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婚姻应如何处理

无效婚姻应如何处理

案情：

王某诉与张某请求确认婚姻关系无效案，经法庭查实王某与张某虽然领取了结婚证，但系近亲结婚，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张某则主张双方原是自愿结合，婚姻关系应为有效。庭审中，因牵涉延期举证问题而休庭延期审理。在再次开庭审理本案时，王某却申请撤诉，法庭认为不符合撤诉条件，遂依法口头裁定不予准许，可王某却随即中途退庭。

分歧：

合议庭在对本案出现的原告中途退庭现象该如何处理认识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原、被告虽为近亲结婚，但双方却已领取了结婚证，此证的颁发是属行政行为，在非当事人一方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下，法院不宜否决其效力。故本案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9条的规定，裁定按原告自动撤诉处理。

二种观点认为：本案应依法缺席判决宣告原告王某与被告张某的婚姻关系无效。因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了原告拒不到庭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庭，法院可以按撤诉处理，但此规定对于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法定不能裁定准予撤诉的情形是不发生效力的。本案原、被告是近

亲结婚，属法定禁止结婚的事由，虽然双方已领取了结婚证，但此婚姻仍应属法定的当然无效，故不能裁定准予撤诉，既然当事人申请撤诉都不能准许，那么，在原告以中途退庭的方式来归避法律，企图让法院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这当然应是行不通的。所以，本案应依法缺席判决，宣告原、被告之间的婚姻关系无效。

评析：

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七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结婚：(一)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二)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该法第十条亦明文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故，本案原、被告之间因系近亲结婚，属法定的禁止结婚事由，应属当然地无效婚姻。在原告申请撤诉时，法庭已裁定不予准许，可其却企图以中途退庭的方式来归避法律，这同样是得不到法律的支持的。如果说因原告中途未经许可而退庭，于是就裁定按撤诉处理，等于间接地满足了原告的非法目的，这样做无疑等于放纵违法，也不利于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和人民法院的威严。故，本案应依法缺席判决宣告原、被告之间的婚姻关系无效。

由本案，本者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也是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即解除同居关系案件，原告在起诉后，却又想撤诉，然而却依法不能得到准许，于是普遍存在着以拒不到庭，以让法庭按撤诉处理，

来达到撤诉的目的的现象。相对本案而言，虽然一个是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案，一个是请求解除同居关系案，但，在处理是否准许撤诉问题时，却基本相似。可是，审判实践中，在对此两类案件的这一情况处理时，却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结果，这不得不让人提出质疑，这类问题究竟该如何作出统一、规范的处理呢?本者认为，在对解除同居关系案件此类问题的处理时，法官可以告知原、被告先补办结婚证然后再来撤诉，否则，也应不予准许撤诉，并依法判决解除他们之间的同居关系。

配偶一方或双方死亡，相关人可以提出婚姻无效吗?

无效婚姻指违反婚姻成立要件、不具有婚姻效力的违法婚姻。大陆法系认为，诉讼分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变更之诉。对无效婚姻诉讼性质的确定，直接关系到诉讼适格当事人的确定和诉讼程序的适用。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我国无效婚姻的成立以法院判决无效为必要条件。因此，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属于宣告无效，其诉讼实质是原告请求法院依法消灭业已合法存在的婚姻关系，其诉讼标的是合法存在的婚姻关系，属变更之诉。

适格当事人

笔者认为，变更之诉的目的是使现存的民事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因此，变更之诉的申请人应为与现存民事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存在利害关系的民事主体，同时对于妨害公益的，应由检察院作为申请人。

至于被申请人，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为现存法律关系的主体。无效婚姻案件的适格申请人是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被申请人是婚姻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

我国法律规定的无效婚姻情形中，重婚违反一夫一妻制度，干涉公益，属绝对无效，其利害关系人应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和检察院。我国法律对此规定为“近亲属及基层组织”。但笔者认为，现代社会中，无论中外均以检察院为代表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而检察院既有监督包括婚姻法在内的所有法律实施的职责，又有大批专业人员。以基层组织为维护公益的诉讼主体，面临的问题是基层组织含义不清、指向不明，且基层组织不论指向政府机关、党团组织，其都有自身的主业，不可能花费相当的精力和时间去监督社会大众是否重婚。

法律规定的其他无效婚姻的情形都只涉及特定人的私益，属相对无效。此时利害关系人仅为当事人的近亲属。至于被申请人的确定，笔者认为，配偶一方提起的，被申请人为另一方;第三人提起的，配偶双方为被申请人;第三人提起，而配偶一方死亡的，生存一方为被申请人;配偶一方死亡，另一方提起的，可以检察院为被申请人。

适用程序人

立法应规定无效婚姻案件适用特别程序。

传统上，特别程序适用于非民事权益争议的特殊类型民事案件。也有人认为，特别程序还适用于非讼案件和某些特殊的诉讼案件。非讼案件指利害关系人在没有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是否存在，从而使一定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案件。“特殊诉讼案件”指案件本身具有民事权益争议的性质，但诉的标的性质特殊，或性质不特殊，但法律为其单独设立了可以选择适用的特别程序，以达到简化程序、迅速解决争议的目的。无论是以何种标准衡量，无效婚姻案件均应适用特别程序，因为此类案件涉及人身关系，属特殊类型的民事案件，且没有民事权益争议。

此外，无效婚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不存在实体上的利益对抗关系，且特别程序中的当事人都不称“原告”或“被告”，所以，笔者认为，无效婚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可称之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管辖地

无效婚姻案件一般应由夫妻共同住所地或共同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没有夫妻共同住所地或共同经常居住地，一方住所地与双方最后共同住所地或共同经常居住地同属一地的，由此地法院管辖;没有夫妻共同住所地或共同经常居住地，双方住所地与双方最后共同住所地或共同经常居住地都不同，而一方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与其未成年子女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相同的，应由该地法院管辖;根据以上原则都不能确定的，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

传统上，特别程序适用于非民事权益争议的特殊类型民事案件。也有人认为，特别程序还适用于非讼案件和某些特殊的诉讼案件。非讼案件指利害关系人在没有民事权益争议的情况下，请求法院确认某种事实是否存在，从而使一定的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案件。“特殊诉讼案件”指案件本身具有民事权益争议的性质，但诉的标的性质特殊，或性质不特殊，但法律为其单独设立了可以选择适用的特别程序，以达到简化程序、迅速解决争议的目的。无论是以何种标准衡量，无效婚姻案件均应适用特别程序，因为此类案件涉及人身关系，属特殊类型的民事案件，且没有民事权益争议。

此外，无效婚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不存在实体上的利益对抗关系，且特别程序中的当事人都不称“原告”或“被告”，所以，笔者认为，无效婚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可称之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

管辖地

无效婚姻案件一般应由夫妻共同住所地或共同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没有夫妻共同住所地或共同经常居住地，一方住所地与双方最后共同住所地或共同经常居住地同属一地的，由此地法院管辖;没有夫妻共同住所地或共同经常居住地，双方住所地与双方最后共同住所地或共同经常居住地都不同，而一方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与其未成年子女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相同的，应由该地法院管辖;根据以上原则都不能确定的，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

此外，婚姻关系是否有效本质上属公法范畴的问题，不属可以允许当事人私权自治的范围，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适度扩张法官职权：在婚姻关系可能无效时，不允许原告撤诉;不允许双方就婚姻效力问题和解;在双方举证后，仍难以查明婚姻是否有效的，应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判决时可考虑双方均未提供的事实，并据以裁判。

涉及的实体法律问题

许多人认为配偶一方或双方死亡的，婚姻关系已消亡，再讨论婚姻是否有效没有意义。但实际上，婚姻关系影响并决定着诸如家庭、继承、债权债务承担等其他法律关系。这种影响并不会因为婚姻关系中一方死亡而消失，有时反而会因此而强化，如继承。此即婚姻效力问题。婚姻效力指男女因结婚而产生的法律拘束力或法律后果。广义的婚姻效力指婚姻成立后在所有部门法中产生的法律后果。如民事法律中的法定代理、继承;刑事法律中的重婚、虐待;诉讼法中的回避等。狭义的婚姻效力仅指婚姻在婚姻家庭法上的效力。可见，配偶一方或双方死亡后，婚姻效力不会立即消失，因此准许婚姻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