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编辑思想的总体特点研究

　　摘要： 　　本文从唐代在世界史和中国史中的地位出发，将有唐一代跨越三个世纪的编辑思想作了总体概括。在查阅大量资料和反复通读唐代各类史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唐代编辑思想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是有某些共性的，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致用之旨、儒家至尊、总括之势和求美之心4个方面，并从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中有代表性的图书出发，用实例佐证了这些观点，以期比较全面地展示唐代编辑思想。 　　关键词： 　　编辑思想 唐代 五经正义 史通 　　英国著名作家H.G.威尔斯在侧重论述人类文明演进的《世界简史》第42章《中国的隋唐时代》中说：“在整个第七、八、九世纪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1]这时，中国先进的经济、文化、技术，如造纸、冶金、雕版印刷术、精美的书籍等，不断传播到国外。在这三个世纪里，整个世界不约而同地将进步的舞台让给了中国，让给了绚烂无比的华夏文明。大唐盛世的袅袅余音虽经千年依然魅力不减。 　　事实上，在近300年的时间里，有盛到极致的骄傲，也有衰乱中的迷离，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变化却没有妨碍唐代文化始终以一种开放而进取的姿态屹立于世，这为唐代丰富的编辑思想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唐代的编辑思想既是我国思想史的一部分，又是我国编辑史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深深植根于广大宏富的编辑活动之中。这些编辑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生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把自己的人生理想、道德追求、毕生所学和丰富阅历融会贯通，用文字的形式为时人也为后人展开了一幅全面而不失优美的大唐盛世图。虽然不同门类的书籍在具体编辑方法、人员、宗旨等方面会有许多差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在某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下，由于编者面临共同的社会和人生问题，他们会在化解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达成某种共识，呈现某类趋向，展示出共通之处。这些共识、趋向和共通之处带着思想的温度，共同构成了唐代编辑思想的总体特点，展示了这3个世纪编辑思想的美丽与哀愁。 　　一、致用之旨 　　唐代是一个被公认为文思飞扬的时代，但整个王朝却也充盈着一种务实的精神气质，编辑活动中随时可以体现出这种致力于实际用处的思想。 　　经学作品的编辑活动中，《五经正义》最直接的用途就是成为全国学校的教科书及科举考试的出题范本；更高层的追求是使统一的国家有一个统一的基本思想，从而使得政权更为稳固。到唐代中晚期，经学发展停滞不前，政治危机不断涌现，形势恶化。为解决这两个问题，以啖助、赵匡和陆淳为代表的新起《春秋》学派在对各自学说的编辑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救时之弊”等重拾经学救世功能的思想，开始抛开繁复的章句之学，着力探询《春秋》义理，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唐代史籍的编辑思想以“实”为宗。实用于政是许多史籍的编辑宗旨：意在“览前王得失，为在身龟镜”的唐初五代史志；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排遣政治焦虑的《晋书》；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工具的谱牒编修；为帝王树立施政楷模的《贞观政要》和从“体要”出发“探政理”的《通典》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类书在唐代获得极大发展，它也有两种实际用处：浅层上，类书是一种对已有文献资料按照各自用途分类编排的成书形式，为撰文作诗之用或作为课本、主要参考书等；深层次而言，类书的编辑规模可大可小，时间可长可短，王朝统治者往往用类书的编排来笼络大量文人学士，掌握缓和阶级矛盾的节奏。佛典的编译、注释和整理可以促进佛教的发展，达到其普度众生的目的。而信仰一旦与权力挂钩，就会为权力所用，《宝雨经》的第三次翻译就为武则天称帝做了舆论准备。唐代文集编撰尤为频繁，满足了文人士大夫立言传世的精神追求。同时，文学特有的艺术性和功利性兼具的功能，使得文集的编者能够通过对作品的选择来抒发思想感情、表达政治见解。 　　二、儒家之尊 　　唐代总体而言儒释道三教并崇，三者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儒家以其经世致用的特点，虽然并不以消灭或打压其他两教为务，但客观上依然有着无比尊崇的地位，成为统治者理想的国教或官方哲学。唐以前的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多信奉佛教，而国运都无一例外地衰微，因而唐太宗明确表示佛教“非意所遵”。“他一方面由于佛教已成为一种传统的社会势力而不得不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又抬高道教的地位以抑制佛教，而他自己真正重视的却是儒学。”[2]他说：“朕今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3]唐初的统治者是站在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儒家经典的。 　　建立在先秦原始儒学和后世章句之学基础之上的经学，是儒家思想最集中和最高级的体现，其编辑的代表作品也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唐初的《五经正义》由学通南北的孔颖达领衔编撰，集中了数十名博学鸿儒和政要贤达，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极高的规格。及至书成，唐代一代又一代学子们开始将此书作为踏上仕宦之途的敲门砖，将汉注经学推到了最高阶段，地位无比尊贵。而这份尊贵正是因了儒家的社会地位。儒家学说深入人心，在四部书籍的编辑活动中都有充分反映，不惟经书。 　　实录直书与激扬明教，是刘知几史学编辑理论体系中的两条基本准则。刘知己在其专著《史通》中明言“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但与激扬明教相比，实录直书的原则却可作出让步。他更为强调的是史学的功用性，即维护以儒家思想中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明教”。尊儒，在史学书籍的编撰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 　　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在类书中表现得也非常全面。首先，唐代类书大量辑录儒家著作，如《艺文类聚》就辑录了22部，占当时全部儒家著作的56%，辑录的总条目为301条。这表明了编者的思想态度和对儒家文化的深刻认同。其次，非常注重儒家的教化作用，重视书籍潜移默化的功能。在内容的取舍上，注意采集正面材料，摒弃反面材料；在诗文的收录顺序上，《初学记》将唐太宗的作品放在前代所有人作品的前面，显示唐代君王的尊贵，对皇子们起到了不言自明的教化作用。此外，官方和私人大量编纂类书，体现了儒家的文治思想。最后，类书的分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儒家思想的再现：在立类上，类书表现出重人事轻技术的儒家知识特征，类目中与“人事”有关的内容居多；在类目编排上，充满了儒家的“受命”“纲常”“王道”“敬天尊君”“爱仁”“人为贵”等思想观念。 　　唐代文集的编撰除迎合了儒家思想中“立言不朽”的精神追求外，也是借编辑工作来达到以诗言志的目的，从某种程度上表达传统儒家的规讽思想。元结在《箧中集》中选择现实主义作品入集，宣扬他的“在诗为比兴规讽，在文为救时劝俗”的思想。令狐楚在《御览诗》中选入了大量边塞诗作，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希望借此劝诫君王停止用兵，予民休养生息。 　　在唐代这样大一统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深入人心，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它就仿佛一个隐蔽的精神领袖，规范着人们的言行，导引着人们的思维，增强了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编辑思想中的儒家意识，通过书本表现出来，又借助书本世代传承。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时代，在奢谈民主意识的时代，这种用一项所有文人都心悦诚服的意识形态来进行书籍编撰的思想，增强了文化的传播效果。同时不得不悲哀地说，这种编辑思想的普及和被仿效，也导致了中华民族生产力的最终落后于西方和民主意识的继续匮乏。 　　三、总括之势 　　唐代强盛的国力和开放的思想文化，使这一时期的编辑思想中有一种“总括”的气势。这种气势让唐代编辑思想异彩纷呈，包罗万象。 　　这种气势从纵向上表现为总结和继承。唐代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这给了编辑家们极大的勇力和气魄。《五经正义》在追求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将汉末以来近四百年的各家经学注疏版本合理取舍，使得对儒家经典的社会认识走向统一。唐代史籍的编辑家们讲求实录直书的编辑原则，这正是千余年来，春秋时期的齐国太史三兄弟、晋国的董狐、汉代司马迁班固等人一脉相承的结果。中唐时期史学家刘知几总结了中唐以前所有的史籍，将他们的体例概括总结为“六家”“二体”。在《史通・自叙》中，他自信地认为自己的这部作品“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4]同时，在史籍的编撰中，他还有一种主通明变的思想，将之前的“通史家风”带到新的高度。唐代类书在编辑方法上有许多创新之处，是在对前代类书的优劣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的，有承有创。唐代佛典编译中“求真”的思想是对“五失本三不易”“八备”等崇原思想的继承。唐代文集的编撰中借鉴前代《诗经》《昭明文选》等作品的编辑方法，采用分类编排的形式，使传世目的更易达到。 　　“总括”的气势在横向上则表现为融会和交流，具体而言是材料的选择和编辑的方法融会贯通。唐代虽然将书籍分为四大部类，但其从未孤立存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们是同源的。如“六经”中的《春秋》是一部编年史书，《诗》则是历史上第一部文学作品总集。随着作品数量的不断增长，客观上产生了将书籍分类的要求，分类是思想的秩序，也反映了人们对所处世界认识的变化。经史子集各自独立以后，在具体的编辑过程和方法中，依然能够看出其融会和交流之功。以佛典的纂集为例，唐代佛教典籍的很多编辑思想都借鉴了其他门类的书籍，浓缩了诸多中华编辑文化的精华，综合运用了经书的注疏，史书的整理，类书的体例和总集的形式等等。《法苑珠林》在材料收编上广采百家之书，历史、笔记、诸子、掌故、小说等，都是该书撷取的范围，此类外典有百部之多。 　　四、求美之心 　　唐代编辑思想的主体是文人，文人的独特气质给整个唐代的编辑思想蒙上了一层浪漫、唯美的外纱。唐代的编辑思想中对美的追求是内外兼修的。 　　内容上，其表现在注重材料的精良。唐代编辑家普遍认为，只有材料选择精良合理，整部作品才能够达到内容的精湛之美。精选优择，本身就是一种使得内容颇具美感的保证。《五经正义》在对多家注疏版本的选择上，定下了择优而定一尊的编选理念。甚至为达到“尊”的效果，编者并不拘泥于现成的版本，而会将各种版本融会贯通。刘知几将博采与善择确立为史籍编修过程中材料选择的主要思想。他提倡广泛搜求资料，不仅包括历代编年、纪传体史书的资料，也要注意搜集偏记、小录等异书的资料。同时，他也强调选择材料时应“举其宏纲，存其大体”，[5]“以专精为主”。类书作为一种“靡所不载”的图书门类，也非常注重材料的取舍和精简。《艺文类聚》在序言中明确提出“弃其浮杂，删其冗长”的思想，许多材料都在保留原文意思的基础上进行了简省，使得整部作品看起来简单凝练，言简意赅。唐代文集编辑中也特别强调精品意识。白居易要求后人在编辑其作品文集时，删掉他认为“率然成章”的杂律诗；刘禹锡在编撰《刘氏集略说》时将自己的作品删掉了四分之三，选择严格；杜牧为保证身后文集的质量，临终前将自己的作品烧掉十之七八……正是唐代编辑家们对材料的精心选择，才使得唐代的编辑作品保持了内容上的美感。 　　形式上，唐代作品追求文字之美。唐代本来就是一个文学化了的社会，文名卓著者不计其数，其中很多人都参加了书籍的编撰。此外，六朝粉黛在唐代并未完全褪去，而盛世语言的奢华又席卷而来。这些都使得唐代的编辑作品在文字上十分讲究美感。即便是旗帜鲜明地主张文史分家、倡导语言应该实用而简洁的刘知几，也终究没有摆脱文人的习气，《史通》中大量的骈文章句就是最好的证明。在一批批追求文字之美的文人编辑家的共同努力之下，唐代的编辑思想之中默契地融入了求美、求精、求特的艺术追求。 　　参考文献： 　　[1] [英]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世界简史[M].余贝，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702. 　　[2]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57. 　　[3] 董浩.全唐文（卷8）[M]//季羡林.总集7，传世藏书.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65. 　　[4] [5] 刘知几.浦起龙，释，吕思勉，评.史通（卷10）[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06，385.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安徽时代出版传媒集团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