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给我们语文学习的启示

　　1908年4月7日，傅雷出生于上海的郊县，四岁丧父。傅雷的母亲“慈母严父”一人担当，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傅雷身上。为了将傅雷培养成人，她变卖家产，携子搬迁到经济和文化相对比较开放的地方，为傅雷的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傅雷四岁跟家中的账房先生识字，过了识字关之后，他进了私塾，习四书五经，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古文功底。傅雷的母亲高瞻远瞩，又聘请家庭教师教他英语和数学，使得傅雷从小就有了中西文化的比较意识。 　　1920年，年仅12岁的傅雷来到了上海学习，打下了良好的法语基础。 1924年，傅雷考上上海大同中学继续高中阶段学习。1927年傅雷漂洋过海，赴法取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主修文艺理论，还频繁接触文艺界人士，经常到巴黎的艺术馆、博物馆参观美术大师们的不朽名作，扩大了知识面，也增加了感性知识。他喜欢上了罗曼·罗兰的作品，从此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为他以后在美术和音乐上表现出深厚的造诣和艺术鉴赏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散文家、文艺评论家、美术批评家和音乐批评家。 　　傅雷的语文学习至少给我们如下的启示： 　　一、母亲的文化向往对孩子的影响巨大 　　傅雷幼年的“孤儿寡母式”的家庭结构注定了母亲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的确叫母亲——从优生学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还是叫母亲——从人才学的角度看：女人的名字更是叫母亲。”（王东华《发现母亲》） 　　傅雷的母亲对文化有着强烈的向往，这种向往对傅雷一生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傅雷开蒙很早，饱读诗书，有十分扎实的童子功，为他一生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人生最初的几年母亲亲手为他种下了知识的种子，使他日后成为参天大树。 　　二、早期集中识字对一个人的语文学习至关重要 　　傅雷自四岁起就和账房先生学识字，入私塾先已经过了识字关。幼儿识字是我国家庭早期智力教育的一项最传统的内容。汉朝起就设“童子郎”，唐代科举中就专门有“童子科”。 　　在我国古代，孩子是八岁入学，但是条件稍好的家庭，孩子读书识字远远在此之前，许多孩子在上学之前就已经在家庭“破蒙”了。 　　三四岁的孩子，用一年时间不仅过了识字关，认了一两千字，而且读了“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然后再从师入塾。 　　傅雷的幼年经历正是如此。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赢在了起跑线上。 　　三、两脚踏东西文化 　　傅雷有扎实的国学功底，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胸存忧患，认真入世，做人治学一丝不苟，为人刚直不阿，没有丝毫的媚颜俗骨。又深受西方文化的濡染，英语、法语都有“幼功”，并且青年时代又到法国留学。他是希腊文明的皈依者，也是科学理性精神的追随者。治学上多艺兼通，以求博大精湛。 　　傅雷尤其认同托尔斯泰的看法：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校外完成的，如报纸、博物馆、图书馆、大街上、生活中，一切可以称之为“无意识”的或“自然”的学校，自由是它的原则…… 　　“青年人不会触类旁通，研究哪一门学问都难有成就。”（《傅雷家书》）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翻译家，傅雷深刻地体会到“功夫在诗外”对于一个一流人才的真蕴。 　　让我们再看看傅雷是怎样把他的儿子傅聪培养成世界一流的钢琴家的吧。 　　傅雷把傅聪“从小学撤回”，英文、代数和几何都请专门的教师，语文由傅雷亲自任教，从孔孟、先秦诸子、《战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典籍中选教材，以富有伦理观念与哲学气息、兼有趣味的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 　　无论是傅雷的学习历程，还是他对傅聪的教育，都会让我们反观我们当今的语文教学和语文学习，这种精神的遨游，使得傅雷成为傅雷，这也是傅雷给予我们的语文学习的启示。 　　余英时在钱钟书逝世后评价说：“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最高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 　　钱钟书是既深谙中国古典文化，又通晓西方文化，并能在其学术与创作中同时凸显古典精神与“全球意识的学者”，他既是中国人文传统所凝聚之人，又是中西文化的赫尔墨斯。 　　一、广博恢弘阔大的知识结构 　　钱钟书是博闻强记，埋头读书的神话，他有着“照相机式”的记忆力，被誉为文化昆仑。 　　第一、他有着浓厚的家学渊源，五岁开始跟伯父念书，通读经史子集。 　　反观我们的语文教育，教学生读一些“古文”名篇，背几首唐诗宋词者有之，但经史涉猎的少之又少，传统蒙学的精华已经被丢弃，孩子们在语文知识结构上往往“先天不足”。 　　第二、钱钟书精通英语、法语、德语。他学习英语的兴趣源于林纾译的英文小说，那时的钱钟书只有十一二岁，他把这些翻译小说读了一遍又一遍，也因此有了学习英语的新动机，那就是希望有一天能痛痛快快地读英文的原版小说，在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时，英语考试得了满分，这得益于他大量的英文阅读。 　　后来学法语和德语，钱钟书都是从阅读小说开始，记得杨绛回忆说，学法语，钱钟书从17世纪的作家读起，读到19世纪的法国作家的作品，因此通晓了一门语言，也了解了一国的文化。 　　其实任何一门语言的学习都离不开语境，而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民族优秀语言的集中体现，而当今的语文教学，仍然将作品肢解、抽离、切割，语言已没有了血肉、情感和灵魂，语文教学也就丧失了生命，也因此扼杀了孩子们学语文的兴趣。 　　第三、钱钟书读了一辈子书。读书笔记本就有五大麻袋，仅外文笔记：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的笔记就有三万四千页。 　　这种阅读和积累使得他成了博雅之士，在为学为文的根基上有着明显的优势。 　　他视通中西，有极广阔的学术视野、知识修养和宏大理论抱负。 　　钱钟书并非仅限于“中西文学兼优，也并非仅对中西方的文学文论有兼通的了解，他同时还对中西方的各种其他人文社会学科如哲学、史学、心理学，法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等有广泛涉猎，他跨学科的中西素养深受瞩目。 　　总是在想我们的学生真可悲，除了语文课本他们没有余裕去读书。他们的精神世界严重的贫血，苍白，贫瘠，缺钙、铁、锌……他们已严重地亚健康。 　　第四、钱钟书杂学旁收，读书不拘一格。钱钟书的幼学除了经史子集的滋养，他还从书滩上租书，如《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这些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读物，也给了他许多阅读的乐趣。上小学的时候读林纾译的英国小说，上中学的时候读《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通俗小说。 　　钱钟书终身喜欢读字典，大部头的字典、辞典、大百科全书他都挨着字母逐条读过，并时时读得开怀大笑。 　　养成了纯正的文学品味之后，任何旁逸斜出的阅读都是一种猎奇般兴致勃勃的开疆拓土。 　　这种阅读仿佛是锦上添花。 　　读《管锥篇》“仿佛掉进书的海洋，由一本书引出好多书，一句话引出无数句话，让人应接不暇。”引文密密麻麻，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是“杂读”的好处。 　　二、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 　　作为一名学者，仅拥有“丰富”的知识是不能登堂入室的，往往要基于个人的性情、理解而有所取有所舍，有所融通。正如钱钟书在《谈交友》中所言：“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 　　钱钟书随时都在动脑筋，读书的时候是他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所以每读完一书，其精神实质全被吸收。 　　“六经注我”这是读书的境界。 　　少年时代的钱钟书在涉猎经史学史的时候就喜欢“胡乱讲话”，臧否人物。他的父亲，著名的文史研究家钱基博先生就给钱钟书取了一个字叫默存，希望他慎重为言。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还以专挑教授学者的错而闻名。当时的清华大学学者如文学家朱自清，哲学家冯友兰，钱钟书从来都敢于向权威挑战。 　　在与杨绛谈恋爱期间，钱钟书还曾经用理学家语作情诗，理学家向来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钱钟书却用理学家的语录作诗可谓是奇思妙想，自古无第二人。 　　钱钟书有“淘气，傻气和痴气”，他智慧幽默一片天真，他可以是四岁女儿的最好的玩伴，他可以一口气给女儿起一连串的绰号：猪噘嘴、牛撞头、蟹吐沫、蛙凸肚…… 　　钱钟书在剑桥攻读了两年英国文学，后来又到巴黎大学研究一年的法国文学，钱钟书的智慧才华、潜质经过法国文学和文化激活和点化了。 　　他在拉伯雷的《巨人传》那里借鉴了法国式的戏谑，他以蒙田的哲学随笔为蓝本，他在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中学会了用幽默的笔调讲述荒诞不经的故事。在影射和讽刺中阐释深刻的哲理为钱钟书打开了一个智慧的天地。 　　化书卷性灵为吾性灵，钱钟书将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内化成他的智慧、品格、风范。 　　他在一个宏大的视野中对人类文化进行比较，开启了比较文学新的天地，让我们得以更深刻地了解本国文学，更好地了解外国文学。 　　大开大阖，四通八达。 　　怀疑是智者的思辨动力，批判精神使他卓然独立。 　　龙应台，被余光中先生称为思想的龙卷风，她是最受尊敬的台湾女人。她所搭建的思想桥梁，让精英与大众、民间社会与文人传统、东方与西方、古典与现代，大规模的相连相通。 　　龙应台，因为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她出生在台湾，而取名为龙应台。她是作家、社会批评家、散文家。作为华人世界有影响力的一支笔，龙应台的《野火集》有着万丈豪气。她的这把野火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烧到今天，“野火”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而我所惊叹的是龙应台左手写《野火》，右手写《孩子你慢慢来》。一面是雪浪滔天，一面是和风细雨。《孩子你慢慢来》那份款款的深情，诉说的是丰富激烈的内心世界，呈现的人性中最不舍最隐微的情感，龙应台将侠骨与柔肠焊接得那样完美。 　　从《百年思索》到《目送》，到《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河1949》，龙应台的作品气象万千，这是一个怎样的奇女子，她对我们的语文学习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龙应台1952年出生在台湾高雄。贫困的出身，加上劳动阶级为主的生长环境，给予了她务实的草根性格和草根情怀。家中有四个孩子，其余三个都是男孩，父亲是军人出身，这对她的“豪气”的形成，不无影响。父亲没有多少文化，家中也没有多少藏书。作为台湾“外省”的“移民”，读书改变命运显得尤为迫切。龙应台的少年时代是在父母的殷殷期待和逼迫下刻苦读书的。少年的读物是于国于家“有用”的《古文观止》特别是《陈情表》。龙应台在赤贫的雄茄萣乡渔村生长，在纯朴的成大校园里读完大学。 　　平民的视角，来自社会底层的自尊、倔强与敏感，使她更具忧患意识，使得她更能够冷眼热肠看社会与人生。她对于宽容、平等、理性、民主和言论自由有着更贴近生命原色的追求与渴望。 　　在台湾她所就读的小学直到大学，都是平民子女为主的学校，这样的学习环境和生存环境，让她的心灵更贴近大地，更贴近弱势群体，让她更懂得爱，让她更懂得悲悯。因此也赋予了龙应台有韵致的文笔下覆盖的深刻的思想，即使在她血脉贲张狂怒之下也永远隐藏着最浓烈的爱。 　　于是在香港淡水街头，她会坐在斜阳浅照的石阶上耐心的等待一个五岁的不知名的男孩“给玫瑰花打一个蝴蝶结”。 　　龙应台让我们懂得了对生命的敬畏，对孩子的尊重和爱。让我们反思，我们在不经意中流露出的对他人的尊严的粗暴践踏。 　　她会无限痛楚地回忆她的小学同学，那个交不起学费的王爱莲，她是一个可怜的天性愚鲁，家境贫寒，父母双亡的女孩，她在一个没有同情和怜悯的环境里，屈辱而又无声的死去。 　　这永远的伤与痛，首先触及的是龙应台的深刻的悲悯与同情，她因此而更好地观察社会，关注生命中的细节，才会有深度的抒情。她的作品不仅有国际的风云变幻，战争与和平，更有那芸芸众生。 　　龙应台拥有全球的视野。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丈夫是德国人。她在瑞士定居，后又奔走于台湾和香港之间，精通英文、德文。她走过交织着仇恨、暴力与祈祷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走过把革命与贫穷当旅游商品出售的古巴，走过在巨大的历史创痛中挣扎的东欧和德国。 　　她把一年的时间分成两段，十一个月在法兰克福家里的书房和森林中度过，读书，散步，思考。一个月外出奔忙。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龙应台拥有“敏锐的观察力，独到的见解，严缜的思维，犀利的笔锋”。 　　龙应台又和中国20世纪的许多大家不同。那些学者，学贯中西，往往以“中”学为主，然后再“贯”以西学。 　　龙应台没有深厚的家学，30岁以前，她的知识结构是西方影响超过了中国传统，40岁以后她思考问题有了东西纵横两方面的坐标。 　　冷眼与热肠使得龙应台有了独特的表达。 　　龙应台之所以成为作家、社会批评家，不仅是因为她拥有平民的视角，全球化的视野，扎实的书底，丰富的阅历，还在于她敢于自我放逐，积极的将自己边缘化，这需要胆识和魄力。 　　上个世纪80年代，当她的“野火”烧遍台湾岛的时候，龙应台却激流勇退，随德国籍的丈夫到瑞士定居。一去就是13年，13年里她几乎以一种半隐居的方式，读书和思考，相夫教子。在一种不属台湾，不属大陆，不属于德国的状态中，完成思想的浴火重生。她说“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 　　于是才会有这样思想的结晶。 　　“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 　　“我承认，政治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遮盖了某些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文化……” 　　“当公民社会不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巩固它的底座，文化、历史是公民社会重要的黏合剂。” 　　龙应台走过这样一个心路：叩问民主，叩问文化，叩问个体生命的意义。 　　龙应台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关注社会，拥有神圣的使命感，一个文化人才会保持一份社会良知，才不会做犬儒，才会超拔，才会接近伟大和崇高。 　　责任编辑 萧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