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和他的布拉格

　　有朋友说巴塞罗那是一个被高迪呕吐过的城市，在城市的随时一个转角都有可能偶遇这位建筑大师光怪陆离的色彩，一个短暂经过的旅客不可能在这团有着庞大感染力的绚烂幕布下面看见真实的城市。建筑师对城市的影响是创造性的，是对你视觉毫无退路地袭击，而作家对城市的影响是互动性的，让你在文本和城市之间越来越模糊又越来越深刻。 　　走在布拉格的被雨水冲刷地又干净又光滑的黑色石子铺就的路上，雨天，小巷被两边整齐的东欧风格的楼房压得很窄很窄，这时你不得不想起卡夫卡。特别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整个小巷都弥漫着一种卡夫卡式的阴冷和忧郁。卡夫卡书中阴郁迂回的犹太区，那些书中的记忆似乎跟着两边的两排方正压抑的楼房一起刷得立了起来。 　　布拉格坐落在欧洲和斯拉夫的交汇点。尼采曾经说过，当他想用一个词来表达音乐时，他能找到维也纳；而当他想以一个词来表达神秘时，他只会想到了布拉格。布拉格的神秘之处在于，你能在这一个小小的城市里找到各种各样的影子，德国的、法国的、斯拉夫的，罗马的、哥特的、巴洛可的。东方和西方融会在这里，尽管那些中世纪的建筑看起来一样古老，但你似乎能领略到历史上的权利、意识之争留下的残酷美感。任何人都能在布拉格找到一定程度的熟识感，却又立刻被巨大的茫然包围了。 　　从维也纳搭乘下午的火车去的布拉格，大约晚上八九点钟到的布拉格火车站，尼采心中的音乐之城和神秘之城只有三个小时的火车距离，却感觉像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布拉格火车站的脏乱差和那个处处整洁有序的维也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乱糟糟的火车站里连个值勤的警察也没看到，而火车站外荒凉破落得很，没有一点城市的影子。在欧洲，我第一次有了一种要小心翼翼捂住钱包，不跟陌生人说话的感觉。旅游书上一再告戒，布拉格火车站附近的出租车都是一帮宰人不眨眼的家伙，在一段慌乱的寻找后，成功地找到公共汽车站牌，天已经完全黑了，在公共汽车上依然忐忑不安的我想，布拉格，我来了。 　　布拉格是个我向往已久的城市。每个伟大的城市都有一个或多个与其息息相关的艺术家，而每本小说的背后又唇齿相联这一份独特的、无法复制的地理和历史。这种唇齿相联指的并不是城市为小说提供了一个场地或背景，而是指城市在小说的每条经络上幽然潜伏着。比起《布拉格之恋》来说，《城堡》和《审判》更加布拉格；比起米兰・昆德拉来说，卡夫卡更加布拉格。 　　而卡夫卡和布拉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作家和养育他的城市之间纯粹简单的关系。事实上，卡夫卡和布拉格是一个让后世的追随者无法准确解读的矛盾。卡夫卡是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他的生长时期正属于捷克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作为无产阶级的捷克人和作为资产阶级的犹太人属于对立的两端。卡夫卡是这场斗争的受害人，他觉得自己不属于那个高人一等的以父亲为代表的犹太社会，在《给父亲的信》中他用绝望地笔调描述了这个家庭给他的自卑和压抑；而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承受着来自捷克社会的排挤，他的同学说卡夫卡仿佛在“玻璃墙壁的那边”。所以卡夫卡协会才会声称，卡夫卡不能算是捷克的作家，因为他是一个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人。 　　然而作家怎么可能背离他所生长的城市呢？布拉格那些窄小的盘结在一起的街道就是卡夫卡语言里的迷宫，而他在城市中心无法解脱的呼唤就是他文字里永远得不到释放的渴望。他的朋友约翰・尼斯说“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这一点从卡夫卡的文字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卡夫卡说：布拉格是不可动摇的，她内心的矛盾和纠纷也不能影响她，这正是布拉格的魅力。这何尝不是卡夫卡对自己的描述呢？ 　　而布拉格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封闭的布拉格了。你可能难以想象，布拉格查理桥上的游客比巴黎圣母院、伦敦大本钟的游客还要多，老城广场上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动荡政局让布拉格从前一直是旅游者的禁地，如今的游客对布拉格的太好奇了。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这两个名字多么美丽浪漫，却又多隐忍艰辛。波希米亚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让小资们趋之若骛，到底美丽是一种错觉，抑或残酷是一种错觉？ 　　我在布拉格的第一站是去寻找卡夫卡的墓地，也许是中国人骨子里对灵魂的迷信吧，我觉得墓地是比故居更直接的朝圣地。我看错了地图，去了一座离市区颇远的公园里，我报着一线希望爬到了山顶。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看管公园的老者，完全不会捷克语的我冲他反复地说“kafka, kafka”。老者听到卡夫卡的名字，眼睛一亮，很激动地重复了一遍“kafka”。我听不懂他口中的捷克语，但能感受到一个外国人对卡夫卡的热爱给这个老者带来的喜悦。革命过去了，灾难已成为回忆的灰，谁说捷克人不能接受卡夫卡？ 　　步行回市中心的途径，经过了真实的由市民居住的城市，整齐划一却色彩缤纷的居民楼，如此安静、如此生活化，以至于我这样打着游客标记的人在街道上引起了100%的注目礼。这里和繁忙喧嚣的老城广场太不同了，拥挤简陋的杂货店、孩子的哭声、盘着头发的妇女，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作为旅行者的我们才意识到，不管我们如此大肆地侵占城市，归根到底城市是属于它的居民的。而我们所看见的城市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城市而已。 　　步行大约三十分钟之后就到达了最热闹的老城广场，广场上有一些光鲜的咖啡店，周围的商店里琳琅满目地摆着所谓的捷克水晶。我在卡夫卡故居附近的书店里买到一张卡夫卡的书签，书签上是1922年卡夫卡在老城广场的留影，他穿着黑色的风衣带着一顶黑色的帽子，眼睛完全挡在帽子的阴影里，广场上只有卡夫卡和他的影子，连背景楼房上的窗户和门都是关闭着的。他的故居就在附近，从他的窗户就可以看到老城广场，他曾对他的老师说过，“我的一生都被圈在这个圆圈里了！”他想逃离的情绪都在这一声叹息里，但一个心灵孤独的人又能逃去何方呢？ 　　现在的广场和那时大相径庭，它充斥着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日本人和中国人在一刻不停地按快门，有人卖艺，有人乞讨，有人兜售冰淇淋和热狗。这是一个矛盾的悖论，你明明知道唯一能破坏一个城市的不是大火、不是洪水，而且蜂拥而至的游客，你憎恨这些城市的破坏者、饕餮客，却不得不跟随着他们成为破坏的一员，因为你永远向往别人的城市。 　　伏瓦塔河从城市的中心贯穿而过，河上有一座布拉格最著名的查理桥。体味查理桥的最佳时期应该是凌晨，在所有的游客之前，在所有商贩之前，在凌晨最初的那一抹光的时候，从古城堡的这一头踏着查理桥的石板往城市走，那头的城市仿佛是一个传奇的、倔强的、悲伤的迷宫，每走一步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然而我和查理桥的第一次邂逅就是在找卡夫卡墓地未遂的那个傍晚。 　　那是我看过最美的夕阳之一，城堡在伏瓦塔河之上，夕阳层次不同的余辉在城堡的教堂顶之上。我倚在伏瓦塔河的栏杆上边走边按快门，耳边听到熟悉的北京口音。几个穿着摄影背心的中年男人，抗着长枪短炮，迅速地按快门，又迅速地撤离赶到下一个最佳拍摄点去。城市在他们的眼里也许又是一个不同的样子，他们所记录的城市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记得在伦敦TATE现代艺术中心附近看过一个宣传“世界不摄影日”的小招贴，我习惯性地举起相机把它拍了下来。有时候旅行和摄影已经等同起来，我们去一个地方往往就是要在某个角度某个光线拍到一张杂志上看到的照片。我在想，当人习惯于用第三只眼看城市的时候，是否会忽略掉其他感官、其他思维的乐趣呢？ 　　如果我们可以不那么匆匆忙忙，缓下在路上的步伐，能够悠闲地在伏瓦塔河边散步、恋爱、看夕阳该多好啊。 　　那么，别处的城市又成了自己的城市。 　　在夕阳的余辉即将完全落寞的时候，我邂逅了查理桥。之前的我在镜头里太全神贯注，对作为背景的桥完全置之度外。桥上满满当当都是兜售画作的人，其中的大部分画都是城市的风景画，去城堡的路上也有这样的卖画人。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副画的是一轮巨大红色朝阳下面的老城广场教堂，那么不真实、那么劣质，无可奈何地陈列在这座古老悠久的桥。桥上的人很欢乐，桥下的河水也很欢乐。卡夫卡的城市如此鲜明地被分割成了两个极端，压抑和喧嚣。一边是音乐里描述的浪漫又田园的伏瓦塔河，一边是黑暗、扭曲、毫无希望的卡夫卡。一位叫威根贝奇的评论家说，和卡夫卡同时代的布拉格作家作品中的一切都是“人造的、甜美的、夸张的”，原来矛盾从那时候就存在了。而无论喧嚣多么强烈多么侵略，你仿佛一个转身就能和它们搁开。无论欢乐看起来有多么平坦、多么一望无际，黑暗总是伺机要把你拉下来。像《城堡》中的K，怀疑、困惑，却永远走不出的死循环。 　　第二天在青年旅社里咨询了去卡夫卡墓地的路线，在去墓地之前特意去了一家书店，想买一本薄一些、可以带去墓地静静阅读的书。我当时挑了一本他的语录集，那堆书里最薄的一本，那本书中文版我也读过，翻译成《误入世界》，书页上行距很大，很多留白。就在我在收款台付钱的时候，书店的捷克哥哥反复地问我，真的确定要买这本书吗。我解释说这本书最薄，最好拿。他从书架上把《审判》抽出来，婉转地说这本并不大多少啊，既然读书为什么不读最好的。这本《审判》现在就在我的书桌上，书店那位捷克帅哥让我很难忘记，一个卡夫卡城市的普通卖书人，从出版商人那维护一点卡夫卡和文学的尊严。 　　公交车开向了郊区，终点站就是陵园了。我冲着正对着公共汽车的那个陵园走去，怎么找也找不到卡夫卡的踪迹。最后问了一个陵园里扫地的捷克大妈，她无奈地看了我一眼，还没等我开口说话就拿出一张写着英语的纸条，上面写成卡夫卡的墓地在出门右转的犹太墓地里。她无视我的道谢，冷冷地瞥了我一眼就走了。我难以判断，她厌恶的是我这样无知的游客，还是两百米开外犹太中产阶级的墓园。 　　顺着路标，在林荫道的尽头，我找到了卡夫卡，墓碑很别致，方尖踏一样的形状，墓前有鲜花，有小树，有树上挂着的风铃。如果说他一生都孤独地生活在父亲的阴影里，一生都孤独地生活在老城广场的圆圈里，一生都孤独里生活在犹太人的孤岛里，那么死后的卡夫卡是不寂寞的。 　　或者他还是寂寞的，他作为一个商业化的标志被这个生前不能接受他的城市高高捧着，这会不会让他的布拉格成为更加孤独的一座孤岛？卡夫卡是一个无法走开的死循环，你刚刚觉得有些靠近，它便又游离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