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郭沫若对鲁迅评价的改变

作者：傅安辉

郭沫若学刊 1999年10期

　　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同一时代的文学巨匠，他们曾经相互评价很多。郭沫若对于鲁迅的评价，以1936年为界，之前几乎是完全的否定，而之后几乎又是彻底的肯定。郭沫若为什么对鲁迅评价有这么大的改变？对此，长期以来一直有人在议论，但是，我总觉得没有把问题弄明白。本文想在这个问题上谈一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

　　郭沫若最早知道鲁迅是在1920年。那时他正在日本留学，读到鲁迅的小说《头发的故事》，觉得“铭感很深”（注：《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从作品看作家，以为鲁迅对事理的洞察很有穿透力。1923年秋，他又读了刚出版的《呐喊》，印象也很不错，说《呐喊》的问世，“在我们很寂寥的文艺界，我觉得是值得欣赏的产物”（注：《批评——欣赏——检察》，《沫若文集》第10卷。）。但从这以后，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急转直下，作了否定的评价。表现得最为充分的就是1928年8 月发表在《创造月刊》二卷一期上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文中对鲁迅下了“三个判断”：

　　“第一，鲁迅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以前（Prae Kapitalistisch）， 更简切地说，他还是一个封建余孽。

　　第二，他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Burgerliche Ideologie ）都还不曾确实的把握。……

　　第三，不消说他是根本不了解辨证法的唯物论。”

　　接着对这三个判断展开评述论证，最后根据鲁迅的时代性、阶级性和思想意识下结论道：鲁迅“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个不得志的Fascist （法西斯蒂）！”（注：引自《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6月版。）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之后的三十年代初，郭沫若又发表《创造十年》、《〈创造十年〉发端》、《〈鲁迅传〉中的谬误》、《戏联一副》等等文章，继续批判鲁迅，并且对鲁迅进行揶揄、挖苦和讽刺。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1931年，鲁迅把创造社看成是文坛上的“新才子派”。针对张资平专写三角恋爱挑逗青年和郁达夫等人抒写“性苦闷”吸引青年，鲁迅认为这一派别于进步文艺是有害的，因此，把创造社的作家视为“才子+流氓”（注：《上海文艺之一瞥》，收入《二心集》，原载《文艺新闻》1931年7月27日～8月30日第20～21期。）。远在日本的郭沫若读到鲁迅评价创造社的这种言论后，愤怒得“一脸通红”，立即撰写长文予以批驳。文中不仅严辞反驳鲁迅，而且对鲁迅作了不少讽刺，诸如“鲁迅是左翼之雄”、“鲁迅先生的确是天上地下最最伟大的一个创作家，他的小说是创作，他的评论是创作，他的讲演也是创作”、“文坛总司令鲁迅先生万岁！”等等（注：《〈创造十年〉发端》，《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版。）。

　　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从彻底否定到充分肯定，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是在鲁迅逝世之后。

　　1936年10月19日晚上，郭沫若在日本从客居的当地晚报上看到鲁迅已于当日凌晨五时逝世的消息，感到震惊。对于他和鲁迅从未见过一面，也无一次通信，深感遗憾。中国有“盖棺论定”的习惯，郭沫若想对鲁迅作出一个公允的评价，而回想过去两人曾笔枪文战，相讥相讽，又感觉“要评论鲁迅，我自己怕是最不适当的一个人”，但他仍然排除顾虑，说出了发自肺腑的声音：“鲁迅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应为现代，引者注）一个杰作”。“中国文学由鲁迅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中国的近代文艺（应为现代文艺，引者注）是以鲁迅为真正意义的开山，这应该是亿万人的共同认识”（注：《民族的杰作》，《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版。）。 鲁迅“他的声名在中国文艺史上无疑地是和施耐庵、罗贯中、吴敬梓、李卓吾等一样地，作为永远光辉的存在而存在。”（注：《坠落了一个巨星》，《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版。）

　　在当时由东京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文化团体举行的鲁迅追悼会上，郭沫若把鲁迅和孔子作了类比，说：“从前有人歌颂孔子说：大哉孔子！孔子之前未有孔子，孔子之后也无孔子。我们可以说：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未有鲁迅，鲁迅之后有无数鲁迅！”（注：引自拙文《诠释郭沫若悼念鲁迅的挽辞》，《郭沫若学刊》1996年第3期。 ）这话表达了郭沫若对鲁迅的敬仰之情，赞颂了鲁迅和孔子一样伟大。

　　在当年日本东京出版的《续文》第2卷第2期上，郭沫若又发表了一副悼念鲁迅的挽联：

　　平生功业尤拉丁，

　　时代文章数阿Q。

　　“尤拉丁”是赞颂鲁迅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对文学大众化与语言拉丁化的工作的大提倡和大推动，“时代文章数阿Q ”是郭沫若对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的推崇。

　　鲁迅逝世一周年时，郭沫若说：“贯彻鲁迅精神，使它永远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是纪念鲁迅的最好的方法”（注：《鲁迅没有死》，《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版。）。在这里， 在中国，是郭沫若第一次使用“鲁迅精神”的概念，把鲁迅精神当成一种民族魂的东西来推崇。当鲁迅逝世四周年时，郭沫若又认为，鲁迅精神一定会被人们所发扬光大。他说：

　　鲁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

　　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海；

　　鲁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

　　但将来总有鲁迅的春。（注：《写在菜油灯下》，《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版。）

　　当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时，郭沫若写道：“他的现实主义的经过千锤百炼的作品，愈来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好；他的爱憎分明的犀利的批判精神，愈来愈焕发着灿烂的光辉。”（注：《鲁迅礼赞》，《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版。）在这里， 郭沫若又一次充分肯定鲁迅的作品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以及鲁迅精神的照耀力。1961年，在鲁迅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郭沫若致开幕词，他说：“我们……要学习鲁迅的精神。学习他的明辨大是大非，坚忍不拔；学习他的实事求是，发愤忘我；学习他不在任何困难、任何敌人面前低头，而是冷静地对付他们，克服他们；学习他为正义事业不断鞭策自己，并有决心牺牲自己。”（注：《继续发扬鲁迅的精神和本领》，《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版。）显然， 郭沫若在新的形势下对鲁迅精神作了较为全面和高度的概括和评价。

　　郭沫若自鲁迅逝世到他自己逝世，40多年间总共发表了20多篇纪念和评价鲁迅的讲话和诗文，还有5副挽联，从不同角度评价了鲁迅，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最早提出了“鲁迅精神”。说它就是“对于恶势力的不妥协”，“秉着剑倒在战场上的精神”和“死不妥协宁玉碎毋瓦全的精神”，把鲁迅看作民族精英，鲁迅精神看作“我们的民族精神”。（注：《简论郭沫若的鲁迅观》，《郭沫若研究》第3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6月版。）

　　第二，鲁迅有着崇高的文学地位。郭沫若把鲁迅与高尔基、孔子和巴比塞并列，称之为“文化导师”，与俄国小说巨匠契诃夫“简直可以说是孪生的弟兄”。（注：《契诃夫在东方》，《沫若文集》第13卷。）“鲁迅的逝世所招至的损失怕不会是纯中国的”（注：《坠落了一个巨星》，《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版。）， 言下之意是说鲁迅属于全世界，在世界人民心中有崇高的地位。

　　第三，鲁迅有着多方面的成就。郭沫若指出：“鲁迅是革命的思想家，是划时代的文艺作家，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学家，是以身作则的教育家，是渴望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者”（注：《体现自我牺牲的精神》，《沫若文集》第17卷。）。就是说，鲁迅在政治、历史、文化、文艺、教育、思想和外交方面，都有他的成就。

　　第四，最先觉悟，站在时代的最前面。郭沫若说：“鲁迅随着时代的进展而进展，并且领导了时代的前进”（注：《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像鲁迅“那样跟着时代前进，一直站在最前头的人，实在少有”。鲁迅对现实是非常的了解，对社会问题十分的敏感，总是率先觉悟起来，领导着新潮流。（注：《沫若书简》，《文艺报》1979年第5期。）

　　二

　　郭沫若对鲁迅的评价，从完全的否定到彻底的肯定，观点的改变如此之大，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世界观的转变使然。

　　在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郭沫若的思想相当激进。他从革命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又以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猛烈抨击社会现实，他的反抗斗争精神十分激烈，十分彻底。他的思想里有着浓重的泛神论影响。他的泛神论的核心就是个性解放，“我即神”，因此崇拜自我。因此而在这一时期一直存在着相当浓厚的个人英雄史观。于是，他在观察、分析和评价人物时，就不能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看他们对社会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起过什么样的作用，而往往是孤立地去看个人。这样就很容易低估别人而看重自己。例如他一直对当时的文学革命倡导者胡适表现不恭。他对当时一般舆论界排列在胡适之后的鲁迅也就不可能作多高的评价。后来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也委实傲慢”，以致“对于鲁迅的作品一向很少阅读”（注：《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呐喊》“只读了三分之一的光景便搁置了”（注：《鲁迅与王国维》，《沫若文集》第12卷。）。实际上，郭沫若的个人英雄史观使他看不起鲁迅。这一时期郭沫若先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艺是“自我”和“内心”的表现，认为“艺术的本身上是无所谓目的”（注：《艺术之社会的使命》，《沫若文集》第10卷。）；后转向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猛烈批判大小资产阶级文学。在这里，无论用哪种主张作为尺子去衡量提倡“为人生”并且主张现实主义文学的鲁迅，都不可能作出十分正确的评价。正因为如此，作为后期创造社元老的郭沫若，便把鲁迅看作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学的代表加以批判，甚至把鲁迅看成是时代的落伍者，他的文学成了封建文学的余孽。郭沫若的激进，使他脱离了实际，超越了现实，对鲁迅也就作出了错误的评价。然而，当他发现自己的认识偏离了客观事实，得出的结论并不正确时，他敢于改变原来的观点。

　　亡命日本10年，是郭沫若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以前，郭沫若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完全把握，真正理解；在这时期，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深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看待中国的现实，他的思想才产生了飞跃，泛神论被抛弃，个人英雄史观被克服，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有了真正的理解。他自己说，在这期间，他“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注：《跨着东海》，《沫若文集》第8卷。）在这基础上， 他看人看事分析问题都能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加以考察研究。世界观的转变，使他对鲁迅就能实事求是来评价。从郭沫若所写的有关文章和在不同场合所说的话来看，从1932年到1936年鲁迅逝世，是郭沫若评价鲁迅发生根本变化的过渡时期。1936年鲁迅逝世后，他第二年在抗战爆发后就从日本回国，在国内无论是接触文化界的人还是在各种图书和报刊上，都可以较多地得到有关鲁迅的资料，比过去在国外肯定会有更多的了解鲁迅。郭沫若把鲁迅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下进行分析、考察、研究，得出的结论当然是切合实际的。看到了鲁迅的伟大之后，了解到鲁迅的重大贡献之后，势必作出彻底的肯定。他说：“鲁迅死后我却要恭维他一辈子”（注：《再谈郁达夫》，《沫若文集》第13卷。）。直到郭沫若逝世，他生前确实在鲁迅逝世后长达40多年的岁月中，处处恭维了鲁迅。

　　二是文人宗派主义的克服。

　　在郭沫若完全否定鲁迅的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郭沫若的处事为人中带有浓重的文人宗派主义色彩。在对待和处理文艺派别的关系问题上，郭沫若首先考虑的是创造社的根本利益，首先维护的是创造社的基本观点。这在创造社跟太阳社争夺“革命文学”的所谓“发明权”上，在创造社批评别的社团评价他们的文学主张的文章里，都是能够看到的。郭沫若之所以要口诛笔伐鲁迅，是他认为鲁迅损害了创造社的利益，又不尊重创造社的观点。郭沫若对此耿耿于怀，很难容忍。

　　早在北京时，鲁迅对于创造社在上海的发迹，很不以为然，还带有轻视的态度，后来又把创造社作家看成是“才子+流氓”，这就激起了郭沫若要大动干戈。其中最主要的一件事是郁达夫退出创造社与鲁迅亲近，惹怒了创造社的盟祖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郭沫若并称创造社三元老，而郭沫若为首。1926年郭沫若赴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郁达夫则在该校任文科教授。郭沫若随军北伐后，郁达夫敏感到广州不是久留之地，便去了上海。1927年1月， 郁达夫在《洪水》半月刊上发表政论《广州事情》，这篇文章引起创造社内部的争论。当时创造社成员有不少人参加了北伐，对广州的革命情形应从好的方面看，怎么能竟说泄气的话呢？郭沫若于是对郁达夫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广州事情》“倾向太坏”，“我们的步调这样不一致，全弄得大家难处”（注：《再谈郁达夫》，《沫若文集》第13卷。）。郭沫若在写给郁达夫的信中，希望郁达夫挽回影响。可是，郁达夫无动于衷。这时，鲁迅也发表了和郁达夫一样的看法（注：见鲁迅的《而已集·通信》、《三闲集·在钟楼上》。），郭沫若觉得里面有鬼，因为郁达夫与鲁迅早有往来。（注：《简论郭沫若的鲁迅观》，《郭沫若研究》第3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6月版。）接着郁达夫于1927年8月15日在《申报》和《民国日报》上刊登启事，声明退出创造社。鲁迅不久后于10月3日抵上海， 郁达夫10月6日公开设宴欢迎鲁迅，两人来往更加密切， 接着一起加入中国济难会。在鲁迅主编的《语丝》上，郁达夫成了重要撰稿人。郁达夫与鲁迅的所作所为，使创造社会非常难堪。郭沫若对于创造社力量被削弱，深表痛恨。在郭沫若的领导下，创造社于1928年初发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运动中重点批判鲁迅，一定要把鲁迅批倒，同时把郁达夫列为“清算”的对象。这样，郭沫若就写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等文章，彻底否定鲁迅。此后郭沫若在三十年代初发表的《创造十年》、《〈创造十年〉发端》等文章，无论是对鲁迅的基本态度还是总体评价，可以说都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的承袭和发展。

　　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对创造社的元老新秀渐渐失去了联系，特别是当代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先前那种文人宗派主义思想不断得到淡化和克服。新的形情使他不再以创造社为轴心来为人处事，过去因郁达夫退出创造社而把对郁达夫的满腔怨气和怒火一股脑渲泄在鲁迅身上的做法也就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

　　鲁迅逝世后，新的形势迫使郭沫若站出来做文化战线上的光辉旗帜，这种情况他是预感到了的，因此，在鲁迅逝世的第二年便从日本只身回国，投入到抗日文艺运动中去。正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里面，郭沫若受到了多方面的熏陶，考虑问题总是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因此，他先前的文人宗派主义最终被克服掉。他的态度变得光明磊落，他的为人处事深受称赞。越到后来，他越认识到鲁迅的伟大，因此，不断写东西来充分地肯定鲁迅。在他的不少文章里，我们看到他越是敬佩鲁迅，越是要检讨自己，指出自己在过去评价鲁迅上的错误。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郭沫若的伟大也表现在这上面。他知道了自己在过去的不对，便努力去改正和补救。因此，自鲁迅逝世后，郭沫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公开地勇敢地捍卫鲁迅，宣传鲁迅，以鲁迅作为自己的榜样，身体力行地循着鲁迅的道路前进，终于被人们拥戴，成为继鲁迅之后我国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郭沫若在鲁迅评价上称得上是一个去伪求真的探索者。

作者介绍：傅安辉　贵州省黔东南民族师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