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武则天是高宗李治的真情杰作
女皇武则天是高宗李治的真情杰作
方 越
爱情,就其本质而言,首先是以情感相悦,志趣相投,志同道合,心气犀通为基础;其次需要包括性爱在内的和谐默契以及由此而派生的生儿育女、家庭责任、事业协作、人际成功等等智慧与能力相维系。这样包含着“情”的力量与“和”的力量的爱情,才会有长久的魅力。 读乾陵与乾陵文化相关的史料,我发现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之间相知相爱,夫妻情深,志同道合,互相搀扶,同仇敌忾,共图大业的持久爱情,是他们人生与帝业成功的根本,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二圣临朝”和唯一女皇执政成功的根本。我把他们独一无二的爱情称之为“圣爱”,是因为圣爱是高宗李治在位34年和武则天当皇帝16年,并取得丰功伟绩的内在力量之源,智慧之源,成功之源。圣爱对他们而言,是成就一对夫妻、两个皇帝的生命强大之本——不仅是起根发苗的原因,而且是一个震撼历史的过程和辉煌壮丽的结果。 在唐初这段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武则天是高宗李治的知心情侣、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女皇武则天是高宗李治真情的智慧培养、塑造的杰作。不管以儒家色彩涂抹的历史怎样把武则天“恶魔化”,同时也把李治“平庸化”;也不管未谙史实的人们提出怎样的质疑和责难,我据史求实地认定:这一命题是合乎史实的,因而是正确的。 首先,李治给武则天以情感的哺育与精神的援助。《唐会要》卷三记载,“天后武氏,贞观十年,文德皇后崩。太宗闻武士彟女有才貌,召入宫,以为才人。时,上在东宫,因入侍,悦之”。在礼法森严的宫廷,太子李治敢于跨越宫规和道德伦理的底线,钟情喜悦武媚娘,这份难得的“悦之”真情,对处于后宫弱势地位的武氏,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援助和精神支撑。女人的力量往往来自于男人的爱。我们看那段历史,对武则天一生影响最大的主要三个男人:一是其父武士彟,让她有一个“开国元勋”后代的政治背景,后来被封为“周国公”,成为武则天改唐为周的政治资本;二是太宗李世民,把她召入宫中,亲赐她“武媚”的名字,作为才人在宫中从十四岁到二十四岁,侍奉太宗达十二年之久,太宗刚毅、果断、英烈、大气的性格和处事风格,武则天耳濡目染,影响熏陶当在情理之中;太宗力倡妃嫔和女官读书、写字、吟诗、习礼仪,对她学识的长进和文化素养的提高更是自不待言。三是高宗李治对武则天人生的信念发展、命运的转机和一步步走向成功,影响是决定性的。她虽然在太宗身边有十二年之久,但却没有生育,推测当年在宫中很少得到太宗宠幸的机会;而且,当才人十多年也没有晋升,可见她很受冷落;尤其在贞观末年,宫内发生“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迷信和谣言,对她的
猜忌、怀疑、监视、提防、幽禁,让她处境岌岌可危。而正在这隐忍难耐、前途未卜的日子里,有了太子李治真情知己的拯救,她的精神才不至于崩溃。即就是从攻击谩骂武则天的骆宾王《讨武曌檄文》中所说,武则天“狐媚偏能惑主”,“陷吾君于聚麀 ”(陷害皇帝像入牝鹿之群一样乱伦)等言语来看,至少说明太子与才人之间的情爱是真诚可靠的,是非同寻常的。以至到太宗宾天后,武则天不得不去感业为尼,临别时,已做了皇帝的李治向她发誓“誓不忘媚”。这种忠诚、执着的爱情,发生在仁厚、孝慈、多情的李治身上,不仅给武则天以坚持的信念与信心,而且给以极有盼头的希望,让武则天获得了巨大的自信和力量。
其次,李治给武则天以情感的丰厚补偿和人生命运的转机。有了“上悦之”,武信之,牢靠的感情基础,在感业寺为尼的武则天对李治思念不已,吟成《如意娘》,以表心迹;而在宫中佳丽群里的李治对武则天也从不忘怀。永徽元年(650年)为太宗过周年,要到佛寺进香祈祷,长安城有名寺庙很多,李治为借进香之名会会武则天,偏就选定了感业寺。《唐会要》记载,“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潸然”。两人激情对泣,恩爱更深。从此,李治冒着违犯宫规和议论纷纷的风险,到感业寺幽会武则天,还让武则天怀上龙子李弘,接着就名正言顺地接武则天回宫,把情感补偿和命运转机,一起给了武则天。在李弘四岁时就封为太子。母以子贵,不久就封武则天为二品昭仪,在嫔妃中提高了武则天的地位。史书和后世研究者,将武则天“二次入宫”的原因,归结于王皇后与萧淑妃之间争宠而策划、怂恿李治召进武则天,以之牵制压抑萧淑妃,后来导致武则天在王、萧、武三方角逐中,独占李治之宠。这种说法似乎合乎女人争风吃醋的本性,却忽略了皇帝李治在其中的决定因素。王、萧、武争宠只是外因,而李治与武则天之间恩爱真情才是内因。王皇后始则看李治的意向、眼色行事,顺着皇帝的心思办事,企图邀宠,并显示皇后的大度;继之,待她斗败了萧妃,后来发现李武之间无缝可插、无隙可乘时,转而又联合萧妃反对武则天,“递相僭毁”,公然忤逆皇帝的意图与心愿。自作聪明的算计与假意谋划的作秀,遭遇李武真情的堡垒,王萧“窝里斗”的失败,就成为必然。
第三,李治给武则天以人格的平等和崇高的地位。王皇后与萧淑妃的失败,从史料看,一是因为她们倚杖身后世族政治背景作资本,把夫妻情感问题纳入冷酷的政治圈子;二是她们一味争宠,陷于极端自私和狭隘,只会从一厢情愿的眼前利益出发,与皇帝心理冷战,企图征服皇帝,根本不理解、不尊重皇帝,表面的、技术性的温顺也就成了令李治生厌的虚情假意;三是她们在情感问题上极端无知,低估了武对李真情实意的力量,企图以许多非情感因素(比如武则天是先
帝才人、曾经为尼形象欠缺、门第不高、宫廷内外没有自己的势力、地位又低下等等)来诬陷、打击武则天,离间李武之间关系。而武则天懂得爱情是无私的,负责的。她对李治的感恩与依赖,对李治的体贴与温顺,对李治的理解与默契,对李治的真诚与善解人意,是专一的、至真至善至诚的,把一个贤妻良母的女性魅力,无私地发挥到了极致;而且以她坎坷阅历与人生的独特感悟,特别是在宫中侍奉两代皇帝,与众多嫔妃打交道的历练和智慧,倾心侍奉李治,在真情实意中,又不失对宫廷斗争的稔熟思考,对情感斗争的理性把握,很少情绪化、私情化的冲动,加之宽容、大度、超然、坦荡的心胸,这是王皇后、萧淑妃所不具备的。王、萧失宠与武则天得宠,决定的因素是李武之间的真诚情感,特别是李治对武则天的信赖和依赖。罗曼·罗兰说过,“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他永远是她的孩子”。这大概是一条爱情定律,古今中外,帝王百姓概莫能外。对于恋母情结极深而又重情重义的李治,成熟、老练而又体贴的武则天,既是呵护他的姐姐,又是支撑、鼓励他的同道知己。他非常依恋、依赖武则天,不仅是人格、人性的强烈需要;而且是他同把持朝政、架空皇帝的关陇集团殊死斗争的需要。当了皇帝而未能真正执掌实权的李治,不仅需要贴心的知己,而且需要一个能帮他坐稳江山的助手。因之,李治对武则天不仅在人格上平等相待,给以足够的尊重;而且在政治上作为依重的力量,可以信赖的伙伴和马前卒。李治先从长孙无忌支持的王皇后下手,发起“废王立武”的政治斗争。这就把武则天推到政治斗争的最前沿。高宗先是策略地提升武昭仪的名分和地位,下诏要立她为“宸妃”,打破大唐命妇制度,在皇后之下,在贵妃、淑妃、德妃和贤妃之上设“宸妃”以突出武则天,为“废王立武”创造台阶。这步棋虽因长孙集团保守势力的强大而失利,但李治与武则天的决心更加坚定。经过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反复较量,李治“废王立武”的政治主张终于实现,亲手把武则天从幕后推到前台,把皇后的桂冠与权力双手交给她。“废王立武”之后,李治开始真正全面掌权,他可心的夫人当了皇后,皇后的儿子成了太子,他们的爱情、婚姻、家庭与皇家国事,进入一种完满的状态,这可谓他们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情感的胜利,也是李治培养、塑造武则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第四,李治给武则天树立尊贵形象和威信,让她真正母仪天下。在修撰《姓氏录》,打破原来旧贵族体系,按照大唐“勋格”即功劳薄,抬高开国元勋文水武氏一族显贵地位之后;接着李治追封她的亡父为周国公,母亲杨氏为代国夫人,后又改为荣国夫人。父母尊贵,女儿也就更为扬眉吐气。为了进一步提高她的声望,李治打破以往只有皇帝躬行亲耕的礼仪,让武皇后也参与躬行亲桑之礼,显示她对农业的重视,做天下妇女的表率,美化她的形象。李治为推出武后的国
母形象,可谓情真意切。他亲自陪武后离开旧官僚盘根错节的长安,到东都洛阳去建立帝后一体新的政治指挥中心。显庆五年二月,他带武后从洛阳北上,巡游并州。并州是李唐王朝兴起的“根据地”,当年李渊在并州起兵,一路打到长安,建立大唐。李治携武后到并州,温习传统,缅怀先辈,意义非同寻常。而对武则天,更多了一层衣锦还乡,祭祖还愿的意义。皇帝李治给足了她面子,大摆宴席,欢聚乡俚,特别下诏对并州80岁以上的妇女授五品郡君的荣誉头衔;给武氏亲族人等都赐物、封赏,让武则天家族备受皇恩,功成名就。特别是李治到泰山封禅时,不仅让武后与百官一起从驾;而且打破只有皇帝封禅祭天的惯例,在高宗“初献”礼仪之后,特地让武后率嫔妃宫人“亚献”,仪式隆重而热烈,帝后平等可谓并驾齐驱,这是史无前例的,从朝廷到天下,极大地提高武后的人望,树立起武后母仪天下的权威形象。
第五,李治给武则天创造施展才能的舞台与机遇,培养她打理朝政的能力。在“废王立武”,消弱关陇权贵集团势力的斗争之后,李治更加信赖、依赖武后。而对元老重臣他完全失去信心,太子又年幼,他就让武后帮他打理朝政。“显庆五年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卷200)李治就这样把宝贵的参政舞台和机会给了武则天。为了让满朝文武臣服皇后的理政,皇帝李治首先实行和解、安抚政策,化解激烈斗争形成的派系对立和矛盾。除了在“废王立武”后大赦天下,还尽量与反对派怀柔和解。武则天深知皇帝的旨意,不仅不计前嫌,而且主动上表给皇帝,请求放过或嘉奖当时反对她的人,皇帝还把武后的上表,展示给武则天的政敌们看,表示高姿态宽容的大度。皇帝要与他的政敌和解,以求朝廷安定稳定,而让武则天上表提出,充当好人,展示武后的高尚品德和风格,可见用心良苦。只有这样以德服人,才能使她的权力变成权威。李治让武则天上表议政,让她出人头地,让她做出政绩,就是要让百官明白,他“废王为武”的选择是正确的,武后有能力,有资格帮他打理朝政。历史上著名的武后上书“建言十二事”,本质上是高宗李治的战略思想,而让武后上书提出,再由高宗颁诏实施。这样不仅肯定了武后的远见卓识,提出政治改革方略的重要意义;而且把武后的“建言”作为大唐的施政纲领,诏令百官按武后的政治主张,治理国家。这就向天下昭示了武则天的治国才能和政治智慧,树立起武则天与皇帝“二圣”并肩理政的核心地位。“建言十二事”推行的结果,使高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上开源节流,发展农桑,国力强盛;政治上开明纳谏,安抚下层官员,惠及百姓,深得民心;文化上提倡《老子》治国
之道;社会上提高女性的地位,以孝治天下,以德化天下;外交上边境安定,睦邻友好。出现了历史上繁盛的“永徽之治”。这样的政治作为和政治局面,为后来武则天登上皇位,奠定了稳固的社会基础。
第六,李治给武则天政治上充分的理解、极端的信任和安全的保护,为她扫清临朝的一切障碍。一方面,出于他们共同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对付共同的敌人,他们千方百计培植自己的势力。利用完善科举制度,开创武科举,改革朝廷官制机构,扩充庶族官僚队伍,组织北门学士等等方式和手段,在朝野上下,组织起新的有见识、有文化、有抱负、有能力,生机勃勃的人才队伍,建立起自己的新贵体系;另一方面,出于他们共同的家国一体的家族、内外戚关系和亲情因素,按“帝后一体”的政治一元化体系,理顺家庭包括后宫、朝野上下左右的各种人事关系。李治在处理各种极其纷繁复杂、权力利害冲突危机四伏、风险极大的人事问题上,给了武则天以志同道合、默契无间的支持。在对太子李弘的精心培养,对太子李贤的废与立等等大事上,高宗做主决策,武后辅之执行。高宗绝不是后世史家为摸黑武则天有野心“篡位”,连带说高宗是懦弱的“傀儡皇帝”。他与武后是夫唱妇随的夫妻,配合默契。家国大事,都是政出高宗,武后言听计从,代高宗执行;或高宗拍案,武后与大臣们坚决推行。
从史实看,皇帝与皇后之间,也不是天衣无缝,也不是没有分歧、误会和矛盾。亲密夫妻在涉及权力分割或情感隐私上也心存芥蒂,这是再正常不过的。麟德元年(664年)发生的高宗要废武后的一场风波,就是突出一例。按照《资治通鉴》所说,武后参政后,喧宾夺主,皇帝受制,不甚其忿,招来宰相上官仪谈论商量。上官仪说皇后专横,废了她算了。皇帝说正合朕意,立刻令上官草拟废后诏书。没想到皇帝身边有人奔跑后宫报告了武后。她即刻到皇帝处为自己辩白。废后的诏书墨迹未干,皇帝一见武后就改变了主意,而且说,“是上官仪叫我这么做的”,他自己并没有这个心思。结果上官仪为皇帝仓促“废后”的一时不爽,而丢了性命。这场风波来的突然,去的也快,帝后之间很快和好如初,说明他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是经得起考验的。其实,这次“废后风波”,并不是帝后之间政治大事上有什么分歧;而是他们微妙心理的难言隐衷。据《资治通鉴》说,高宗与武则天姐姐韩国夫人的女儿魏国夫人有染,武则天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包容着。但是,“上欲以魏国为内职,心难后,未决,后恶之”。皇帝跟他的外甥女暗通,武后可以容忍;但皇帝要给魏国夫人封一个内职名号,这不就姨母与外甥女“共侍一夫”了吗?武后因此强烈反对。帝后为此争执,皇帝生气而批评抱怨武后。政治上不成熟的上官仪,根本不知道皇后在政治立场和政治利益上的联盟牢不可破,把高宗一时因私情的气恼与冲动,纳入反对武则天的宫廷争斗与政治角逐之中,根本不
想前因后果。夫妻一时反目,理应相劝说和,他却火上浇油,起草诏书,一切后果只好由他替罪承担。这场风波,高宗对武后是既“批”又“保”。为了表示歉疚,高宗允许武后垂帘听政,再次提高了她的政治地位。史称“二圣临朝”,更为加固了帝后一体的政治体制。
高宗最信任武则天的政治表现,是要把她推到政治前台,把朝政大权交给她。上元二年(675年)他召集宰相商议,提议武后摄政。当时太子李贤已22岁,文武双全,按说完全可以让太子监国。但他偏偏让武后执政。除了夫妻情深,更重要的是他最了解、最信任她,认为武后不仅比太子更有能力管好国家,而且会继续坚持他与太宗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政治上更为可靠,更让他放心。高宗逊位武后的动议,虽然遭到宰相们的反对而未实现,但此举向满朝文武充分表达了他对武后无比的信任与支持。这样,武后的身份更为特殊,虽不是“摄政王”,却可以代替皇帝行事。帝后一体的体制,更加不可动摇。
第七,李治给武则天不仅有充分的信赖和支持,让她有对付政敌的安全感;而且有政治上、人事上的平等和谐。在男权主宰的宫廷给她以充分宽松的发展空间;同时以他坚持和发展“贞观之治”的方略,以他崇道重孝的政治主张,稳健亲民的政治风格,仁厚致和的政治品格,外圆内方的政治策略,文史兼修的深厚教养,在长时间“二圣临朝”、朝夕相处中,给武则天以得天独厚的陶冶和培养。没有高宗李治,就没有武则天。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蒙曼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孟宪实,分别在央视《百家讲坛》讲武则天和唐高宗的真相,都讲到“武则天在生活上是高宗李治的伴侣和姐姐,在政治上是战友和助手”。是“夫妻搭档,亲密战友”等观点,这与我和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赵文润教授2007年4月在乾陵文物保护和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李武是“生活上的情侣,政治上的伙伴”的观点不谋而合。高宗李治并不是“懦弱”、“无能”、“昏庸”,而是一个胆大心细、敢作敢为的贤能君主;他支持重用武则天,绝不是性格软弱和“惧内”,而是知人善任、远见卓识;他以真男儿、大丈夫的情义,倾情爱武则天,用心培养武则天。他们之间的真爱,既是家国的根基,也是他们默契的力量和政治成功的生命。哲人说过,“所谓女性的美德,纯粹是男人的一项最伟大的发明”。在一个男尊女卑笼罩一切的社会机制与氛围中,为男人设计并代代因袭的皇权森严的体制中,皇后与皇帝平起平坐,平等议政、参政、摄政甚至执政,必然要比皇帝更能干、干得更好,才能被男权机制所接纳。武则天之所以被高宗朝野上下所接受和拥戴,除了权力让女人强大的因素,我看主要是她拥有了高宗的培养、提携和对她的依赖。“权”与“情”融合,力大无比。
第八,李治给武则天最宝贵、最重要、最伟大的信赖、支持和成
全。他临终前的政治遗嘱《大帝遗诏》:“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皇太子可与柩前继皇帝位。园林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这是非常重要、分量最重的政治遗嘱。这就等于赋予了武则天执掌朝政的大权。这充分说明高宗不大信任太子和宰相,而十分信任武则天。根据“二圣临朝”二十多年的经验,他很佩服武则天治国智慧和能力。他曾说过“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于政”(《册服元龟》卷84),因此,让太子继位,让武则天名正言顺地掌舵理政。他这样如此周详、煞费苦心的遗制,以他对武后人格的了解,他坚信最后的权力还会回归到他儿子的手里。这就让武则天以高宗的皇后和中宗太后的身份执掌大唐天下,为后来武则天当皇帝奠定了政治基础。后来的历史的进程,一直沿着高宗遗制的轨迹前进。历史以事实说明,高宗对武则天没有看走眼。高宗李治就这样培养、塑造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这应该说是高宗李治丰功伟绩中最为突出的贡献。武则天也没有辜负高宗李治的信赖和期待,把一个经济发达、政治开明、文化昌盛、人人机会相对平等、比较民主、自由、开放、和谐的大唐盛世,交给李唐的子孙去经营。武则天功德完满、寿终正寝之后,请回归高宗皇后的身份,归葬乾陵,永远伴随高宗,为中国历史树立起一座令世代敬仰、话题无限、哲思深奥的无字碑。
纵观从贞观十一年(637年)李治见武则天“上悦之”,到弘道元年(683年)高宗崩于洛阳,遗制授权武则天,长达半个多世纪,李治与武则天的情感轨迹和爱情、夫妻、家庭生活的漫长而辉煌的历史,其圣爱情深、志同道合、互相成全对方当皇帝,而且配合默契的力量与信任无间的成功,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他们圣爱的价值,一是共同营建、开创了一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大唐帝国;二是实现男女真正平等的政治理想,给历史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平等文化遗产。事实上,两性之间的人格地位差异是社会的产物,是男性法权的产物。只要认真研究、认清这一点,真正男女平等的社会才有可能形成;三是为中国历史塑造了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唯一女皇,一个常议常新的永久话题;四是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笔难得的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珍贵遗产。在人世关系中最根本的、具有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是男人。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有一个优秀的女人,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也有一个优秀的男人。不管是宫廷或官场生活中的男性和女性,还是在民间世俗生活中的男性与女性,谁拥有并坚守这种夫妻平等、互敬互爱与和衷共济的圣爱,谁就一定会获得和拥有幸福与成功。这就是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对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文化价值和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