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军队和人民战争

　　八路军到底是怎么打仗的？影视作品中对“李云龙”，“武工队”等的描写有几分真实？七十年之后，笔者从一批盟国记者当时拍摄的照片中，找到了他们的影子。 　　福尔曼等盟国记者在延安进行了数周“观察”之后，纷纷要求到前线，亲眼看一看八路军和日军的战斗。福尔曼在解释这样做的动机时说：“我希望能够亲眼看到这三件事情：第一，军队在战斗；第二，人民在战斗；第三，人民和军队在战斗中相互支持。” 　　于是，一幅路线图很快被展开了。八路军的将领们经过讨论，决定送福尔曼等人前往晋绥军区八分区，然后从那里再去其他根据地。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因为八分区是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的连接咽喉，其次因为那里每天都在发生战斗。 　　从延安到黄河以东的晋绥道路遥远，八路军给盟军人员配了坐骑。但无论对人还是对骡马来说，这都是一场艰苦的行军。只是护送盟军记者的八路军似乎并不怎么在意，他们很习惯这样长时间、长距离的行军。 　　福尔曼描写道：“在漫长的行进途中，八路军战士们始终把步枪倾斜着扛在肩上。一个军官会吹响哨子，而士兵们则随着哨音将枪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个肩膀。” 　　在陕甘宁边区的行军虽然艰苦，但毕竟是在后方，危险性不大。而队伍邻近晋绥这块敌后根据地的时候，战争的气氛便日益浓厚起来――从后方进入敌后根据地，必须通过两军对峙的前线。按照计划，他们将在晋东北的离石附近进入晋绥八分区。这里，日军沿八分区边界筑有一条离石――苛岚战略公路，并在周围建有大量据点，用于对敌后根据地的封锁。 　　这种战术是冈村宁次的前任，钿俊六大将的发明，试图以公路为链，据点为柱，锁住敌后根据地，并步步向内蚕食，压缩八路军的活动空间，最终达到统治华北的目的。为了应对这一歹毒招数，八路军在1940年发动了百团大战，奋起反击，给华北日军以重创，钿俊六也因此黯然离任。不过，他的这一战术的确有可取之处：八路军缺乏攻坚的重武器，而公路又能够使日军充分发挥其机动能力，弥补兵力不足的弱点。因此，到1944年，日军仍在忠实地执行着这一封锁战术。八路军方面同日军在封锁线上的战斗始终激烈而频繁。日军还大言不惭地把他们在河北修建的一系列封锁沟和封锁墙，据点吹嘘为“昭和的万里长城”。 　　护送福尔曼一行的八路军是到边区进行提高训练后返回八分区的两个连，合计约两百人。他们的计划是在夜间从两座日军据点之间潜越离石――苛岚公路，进入根据地。福尔曼甚至完整想象了这次富有刺激性的行动。他认为自己会“随着一小群人偷越公路”，里面包括一个向导，一个或者几个护卫人员。他们会“在深夜悄悄接近公路，一个尖兵先出发，然后向后面的人打出表示安全的手势”。然后，估计有人会拍他的肩膀，告诉他：“前进，祝好运。”再然后呢，就是福尔曼在胆战心惊中摸索着爬过公路――在随时可能挨上一串机枪子弹的情况下…… 　　福尔曼很快发现这次“偷越”行动越来越向一次大型军事行动靠拢。又有两个连的八路军赶来增援，以确保记者们平安通过封锁线。带队的指挥官认为大家还能在可以预期的紧张行动前睡一会儿，并要求福尔曼等人穿上八路军的服装。八路军的军服穿在福尔曼身上十分滑稽，裤子几乎退到膝盖上面。他并不喜欢这件衣服。但八路军方面坚持让他如此穿着，因为这可以让他不那么明显。 　　天呐，一个六英尺高，体重两百多磅的美国大胖子，穿着八路军的军服就能“不那么明显？” 　　福尔曼半信半疑地坐在那些大约只有他一半体重的中国人中间，听到他们在笑，最后终于弄明白了他们在笑什么――他们在谈论“大鼻子八路”。 　　然而，他们并没有如预计的那样在半夜开始偷越行动。前面很快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大家只能继续等待。是不是日军从据点里出来了？或者是不是盟军记者要过路的消息走漏了？ 　　到黎明的时候整个事情才弄明白。原来，八路军的指挥官得到命令，要求“绝对确保盟军记者安全通过封锁线”。这位有点儿“愣”的指挥官对命令的理解是这样的：把那两个据点打下来，不就是对过路行动最好的保障吗？ 　　于是，他就打了。而且打了下来。 　　福尔曼描述，第二天黎明他们经过两个据点中的马坊时，敌人的炮楼还在燃烧。 　　“马坊”这个地名，出现于福尔曼的笔记，原文是“Mafang”，所以到底这个被打掉的日军据点是“马坊”，“马房”还是“麻坊”，今天笔者还不敢断定。 　　笔者对“马坊”曾进行了一点考证。八路军的确打过一个马坊据点，指挥官是在上甘岭担任过总指挥的李德生将军。不过时间是在1945年，地点在山西和顺县，属于太行敌后根据地二分区，和晋绥没有什么关系。八路军方面关于掩护盟军记者团的经过也有记述，提到过袭击汾阳飞机场，攻克协和堡等战斗，但没有提到过“马坊”这个地名。 　　倒是福尔曼保留的两张照片证明，他经过的这个日军据点名字就叫“马坊”。 　　从八路军参谋人员留下的笔迹来看，这座据点的确是叫做“马坊”。而且，时任八分区政工科担任副科长的郭炳炎也在回忆录中提到，晋西北的确有个日军的马坊据点，1941年从这里出发扫荡的日军曾与八分区六团在石沙庄发生激战。 　　没有在八路军方面的记录中记载攻克这座马坊据点的原因，或许可以从亲身参加此后协和堡战斗的原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解权威回忆中找到。他回忆八分区打协和堡的原因是觉得在此前的汾阳袭击战中没有抓到日军俘虏，八路军上下觉得比较遗憾。以往打鬼子，俘虏抓了不少，抓住教育后还有放掉的。怎么这次一个俘虏没有抓住？于是又一次请战，一定要抓几个活的鬼子，让中外记者们看看。结果就真的抓了几个。 　　与国民党军普遍使用德式操典的刺杀术不同，八路军的拼刺技术不仅是“拿来主义”，而且吸取各家之长。八路军除参考西式操典外，还吸收了日军的铳剑术和其训练手法，甚至为缴获的三八式步枪配备了比日军更长的刺刀，大大提高了白刃战能力。 　　估计攻打马坊据点的战斗因为规模较小，而且没有抓到日军俘虏，所以军史中未加重视。 　　那么，八路军究竟怎样拿下这座马坊据点的呢？对于缺乏重武器的八路军来说，攻打日军带有坚固碉堡的据点也有自己的套路。 　　第一招，便是用火炮。最理想的是用缴获的日军九二式步兵炮。日军在封锁线上的一线据点设计上基本没有防炮考虑。不过，八路军的平射火炮数量极少，炮弹也难以补充，因此用炮轰掉鬼子据点，大部分时候只是一种美好愿景。直到1944年，延安八路军研究出了迫击炮打平射的新招儿，用火炮攻击日军据点才不再是传说中的事情。 　　第二招，则是采用爆破，特别是坑道爆破。在进入八分区之后第三天，福尔曼等盟军记者参加了攻打楼烦镇的战斗。在那次战斗中，八路军用六个小时挖掘了两条坑道，在敌军据点下方放置炸药包。福尔曼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把他们炸上了天。” 　　不过，在攻打马坊的时候，由于战斗组织得比较仓促，八路军既没有时间挖坑道，也没有携带珍贵的火炮，所以达两板斧都无法使用。 　　第三板斧便是架云梯强攻。云梯是古老的攻城武器，但在抗日战争中仍有价值，可以用其跨越壕沟和铁丝网，也可以直接搭在日军据点上登墙攻击。 　　当然，这种强攻的牺牲也是巨大的。不过，马坊据点的攻击伤亡并不是特别大。根据福尔曼随后的采访得知，由于兵员捉襟见肘，在八分区的日军在1944年初已经把部分据点交给了傀儡伪军据守，其中包括达座马坊据点。四十名伪军面对八路军的猛攻，虽然进行了微弱的抵抗，但看到外壕被攻克之后，便失去了继续据守的决心。伪军指挥官和八路军进行谈判后，缴枪投降，自己得到了宽大处理。八路军并允许其携带家小离去。福尔曼等亲眼看到这名伪军连长把家眷和财产放入一辆马车，狼狈离去。 　　八路军随后烧毁了日军的工事，并动员周围的老百姓来带走碉堡上的砖石。盟军记者们问老百姓：如果敌人再征集砖石修据点怎幺办？老百姓没有逞英雄，却给了他们一个“狡猾”的回答：修总要功夫的，一时半会儿他修不好。 　　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对日军重建据点的影响颇为巨大。马坊失守后，日军的机动部队于第二天上午赶到现场，一番勘测之后离去，此后再没有重建这个据点。“昭和的万里长城”上，被八路军打开了一个口。 　　进入八分区的盟军记者一行，此后又亲眼看到了汾阳，娄烦，协和堡等一系列战斗，目击了“军队在战斗，人民在战斗，人民和军队在战斗中相互支持。” 　　这些照片，虽然已经尘封许久，但似乎正是对那场战争中，奋斗在敌后的中国人的最好纪念。真正经历了中国的抗日战火，福尔曼晚年说：“我在西安听到国民党高级官员说，中共和八路军已经六年不抗战了，美国应该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反对中共。但是，我却亲眼看到了八路军的英勇作战。我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到过欧洲、非洲许多战场，但像你们这样军民合作打击敌人的情景，我从未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