生不熟。窑是柴窑，三人轮班连烧五天五夜，由小火到大火再到猛火，最后时刻要拼尽力气抢塞柴草，窑内已白热化，柴草塞进去呼呼风生，立刻被烈焰吞没。封窑后要上水冷却，上水也是技术关键，上快了有炸窑的危险，上慢了又会红砖，其中奥妙难与君说，而大师傅总是文盲粗汉。 　　经过多年辛苦努力，槐树畈人全住上了瓦房，一个延续数千年的乡村景观悄然结束。以后，人们停止了扳砖烧窑，窑场废了，取土坑里积满雨水。 　　而青瓦房也不过是一个短暂的过渡，近年来，村里时兴盖楼房，青瓦也遭到淘汰的命运，常见被遗弃的布瓦堆放在背处，落满尘埃。 　　青瓦渐渐被人遗忘，瓦房顶下听雨眠的人生况味成为绝响。 　　 　　咿呀的石碾 　　 　　我常想，所谓岁月，所谓沧桑，其实都不是空洞的词语。人们生活的种种方式和色色形态就是它的物质载体，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总是在衍变发展；而所谓沧桑便由它们体现出来。民以食为天，然而一个人吃一口饭并不容易。若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一个种田人，吃口饭就更不简单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艰辛就不说了，单是碾米磨面一项就不简单。 　　碾米得有碾子。碾子多用麻石或红砂石凿就，由碾盘和碾磙两部分构成，圆圆的碾盘被支起小半人高，中间留一个孔洞，插了枣木轴，轴上套着碾架；碾架是一个方形框子，两端有硬木楔插进碾磙两头的碾脐子——凹进去的浅铁窝；碾架前端横着插入碾杠，套了老牛；牛一走，碾磙便转动起来，碾轴咿咿呀呀地叫。在静谧而古老的乡村，这碾轴的吟唱如同荷塘园树、野鸟游鱼一样悠闲，散发着古朴的风情。而碾米者多是纯朴的女人，对于她们，除开把谷物碾成米、做成饭，把一个家庭侍弄圆满之外，再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操心了；因此她们跟这咿呀转动的石碾共同完成了乡村风景的构图。 　　谷物被轧之后便朝四处溢出，逃脱碾磙的范围，碾米的女人便跟在牛屁股后头，拿短扫帚往里推扫——谷物一遍遍溢出，女人一遍遍推它进去，扫碾盘便成为一场韧长的较量。 　　谷壳渐渐松动，少部分开始脱去外壳。这时候，碾米人就要扒下一些放进柳簸来簸。老手簸米，动作舒缓优雅，节奏均匀，谷物扬起后散开去，像一片薄云，落下时发出悦耳的声音；谷物在空中散得开米糠就簸出去得快，人也轻松。但有的人一辈子掌握不了要领，谷物扬起来成团，散不开，人格外累不说，米糠也簸不尽，最终米里夹着些细糠皮儿，吃起来垫牙。 　　碾米也是鸡的机会，它们瞅空子就跳上碾盘，伸长脖子极快地啄吞，你赶走了它转身又跳上了碾盘，因此碾米人常常带一个小孩来，赶牛，也赶鸡，大一点的还帮忙扫碾盘。 　　簸过的谷物重归碾盘，经过反复的扬簸、碾轧，谷壳脱光，便成了米。多碾些时间，米的粗皮褪去，米便细；少碾些时间，米便粗糙，这就要看家底厚薄了。卸碾子的时候，女人的脸上、身上落满糠灰，她们取下头上的粗布手巾，前抽抽后打打，卸了牛回家去。 　　碾一回米三五十斤，要用去半天时间。人口多的人家，三天两头就要碾一回。那时光，乡下女人除了针线活、茶饭活儿，就是这碾米推磨的繁杂事了。跟女红一样，推磨碾米是她们的一项基本功，要是不会簸米，婆婆就看不起，她在家里就抬不起头。 　　那时候碾子是重要的生活设施，可以看做一户人家富裕与否的标志。没有碾子的人家一定是穷人，他们碾米就要借碾子，磨面就要借磨。槐树畈有一少半人家的门前有碾子，但多数年代久远，用秃了，成为废弃物，卸了碾磙的碾盘成为孩子们跳上跳下、舞枪弄棒的舞台，而农闲时候的男人们蹴在上头，吸烟，闲聊天儿，或者在阴雨天瞅着满天乌云叹气。 　　谷物不同，碾的方法也不同。稻谷外壳有毛刺，好碾；高粱、粟谷、大麦等外壳光滑坚硬，必须先湿上水，使它发涩，碾磙轧上去才不打滑。碾米要瞅好天气，要不半路来了疾风暴雨，淋湿了碾盘上的谷米，刮跑地上的糠，可是大损失；因天色骤变而慌慌张张卸碾子的事经常发生。 　　说到推磨，则跟碾米大体相仿，不同的是碾子是露天，而石磨必须安置在磨房里，以防风吹面粉。磨房总是低矮的草房，逼仄阴暗，牛尿粪的臊味刺鼻子。碾米要簸米，而推磨要罗面：不断将磨眼时流下的半碎的麦糁放进罗子里罗。罗下面粉再将麦糁倒上磨盘重磨。如此反复，直到麦粉从麸皮上脱离干净，只剩下很少的轻飘的两三瓢为止。罗子有粗细之分，决定着面粉的黑白。最粗的罗子能漏下碎麸皮，蒸出的馍又黑又硬，吃进嘴绊舌头。穷苦人家多用粗罗，只有过年的时候才用细罗起出一点白面备用。我帮母亲赶牛的少年时代，看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大队购回了一台打米机、一台打面机，当时人们并没认识到它出现的意义，不习惯挑了粮食走一两里路去大队部加工，都说那米不好吃，那面有怪味；其实还有一点没出口，那就是怕出好几角钱的加工费。因此大多数人仍旧自己碾米推磨。但机器毕竟是机器，省力省时，可以避免在碾道磨房晕头转脑累半天的痛苦，虽然不太情愿，到底渐渐接受了它，祖宗先人使用了千年万年的石碾石磨终于被冷落。 　　如今，槐树畈的人吃米更简单了，也不打米也不打面；他们卖了粮，直接拿钱到镇上的粮油店去，爱买啥买啥，已经是完全的商品经济了。 　　现在，村子里只有我家门前的碾子还蹲在原地，已被尘土埋了一半，矮小委琐，再不见当年如同青年一般的气概；碾磙也不知去向。这盘碾子跟我家的祖宅一样古老，谁也说不清它在这里蹲了多少年多少代，连八十岁的老父亲也说不清。它最后一次被使用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如今已有三十多年了。望着那碾子，我想起小时候跟母亲碾米赶牛的情景，依稀尚在眼前…… 　　 　陶器时代 　　 　　现在回忆起那些日子，惊讶生活里竟会充满那样多的陶器，简直占据了日子的半壁江山。那时候，随便哪一件居家过日子的琐事：炊爨、饮食、洗涮、取暖、腌制酱菜甚至便溺，没有陶器便不成。所以，我愿意称之为“陶器时代”。 　　生于农家，自然自小就与陶器打交道了，虽然时陋数十年，犹记得当年一些陶器的形象和它们的特征，一个瓦盆，肚子一侧有一个小凹坑；某个黄釉盆，边沿有点粗糙，有许多的麻点，手摸上去有点麻酥酥的。如此等等。那些陶器大约都有一个购买与使用，以及打破、抛弃的生命历程，因此也连带着许多的故事。为某件陶器被不小心打个豁儿，母亲曾狠狠骂了我，扬言要罚我不准吃晚饭。等等。 　　红陶茶壶是人们所熟知的，村里人家不备它的很少。在许多有关农事和乡村的绘画里常常见到它的形象，它跟白菜萝卜和粗瓷碗之类静静地放置在简陋的家用木桌上。这其实就已是很写实的画面了。只是没有那种拎在手里的那份重量和亲切感觉。这份亲切来自它的颜色——那种土红色就是土地本身的颜色，但是经过烧制更纯净鲜明，就像挂在秋天碧空中的柿子和卧在叶丛里的老南瓜，那颜色让人看了心里宁静踏实。红茶壶有高高的提梁，大而圆的肚子，短短的厚厚的嘴唇，形体似乎极粗笨，没有细瓷茶壶那么乖巧白嫩，可是它的纯朴厚道却正合了乡下人的欢喜。红土茶壶的亲切感还跟人内在的感情相关。想起红茶壶就会想起暑热和农忙季节，它的确与这个季节缘分深深。割麦了，头上戴了草帽，一手提了磨快的镰刀，一手就拎了这红茶壶，壶里满满地装了井拔凉，放在麦茬丛中。人割麦割累了，浑身直淌热汗，就捧起茶壶，高高举起，仰起头咕咚咕咚灌一气，直灌得肚子圆圆；那红土茶壶肚大皮厚，日光难晒透，茶水灌进肚里，凉透心肺，人歇一霎，就恢复了力气。一壶水够好几个人喝半天，盛夏给旱地庄稼锄草的时候，它也是下地时必备的伙伴，跟锄地人一同经受骄阳的炙烤。它有这份泼辣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正是乡下人最觉得熨帖的地方。 　　砂吊子是一种带有象征性的陶器。它呈圆桶状，高约半尺，外壁粗糙；内壁光滑，浅黄色，上了粗釉。无盖，敞口。吊在灶门口，靠灶膛的余热热水。长年使用的砂吊子一身烟灰，取下它的时候一不小心会碰得你一手黑。 　　缸是陶器系列的大宗，若论体积可以算是陶器世界的巨人国了。小时候村里唱花鼓戏，记得有一句俏皮的唱词是“打破你旧缸赔新缸，”而对方却唱“新缸没得我旧缸光”。旧缸的确是光滑的，而新缸带有砂粒毛刺，非使用多年或数代人不能光滑。缸在乡下是用处多而且大。水缸米缸面缸。还有茅缸。最该说说的还是瓦盆家族。在厨房里，一般人家都有全套的瓦盆：二盆、三盆、四盆、碗盆，一个比一个小。二盆最大，家庭主妇常常挽起袖子，在里面倒了面粉，兑了水，和面做馍馍、擀面条。生豆芽的时候在二盆里装了泡过的黄豆绿豆，上面盖了湿布，若是冬天则盖了棉垫子保暖，天天淘洗换水，直到豆芽由小到大长满一大盆。夏天的晚上，母亲常常盛一二盆面条端到院子里，往木饭桌上一放，摆上一碗腌蒜苔，另配一碟炒茄子或炒南瓜，一家人便就是星光，在蚊子叫声里很响地喝起来。三盆比二盆小一号，四盆又比三盆小一号，碗盆比碗大不了多少，农家人口众多，吃饭时，菜虽然品种少，量却不能不够，于是各样都满满地盛上一碗盆，大家愿意围着饭桌坐就坐，不愿意的，你就搛了菜放在碗里，自己找个角落蹲下吃吧。 　　不论什么盆，其形状均呈鼓形，边缘向外卷起。瓦盆大多为青灰色，同瓦一样，所以也叫乌盆或灰盆，古戏曲有《乌盆记》一出曲目。少数碗盆是较坚硬的红陶，壁薄，灰白色。这种盆呈斗状，上沿带厚边，边上带一点酱色粗釉，显出一点朴拙的艺术趣味来。 　　如果罐子“长”高了，那就成了坛子，当然也是极有用而且品种极繁多的，体形细高，口小，农家也的确把闺女称作酒坛子。 　　近日看中央十台的《大家》栏目。有一天看到西安半坡遗址。看过后才知道，半坡遗址的主要特点在于陶器，那里发掘出大量的陶罐群，并且发现瓮墓。原来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以陶器为主要生活生产用具了，那时已经是陶器的鼎盛时期，彩陶已经很发达，有各种盆、瓮、瓶、罐，其中有一个人面鱼纹盆有着复杂的象征性图案，还有一些细腰瓶、尖顶瓶等现在见不到的陶器。 　　 　　布瓦 　　 　　布瓦是俗称，是我的故乡槐树畈一带的叫法。这并不是传统叫法，传统叫法只一个“瓦”字。加上这样一个字大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 　　这也是迫不得已，不加这个字就没法跟新出现的一种瓦分别开了。这新瓦种就是洋种的红瓦，也叫大瓦。所以，在说起瓦的时候，槐树畈人就特别的另加一个字：布瓦或者红瓦。 　　布瓦有布瓦的好处，红瓦有红瓦的好处。但村里人在感觉上，或者也是感情上吧，总暗暗认为布瓦更好。在他们的意识里，只有盖上一座青砖青瓦的房子，起一所这样的院子，才算是理想的住宅——红砖红瓦的房子算什么呢？洋不洋，土不土，难看。 　　怨不得槐树畈人脑子不开窍，这是一种有历史渊源的观念。祖祖辈辈的庄稼人，辛辛苦苦发了家，头件事就是盖一座青砖青瓦的四合头院子（两进），财大些的，八合头（三进）。上世纪三十年代，村西头的李有贤当保长暗通土匪，发了财，首先就在村里选一块风水好的地方，远离人家，盖了一座青砖青瓦的大正屋，可惜没有来得及攒够盖偏房和院子的钱就来了共产党，枪毙了他。那座孤零零也威风凛凛的瓦房一直耸立到六十年代，鹤立鸡群，成为村里人心中暗藏的理想。更早些时候，张老二当土匪发了财，盖了一座正屋，梁架檀椽都好，顶上也是青瓦，但青砖只包了后墙，院子和门楼也是草房，人们就觉得美中不足。 　　那时候，村里只有少数的瓦房，睁眼看去，一片草房，乌乌的，矮爬爬的。俗话说，“瓦房漏了使棍戳，草房漏了没得着”。是说瓦房漏了用棍子顶一顶瓦片，让它上下搭住就行了，而草房漏起来就很麻烦，难以对付。瓦房管多少代人不用操心，草房只管五六年就不行了。 　　布瓦是极简单的，就是一片弧形的陶片，长宽大约四五寸，方形，青灰色。只有百年老瓦才变成沉着的黑色，生着苍绿的斑。说方形也不对，其实一头宽一头窄，略成扇形。而且宽的一头略厚，窄的一头略薄。以前我不明白这种形制的好处，后来参加过一些盖瓦房的劳作后才明白，瓦房都是两坡式，坡度大约四十度；如果瓦片宽窄薄厚一样，上了房必会往下溜；而有了这小小的差别，就互相制约，产生了磨擦力，不会下滑，可以顽强地抵御狂风暴雨的袭击，这是祖先们深藏而简洁的智慧。哪像西方传过来的洋红瓦，七弯八翘，又笨又蠢，两片瓦连接时用突出的嘴子咬住，麻烦死了。 　　瓦都是那个瓦，但上了房，根据用处不同，就分别叫流水瓦和盖瓦。流水瓦仰着，组接成雨水下泄的通道；盖瓦爬着，盖在两行流水瓦中间的椽子上。于是形成瓦沟和瓦棱，站在屋下一眼望上去，线条流畅，层次分明。如果站得高些看屋顶，就会想到青龙的鳞甲。下雨的时候，闭了眼静听千千万万的雨脚敲击瓦片，一片清脆之音，平和而宁静，庄稼人可以扯起鼾来睡一个好觉。 　　有一座青砖青瓦的正屋是乡下人世代的梦想。但此梦难圆。到了七十年代，生产队开了窑场，请河南师傅来烧窑，许多人利用工余自己扳砖做瓦，自备柴草请师傅烧窑，才将祖辈相传的草顶换成瓦顶，土墙换了砖墙。只是由于木料紧缺，梁、枋、檀、椽都差，甚至有用青竹竿、葵花杆代替椽子的，就少了老式青瓦院落的气派与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