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的优势和不足

　　一 　　 　　现代大都市的永恒魅力之一，恰恰在于它所承载的丰厚历史记忆。而一个真正世界性大都会的独特风貌气韵，包括其中所蕴含的特定形态的历史和文化积淀，是难以复制的。因此，追寻和继承那种特殊的历史性，越来越成为塑造现代大都市鲜明个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提起历史性，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历史悠久”这个词。其实，将追寻都市历史性的基本思路僵化地固定在“自古以来”和“越古越好”之类的常规取向上，这种做法并不正确。与西安、洛阳和南京等等著名古都相比，在发掘和阐扬上海城市的历史性方面，“自古以来”不见得是一张可以叫得响的好牌。到２００１年７月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止，中国总共有１２６８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上海地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共１６处，其中属于近代以前的，才６处。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项目，迄今共１２５项，其中属于明和明以前的，更是只有１６项。 　　不过，上述情形并不意味着，上海在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方面就毫无优势可言。作为一个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里急速发展起来的现代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上海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拥有十分特殊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近代都市及近代工业发展历程的一幅生动写照。上海的历史性，更典型、更集中、更独特地展现在它的近代性方面。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上海历史文化资源的这一基本优势，容易在人们对它熟视无睹的状态下而悄然消失。就历史文化遗存而言，其所属时代越是久远，它们的价值也就越容易被大多数人们所认识。而在保护能够见证今天以及比今天稍前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化遗存方面，我们往往缺乏充分和明确的意识。由于这种主观上的忽视，加上当代社会消费形式急剧变化所导致的物品淘汰率的极度增高，以及大规模旧城改造和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新开发的和原先已保存下来的古代历史文化遗存再度受损毁的可能性相比，近现代文物的大幅度流失现象也许更令人担忧。基于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不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对上海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问题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 　　总的说来，为了尽可能丰富地留住上海特有的历史记忆，我们至少应当考虑如何适当而有效地保护开发以下三个方面的历史文化遗存，即具有典型意义的近代工业遗存，近代上海的各种市政设施，以及反映近代上海乡土文化的各种历史遗迹。 　　 　　二 　　 　　上海本来可以保存的近代化工业遗存是很多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是著名的江南制造局。但在那里现在只留下设在地下室里的一个“厂史展览室”。清朝的船台以及有关制作工场早已毁失。在纺织工业、食品加工业、制纸工业以及各种各样的其它轻工业、制造业领域，上海都曾拥有较早发达起来的诸多工厂企业。现在的问题是，虽然其中有一些“百年老厂”存留至今，但经过数十、上百年间的多次厂房改造、技术设备更新，我们已经很难再从那些场所观察到上世纪初甚至更早时代的工业遗存了。即便如此，这一类的工业遗存依然值得有选择地加以保护。我们不能够在高声叹惜的同时，坐视尚可予以挽救的历史遗存继续流失。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近几十年产业结构的调整，上海的许多老厂、老设备已经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被转移到乡村工业中，然后又遭到最终的淘汰。人们当然没有理由因为旧式工业大规模地被新产业所代替而感到惋惜，但是他们同时也有义务思考，如何为他们的后人留下那些最有代表性的近代工业的实物遗存。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在“工业考古”领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例如英国曾成功地进行了抢救近代工业的考古工作。 　　类似的工业考古工作，在中国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到关注。例如同济大学有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机械的专门团体。他们结合实物遗存和文献资料，从事古代机械的复原研究已经历时多年。在华东纺织工业大学，有一个纺织博物馆，陈列的展示品中包括中国纺织史上的一些重要遗产。可是，这些还只是孤立和零散的行动。另外，一个在原先发挥其功能的实地环境中被保存下来的工业遗存，与哪怕是同一些东西、被与它原先的存在环境割裂开来以后放入博物馆内供人参观，二者之间仍然具有巨大的差别。只有保留下来的完整工业设施和留在原来环境中的大机器，与它们周围的房屋、店铺相映成趣，才能具有生动地显示出这些工业行为的社会背景的潜力，才有助于形象化地说明大众经验作为历史过程的积极动力，是如何影响到特定社会中劳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参见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 《如何展示“世界工场”：博物馆与英国的工业考古》，载于Ｒｏｂｅｒｔ Ｗｅｉｂｌｅ 和 Ｐｒａｎｃｉｓｋ．Ｗａｌｓｈ 主编，ＡＡＳＬＨ图书馆出版，１９８９年）。在美国，诸多博物馆化的工业遗存的完整保存和开放，乃是“非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的一种产物（Ｍｉｋｅ Ｗａｌｌａｃｅ ： 《工业博物馆与非工业化的历史》，见Ｒｏｂｅｒｔ Ｗｅｉｂｌｅ 等人前揭书）。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的产业结构调整，在某种意义上与“非工业化”过程十分相近。那么，我们今天是否已经有了英国人在几十年前所经历的“大火已经烧来”的感觉？ 　　 　　三 　　 　　另一个应当引起人们急切注意的方面，是诸多近代市政设施也在随着上海旧城改造和城市发展而迅速湮没在我们的视野中。有轨电车的轨道早已从马路上全部拆除，即使当时使用过的有轨电车，现在也已经不复存在了。用形状不完全规则的石块铺设而成的弹街路，现在只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室内能看到短短的一段。上个世纪２０年代至３０年代安装的不同规格木质电线杆，长期在宝山路的宝昌路至鸿兴路之间路段以及附近支线马路上继续使用；大约十多年前它们陆续被撤换，但未见有任何加以保护以供展示的动向。而３０年代的救火笼头，在淮海路的某些建筑物附近尚仍可见，由于它们都是铜质的，所以有很多已被拆卸�铸。上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租界工部局安设的界石和窨井盖，也有在原地保留至今的，但已罕见。 　　２０世纪初建造的上海县旧城内的救火钟楼，时至今日也还存在。它坐落于小南门城根，自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年）开始建设，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年）落成。全高３５米，钢架分６层；有铁梯，每百级置小平台；第四层悬铜铸警钟，高约１米，重约２２００公斤。有意思的是，该建筑之所以受到一定的重视，是因为它的警钟曾在上海响应武昌起义（１９１１年）的行动中被用来发布统一行动的号令，所以它是以辛亥革命的遗址的名义被载入有关上海文物的记载之中的。类似的情况尚有许多起。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豫园一部分的点春堂，由于是响应太平天国的小刀会起义指挥地而成为革命史迹；清嘉庆年间建造的宁波会馆（四明公所）的残存门头及部分围墙，因市民反抗法租界当局强行征收的斗争而成为反对帝国主义扩张租界的斗争地点而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湖洲会馆、三山会馆，则分别由于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１９２７年）前的上海总工会遗址和上海工人纠察队南市总部旧址，而被列入上海纪念地点和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是也有一些设施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如１９９８年９月末，位于吴淞口导堤河塘的一号灯桩，被高达２０．８米的现代化导航建筑吴淞灯塔取代。吴淞口导堤始建于１９２０年。自那以后，一号灯桩成为进出吴淞口岸的船只必不可少的导航标志。由于使用年代久远，它在江水冲刷下桩体倾斜，灯桩的高度和亮度也都日益不适应现代大型船舶导航的需要。一号灯桩退役后，如何对它加以适当修缮、保护，使它作为港口城市引航设施方面的一项重要遗存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在当时也并未引起关注。上海外滩一线的近现代建筑群，已被列入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受到比较普遍的重视。但在上海市区的西南，清朝末年以来曾形成过一个相当繁荣的天主教文化区；作为上海城市近代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它在今天似乎仍然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 　　上海县的建置虽始于元，但直到清朝道光前期，城市的发展仍局限于今东南老城区一隅。民国前期当地文人回忆说：“时市肆盛于南城。城之北，荒烟蔓草，青白场。其农户烟村，多散处于西南二境”（李鸿翥：《法华乡志》卷首）。上海西南的徐家汇，当时仍是“农户烟村”散处的地域。因为明末徐光启故居在这一带，其裔孙聚族于该地，所以初名徐家厍。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年），上海地方耶稣会士会长南格禄（Ｇｏｔｔｅｌａｎｄ Ｃｌａｕｄｅ）等建天主堂于此（今天的徐家汇天主堂是光绪三十二年即１９０６年在原堂东重新修建的，于宣统二年即１９１０年竣工。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但直到咸丰年间，此间其他地区依然是一片荒郊，甚少人迹。太平天国起义影响江浙一带以后，徐家汇成为四方难民避乱之所。于是天主堂与当地富人纷纷买地建房，开设店肆，这里热闹起来。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地区大肆扩充各种宗教、文化、慈善机构。集中地分布在从天主堂到土山湾一带的有关机构包括：徐家汇天主堂，耶稣会修院，圣母圣心修院，耶稣心修院，徐汇公学，类思学校，藏书楼，天文台，博物院，圣衣院，圣母院，拯亡会女修院，献堂会女修院，学德女校，启明女校，圣诞女校，聋哑学堂，幼稚园，育婴堂，刺绣所，花边间，裁缝作，浣衣厂，土山湾慈母堂，慈母堂小学校，木工厂，五金厂，中西鞋作，风琴作，图绘馆，印刷所，照相馆，机器厂，蔡家宅天主堂（见《法华乡志》卷７，卷４）。要完全恢复以上这些机构的建筑当然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在徐家汇地区的城市改造中如何尽可能地保留对这一片历史陈迹的某种形式的回忆，仍然值得讨论。尤其在今天，当徐家汇的城市改造已大体完成，要想再有所作为余地已经很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必要尽可能地作出某种方式的弥补？ 　　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近代都市，其发展历程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剥削及其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对中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是，因此而将旧日上海视同于只是魔鬼和冒险家的乐园、只是罪恶与荒淫无耻的渊薮，这种见解恐怕就过于简单化了。旧上海的繁荣有它畸形和丑陋的一面；但它并不能遮盖住上海作为当时中国及至远东世界的大都会在经济和文化活动中所取得过的成就与贡献。上海昔日的繁荣，是占据了当日上海人口中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在特殊国情和特殊制度环境中艰苦创造的结果。用不堪回首的被“半殖民”的痛苦经验来全盘否定上海人民的业绩和上海过去的成功，这种态度对于开拓近代上海的历史文化资源，肯定是十分不利的。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人类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与开发方面出现的一种较新趋势，是人们对较近历史时期的、更带地域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反映日常生活（而不是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人物）的各种文化遗存的关注程度，比过去有了极大的提高。８０年代，日本确定的２６万余个文化保护遗址中，早于或属于古坟时代（公元４至６世纪）的占了９０％。１９９３年，日本文化财产保护审议会所属的特别规划委员会提议，要把一些按过去标准被认为是文化价值较低的工艺品、史迹、传统生活文化（如茶道、花道）的有关技能、近代化过程的遗留物（如产业设施和制成品）、现代的某些特殊工艺等，都列为保护对象。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欧洲和东南亚的诸多国度里。１９９６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以“为了明天而收集今天”作为主题，正反映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关注向近现代的倾斜。 　　日本学者提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１９６１年，福冈市指定的无形民俗资料中，有一项“饭盛神社的米粥占卜”，即在旧历一月十四日煮粥供奉于神前，到二月初一日揭盖观察米粥发霉的状态，藉以预占本年度稻米收成。饭盛神社本来是福冈农村地区的祭仪。但是１９６１年尚占福冈居户人口８３％的农业人口比率，在不到２０年的时间里已降低到４０％，并且还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下跌。“饭盛神社的米粥占卜”的特定地域背景正在消失。 　　此种日常性的、带地域性或民族性的民间文化遗存的迅速逸失，确实也已成为中国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十多年前，湖南长沙市发动周边１８个乡征集１９５０年代土改时期的有关文物，结果竟连一张当时颁发的“土地证”也都找不到。云南著名的民族学专家杜玉亭在１９９７年说，他曾经认为，云南边疆某些少数民族的民族特征将在５０年内完全遗失。现在看来，５０年的时间估计是太保守了。在北方，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很容易征集的那一些鄂伦春族文物，如普遍使用的桦树皮器皿、兽皮衣服等，四十年后的今天已经成为绝品。一些经济上尚不发达的少数民族文物，经常用竹、木、皮、毛等有机物为主要原料加工，极容易发霉、虫蛀，征集到手以后也难以长久保存。如果现在还不加以特别关注，那么这一部分近现代文物势必会在将来遭遇完全或大部分缺失的命运。上海的情况亦是如此。 　　上海东北地区今有下海庙，在提篮桥附近的昆明路。该庙初建于清乾隆年间，时名义王庙。嘉庆时经尼僧心意重修扩建，遂名下海庙（一作夏海庙）。它最早被著录，似在嘉庆《上海县志》中。今存民国十三年（１９２４年）上海县知事所书下海庙《庙产公据碑》对该庙沿革的叙述，大概就取材于嘉庆《上海县志》（参见《上海县续志》卷２９，杂记二寺观。民国十三年庙产公据碑残片，今存下海庙内）。从历史、建筑或庙内文物的价值衡量，下海庙显然没有太多值得珍视的地方。但它很可能是上海今存唯一的具有三教合一色彩的庙宇。在中国民间信仰中间，偶像宗教功能的接近导致不同宗教间区别的模糊。佛寺里有道教偶像，道观里有菩萨，这种现象出现得相当早。元朝甚至用立法形式来规定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和孔子在同一庙殿上的位置高低。下海庙的情形有点不一样。它的正殿是佛殿，东西两面为侧殿。东侧殿共两间。一间供奉手捧元宝的财神爷和怀揣眼睛的眼睛娘娘（“眼睛菩萨”）；另一间则供奉天上圣母妈祖（即保佑出海船民的天妃娘娘）和城隍及城隍娘娘。下海庙内的这种布置始于何时似难详考。但它的价值，恰恰在于它生动地呈现了民间宗教信仰的混合形态，是我们在上海地区的其他寺观里所看不到的。下海庙的二期改造扩建工程即将完成。我们期待改造后的下海庙依然能够比较完整地保留它的独特面貌，依然能够再现上海民间信仰的真实状况。 　　近代上海的民间服饰，直到４０多年以前仍保存在上海的农村地区，现在也已经看不见了。明清以来待人接物的民间礼仪，明清小说里虽然时有提及，但是它的具体样式已难以为人们所详知。但在上海的地方戏（沪剧）里，至今保存着农村及乡镇民间服饰的基本样式。而浦东说书、评弹的说表艺术当中，则包含不少明清以来由口耳相传沿袭下来的有关社会交际礼仪的信息。如果人们把汉砖图像和历代石雕、绘画等艺术造型看作研究古代服饰、礼仪的重要资源，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忽视沪剧、浦东说书、评弹等表演艺术中所传承的有关历史文化遗留。在这个意义上，上海历史文化资源利用与保护的视野，仍然需要沿着深度和广度的坐标不断地拓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