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风骨话三曹
乱世出英豪。
英雄有壮志，豪杰有悲歌。
这是一个局势多变的风云时代，又是一个璀璨的文学黄金时代。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家大都饱尝了战乱的苦楚，也有不少人经历过艰苦的戎马生涯，目睹了社会的悲凉惨景。他们从中汲取了深厚的创作源泉，写下了大量反映当时动荡乱离的社会现实和个人价值追求的文学经典。
在当时的统治集团曹氏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三曹及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这些作品文字梗概多气，笔调明朗宏大，感情慷慨悲凉，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遂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
这个在纷乱中开始的时代，就这样为后人画下了最夺目的一笔。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李白·唐
“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魏武（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曹丕）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曹植）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 ——刘勰·南北朝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敖陶孙·南宋
“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 ——袁行霈
曹操——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
曹公莽苍，古直悲凉。其诗上继变雅，无篇不奇。（陈沆·清）
曹操（155－220），字孟德，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奠基人和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作为一代枭雄，他精通音律，善作诗歌，抒发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苦难生活，慷慨悲凉。曹操是“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
清峻通脱，风流自赏
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宦官的出身本来是很微贱的，但是汉末宦官擅权的形势，却使他们显赫一时。这种家庭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作为凭依，加上时代风气的影响，所以曹操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标准的束缚。在政治上，他重视实效，而蔑视繁琐的礼仪与虚饰的道德，所以崇尚刑名之学，以严刑峻法来保障自己统治措施的贯彻实行。在日常生活中，他却很随便。史书记载，曹操生性机警，为人通脱。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个性和感情能够直率地表现出来。他的文学创作，也同样反映了他这样的思想和性格。
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词锋爽利，一扫汉代儒生的文章动辄援引经义、迂远空阔的习气。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生平之志，毫无掩饰做作之笔。又如《祭故太尉桥玄文》，竟记叙了桥玄生前对他开玩笑的话。这看起来似乎有损于祭文应有的庄肃感，却很好地表达了对死者的真切之情。这些文章中很多都不是文学作品，但它们对各体文章摆脱陈词滥调，向贴近作者实际生活和真实情感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改造文章的祖师
祖父曹腾曾为小黄门。宫廷中所需的音乐等娱乐，就是由黄门这个官署执掌的。所以曹操从小就形成很高的音乐修养，并且一生对音乐保持了浓厚的兴趣。《相和歌》主要产生于民间，上层的文士是不屑于亲自写作的。但是曹操对《相和歌》尤为喜爱，并没有受到上层社会的偏见与习惯的束缚，而是重视利用民歌形式来满足自己的抒情需要。
曹操的乐府诗脱胎于汉乐府民歌，所以其中有些作品并不是写自己的经历，而是沿用民歌中常见的题材。比如《苦寒行》，虽然可能与曹操的某一次具体的军事活动有关，却是用了士兵的口吻来写的。诗中所表现的不是主帅曹操的生活，而是士兵劳苦思家的情绪，明显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以同情的态度，表现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情感。
民歌原本很少会涉及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是曹操的诗，像《蒿里行》就概括了关东各州郡首领合兵讨伐董卓，然而由于人人心怀鬼胎，导致战事失败，继而袁绍、袁术兄弟一则谋图废立皇帝，一则自立为皇帝，以致战祸连年，百姓大批死亡的事实。语言简洁，气魄宏大，感情深沉，在乐府诗中是前所未有的，也突破了民歌的传统。
由于他的影响，曹丕、曹植及其他建安诗人，也写作了相当数量的乐府诗。可以说，在把作为民间文学形式的乐府诗改造为文人文学重要形式的过程中，曹操起了关键的作用。
曹丕—— 一变乃父悲壮之习
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王夫之·明末清初）
曹丕（187－226），字子桓，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朝开国皇帝，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的长子。大破羌胡，平定河西，复通西域。他作品的艺术成就不如其父与其弟，但就论说文而言，曹丕的成就比其弟曹植为更高。他著名的《典论·论文》开文学批评之先河，此外，其《燕歌行》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
千回百转燕歌行
曹丕“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5岁学射箭，8岁精骑射。他从小跟随父亲曹操南征北战，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惨状。这种曾经历生死的岁月，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真实的生活基础。如《燕歌行》这首表现妻子思念丈夫的诗，就反映了他所经历的建安时期的社会现实。汉末社会动乱，很多人迫于生活的压力，被迫离乡背井，流荡远方，致使夫妻分离，难于团聚。曹丕对下层人民疾苦给予了关注，表现了他深厚的人文关怀。
虽然曹丕的诗不像父亲曹操那样悲壮激昂，也不像弟弟曹植那样辞采绚丽，但是他的诗清丽婉约、情韵绵长、别具风格，也沿用了许多前人的东西，却不带任何雕琢的痕迹。这也是曹丕诗歌区别于建安其他诗人的典型特征。
“铜雀台”杯作文大赛
曹丕是建安文人集团的实际领袖，对建安文学的精神架构起到关键作用。“建安七子”这个名词就来源于曹丕的大作《典论》。铜雀台建成后，曹丕常常召集建安文人同题作文。他自己先写，然后率众文士一起写，大有诗歌竞赛的味道。流传下来的著名同题诗作有《公宴诗》《斗鸡诗》等，同题赋作有《槐赋》《柳赋》等，同题文章有《文质论》《周成汉昭论》等。这种文学创作的盛况，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被后世称为“邺下风流”。 曹丕作为太子对文学的爱好和重视，直接推动了建安文人集团文学创作的繁盛与活跃。此外，他的文学批评名篇《典论·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的见解，将“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都对后世影响深远。
学驴叫的疯狂领袖
曹丕是当时文坛领袖兼职作家协会主席，与建安七子的交情都很不错。他们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谈天说地，建立了很深厚的友情。虽然曹丕贵为太子，与建安七子尊卑悬殊，但他仍能以文友相待。建安七子中的王粲最富才华，也很诙谐幽默。他高兴的时候，喜欢学驴叫，常引得大家捧腹不已。建安二十二年，王粲突然死于瘟疫。消息传来，整个建安文坛被震动了。作为王粲的好朋友，曹丕更是不胜伤感。于是，他亲自带着这批文人雅士去祭奠王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后，在王粲墓前，曹丕说：“王粲平日爱听驴叫，让我们一起学驴叫，送他入土为安吧！”随即学起驴叫来，前来吊唁的才子们也一同学起了驴叫。于是，在王粲墓前响起了一片驴叫声。
这种颇带滑稽色彩的送葬行为，这种不拘于形式的对朋友的真心祭奠，在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也体现了曹丕性情通脱、幽默随和的一面。
曹植——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唐代）
曹植（192-232），字子建。生前曾为陈王，去世后谥号“思”，因此又称陈思王。自幼颖慧，出言为论，落笔成文。怀抱“戳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壮志，不甘以文士自居。曹植是建安文学之集大成者，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特别是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他被推尊到文章典范的地位。
自幼语惊四座
曹植天资卓越，勤勉好学，在曹操的培养下，自小就有出众的才华和超高的创新能力。
有一年中秋，全家一起赏月，曹操指着天上的明月问曹植：“外国跟月亮相比，哪个远，哪个近？”7岁的曹植想都没想就答道：“月亮近，外国远呀！”“为什么？”全家人都莫名其妙。他说：“月亮抬头就能望见，所以近。外国怎么也望不见，所以远。”众人信服。
第二年中秋，有几个外国朋友来拜访曹操。在宴会上，曹操想起去年赏月的事，就问众人：“月亮跟外国相比，哪个远？哪个近？”客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随后曹植答道：“外国近，月亮远呀！”曹操一听大惑不解：“为什么你今年跟去年的说法截然相反呀？”曹植不慌不忙地答道：“月亮虽然抬头能看见，却不能来到我们中间，外国虽然看不见，但可以跟我们互相往来，所以说它近啊！”大家听后，都觉得很有道理。
才高八斗而失于散漫
曹植“生于乱，长于军”，青少年时期就跟随父亲曹操四处征讨，从而培育了自身建功立业的宏伟之志。19岁那年，曹植写了著名的《铜雀台赋》，惊喜万分的曹操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一度想立他为太子。但因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 ”，最终失去了父亲的宠爱。
建安末年，曹丕称帝之后，曹植被软禁于八字桥地区。从此，曹植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曹植早期游侠少年的雄心壮志和拯世济民的理想变为后期的悲伤愤慨之情。这种处境反映在文学创作上，正是建安风骨所推崇的现实主义沉郁顿挫的风格。这种矛盾纠结之后的张力，也成为建安风骨不可多得的风格支撑。
建安之杰盛名传
从乐府民歌转变到文人诗歌是个漫长过程，但曹植的出现使这个过程发生了质的飞跃。曹植的乐府诗完全从乐府中独立出来，摆脱了音乐的束缚，变得越来越诗歌化。如古辞《薤露》本来是用来给王公贵人写挽歌的，曹植却把它变成抒发自己壮志的诗《薤露行》。诗中从天地无穷无尽，日月运行不息，而人生如同风吹尘一样短暂谈起，表达了“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的及时建功立业的思想，希望施展才能为明君效力。表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变原本哀叹的调子为慷慨。
曹植对汉乐府的变革奠定了他“建安之杰”的文学地位。此外，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论是诗、赋还是骈文，都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人。东晋诗人谢灵运曾评价他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这也是人们常说的“才高八斗”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