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对人宽,对己刻',百封家书育子情

谢觉哉

谢觉哉（1884——1971），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1884年出生，湖南宁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时，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 《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4年参加长征后，历任陕甘宁边区内务部部长、参议会副议长等职，制定与推行了《选举条例》、《宪法草案》等法令。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家书一：致儿女，自北京（1962年3月8日）

致子女：

一、看过去，看别人

从搬家谈起，我不反对搬家。如果必要，房子要修理或让给别人住。我们可以搬到比这还好或比这不好的地方去。

有一个观点必须改正：这个房子是很好的，不要因有点点子毛病，就叫嚷起来。应该知道：不论吃的、住的、穿的好坏都是比较出来的。我们要看过去，看别人。

年纪大的孩子，你们住过延安的房子（定定、飘飘），住过乡里老家的房子（瑗），到北京住过大四眼井的房子，内务部的房子，虽然都不坏，但哪里比得上现在住的房子。论吃与穿也要看过去。我家是地主，我又是有职业的人，我到北京才穿上绸内衣，还是人家送的，手表我以前没有，现在你们穿绸内衣了，戴手表了，七七没有表，可能也会要了。皮鞋，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去兰州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皮鞋。那时我快七十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且已穿过不止一双。我国出牛皮并不多，皮鞋供应怎能不紧张。

我们的吃，尚不大好，但已比过去好。我的老家是地主，吃得饱但并不那么吃得好。至于你妈妈的老家，靠替人家推磨，靠做小生意，靠捡人家红薯，土里遗下的小红薯，有一顿，没一顿。你舅舅不是因没饭吃，小时候就跑到军队当勤务吗？你妈妈也不是因为穷才参加革命吗？那样的生活，你们是难以想象的。你妈妈要经常对你们谈谈。总之，看过去，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是我们预想不到的了。

说到看别人，你们应知道现在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没有房子住。北京的生活，你们是看到了的：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屋里，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居民也只分到四两油。鸡蛋、肉很难买到。你们舅舅那个院子里就是这样。

我们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我在某招待所的房子里写的诗，有：“愿速化为千广厦，九州男妇尽欢颜。”因为住在那样好的房子里，不能不想起许多人民住的破烂，甚至还没有房子。“广厦”“欢颜”字眼，是杜诗上的，杜甫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思念的“天下寒士”，我们思念的是“九州男妇”，有范围的不同而已。

还有这样的两句唐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有点像我的现在：老了，身体不健康，应该退休还乡了（上句）。现在人们还有不能安生的，我们每月却领高的工资。这都是人们身上来的，因而不能不有点惭愧。

你们妈妈给我作新衣服，搞吃的，总说：“你快八十岁了，还不穿点吃点？”我说：“我们吃穿已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了。”意思是指此。

你们好些是大人了，应该懂得道理：一、看看自己，看看广大人民，作个比较。二、人民培养了你们，你们将来怎样报答人民，即学习好本事，能做个好的人民勤务员。

享受要与过去比，与广大人民比，不要把将希望的事在现在少数的人实现；不能超过群众或超过太多。如超过或超过多了，就要自己警惕。

二、要自己动手

从买车票谈起，瑗儿的车票买重了，要退。原因是自己没亲自去买，为什么不去呢？是我有警卫员害了你们，害得你们车站的门向东向西，买票的排队情况，都不知道。

凡自己能做的事，都要自己动手。扫地、洗衣服、煮饭、炒菜、院子里挖土种菜，都要做，做惯了，就闲不住，身体也会强壮。你外婆是劳动人民，七十岁了，一早起床就找些事做，身体也很好。

我老了，在这方面不能亲自做你们榜样，但能做的我还是做。

三、对人宽，对己刻

把难做的事给自己，易做的事给人家。要照顾别人困难，宁肯自己省些。

讲个故事：长征时有个时期，我和徐老（编辑注：徐特立）不在一队，那个时候吃的困难。徐老遇着我，把他带的吃的东西，全部给了我（一共也不过二三斤）。要他留一点，他不肯，理由是他那个单位弄吃的还容易点（其实也并不容易）。徐老满六十时，我送他的诗：“是谁都束腹，赠我竟倾囊。”是指此事。很值得你们学习。

四、爱惜东西

写毛笔字要爱护毛笔。写完把笔洗洗，插入笔帽。要爱护书籍，看完要放回原处。要爱惜自己的衣服、鞋子、被褥、用品等，要知道“来之不易”。这些我以前说过，现在不多说了。今日讲的就是这些。

父

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

（摘自《谢觉哉家书》）

家书二致谢子谷、谢廉伯，自北京（1950年1月21日）①

子谷、廉伯：

儿子要看父亲，父亲也想看看儿子，是人情之常。

刻下你们很穷，北方是荒年，饿死人；你们筹措路费不易，到这里，我又替你们搞吃的住的，也是件麻烦事。如你们还没起身，可以等我一下，等到今年秋收后，估计那时候光景会好一些。到那时来看我，是一样的。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②。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有诗一首：

你们说我做大官，

我官好比周老官③（奇才大老官）；

起得早来眠得晚，

能多做事即心安。

问你母亲好。

父字

一月二十一

①1949年10月，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消息传到偏僻的家乡后，乡亲们议论着：穷山沟里出了个大官，真了不起。家里人也想去北京找个好前程，于是谢觉哉给在家乡的儿子写了这封信。

②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

③周老官（倌），姓周名奇才，是谢觉哉同村的一位勤勤恳恳的老雇农。在旧社会里一直给人当长工，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但他心灵手巧，能做各种酒菜，乡间婚丧大事，都请他去做厨，是一位可敬的老人。谢觉哉曾写诗称赞他。诗曰：生来脸黑号奇才，诚实勤劳口少开；越吃苦来心越静，晚年耳更不闻雷。

（摘自《谢觉哉家书》）

家书三：致谢谦芳等，自北京（1951年1月27日）

谦芳、茂杞、岂凡、学涵、学初、峙璜、延仁、学安①：

你们这批我不认识的人，我却喜欢看你们的来信，尤其说到你们思想改进想做番事业的信。

我没功夫回你们的信，有的信来了很久，有的连信都丢了。好在你们都很年轻，走的是一条路，对这个说的话，对那个也可以说。因此就写一封通信，分给你们。

学涵说：“我这次的决定，经过了一段很痛苦的思想斗争。”学初说：“我真喜欢，我突破了五关，斩了六将。”如果不是说考试的关而是说“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的关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你们过的还只是“童子关”——笠仲②没过得去的关而不是真正的关。前几年你们的叔父或哥哥——谢放③，随军队由北打到南，又由南打到北，满以为看不到了，忽出现在我面前，黑瘦得只剩几根骨头。我写过首诗给他，是旧诗，不便抄给你们看，意思是说，要从艰苦的过程中，得到隽永的味道，像云长到达黄河渡口的样子，才算过关。如果过关后感到松劲，那是“偷关”，不算过关，以后遇着关会过不去。

你们当不会再有那样险阻的关，但困难总是有的。必须锻炼身体与精神，服从组织，力求上进，老老实实，讲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你们的前途才是无限的。不然的话，也许碰着平阳的关也闯不过去，碰着一员裨将也斩不下来。峙璜似乎是看了我去年的一封信，打破了做“少爷”的梦，很好。干军队是要有好身体，挑八十斤，走十里路，算什么？你伯父那样个子小，不也能抬轿走长路吗？你父亲那样文弱，听说现办两个学校，今天走这，明天走那，身体还好了些。劳动是最神圣的事，不肯劳动是反动社会传下的坏观念。

……

焕南

一月二十七日

①谢谦芳，谢觉哉的侄女；谢茂杞，谢觉哉的侄子；吴岂凡，谢觉哉的侄女婿；陈学涵，谢觉哉的外孙女婿；谢学初，谢觉哉的孙子，谢峙璜，又名谢芝初，谢觉哉的孙子；谢延仁，谢觉哉的孙女；谢学安，谢觉哉的孙子。

②谢笠仲，谢觉哉的侄子。

③谢放，谢觉哉的三儿子。1944年11月他参加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南征。随部队转战陕、晋、豫、鄂、湘、赣、粤诸省，打击日本侵略者；抗战胜利后又经中原北返，1946年8月回到陕甘宁边区。

（摘自《谢觉哉家书》）

家书四：致谢子谷、谢冰茹①，自北京（1952年1月1日）

子谷、冰茹：

接你俩信，颇使我安心。

人总要有上进心，从困难中打开局面，也必然可以打开局面。不自己努力，依靠人，这样的办法，现在吃不开了。

子谷坚持办学校“不向困难低头”，是很好的。看你的前后信，以前的困难，过去了；现在最新的困难，进步中的困难，可以克服，且克服一次，必然有新的局面，你的人生观也会跟着进步。

改造思想，不容易也容易。所谓容易，现已有很多便利环境和便利条件，国际、国内、城市、农村的形势，天天在进步，要求我们改造，也不容许我们不改造。所谓不容易，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建立不为个人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是要脱去一层壳的，脱壳必然有一阵痛苦。如果怕痛，下不了决心，那就要堕落；但如经过这阵痛，以后的心情就会新生，就会愉快。

友仁②学生这么多，每个老师平均要教二十多人，而且教材教法全是新的，要天天学，天天想。估计大家都很忙，不要嫌忙，只有忙中得到的安慰，工作进步的安慰，才是真安慰。

来信说“团结还不十分好”，不十分好，也许有了九分好，或还不及九分，还要很好注意。学校里应该教员团结一致，然后师生才能团结一致。要教员团结一致，必须在大家要求进步上，在共同把教育搞好上，还需在互相照顾、帮助、规劝，而又相互原谅上才有可能。你们早晚都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好的，但应顾到学习时间过多，妨及业务，或感到疲劳；又说：理论的认识，远超过行动，联不上实际。上句颇费解。毛主席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会有认识超过行动的事。而应该说：有些同志读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选集里一些名词和道理，却联不到实际或用到实际中去，那倒不要性急，实际会逼上来了，自己到实际去体验一回就会知道。记得前年我劝你专心办学，后又劝你不要怕困难，你接受了，经过两年的实践，你应已大体体会，改变了当时的观点。此事如此，其他事亦然；我如此，别人定也一样。

……

觉哉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①谢子谷，谢觉哉的二儿子，当时在湖南宁乡友仁中学当校长；谢冰茹，谢觉哉的女儿。

②友仁，系现在的宁乡六中。

（摘自《谢觉哉家书》）

家风故事：谢觉哉不为子女和亲属安排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时，他的二儿子从湖南来到北京，要求父亲为自己安排工作。那时，新中国建立伊始，政府工作人员还很缺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安排个把人的工作是极容易的事。但谢觉哉没有满足儿子的要求。他对儿子说：全国刚解放，上头下头都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遵照老人的嘱咐，二儿子回到老家从事了教育工作。后来，谢觉哉在家务农的大儿子也提出参加工作的要求。谢觉哉也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种田人还是要的。”谢觉哉的一个妹夫曾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工作，谢觉哉始终没有应允。后来，妹夫又当面提出，谢觉哉幽默地说：“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家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摘自《检察日报》）

六十自讼1944年5月，谢觉哉六十诞辰时，做文《六十自讼》以自勉。　　时间过得真快，从出生到现在，马马虎虎有六十年了！

站在今天的我，来检查我过去的六十年，很荣幸也很惭愧。荣幸的是生在中国历史的大转折点——由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的革命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居然没落伍，赶上了历史，做了最前进的共产党党员。

如何又说很惭愧？革命是件天大的事，依靠大众，依靠参加革命的各个分子，分子努力多一分，革命力量就增一分。惭愧的是入党将十八年，有充分的时间和丰富的事实，有党的光辉的主义与领导，应该大有成就。然而正如李六如同志说的：“我以前自以为差不多，自以为阶级立场稳定，整风以来，才知我的政治水平还很低；我以前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思想上入党，还是近二三年的事。”这话我很有同感。当然，我不是故意把自己看小，我也有可以赞扬的所在。而是说革命要求我贡献一切，要求我尽一切可能，而我贡献的却太渺小；另一方面也说明士大夫阶级——知识分子由自由民主派的立场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不容易。我想，假如我以前更努力些，特别是入党以后，我的成就也许要大些。成就是没有一定尺度的，就个人的知识、智力、时间而定，各人尽其知识、智力、时间的可能，自然也不会满足其成就。因为一满足就会停止甚至后退。我之自愧，是说未尽到我的可能，因循、软弱、自足的暗影，屏除未尽。

革命要能力也要体力。为了革命不应爱惜生命；为了革命又必须要生命存在和生命的健康。革命也能给予你的生命以健康。近三年来我身体大不如前，不能任繁重或连续工作至四小时以上。然不能说革命的艰难经历损害了我的健康，而应该说现在的生命是党所给予的。我先天很弱，小时父母很担心这孩子养不活，不知烧过多少香，吃过多少药。而我还没有死，还不很衰，一个原因，我对于自己身体虽无锻炼却少摧残。另一个原因则是加入党后，生活改变，旧社会问舍求田、男婚女嫁、失业得业，许多劳碌人性的事，一扫而空；而占领脑子里的是解放人类的崇高事业，与美丽的理想，而且一步步接近，因而更一天天的高兴。

……

六十年蜕变的经过：荣幸呢，从旧的壳里钻出来；惭愧呢，没有出色的建树。荣幸也罢，惭愧也罢，都过去了。身体健康虽向下落，但在党的爱护下，精神健康，可能增加。“行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那么行年六十，也应该设法弥补五十九年以前的缺点，能够对党有较多的贡献。这就是我今后的打算。

习气未芟，歪诗一首：

匆匆六十年，华发压双肩。未肯容颜老，犹争意象鲜。

外包形豹变，内蕴旨蝉联。沙与金俱下，荣兼愧未蠲。

孤才知极直，钻始识弥坚。不羡松乔寿，重研马列篇。

放之弥六合，卷也得真荃。战斗涂膏地，操存欲晓天。

劝农祈大有，听雨且高眠。待补当年阙，还过日六千。

谢觉哉于延安

1944年

（摘自《谢觉哉家书》）儿子谢飞眼中的父亲读懂父亲

养育儿孙，是父亲家书里的主要内容。

父亲在湖南家育有四男三女，北京家有五男二女，加上后来代抚养的侄儿女、孙儿女们，不下三四十人，可谓“望族”。生而有养，养而有教，是为父母之道。书信集中收录的多数信件是写给我们这些孩子们的。

5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值青壮年时期的湖南的儿女们，纷纷希望在北京“做大官”的父亲给予他们“照顾”，走出农村，到城里工作。这一时期的不少信件里，父亲都是在教育儿孙、亲友们要安心农村生产，学习新知识，跟上新时代，过好“土改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0年1月21日在给两位大儿子的信中，他写道：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

并写出了那首有名的诗句：

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奇才大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把自己比作家乡村里有名的长工周老官，显示了父亲为民为国的共产党人本色。

“四十离家七十回”，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于1957年、1960年、1961年曾三次回到湖南，却只有两次去到家乡南馥冲老家。后来他许多信里都提到这个经历：

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值得称赞的，但也有的看不顺眼。为甚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见细屋背嘴的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

对子女和乡干部们的浮夸接待、农村山林环境的破坏、老百姓生活困难等现状很有意见，多次写信批评、教育：

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使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

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一些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要农村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都是幼林。

这些书信、言语中，显示的我们老一辈做人做事的清廉正派的风范，值得体味。

给我们北京家里这些学龄中孩子们的信，就多是学习、品德教育的事了。父亲老来又得众儿女，分外高兴，寄托着无限的期望。1945年12月15日，在八年艰苦抗战胜利之后，父亲步毛泽东刚刚发表的震动全国的《沁园春·雪》之韵，作了一首《沁园春·为诸孩》：

三男一女，飞飞列列，定定飘飘。记汤饼三朝，瞳光灼灼；束修周载，口辩滔滔。饥则倾饼，倦则索抱，攀上肩头试比高。扭秧歌，又持竿打仗，也算妖娆。   一群骄而又娇，不盼他年紫束腰。只父是愚公，坚持真理；子非措大，不事文骚。居新社会学新本事，纵是庸才亦可雕。吾衰矣，作长久打算，记取今朝。

好一幅“群孩戏父”的图画啊！那时候的姐姐哥哥七八岁，我三岁，弟弟不满一岁，“一群骄而又娇”，围着六十出头的老父亲，“攀肩、索抱，持竿打仗、扭秧歌”，在父亲心中，将养儿育女的辛劳化为快乐，把培育后代与自己终生追求的“真理”、“新社会”理想结合起来，岂非人生幸福的极致！

父亲在我们孩子们眼中一直是个慈祥老人的模样。确实，在人均寿命只有三十八岁的旧中国，他从五十岁起，在长征、延安时期就被称为“谢老”；花白的八字胡须，温文尔雅的性格更加深了人们对其“老人”的印象。在我孩童时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伏案工作，任凭我们在周围嬉戏，打闹成一片，他仍旧提着毛笔，独自写着东西；实在吵得无法工作了，他顶多呵斥几句，伸出虚握的拳头在我们脑壳前威胁一下。现在当我老了，年过七十的时候，浏览父亲当年用他纯熟的毛笔书法写下的这数以百万计的著述，才开始真正进入了他的思想、情感、文化世界中去。在大量的政府、法制、民政等工作的文件、报告、文章之外，父亲写的最多的是诗词、日记和通信，这是他的私人天地，是他的精神、情感得以表达、活跃、丰富和宣泄的地方。

50年代，我们还都是小学、中学的学龄儿童、少年，多数又住校，父亲就利用周末时间为我们集体上课：让母亲讲述童养媳的经历，忆苦思甜，请小楷书法家樊淑真来家教写毛笔字，等等。他自己则时不时给我们集体写信，让秘书打印多份发给孩子们。60年代，自大儿子谢飘到外地上学起，父亲给我们的信就多了起来，他抓紧一切可以写信的机会，如去外地开会、休养，或当孩子们给他写了信、送了礼物时，事无巨细地关心与教导着成长中的儿女们。1962年3月8日的“致儿女”一封信写得最长，也最丰富。他从住、吃、穿各个方面谈古说今，以自己和母亲的经历教育我们：

我家是地主，我又是有职业的人，我到北京才穿上绸内衣，还是人家送的，手表我以前没有，现在你们穿绸内衣了，戴手表了，七七没有表，可能也会要了。皮鞋，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去兰州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皮鞋。那时我快七十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且已穿过不止一双。

要求我们思想上“看过去，看别人”、“对人宽，对己刻”；生活中“要自己动手”、“爱惜东西”。今天读来仍旧令人感慨、深思。（节选自《谢觉哉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