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如何才能脱离商鞅变法的诅咒?

最近，儒家旧书和商鞅变法忽然热络起来，让中国改革增加了古典色彩。儒家在中国两千年经久不散，孔府后代们风光已近八十代，而商鞅虽被杀死，但他所建立的秦朝封建制度风采依旧。这所谓的风光与风采，当今那个风流人物不想沾点光？

今天的国人虽然并不知道商鞅变法，却依然在日常生活中被故事和电影不断灌输它的思想。这个变法的内容两千年后依然被当成治国宝典，按照现代人的说法：“商鞅变法的内容约可分成五个方面：1.什伍连坐，轻罪重刑。什伍为军队基层编制，商鞅将它应用于民间村邑，即将民众置于严密的军队式组织控制之下，并开乡村邻里间告奸连坐之先河，用轻罪重刑等严酷手段，有效地加强了对全体民众的专制统治。2.奖励耕织，摧抑工商。主要是“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这一举措不遗余力地摧残工商业，严重僵化了社会经济的运转机制，重农抑商遂成为此后统治者长期奉行的国策。3.奖励军功，严禁私斗。主旨在以极大的诱惑力驱使民众去为国家作战卖命，并按军功调整贵族爵秩，大大增强秦国的军事实力。同时增收军赋，保障军需。而统一度量衡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国家田租、军赋的征收，以及军功赏赐、官员俸禄的发放。由于变法基本禁止各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摧抑着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所谓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的客观作用实在微乎其微。4.推行县制，迁都咸阳。初步完成中央集权统治模式。并明确加强国家土地所有制，使它成为中央集权政治统治下最可靠的经济基础。革除落后的戎狄风俗，也是要造就有利于专制集权统治的小农家庭基础。5.焚烧诗书，禁止游学。极端地将农、战需要作为衡量一切文化生活取舍的标准，用“燔诗书”诸野蛮手段竭力摧毁当时优秀的文化成果，把君主专制统治和加强军事力量建筑在牢靠的愚民政策之上”。这是秦国文字的形成的历史背景。

商鞅变法成功地让一个蛮族秦邦打败了正统中华六国，却没有能帮助中国摆脱愚民文化，更无法让中国进入现代理性社会。正因为商鞅变法，中国人深信制度有超于一切的能力，把一切改革寄望于某种制度身上。从此，中国人进入一个怪圈，每个人多在内心经历苦楚，然后把这些苦楚归咎于制度，但却不能改变制度，因此只好忍受制度而改变自己。人不是改革的主题，却成了改革的客体，每当一部分人胜利了，另一部分人就失败了，朝代更替，人亡政亡，循环不断。太多人关心商鞅的权力成功建立，而太少人思考商鞅制度在中国长盛不衰的根源。

纵观历史，商鞅变法无疑创造了最中国特色的封建制度，它打造出一个最适合军事部落的中央集权统治模式，这种模式被用来统治被征服的其他国家，成为东方世界最古老的殖民统治方式。无论是从文字还是思想上，无论从血统和财富上，秦国都消灭了六国，更确切的说，消灭了其后两千年的理性文明基因。它让中国人从此和“天”分离开，人民成为统治体制中的会讲话的牲畜，他们心甘情愿地为每颗米粮感谢统治者，以此报答主子给予自己的那个户口本。人不再是人，而是一个“户丁”，一个没有人权和独立人格的数字，成为国家的一种特殊财产。

然而，这种制度遇到西方列强就开始土崩瓦解，就如黄土丘遇到了洪水。这种瓦解来自两方面，一是儒家价值观被达尔文主义瓦解，封建等级失去了皇权框架而散乱不堪，这包括了洪秀全的基督教，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马列主义如同洪水猛兽把儒家封建伦理打得七零八落；二是达尔文主义这种类似法家思想的东西被普世价值瓦解，人类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理性革命，这包括了平等、自由、民主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对于等级伦理和官本位制度的摧枯拉朽打击。然而，中国人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既害怕失去原有的，也恐惧面对未来的，依然在制度和文化之间团团转，不知所措。没有比恐惧更恐惧的事情，这也是中国人心灵的写照，于是许多人又在寻找商鞅变法的神奇魔方。

中国为何没有好制度？中国为何没有优秀民主文明？于是有人说“教育是第一位”的，因为只有先有了文明的人，再有文明的社会。难道不是吗？二战结束后，战败国日本在很短的时间里重新崛起，在八十年代就再次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和科技大国，就是由于日本在战后第一步先开始教育复兴，很快培养出了一代文明人，于是文明人很快就把文明社会建立起来了；而中国先“大干快上”搞经济基础建设，然后再去培养文明人，结果野蛮人除了相互斗争外，并没有搞出一个良性发展的经济基础来，文明社会更是不见踪影！  看来教育远比经济基础重要，搞好了教育，就必然会出现好的经济基础，但谁来“搞”教育？谁来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谁来保证社会的资源集中到教育领域来？于是，大家又想到了制度：只有好的制度才能保证“教育优先”，民族的未来优先！这样推导的结果，就是“体制是第一位”。

那么，这个“第一位”的体制又是从何而来呢？体制是人观念设计和选择的结果，什么样的人就会选择什么样的体制。所以，人的素质是比体制更重要的，这样一来，教育和经济基础又成为了体制的前提，所有的思考就陷入了循环论证！“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这类争论无限进行着，中国人在这个循环怪圈里争吵得没完没了，而社会的道德崩溃则一天天加剧！所以，我们需要先停止争吵，而是仔细的想一想，如何离开这个永远没有结论的“循环怪圈”？

首先，我们需要想一想，日本是怎么干的呢？日本是先走的哪一步呢？结果，我们惊讶的发现，日本人似乎并没有经历中国人如此的纠结，而是同时开始了三步走；在战后，日本同时开展了重修宪法和民主政治、经济重建和教育优先等三个大步，并没有所谓的谁先谁后的问题！那么，日本是如何做到的呢？为什么日本就没有经历我们这样纠结的争论呢？    于是，我们看到了美国：在武装占领了日本的前提下，美国强迫日本同时在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从而使得日本的文明程度迅速升级。这意味着，理性社会的“第一推动力”并不在教育、体制和经济基础这个循环怪圈之中，而是在这三者之外，一旦获得“第一推动力”，这个循环怪圈的三个要素是同时发力的。

也许有人会质疑：难道理性社会的建立是需要被占领吗？当然不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占领军都会提供第一推动力，更不是所有的占领都导致了理性和文明的社会；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是一个例外，因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有着强烈的推行基督教价值的欲望，所以在占领的过程中也同时提供了“第一推动力”，即基督教的平等、自由、理性的终极价值，正是靠来自于独立社会利益之外的“终极价值观”的驱动，日本才得以迅速的走向文明！

那么，美国自己的终极价值是如何而来的呢？也是被占领美国的军队提供的吗？当然不是，因为美国建国之后并没有被占领过；美国和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国家一样，其终极价值观念和社会的第一推动力来自宗教、来自宗教提供的终极价值。 也正因如此，美国在伊斯兰国家地区推行理性思想的成功比率就很低，两种信仰反而日益对立，抵消了美国的文化影响力。

所谓“第一推动力”，就必然不再需要被推动，而社会利益格局之内的任何存在都必然被利益格局之内的力量所推动，就必然不可能成为“第一推动力”！因此，第一推动力必然独立于世俗社会的利益格局之外！所以，任何理性社会的“第一推动力”都来自独立的宗教，因为只有独立于世俗利益之外的宗教才能避免卷入教育、经济和制度的“循环怪圈”，才能成为“第一推动力”！任何没有宗教的社会，或者政教合一的社会都无法产生“第一推动力”！日本这个社会宗教的传统并不深，但被美国占领是一个契机，因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日本通过被占领的形式，无意的获得了来自另外一个文化的“第一推动力”，从而迅速的完成了文明的升级.

由于中国文化没有理性基因，中国人也没有宗教体验，所以中国人的概念里是没有“第一”和“终极”的，中国人似乎永远无法理解这个基本的原理：任何一个理性体系都需要“终极的前提”，且终极前提必须独立于理论体系之外！所以，一个理性社会必须具有来自于世俗利益格局之外的“终极价值观”，这就是任何一个理性社会的“第一推动力”。  中国社会要走向理性和文明，就必须找到这个“第一推动力”；有人误认为这个“第一推动力”是体制，有人误认为是经济基础或者教育，这都是一种思维低下的表现，也使得太多的中国人陷入了毫无意义的争论和社会实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太多不必要的磨难！

如果中国人没有能力在思维上跳出循环论证的怪圈，中国人就永远无法进入理性文明社会，商鞅制度这种统治法术就会阴魂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