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笔记3
天津历史与文化
第三单元 课堂笔记
一、漕运
漕运 漕运是我国古代国家通过水路专为中央政府调运粮食、物资的运输方式,也是一种历代王朝沿袭的经济制度。受到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决定,天津的水路航运主要用于国家漕运,并且可分为河漕和海漕两大部分。
海河水系的形成 早在三国时代,天津因地理环境就已经成为漕运的枢纽。公元206年(东汉建安十一年)后,曹操为了北征乌桓开挖了平虏渠、泉州渠和新河,沟通南北水道,形成贯穿天津地区的河流干线。曹操开凿的运渠环绕渤海湾西、北两面穿过整个天津平原,使偏居北方的滦河水系和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原河系相联结,形成了众流归一的新格局,促进了海河水系的形成;使众河汇流入海的天津成为北方航运的重要枢纽,进而对天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会海口、军粮城与天津的海漕 隋朝大运河的开通巩固了海河水系各大河流汇集天津入海的格局,奠定了天津南北运输枢纽的地位。天津地区最早形成的海港是唐代的刘家台(即今军粮城),时称“三会海口”。当时的南系清河(包括漳河)、西系滹沱河(包括易河、巨马河等)、北系沽河(包括治水)等三条大河汇聚于三岔河口,并从下游七十华里的军粮城一带入海。于是,唐初向幽燕地区转运粮饷便有了河、海两条运路可供选择。由长江口出海,至刘家台进港的海运则更加便捷。
公元643年(唐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为征辽战争在刘家台建造了“军粮城”。从至北部边防的漕粮转运仍有海路可行:一是沿渤海湾北上入鲍丘水(今蓟运河)溯至渔阳,另一线则再东北入滦河口(今唐山沿海一带),然后上溯渔阳。唐代这条海上运输线的开通,使天津的河海枢纽地位更加巩固下来。但到宋朝出现了以白沟(相当今大清河及海河一线)为界的宋辽对峙,使军粮城失去了南北转运的功能。1048年 (北宋庆历八年),黄河北迁,夺界河入海;海岸线逐渐东移,军粮城作为海港的历史也至此结束。到金、元时代海漕再次恢复时,天津的海港选择了大直沽。
大直沽与直沽寨、海津镇 所谓“直沽”就是指今之海河。之所以选择大直沽做港口,是因为大直沽有陆地高台,很少受到水患威胁。海河流经这里形成大湾,速度虽减缓但深度依然适合停泊。为了维护漕粮运输,金朝在这里设置了直沽寨。元朝改直沽寨为海津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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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接运厅、临清御河运粮万户府等管理机构,并派重兵驻守。在金、元后200多年海漕期间,大直沽一直是海路的终点和转运的基地。大直沽辟为港口及直沽寨、海津镇的建立奠定了天津城市发展的基础。自东汉以来,作为航运枢纽的天津,其联系范围也仅限于渔阳一带。由于隋代大运河的开通与金代的迁都,天津开始以弹丸之地承载起天下安危。短短几十里的直沽也成为国家南北交通命脉的关键点。天津的政治、经济地位由此凸现出来,成为它持续发展的内在依据。
元明清时期天津海运概况 元初,大都(北京)漕运是河海并重的。后因河淤不畅,海路便成为主要的运输途径。1282年 (至元十九年),从江苏刘家港经天津入京的漕运试航取得成功,元代海漕从此正式开始。1293年 (至元三十年),殷明略开辟的第三条南北航路比1276年和1282年开辟的航路缩短航期140天和30天。至今,天津至上海间仍沿用此航线。 明成祖朱棣迁都燕京(北京)之后,海漕航线又开辟了新路:“两浙自浙入于海,吴会自三江入于海,淮北、河南自河淮入于海,山东自滨海州县入于海”,各条航路都在直沽会合,再由直沽出海经蓟运河、滦河抵达北方边防;也可以从直沽出海后直航辽东或朝鲜。 清初制定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使海运业遭受严重打击。但由于北方地区的粮食不能自给,朝廷仍特许开辟了“奉天海运”,即天津与辽东之间的粮食贸易。收复台湾后,于1684年 (康熙二十三年)下令开放“海禁”,天津的海运也得以迅速恢复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清政府决定将苏州、松江、太仓的漕米全部交付海运。此后,河运、海运之争又发生了数次更迭。
妈祖文化的传入 妈祖文化是源于我国福建、广泛流行于东南亚及世界许多地区的民间崇拜。妈祖崇拜于元代海运兴起后传入天津。天津建妈祖庙始于1233年(至十八年)大直沽的灵慈宫。遭火灾焚毁后,又三岔河口海河西岸另建一处,也就是保存到现在的天后宫。元廷祐年间,即1314年-1320年,大直沽焚毁的灵慈宫得以重建,300年后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又毁于战火。此外,明清两代又在丁字口、芦北口、咸水沽等地修建天后宫达十六处之多。 妈祖崇拜传入天津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但与经济不无关联。天津成为中国北方妈祖文化传播的中心,强化了其经济中心的地位,扩大了城市功能,也为天津本土文化注入了异质成分。当今学者或称“天后宫为天津文化的原点”,天津民间也流传“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城”之说。作为早期文化交融的代表性事件,天后宫的标志意义是非常鲜明的。
2、天津的河漕与里河运粮
如前所述,唐初征伐辽东和始于金元时期的大规模海漕运输,使天津的城市形成由三会海口、直沽寨、海津镇持续发展。这期间,河漕也断断续续地发挥着作用。直到明代,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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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对天津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才凸现出来。
1411年、1415年(永乐九年、十三年),明王朝两次疏通南起杭州、北达通州的大运河,将漕粮与物资的运输改为以运河为主,辅之以“三岁两运”的海运。“里河运粮”逐渐兴盛起来。1528年(嘉靖七年)修复通惠河后,明政府正式罢海运为改里河运粮。 清代漕粮仍然沿用河运。顺治、康熙年间对运河水道进行了多次的疏浚与改造,维护了京杭大运河这一南北大动脉的畅通。河漕的兴盛一直延续到清道光年间。1826年,由于运河河道失修,政府又改行海漕。1872年清朝的轮船招商局成立,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准漕粮由轮船运输,到三岔河口再用木船转运。
运军 明代漕运的规模超过元代。永乐年间河漕运船已近万艘,其中大多数是由江浙征调的民船。漕运往返一次费时约一年,民力耗费甚大。为此,明政府于1471年(成化七年)组建了专门运送漕粮的运军。运军编制为12万人,运船1万多艘。运军收入低微、生活艰苦,利用漕船之便走私盈利的情况早已出现。为安抚起见,明政府于1465年规定“许运船附载土宜(土产)免征税钞”。如此一来,走私就变成了政策优惠,运军也成为变相的商队,漕运开始兼备了商业贸易的功能。天津作为漕粮转输的集散码头就成为运军发卖南货和揽载北货的最佳选择,这对天津商业的刺激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漕运对天津发展的影响
漕运对天津城市发展的影响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其一、漕运对政治影响。从根本上说,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崛起所倚重的是三个相关联的历史条件,即聚河临海的地理环境、由此而形成的河海运输枢纽优势及京师门户的重要地位。古代漕运是关乎天下安危的根本性事业,也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因而必然是国家治理的重点领域。自元代的接运厅、临清御河运粮万户府等管理机构设立之后,历代王朝都在天津设立高级别的机构并派驻重兵守卫。这对于提升天津政治地位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其二、漕运对经济影响。天津作为国家南北交通命脉的要冲,其商业活动的地域特性完全是基于河海枢纽的地位而生成的。
首先,漕船往来使得天津成为南北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大量的商品不仅供应本地消费而且流向北方各地,构筑起一个庞大的购销网络,天津的商业中心地位由此得以提升、巩固。 其次,漕运加速了天津人口的增长,带动商业、服务业的全面发展。
其三、漕运对城市文化影响。天津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就是开放、包容和多元化,这显然是由于漕运导致的移民活动的结果。来自东南沿海地区和北方各省的移民将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因子带入天津,并在长期的共生、融合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天津地方文化。这一结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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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南方妈祖文化传入天津,并以天津为中心向北方地区传播。
正是得益于这种开放、多元的文化特性,当西方文化于开埠之后潮水般涌来时,天津才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完成又一次文化蜕变,成为中国最具现代气质的大城市之一。
二、港口
天津开埠之后,传统意义上的天津航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从中国航运事业的转型、天津港的变迁、天津海关与对外贸易的发展等多种角度深入观察。
轮船招商局 进入19世纪70年代,美商旗昌、英商太古与怡和三大轮船公司实际上已经垄断了中国航运。1870年,李鸿章担任了直隶总督和北洋通商大臣,来到已成为外轮航运中心的天津。不久,李鸿章便正式奏请朝廷,创立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以求打破外国轮船的独霸中国海上运输的局面。1872年1月17日(同治11年12月19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朱其昂任总办。天津分局设在紫竹林以东的密妥士洋行内。
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洋务实业由单一的军事工业转向兼办民用事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招商总局虽设在上海,实际上是由李鸿章在天津遥控操纵。
天津海关 1861年3月,天津海关正式设立,英国人克士吉担任了首任税务司。天津海关最初设立在东浮桥附近的梁家园,1869年迁到了当时的英法租借地交界处的紫竹林地区(今天的营口道2号),民间称为“新海关”或“紫竹林新关”。
海关本是主权国家对出入境商品物资进行监督、检查并照章征税的国家机关。中国海关自建立之初便一直被外国人所把持。天津海关更是被英国人控制了88年之久。从1877年开始,天津海关税务司由德璀琳担任长达22年。
天津海关一设立就具有特别的地位。当时,它所管辖的区域从大沽口到张家口长达千里,曾设有北平、秦皇岛和塘沽3个分关。天津的进出口贸易额在北方三口中要占据80%的比重。 天津港的变迁 回顾天津的历史可知,天津是倚重河海运输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港口无疑是这座城市的生长原点。开埠之后,天津的港口由封建性的内贸港迅速沦为殖民地性质的外贸港。西方列强凭借租界和特权修建了海河上游的紫竹林码头。1867年5月1日,《天津新海关章程》中将天津港停泊区划为上下两域,一域为大沽口(自海口炮台至东沽海神庙),一域为天津紫竹林(南自梁家园,北至天津新海关卡局码头北皇船坞)。这一时期到港的大型轮船多在紫竹林码头停靠,较小的帆船仍上溯三岔口港区装卸。1901年漕运停止后,三岔口很快失去了港口功能。至此,这个兴盛了700多年的漕运枢纽退出了航运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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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各国殖民主义者纷纷在海河下游的塘沽抢占地盘、修建码头。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开滦矿务局以及私人航运业也在塘沽投资码头项目。海河下游的深水河段码头区很快建成。
塘沽新港位于塘沽以东的海河入海口。1940年10月25日,塘沽新港开始兴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先后接管了天津和塘沽地区大部分码头和库场,并进行了新建和改造。1945年日本投降时,工程只完成了一少部分。此后,国民政府继续筑港的进度也很缓慢。塘沽新港真正发展是在天津解放后,1952年,塘沽新港举行开港典礼,这是天津港由河港向海港转折的重要标志。
对外贸易发展对天津的影响
1860年的被迫开埠固然使国家主权受到严重侵害,但也使天津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首先,天津成为北方近代工业发展最早的城市。1930年代以后,天津的工厂数、工人数、资本数和生产净值等各项工业发展指标都达到了历史新高,成为在规模上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近代工业城市。
再者,天津也是北方最大的工商业与金融中心。到1932年,本国银行在天津设立总行的有10家,占全国总行数的7.03%;设立分行的有93家,占全国所有分行数的9.43%;实收资本总额为2548万元,占全国银行资本总额的12.69%;各项指标均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
另外,对外贸易发展也促进了天津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从城市建成区的面积来看,1840年前后,天津的城市建成区面积约为9.4平方公里,1934年已经达到了54.8平方公里,扩大了5倍。就城市人口而言,1840年天津城市人口不足20万人;1936年,城区人口猛增到125万余人,仅次于上海和北京而在全国居第3位。
总之,开埠以后的天津,作为北方最大的外贸、工业、金融中心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都市,强劲的综合经济实力已使其发展成为近代北方无可争议的经济中心。
三、铁路
唐胥铁路 天津的铁路建设缘起于开平煤炭向外输送的需要。1879年(光绪五年)主持开平事务的唐廷枢向李鸿章建议修建一条由唐山矿区到北塘出海口的铁路,以达到大幅降低运费的目的。1881年5月13日,中国最早的货运铁路唐胥铁路正式开工建设,同年11月8日举行了通车典礼。铁路采用1.435毫米的轨距和每米15公斤的钢轨,尽管全长仅有9.7公里,但它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条自办的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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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唐铁路 随着开平煤炭产量的不断增加,扩建唐胥铁路已经势在必行。1887年胥各庄至芦台一线的铁路建成,全长32公里。1887年3月,李鸿章将以前脱离矿务局而另设的中国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天津铁路公司。这个中国最早的铁路公司宣布公开招股白银100万两,并公布了中国第一份完整的招股章程。中法战争后,李鸿章先以巩固大沽海防为理由,将铁路修到大沽口;又以收取洋商货运费以养路的理由,将铁路延伸到天津。
1888年10月9日,李鸿章率领天津官商进行了一次旅行视察,“自天津至唐山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桥梁车轨均属合法,除停车查验工程时刻不计外,计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快利为轮船所不及”。西方人对津唐铁路的建成感振奋,称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铁路世纪的开始”。津唐铁路是中国第一条自办运营铁路,天津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使用国际标准轨距铁路的大城市。
津浦铁路 1908年,清廷才正式成立了筹建津浦铁路的总局。
津浦铁路全长1009公里。北段自京奉铁路天津总站(今北站)以南两路接轨处至山东韩庄,全长626公里,由德国贷款修建的。南段自韩庄至浦口,全长383公里,由英国贷款修建的。津浦铁路两段分别于1908年7月和1909年1月开工。1913年1月1日,津浦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津浦铁路是纵贯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又一条以天津为起点的主干铁路。近百年来,津浦铁路一直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这条铁路的端点,天津西站是天津城市地位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