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天天提倡言论自由

中国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天天提倡言论自由？

李鹏鹏：因为这能使得他们的影响力迅速变现，和利益集团博弈的议价能力也水涨船高。舆论引导就是被包养，被企业利益集团包养的人没资格骂政府，也没资格嘲笑政府的言论输出者，因为本质上相同，甚至有一天形势所迫也可相互转化。中国的学者本来能成为社会精英阶层，但现实却是生存空间的严重挤压，外资在炫富，企业在炫富，被包养者在炫富，唯独坚守独立人格者在缝隙中求生。

王丹丹：不止是中国，连朝鲜的宪法里都写有保障人民言论自由，满大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标语里，自由和民主也是排在爱国和法制之前的，这是天赋人权，即便是有再多的现实理由，这两个基本权利也是站在道义的绝对制高点上。何况，言论自由是公民参与政治的第一步，如果这一点实现不了，民主与法制都难以实现。而且整个社会还会背负上爆发罗马尼亚式革命的风险。

李鹏鹏：你想想看民主和自由是共存的吗？福山说美国民主被利益集团所绑架，其实民主是被自由绑架的，美国宪法规定政治献金是言论自由，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法制又怎样呢，宪法这样的规定就是和政党一起绑架政府和行政，民主只限于精英阶层，精英阶层是不被利益团体所绑架的有识之士，是李光耀那样的人物，精英听取民意，但要形成自己的判断，泛滥的民主自由就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绑架，是苏格拉底之死。

王丹丹：按照你的观点，整个国家应该是由一部分精英群体来管理，他们来决策，就像新加坡那样，家长式的统治，对么? 的确，真理并不一定掌握在公众手里，但从本质上讲，这种社会模式剥夺了公众对于统治阶级的控制，违反了社会契约论。新加坡模式只是独裁成功的个例，这种成功往往难以持久，比如二战德国，希特勒通过民主选举成为国家元首，迅速让德国成为资本主义第二强国。但当他控制了媒体，废除了民主制度，整个国家沦为他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时，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最终害了整个国家。独裁统治往往是这个结果。

王丹丹：举个例子，台湾台中市政府想修第二条捷运，结果被市议会否决了。与之相比，西安市规划了15条地铁，光前6条的工程投资就高达1068亿人民币，(美国一年道路基础设施的投资仅200多亿美元) 而西安市的垃圾处理费用一年只有6000万左右，几乎无法支持其国内最大的江村垃圾场。反观台中市，上世纪90年代就逐步实现垃圾焚烧化。西安市的排污设施很多方面比欧洲落后100年，我们也没办法。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在于修地铁这一重大决策是国务院和西安市政府领导做出的，和人民无关，因为这是看得见的政绩，所以不管它有沒有违反经济规律。

李鹏鹏：亚洲需要的是托管式民主，为民做主，我不认为政治模式的成功有特例或偶然之说，推翻一种历史规律和假定，往往只需要那关键的一根稻草，这是个证伪命题，独裁的失败智能说独裁者不是经营，李光耀不是个例，亚洲比比皆是，朴正熙是独裁，可他创造了汉江奇迹，没有他三星等电子产业根本无法繁荣，事实证明朴正熙在现在的民调里是最为人怀念的领袖，远远超过宣扬民主的金大中，我觉得还是李光耀说得好，不说什么主义原则或是一些杯滥用的词，只看看

能给国家和国民带来什么，这就是政治家的实用主义不迷信固有政治模式，李光耀其实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思想，但他反共所以绝不是个教条的人，虽然崇尚西方但绝不会搬来什么两党制民主舆论自由，没有任何政治模式时绝对而完美无缺的，需要的就是创造性变更。

李鹏鹏：修公共设施是公共政策有效率的体现，加州修个基础设施市民不停反对，拖拖拉拉几年不成，这是公共政策低效率，修地铁还是处理垃圾总有个先后和阶段的问题。

王丹丹：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很扭曲么?加州的GDP可以排到世界第七，是陕西的十倍以上，而且陕西的GDP含金量还是全国倒数后五名，结果陕西的道路建设达到世界级水平。相反，不是由于加州没钱，而是加州每一分钱的用处都得由州议会决定，而州议会更倾向把资金多投向教育，公共医疗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显然这些投入更加符合人民的利益。都市快报经常播出陕南的学生买不起课外书，西安的15条地铁对此有帮助么?另外修地铁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是由银行贷款，对此造成的经济风险所带来的后果却得全由老百姓承担。换句话说西安市一年的财政收入是由全体市民努力挣得的，怎么用也应该由全体市民的共同意志所决定，而不应该是几个精英拍板决定。退一步讲，即便民主决策产生了错误，那也是全民应得的。我觉得陕西和加州的对比可以放大到中国和美国的对比，有相似性。

李鹏鹏：我们也没有到建设福利国家的阶段，美国没有你说的那样理想，贫富差距与自由化造成的不公平时惊人的，加州的公共政策未见得就好，加州难以解决的电力负载和区域停电很严重，福利制国家会造成懒惰，美国的公共设施也不是就没有更新翻修的必要，有的地方公共秩序混乱，公共设施老化，远不及国内，我不觉得基础设施就是面子工程我觉得这是更基本更长远的问题。

王丹丹：我不认为独裁统治和巨大的经济成效相矛盾，独裁有时候可以作为社会动荡时期的一剂速效救心丸。台湾经济腾飞进入亚洲四小龙时也是由蒋家独裁，但现在韩国和台湾已是纯粹的民主，这应该是历史趋势，也是人民在解决保暖问题后新的追求，我觉得新加坡最终也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王丹丹：如果以上的辩论，是某个民主国家总统的大选辩论，我估计会赢得更多的选票!

李鹏鹏：也许吧，一个国家的未来并不取决什么模式，因为是人创造了一切创造了模式，取决于精英年轻群体的比例，以及政权对他们的吸纳力，新加坡得成功也源于李光耀领导的精英团队，经常性的内阁辩论和听取民意，我认为是亚洲民主典范，可惜的是新加坡的未来并不理想，年轻人不知道感恩，认为幸福就是与生俱来的，天天上街游行再出现两党制的话，政治里有人身攻击，最优秀的人才因为害怕引火上身就不会从政，新加坡模式不可持续，李光耀表示什么也做不了，对年轻人和未来不抱希望，我是觉得新加坡之后会经历政治动荡，那个时候国民才能明白李光耀和精英团体的无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