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时代精神

作者：王蒙

文艺研究 2012年09期

　　今天的演讲对我个人也是一个督促，因为能够纵向地以时间为依据回顾一下我们的文艺生活、文学生活、文学创造和文学运动。由于我对这些问题学习钻研的还不太够，我本人又是以写小说为主要行当，所以我的说法会有更多的个人的色彩，就一些问题提出来跟大家商议和讨论，我非常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补充、修正、质疑或商榷。

　　我想首先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近现代以前的文艺生活和文学状况，因为重点不在这里，我只是说说我的感觉，我的想法。

　　中国文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就是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泛社会化，就是把文学，甚至也兼及其他的一些艺术，把它们当做一种社会现象来看待。曹丕就说过：“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过去讲戏曲，叫做“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戏不能影响社会的风习，不能影响人们的道德风尚，不能有助于精神教化，你这个戏就失败了。还有就是“文以载道”、“诗言志”的说法。“志”指你的精神追求，你的精神取向。写诗要反映民间疾苦，古代这样的诗人当然多得很。不仅有白居易，还有柳宗元，甚至再早一些的《诗经》里，也有不少民间疾苦的反映。诗人注重的不仅是民间疾苦本身，而是通过写诗来表达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表达对老百姓的关心。强调文艺作品是这种主体精神的表现，所以立志比较高，境界比较高。古人把写文章视为人生的重要目标之一，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人活这一辈子最高是立德，就是能树立一种非常高尚的道德的榜样；其次是立功；第三是立言。这些东西在中国文化里都被强调到很高的程度、很重要的位置。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另一面。毕竟，文艺的范围非常广，有高尚的东西，也有不太高尚的东西。文艺有一种“杂多性”，光说“多样性”不足以说明这种情况，它是杂多，这个“杂”没有贬义，黑格尔的命题：世界是杂多的统一。它是杂多的又是统一的。所以说，中国文学既是道德、政治、社会，又是立志、立功、立言。但是，文学艺术又在不断地给自己开“后门”。彼此相反的意见自古就有，比如说，认为文学是风花雪月，就是给自己开的一个“后门”。文艺是风花雪月，写春风怎么样，秋风怎么样，夏风怎么样，然后是花，文艺能离开花吗？还有雪，比较喜欢描写雪、天气。尤其是，中国文学特别喜欢写月，写月亮的诗文比写太阳的要多得多。所以上世纪30年代，有一部分左翼青年作家，发表过“不写月亮”的宣言：“我们发誓，从此在我们文学作品中没有月亮。”他们认为，写风花雪月是雕虫小技。治国平天下、出将入相才是大事，对敌战斗才是大事。写点风月文章，或写首诗，那属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直到现在，我们的文艺，一些写杂文或者写批评文章的人，也有类似的说法，说文学基本上是女性的世界，有些年轻作家也喜欢这样讲。表面上看，似乎是自贬的这些词，其实它包含着另一方面的意思，就是给我开点“后门”，我写的这个东西，不可能跟皇帝的诏书一样，不可能跟治国纲领一样。当然，也有把文艺的性质看得很严重的，比如说，文艺既不是风花雪月，也不是雕虫小技，而是诲淫诲盗！诲淫，是因为文艺这东西，可以接触到人性，尤其是男女之情，男女之间的关系，这不用我解释。诲盗是什么意思？因为文学中有一股子不平之气，你打开《水浒传》，用的是当时的民谣“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是要煽动造反啊！还有“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是唐朝人李绅写的诗，怨气也深了！所以说，文艺里头还包含了和我上述的第一点完全相反的性质，带有“后门”性，带有躲避性，甚至带有反叛性。

　　“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左翼的文学思潮，在文学运动乃至于在话剧、电影和音乐活动中，逐渐占据优势。许多的作家、艺术家，他们选择了对旧中国的批判和否定。先说巴金，他开始不是共产主义者，他的第一篇小说是《灭亡》，第二篇小说是《新生》，写的是煤矿工人的痛苦生活，他写的革命带有某种空想性。虽然他写的革命与共产党的革命没有太多的共同之处，但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当中，读了巴金的书就上解放区的大有人在。再说老舍，他初期对共产主义思潮有些不接受，特别是部分作品显示着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保留色彩。老舍最有名的小说是《骆驼祥子》，你看了《骆驼祥子》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旧中国不革命就没有别的出路。不来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再说冰心，冰心的父亲曾经是北洋水师及后来的国民政府海军的高级军官。冰心的很多作品虽然赞美爱，但是她也有些作品写到社会黑暗的地方，对旧中国的批判同样激烈。比如她写的《去国》，写一个海归，当时的留学生，回来以后，在旧中国一点希望都没有，就又出去了。她还有一篇《到清龙桥去》，写军阀混战造成的人民苦难。

　　中国有一个不同于苏联的特点是，文学选择了革命，作家倾心于革命。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俄国十月革命一发生，包括那些最同情革命的作家都吓坏了。几乎全部像点样的作家都跑了，高尔基也跑了。他是一个同情革命的作家，写过《母亲》，为这部小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列宁认为《母亲》是一本最合乎时宜的小说，而普列汉诺夫认为《母亲》在高尔基小说里不是最成功的。还有一个离开苏联的著名作家是阿·托尔斯泰，但是后来他又回来了，不但回来了，后来又最热情地歌颂斯大林，他有一部长篇小说被拍成电影，叫《彼得大帝》，暗喻今天的俄罗斯需要彼得大帝，能把国家振作起来，把俄罗斯变成一个强国。高尔基后来也回来了，他和列宁还有过一些争论。而有些作家一辈子就选择了留居国外，如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蒲宁，十月革命后跑到法国直至去世。中国就不一样了。1949年10月以后，很多文艺家千辛万苦回到北平，有从美国回来的，有从日本回来的，有从欧洲回来，有从香港（地区）回来的。舒乙说中国作家选择往解放后的北平走，还是跟着蒋介石政权往台湾走，大概的比例是，十分之九是选择留在新中国，十分之一跟着蒋介石走了。如，去台湾的梁实秋，还有的去了香港，如写过《鬼恋》和《吉卜赛的诱惑》的作家徐訏。胡乔木当年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革命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比俄国的十月革命更成熟。这种说法是不是站得住，可以研究。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两个围剿，一个是军事围剿，一个是文化围剿。他说军事围剿虽然导致我们丢掉了苏区的家，结果是，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到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长征的胜利，意味着国民党军事围剿的失败。至于文化围剿，还没等围剿成，那些国民党御用的文化人自己就已经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了。

　　现在我要讲1942年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中国的作家、艺术家，选择了对旧中国的批判，那是严厉的、充满激情的批判。他们选择了革命，或是同情革命，至少是不反对革命。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另一种选择，这也是一个双向选择，革命是怎么选择文艺的？革命反过来也要选择文学，也要选择作家。在当时的中国，既有很多左翼的革命作家，也有胡适那样接受美国自由主义的学者；既有沈从文那种歌颂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作家，也有张爱玲那种沉浸在自己的圈子里，眼看着这个社会慢慢地烂掉而不动声色的作家。我们知道，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俄国十月革命不一样，它是以乡村为出发点，走的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斯大林评价过中国革命的优点和特点，他认为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这是实际情况。解放军穿的就是工农的衣服，毛主席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党员里面也是农民最多。斯大林起初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他觉得不像共产党。在二战期间，美国的一个副国务卿跑到苏联向斯大林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如何？斯大林回答：苏共是黄油，中共是人造黄油。意思是说，中国共产党不是正牌的。后来有人讲，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为此做了自我批评。

　　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的环境下，中国革命对文学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它希望革命队伍中的作家，要真正投身于革命，决绝地投身于革命，毫不动摇，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既不要讲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也不要讲旧中国社会那套仁义道德。革命要的是坚决遵守纪律，自觉地服从大局的这样的文艺。相反，你小资兮兮，感情唧唧，牢骚满腹，动不动还要摆出一副独立思考的样子，怎么可能呢？你独立，我这还没独立呢，怎么行！所以就出现了一些投奔革命的作家到了延安以后办壁报，壁报对解放区的各种冷言冷语，引起了延安的解放区很多干部、部队领导的愤慨。所以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要明确革命对文艺的要求，对文学的选择要讲出来。你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像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那样的文件，讲得如此清晰，对实现文艺的真正的革命化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那时候，常常把作家、艺术家看成小资产阶级。解放前后，就在1948年底或1949年初，解放区出版过一本小说，这本小说写得让人实在不敢恭维，叫《动荡的十年》。它写一个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参了军，受到了各方面的教育，一开始是说风纪扣系不好，绑腿打的也不对，写的都是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后来参加了土改，再后来参加了战斗，改造得还算是比较有成绩。恰在此时，他看上了一位新来的女学生。这个女生是从国统区跑来参加革命的，她打扮得很漂亮而且喜欢唱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是：“从前在我少年时，鬓发未白气力壮，朝思暮想去航海，越过重洋漂大海，南海风使我忧，波浪使我愁……”当一听到这首歌，那位被教育改造、战争磨砺了十年的知识分子，马上全完！白改造了！他又回到十年前那种懒散的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情调去了。

　　中国革命所处的环境，就是严酷的武装斗争和大量的农民作为主体的环境。知识分子有些东西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是需要适应新的生活的，也是需要被改造的。有一部非常著名的话剧叫《霓虹灯下的哨兵》。我记得这个话剧里有一个姓林的小姐，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她对解放军的到来非常欢迎。她还邀请几位战士到她家去做客，那时林小姐正在家里听舒曼的《梦幻曲》，有一个战士问道：你听的是什么？她用很嗲的声音说——《梦幻曲》。当时你就觉得这“梦幻曲”三个字所代表的那种可笑、那种幼稚、那种格格不入、那种距离革命十万八千里、那种毫无用处，让你听着感觉非常可笑。而《梦幻曲》本身是不是这么可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梦幻曲》原来不叫这个名字，它原名叫《童年》。1984年我带领中国一个电影代表团到苏联访问，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我们去参加塔什干电影节，第二天一早要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牺牲的无名烈士墓献花圈，各国代表团都去了，当时的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交响乐队和合唱团在那儿奏乐。他们演奏的就是舒曼的《童年》。苏联在这方面，包括斯大林，思想都非常开放。苏军攻克柏林之后，斯大林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交响音乐会庆祝胜利，最高统帅斯大林要求——演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你战胜的是德国，贝多芬可是德国音乐家啊。斯大林不管这个，因为没有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你就出不来那个气势！而这次在无名烈士墓前，乐队演奏的，同样是德国音乐家舒曼的《童年》。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文艺应该服从于革命，应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文艺应该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他提出，我们讨论一切问题，不能从抽象的定义而只能从实际出发。现在的实际就是抗日，就是人民的抗日。这个时候，用不着争论文艺的定义，因为你争论定义，就可能跑到“人性论”去了。他提出，作家要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毛主席具体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这里有很多作家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一个是上海亭子间，一个是解放区，你原来熟悉的那套东西在这里根本无用武之地，因此要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结合。他提出，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其他的都是“流”而不是“源”。毛主席还提出，要以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实际上涉及到文艺工作者自我改造的问题。他认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灵魂里有很多不洁、肮脏的东西，而一个贫下中农虽然脚上有牛屎，衣服上也可能有泥点子，但是人家的灵魂是干净的。他还提出文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当然，对这些问题，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毛泽东所提出的这一系列问题和给出的一系列说法，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当中确实充满了新意。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解放区掀起了秧歌运动，秧歌剧还有一批直接配合革命战争的作品。当时最有名的作品都是控诉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有三大歌剧：《白毛女》、《血泪仇》、《赤叶河》。到解放战争时期，这些文艺作品的力量和作用就更大了。国民党士兵被俘了，国民党军队投诚或起义了，要接受共产党组织的集训，然后看三个歌剧。看完之后，底下哭声一片，这些国民党兵参军前大部分也都是贫下中农，集训完毕，他们立刻就成为了人民解放军的一员，第二天就上战场，就可以成为勇敢的战士。《讲话》发表后，出现了一批直接服务于革命，直接动员人民参加革命，唤醒民众的作家，产生了一批从文艺的革命化到人民的革命化的文艺作品。这是第一个成就。第二个成就是，发掘出大量民间的文艺资源，刚才说了秧歌、秧歌剧。这些都是来自于民间的，有很多歌曲也是以民间流传的艺术为底本创作出来的，如陕西的《十二把镰刀》，山西的《妇女自由歌》。郭兰英的歌吸收了晋剧唱腔，这些都是实践《讲话》精神的结果。

　　东北解放区也有一大批作品。如带有东北风格的歌曲，“猪啊羊啊你到哪里去，送给那亲人八路军。”所以说，《讲话》发表以来，第一个成就是实现了文艺的革命化并通过文艺革命化实现人民思想革命化；第二个成就是大量开掘民族民间的文艺资源；第三个成就是，文艺创作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精神。有一个老歌唱家，一次聚会，喝了点儿酒，就拍着桌子说，中国革命是怎么胜利的？是我们给唱胜利的！你讲武器，解放军的武器哪比得上国民党的武器？国民党的弱点是——他没歌！这是文人的酒后之言，也许不足为据。1993年我被《联合报》邀请访问台湾。接待我的是《联合报》文艺副刊部的诗人瘂弦。瘂弦说：跟你讲个实话，我们在台湾最大的痛苦之一是没歌唱。他说他上中学的时候去春游，春游刚唱一个歌，别人说不能唱不能唱！因为是冼星海的歌。那就唱个和政治没关系的“门前一道清流”吧，这个也不能唱！因为是贺渌汀的歌，贺渌汀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也加入了共产党。这个不能唱那个也不能唱，想来想去竟然没有一首歌能唱！我国自古有一个成语，叫“四面楚歌”，战争是怎么失败的？四面楚歌——它预示了精神的溃败。

　　《讲话》发表以后，在文艺创作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主要提两个人，就是赵树理和孙犁。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和《小二黑结婚》，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世界上还有这样写小说的作家！他用农民的语言、用文盲的语言，你一念，完全和老百姓的话一样。另一个是孙犁。孙犁是非常坚守艺术标准的，他能把革命的内容与独特的文体相结合。当然，躬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还不仅仅是这两位作家，那还有很多人，比如陕西的柳青写的《创业史》，他也是非常努力的。赵树理开创了所谓“山药蛋派”，而孙犁的“白洋淀派”，也有一批作家活跃其中。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对《讲话》也有提出修正和调整的一些地方。其中比较重大而且被党中央所确认的有两处。一个就是把当时“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扩展为“为人民服务”，把当时“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扩展为“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调整是必然的。但并不是原来说得不对，而是根据今天的形势提出的新的认识。也有提出商榷的地方。胡乔木在1982年或者1983年，在全国召开的思想工作会议上(当时的总书记是胡耀邦)，作主旨报告。他提出，我们要坚持《讲话》的精神，但是有些具体提法可以讨论，例如把文艺作品按照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划分是不是合适？毛主席提出，政治上反动的作品艺术性越强就越反动，这个说法是不是站得住？胡乔木的讲话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里，由中央文献研究室正式出版。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在历史上对文学的革命化提出了明确要求的《讲话》，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

　　可以说，《讲话》的发表，甚至直接影响了1949年之后的中国文艺生活的革命化建设。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我们怎样贯彻这个革命化呢？在这方面，可以说经过很多的探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拿文艺的问题来说，文艺战线上的反倾向斗争，反倾向，常常是在或“左”或“右”之间出现问题。我有一个解释，也许这和革命的惯性有关，因为中国所进行的几十年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很难在革命成功之后就骤然停止下来。从理论上讲，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权力，那是代表人民的政权，就应该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但是革命形成的斗志昂扬、激情澎湃那股劲还一时停不下来。毛主席总结出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这种革命精神的体现。本来正想着打盹呢，一说要“斗争”，这盹立刻就打不成了。

　　改革开放以来，从党明确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政治路线的调整。与之相关的是，我们的文艺也面临着很多新的状况、新的问题，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提法。过去的时代，对文艺的要求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而现在提出文艺要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的需要，这是我们文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的文艺发展就面临各种不同的说法，比如讲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的需求，而精神文化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刺激也是一种需求，休息也是一种需求，逗乐也是一种需求，放松也是一种需求，消费也是一种需求，知识的需求也是一种需求，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如何满足人们的需求，如何使我们的文艺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能够更好地起到提升精神、引导社会的作用，是今天我们的文艺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文艺的泛漫化，而不是高端化、精英化。因为生活的节奏、生活的追求不一样了，文艺的手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网络的出现和传媒的发达，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太大的影响和改变。你过去写一个小说发表一个小说谈何容易，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的十七年，全国出版的长篇小说200多部，平均每一年出版11种。现在呢，平均每年出版的纸质长篇小说1000种，网上发布的长篇小说有的说2000多种，也有人说3000多种。现在人人都可以写作并发表自己的作品，而且写出很深刻的语言。我认识一个香港作家，他也是台湾城市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所长，他曾到北京来。一次走在街上，看到凤凰电视台关于亚洲小姐选美的广告，这个广告词是：“美丽是一种责任”，他一看到，几乎晕倒。他觉得伟大的人太多，伟大的诗句也太多了——“美丽是一种责任”！他宣布说：我决定放弃现代诗歌写作，因为我发现所有的商业广告都是现代诗体。我很佩服一个广告，并写过一篇文章，那是关于英国毛织品的广告，那情节很像一部小说：“啪”——先是打出一个镜头来，写1948年，旧中国兵荒马乱，一个英国人上了轮船，临行前，他把一个英国的高级品牌的围巾扎在一个小女孩的脖子上。很快，又一个镜头，上面写着1981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那英国人已经很老了，白发苍苍，又一次来到中国。然后这边出来一个中国老太太，这俩人，相互根本认不得，但是这个老太太的脖子上还围着那条英国的围巾。两个人见了面，都流下了泪。这应该算是一个小说题材。但它又是那件毛织品的广告。现在，很多来自微博上的各种警句，点击量一下子会超过三百万，比你的书发行量大多了！但这是文化的高端精品吗？我现在常常感到糊涂，因为我的心目中，什么人是作家？屈原是作家，李白是作家，曹雪芹是作家。你一辈子写一百万条微博，又该怎么看呢？其实，能够代表人类智慧的高端精神产品毕竟还是太少了。苏联作家爱伦堡说，在文学上，“数量”的意义非常小，一个托尔斯泰，比一千个平庸的小说家还重要。如果了解一下革命前的文学和革命成功以后的文学(用“洋”说法就是“后革命文学”)，我们就会看到，不管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革命前的文学客观上起到的是酝酿革命的作用。韩愈说过：“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穷愁潦倒时做诗，容易写得好。而要表达欢愉，文章反倒难写好。

　　俄罗斯的文学的高潮是在19世纪。从小说家来说，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谢德林、契诃夫、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一直到20世纪的高尔基，从剧作家来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契诃夫本人也是剧作家，他们所达到的高度，是与这些作家对社会不平的呻吟和思考分不开的。“五四”时代的情况，我开始讲过，现在就不说了。单说“后革命时代”，你想要继续写这样的内容，当然可以。解放以后继续写旧中国社会的不公，写黄世仁对杨白劳的压迫，照样是可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现在都可以写。但是你对新生活的反映呢？在这个“后革命时代”，你想创作出像革命时代的文学那样有号召力，那样的煽情点火的作品，不大容易。今天的文艺，需要一种新的创作，需一种新的体会。我在三年前的一个场合中提到，世界上有雄辩的文学，也有亲和的文学。雄辩的文学就是它憋着和人作斗争，滔滔不绝，义愤填膺，势如破竹。但是，也有像泰戈尔这样的，他给人更重要的印象不是雄辩，而是亲和。

　　总而言之，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的封建社会，在进入19世纪20世纪之后，面对西方列强，在大革命中经受洗礼，取得革命成功以后，又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挑战，产生文化焦虑与文化尴尬，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今天，我们面临着就是全面建设社会的这样一个任务。我们积累了丰富和深刻的经验。我们的文艺也面临着许多有待于研究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也不要紧，关键在于你能拿出好的、能振聋发聩、感人至深的作品来。有一天，我在手机上看到有一条微博。上面说，凡是认为自己的环境不够好，所以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的作家，就是把他送到瑞士，他还是写不出来。我赞同这样的话。今天如果说你在文艺创作上的成就还不理想，那既不能埋怨环境也不能全怪领导，也不能责备理论家没给你提供现成的答案。全世界没有一个大作家、大艺术家，大画家、大作曲家是由于环境美好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才去进行创作并写出了让全人类感动的作品。恰恰相反，大艺术家往往是在人生的奋斗之中，在面临各种挑战之中，贡献出了代表人类精神高度的艺术精品。

　　*本文根据王蒙同志2012年5月19日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演讲整理而成。

作者介绍：王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