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说君子
君子居其位而必有其德
就古典君子概念之由来访秋风教授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论语·学而
从君子的起源来说，孔子之前，是古典君子的时代，孔子之后，是新兴君子或者平民君子的时代。二者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世袭的，另一个是非世袭的。
孔子之前，从尧舜时代，一个文化上自觉的中国开始起步。在这个时代，君子指的是这个社会的领导群体。这个领导，用中文表达出来，就写作君。从字源意义来讲，我们不必讨厌这个字所体现出来的东西，一说起这个字就联想到了君主专制。实际上任何一个群体，均有其君，比如在一个公司里面，经理或老板，即为其君，就是发挥领导作用的那个人。在尧舜禹夏商周时代，古典的中国，各级封建共同体的领导人，就是君，也就是所谓的君子。这个含义就是说，就三代而言，君子就是有位之人，有领导之位的那个人。就其起源而言，其重点就是这个君字，后附一子字，只是其时对男子的尊称，若墨子、庄子、管子。古典的君子，与后来的所谓知识分子，或者读书人，没有太大关系，只是在社会上发挥领导作用的那些人。
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君子基本上是世袭的。国君的儿子就做国君，不能做国君的，可以做家大夫。古人提出了一个伟大的观念，就是虽然君子或君位这样一个身份是世袭的，却并不意味着将君子的品质单纯地交给自然的传承，相反，从一开始，我们中国人就特别重视这些君子的德行的养成，形成了一套君子的教养体系。这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尚书·皋陶谟》中即说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意思是说，君若“真正履行先王的德政，就会决策英明，臣子团结一致。”有其位者，必有其德。承担一定领导责任的人，必具备与自己的地位相当的品质。这样，就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树立一种典范，引领其他人，就像孔子赞美舜那样，无为而治。子曰：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古典时代教育君子的具体方式或出于今人的预料。古典的君子养成，主要依靠乐教。这个乐字，于其时包括了诗、音乐和舞蹈三方面的内容。其时，经典的传播主要是口耳相传，最适宜于这种传播方式的，就是诗歌、音乐、舞蹈。同样是在尚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舜命夔典乐，教胄子。这个传统，应该说在孔子之前的两千年，一直是连绵不绝的。君子的孩子，小时候要跟随老师学习唱诗，学习音乐，学习舞蹈。正是这一点，使中国的君子与西方的贵族有所区别。大体上说，西方的贵族比较强调武的一面。中世纪的贵族主要指的是武士、骑士。中国的君子当然也都是武士，要承担作战的职责，但是接受了持久而广泛的艺文训练的君子却不只是单纯的武士。中国古代的战争形态本身即与西方不同，其时合法的战争形态是车战，不甚残酷。这些武士往往是亦文亦武的，上车可作战，下车可诵诗。所以我们今天在《左传》、《国语》等儒家经典中，可以读到其时君子在宴饮等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文字，感受那样一种场景。我们常说中国的文明是礼乐文明，而其具体承担者，正是其时的君子。
中国的君子，自一开始，其养成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全人。大体上说，这些君子普遍地具有三个方面的品质，一个方面是德行，就是一种道德自觉，一种自我约束，并能自我提升，这包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等，无此则不成其为君子；第二个方面的品质是具有治理社会的技艺，简单地说就是领导能力，在公共生活中发挥组织社会的领导作用；第三个品质，就是威仪，大体上相当于今日的风度，指外在的一种教养，行为举止，周旋进退，都要符合礼仪，体现出作为一个社会领导者的内在品质。孔子用一个字来概括威仪，就是重，或者庄。关于威仪这方面的品质，古人是极为看重的，礼仪是大事情。君子必
须庄重，令人感到可信，可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令人感到可畏。
孔子期望他的弟子既有德行，又有治理社会的能力，又有威仪。这与古典的君子养成完全一致。自孔子之后两千年，这形成了一个传统，教育的方式就是读经，目的是养成君子。当然，后代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除了经，还有史、集等等，只不过经一直是重点。后来出现的“四书”，是经的一个精选本，将君子养成的目标更加集中了。
到了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三代那一套礼乐文明已经行不通了。礼坏乐崩的最直接表现，即君子群体的败坏。比如论语中记载的“季氏八佾舞于庭”，这样一种严重的谮越行为，在孔子看来，是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诸侯之大夫行周天子之礼，是可忍，孰不可忍？君子的形象坏掉了，社会秩序也就坏了，陷入混乱状态。孔子的理想即是重建社会秩序，为此，孔子主要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个是删述六经，对中华文明进行整理与总结，这是孔子对中国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六经的内容包括先王之道，以及重建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各种制度，相当于一个蓝图。
但是只有蓝图是不够的，还需要施工队。于是孔子做了第二件事情，兴办教育，以养成士君子。所不同的是，孔子的培养对象不再是在位的君子子弟，而是平民，有教无类，向所有人开放。传统的乐教只在传统的君子群体内部展开，绝不开放，一般的庶民不可能有机会系统地学习这些知识。而孔子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他创办了一个开放的教育制度与模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孔子的教育是通过学文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与传统的君子养成教育不一样。我们说过，君子受教，只习礼乐，具体技能主要是在实践中学习。而孔子的弟子，都是平民，没有机会像君子那样学习礼乐，也没有机会在具体的实践中学习领导技艺。他们只能跟着孔夫子学习，学文，就是六经。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与现在的教育形态比较接近了，因为都是读书，而与古典时代完全不同。因为，孔子之前，基本上没有书，君子要学诗，就会找一个盲人，那个盲人会背诗，君子从之学。孔子将这些知识编成了六本书，弟子跟着他学习，读书人这个社会阶层由是出现。从此，所谓士人，基本上就是读书人这样一个概念。而此前的所谓士人，不过是干事的人。孔子兴办教育的第三个特点与古典的君子养成教育一样，学习礼乐，培养君子品格。孔子之后，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整个教育的目标一直是养成君子，这个传统是连续的，一以贯之的。
汉武帝创立了这样一套社会治理体系，学校、选举、士人政府，三位一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发明，也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最伟大的政治智慧。
而君子，正是这套社会治理模式的核心，是主体。
说起孔子之后两千年，君子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以及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还要从教育谈起。因为在中国，士君子的养成教育，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教育，就没有中国式的社会治理。所以传统的中国，很少用政治这个概念，而是用政教这个概念，就是政治加教育。孔子所创立的士君子养成教育体系，一直得以延续，是促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而这套教育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是在汉武帝时代。可以说，汉武帝是中国过去两千年社会治理模式的创造者。当然，也可以加上秦始皇，但秦始皇只是建立了郡县制这样一个体制的骨架，其具体细节是汉武帝予以完成的，其生命力是汉武帝赋予的。汉武帝即位之初，就采纳了董仲舒的复古更化主张。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立五经博士。孔子之后，至汉武帝之前这三四百年间，所谓诸子时代，君主所奉行的治国理念各不相同，兵家、黄老、法家等等，各显其能，当然，最流行的是法家。汉武帝做出了一个政治决断，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其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你要突出国家精神，你的文化基础在哪里？汉五帝于是尊五经，就是与中国的历史衔接起来，要与最古老的文明传统接续上，也就是要行尧舜禹周公之道。这一点决定了国家的方向。
第二件事，汉武帝创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公立学校系统，中央有太学，郡有郡学，县有县学，三级教育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套完整的公立学校教育体系。这就是二千多年连续不断的中国传统。任何一个皇帝，其最伟大的功绩都是恢复这套教育系统，最好的朝代都是这套系统运作得好的时代。西方要到很晚的时候，才出现这样的公立教育体系，其完善大约已经在十九世纪的时候了。儒家之所以能在诸子百家的竞争中最后胜出，主要原因在于，儒家传经。汉武帝要尊五经，当然需要儒生来传经。他这套教育系统的运作目的自然是养成士君子，教学内容以经学为主，博学于文。学子在政府的支持下，研习经学之余，兼修各种知识，算学、医学、法律，甚至卜筮之学，一应俱全。
其时于公立学校之外，还有大量私立教育机构。政府兴办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的性质，意义重大。我们今日提到政治这个词，首先想到的是权力，其次是暴力，国家是暴力统治机构嘛。但是教育地位的提高，使国家于暴力之外，具有了文教的功能。所以我们的传统，统治国家的是政教系统，既有权力，又有人文教育。这是我们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国家不一样的地方，以教化为基础，而以刑罚暴力为其辅助，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尤其重要的是，儒家在政治生活中居于这样重要的地位，却并未上升为宗教。我写过论述这一问题的论文，题为《儒家非宗教论》。西方也有政教合一，只其教为宗教，令人拜神，并妨碍国人相信其他宗教。国教之外，人们是不可以再信其他教的。所以这个到了十六至十七世纪，西方开始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而这个问题在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在我们的公立学校系统里面，儒家思想教导我们的是做人的道理。这是学校，不是教堂；教诲我们的是老师，不是传教士；我们读的是治国理政的经以及历史，而不是教义或神启录。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信神，而是让学生做一个更好的人，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国，宗教自由，从来都是一个事实。在儒家文化的中国，什么宗教都可以传播。
汉武帝做的第三件事，是确立了选举制。通过选举制，把学校培养出来的士君子中的优秀者遴选出来，从教育到选举，充实进政府官员队伍。中国古代的官员，从来都是读书人，教是读过五经的人。自此，官员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即士大夫。士者，读书人，大夫者，官员。他们是以读书人的身份做官的人。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中国的政府皆由士人组成，是为士人政府，这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创造，独一无二。在我看来，这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卓越的政治制度，退一步讲，也是最卓越者之一。此前的秦，是一个刑名吏政府，可以说是一个警察国家。秦起初是依靠军功擢升官员，后来依靠法律技能治理国家。汉武帝的这套政治制度最重的功能，是其开放性，体现了《《礼运大同篇》中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样一种思想。其基本理念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所有人皆有资格参与天下的管理。这就是天下为公的含义。察举制度与科举制度，就是这个选贤与能的具体程序。
这样，我们看到，孔子之后的中国政治与孔子之前的中国政治，其实是连续的，只是其运转机制发生了变化。孔子之前是有其位者受教育，孔子之后是受教育者有其位。其核心都是政与教的统一，而在社会上发挥领导作用的都是君子，都具有德行，具有治理能力，具有威仪，这是一以贯之的。经过孔子的转换，中国文明从古典时代到后古典时代，保持了连续性，其内在机制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其整体风貌是一致的。
其实在中国古代，即使是在整个社会治理层面，也是士君子在发挥着作用。我们刚才说选举制度使优秀的贤能之才进入了政府，但是还有大量的读书人，士君子，没有进入政府，这部分人留在了社会上，同样发挥着引领社会的作用。加上进入政府的士大夫，由于退休等原因，再返回社会，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高明的传统，那就是士君子会在国家与
社会之间双向流动。古人致仕，要告老还乡，就此成为乡贤或乡绅。基层社会也是由读书人来领导的，所谓乡贤、乡绅、绅士，所描述的就是这样一批人。这就促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自治非常发达这样一个现实。社会乃至国家都是由同一群人来领导的，就是士君子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