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女孩――中国出生性别失衡调查

　　引言 出生性别比偏高背后，不仅是女婴的生命权和女童的生存权受到伤害，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对育龄妇女的严重伤害。对于部分育龄妇女来说，不光要承受社会和家庭“男孩偏好”的压力，同时也要承担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控制的压力。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对于她们则是身体和心理上双重的创伤。 　　 每次看到2岁左右的小女孩，林凤（化名）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的疼。 　　29岁的林凤已经有了一个5岁的女儿。在江苏省北部这个偏僻的小乡村里，头胎是女儿的，只要交2万元就可以再生一个孩子。丈夫态度坚决：“说啥也得生个小子。”2009年春天，怀孕4个月的林凤被丈夫逼着在邻村私人诊所照了B超，知道腹中胎儿是个女孩。最终，在抗争无效之后，林凤含着眼泪不情愿地做了人工流产手术。“他们都说（流产）不算啥，可这是活生生一条命啊。”林凤说。 　　 　　“失踪”之谜 　　林凤那个连名字都不曾有的女儿只是中国无数个“失踪”女孩中的一个。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学者姜全保、李树茁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教授费尔德曼等人的研究推算，整个20世纪（1900～2000年）中国“失踪女性”总量约在3559万人。 　　“失踪女性”（MISSING WOMEN）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被用来指代那些因人为干预因素没能来到这个世界或者因“性别偏好”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在正常出生性别比和分性别存活率条件下，正常的性别比大致应该在102～107（以女孩为100）左右。但由于不少地方存在的“男孩偏好”，导致性别的天平出现严重失衡。根据阿马蒂亚・森的估计，全世界约有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 　　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社会中的女人和男人――事实和数据（2007）》，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升高，从1982年的108.5增加到2005年的118.6。 　　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中长期存在“男孩偏好”并由此导致了对女孩各种形式的歧视。在生育控制技术尚不普及的古代和近代，对女孩的歧视难以在孕妇生产之前发生，于是多以溺婴等方式表现在生产之后。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著作《江村经济》真实地记录了当时农村人口限制的现象。“杀害女婴就更为经常”，以至于全村0～5岁年龄组的性别比达到100个女孩比135个男孩的极端失衡状态。 　　根据李树茁等人的研究，“失踪女性现象”贯穿于中国整个20世纪。其论文《20世纪中国失踪女性数量的估计》指出，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女性失踪的比例一直比较高，1940年前后最高的达到14%左右。1960年至1970年比例较低，而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女性失踪的比例开始稳步升高，一直达到2000年的7%左右。根据人口学家的分析，女性失踪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男孩偏好”的生育文化背景，而如果不考虑这一因素，仅从生理上来说，女孩的存活率原本要高于男孩。 　　至于不同年代女性失踪的具体原因，李树茁等人分析，1950年之前，战乱、饥荒等导致的女孩高死亡率是主因。而自1980年之后，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规定的生育数量与群众的生育意愿有很大差距。当数量和性别不可兼得时，产前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使得中国父母获得理想子女规模和性别构成的途径，从传统的溺弃女婴转变为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由此导致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并根据推算，1980～2000年间出生的失踪女性数量在920万人，比例为4.19%。此前曾有观点认为，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出生性别失衡是由于女孩的瞒报和漏报。但根据李树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郑真真等多位人口学专家的研究，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是造成目前出生性别失衡的主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4月28日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发布会上透露，本次统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女孩为100）是118.06，这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比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时的118.59下降了0.53个百分点，比2009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19.45下降了1.39个百分点。 　　郑真真分析，尽管具体情况要等到人口分年龄和性别的数据公布之后才能清楚，但从总体来看，中国性别失衡的趋势并没有明显变化，既没有恶化，也没有缓解。 　　李树茁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近10年来一直在120左右波动，没有出现根本性、方向性的转折，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两三年，在全国尤其是江西、广东等省出现了下降。 　　 　　谁是受害者 　　6月1日，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江苏省铜山县一家乡镇幼儿园的小朋友正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游戏，欢笑声传得很远。 　　园长张丽在电话中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她的幼儿园总共有160个左右的小孩子，其中女孩子只有60个左右。 　　“女孩确实是很少，其他几个幼儿园也是这样。我们也觉得奇怪，女孩怎么会这么少？”张丽说。 　　张丽的幼儿园只是一个个案，无法由此推及整体。但从总体来说，中国女童的数量大大低于男童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数以千万计的女性“被失踪”，给女性乃至整个社会都带来了巨大的伤痛，有些伤痛是隐而未发的，但它一旦发作起来，后果的严重性将超出人们的预计。 　　李树茁在与姜全保、刘慧君等人合作的《性别歧视的人口后果――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模拟分析》一文中清楚地分析了性别失衡的影响链条：父系制度、传统生育文化、养老需求、生育政策压力等4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其直接后果体现为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偏高的女孩死亡率，间接后果则体现为影响人口总量和结构、影响适龄劳动人口、加剧老龄化、加剧婚姻挤压等，最终体现在社会上则是降低了经济发展速度并阻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出生的女婴相对数量少则意味着未来育龄妇女的相对数量少。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低生育率的时代。多位人口学专家估计，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仅在1.3至1.5，即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育1.3到1.5个孩子，远远低于国际社会公认的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更加严峻的是，中国已经出现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的人口结构，即老人越来越多，而0～14岁的青少年占人口比例却在逐渐减少。老龄化、少子化、低生育率，再加上超常的出生性别比例失衡，人口学家频频发出警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与人口老龄化交织，将加剧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等都将为男性所主导，其深远危害，不亚于上世纪中叶的人口膨胀。 　　婚姻挤压是一个男性人口过剩的社会无法逃避的痛苦之一。婚姻挤压是性别失衡最直接的后果。由于婚龄男女人口出现较大落差，大批同一种性别的人找不到配偶。 　　在中国，婚姻挤压集中表现为大批男性找不到配偶。根据李树茁等人的推算，到2050年，中国20岁到50岁的过剩男性人口将可能超过3000万人。学者预言，无法找到配偶的男性在知识、经济等多方面往往处于劣势，这样在社会底层形成的“光棍层”可能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而通过暴力和犯罪的方式联合起来，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男性同性恋的大量出现。德国学者GUNNAR HEINSOHN在研究中则发现，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内战和革命也与成年男子的激增（YOUTH BULGE）有关。比如，他认为近来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就与这些国家的年轻男子激增有关。作为女性，郑真真在对性别失衡影响的研究中更加注重其对女性的伤害。她强调，出生性别比偏高背后，不仅是女婴的生命权和女童的生存权受到伤害，更值得关注的是对其育龄妇女的严重伤害。对于部分育龄妇女来说，不光要承受社会和家庭“男孩偏好”的压力，同时也要承担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控制的压力。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对于她们则是身体和心理上双重的创伤。B超扫描确定胎儿性别一般要在妊娠4个月之后，这种大月份的人工引产手术往往使妇女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 　　“性别平等、赋权妇女”是联合国提出的千年目标之一。而出生性别比偏高恰恰是性别不平等的具体表现。“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受到限制和伤害，将会使整个社会乃至每一个人都付出代价，降低所有人的生活质量。”郑真真说。 　　任何伤害别人的行为都会以某种形式反过来伤害到自己。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类只是无数个教训中的又一个。 　　（摘自《第一财经报》 作者：王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