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准备,联邦基金利率,贴现率

第10章 繁荣与衰退：谁拿唧筒？谁拿刺针？（3） 　 法定准备，联邦基金利率，贴现率

就法定准备的运作机制来说，此处无需再多做说明，大致情况便如同前文中有关ABC银行体系的讨论。然而，我们必须了解，银行如何以各种不同方式提列准备金，以及联储如何在这个范围内，影响货币与信用的供给，并监督放款机构的活动。

“理事会” 利用准备金比率规范法定准备，后者仅能够以两种准备金资产的形式持有——一现金与“联邦准备区域银行”的存款。就个别的放款机构来说，资金将不断流进与流出。所以个别机构的准备金资产在短期内可能发生不足或过剩的情况。准备金不足时，银行或放款机构有两种解决的方式：在短期的基础上，借取其他机构的超额准备；或者，可以向“联邦准备区域银行”的贴现窗口借款。

金融机构超额准备的借贷市场称为“联邦基金”市场。利率水准称为“联邦基金利率”。这种“借播还债，东借西还”的市场，以及利率水准，都是非常值得观察的重要指标。表面上，这个市场仅是让银行可以短期融通不足的准备金，但实际上使整个银行体系得以做最充分的放款。

事实上 在1979年以前，联储的政策目标便是以联邦基金利率表示，并以此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准则，这可以显示联邦基金市场的重要性。何以如此？因为银行间利率水准可以决定准备金借款的宽松程度，并被视为是整体信用市场的利率指标、然而，回顾卡特执政的期间（1976一1980），最初发生几近失控的通货膨胀，接着是利率管制，接着是信用紧缩，接着是自由化与 22 %的利率！

将联邦基金利率视为唯一的目标利率，显然不足以控制市场的信用水准。犹如市场中的任何事物一样，供给与需求将决定信用扩张的程度。卡特执政期间，银行愿意以高利率放款，人们也愿意借款，因为他们认为利率将继续走高。然而1990年底体系内出现巨量的超额准备，但银行就是不愿意放款。

1979年之后，除了控制联邦基金利率之外，联储也试图利用再贴现率控制信用扩张。再贴现率是放款机构向“联邦准备区域银行”借取准备金时适用的利率。理论上，再贴现率是各“联邦准备区域银行” 决定，但需要经过 “联邦准备理事会”同意。然而，实务上，各“区域银行” 的再贴现率都一律相同，它们会自动接受“理事会” 建议的再贴现率。

融通准备金的时候，再贴现率与联邦基金利率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在贴现窗口融通，这是最赤裸裸的通货膨胀。银行向贴现窗口借款时，联储以自己的名义开立一张支票，创造的货币便可以做为借款银行的新准备金。

入门吧

借款银行根据贴现率支付利息，整体银行体系放款最高的增加额度，大约是借取准备金的10倍。由于贴现率必然低于市场利率，所以就如同我最初开始从事选择权交易的情况一样，借款银行扮演“中介的角色”以较低的利率向贴现窗口融通，然后以较高的利率放款。

然而，这种中介交易有瑕疵。向贴现窗口借款，代表借款者超额放款。任何金融机构都不愿意被联储盯上，所以放款机构会严格限制贴现的次数。基本上，它们向贴现窗口融通时，都会接到一种沉默而明白的警告，“你要好好自我检时。如果你需要准备金，由自己的管道筹措。”

相较之下，联邦基金市场非常自由。银行只要可以“居间中介而撮合交易”。并清偿向同业借取的款项，便可以在联邦基金市场借款。1970年代末期，市场信用非常浮滥，因为联储不愿卖出足够数量的政府证券，推高联邦基金利率，所以无法压抑扩张信用的银行间借款行为。

当时，沃尔克所能做的仅是要求“理事会会”同意，将重贴现率由10．5调升至11％，这项策略的效果远逊于以公开市场拗作推高联邦基金利率。

联储在1970年代显然不了解，利率并不是决定信用与货币供、需的唯一因素。这需要回顾米赛斯对于市场毛利率的解释，以及其三种成分在 “繁荣／衰退循环”中的变化。

在扩张期间，如果基源利率出为物价走高而偏低，如果价格升水成分因为市场利率走高而被市场认为偏低，如果企业家成分在盈亏的计算中被视为可以接受（不论名义利率多高），则市场参与者会尽可能地借款！

换言之，不论实际的利率水准如何, 只要信用的供给与需求都没有问题，银行将持续放款，信用也将持续扩张。联储无法压抑1970年代的信用扩张，其中还有另一项理由，因为当时仅有联邦准备的会员银行才必须遵守法定准备的规定。这意味着不受管制的放款机构可以随意创造货币，其中一部分会成为联储会员银行的新存款，并让它们扩张信用。另外，会员银行与其他机构的外国负债（欧洲美元）都不需受到法定准备的规范，所以国外创造的美元可以回流至国内，并进一步刺激货币供给的成长。

当时，我们处于信用扩张的繁荣末期，物价普遍上涨，人们认为物价水准将水无止尽地攀升。群众在房地产、股票、商品以及其他任何可供投机的对象上累计庞大的帐面财富；同时，固定收益的一般劳工却身受其苦，抱怨政府未能有效压抑物价。这是“密西西比事件”的大规模重演。

然而，只要利率继续上扬，今天的贷款还是胜过明天的贷款，因为市场了解美元的购买力不断下滑。政客们为了讨好选民，频频向联储施压，要求保持偏低的利率水准。政府部门中虽然有些人了解情况的危急，却不敢采取行动，因为担心整个经济像骨牌一样的崩塌，会影响民主党的下届大选。

1979年最后一季美国经济已经出现“囤积实物”的普遍心理。黄金价格飙涨，1980年1月初期货市场出现每英两875美元的天价。没有人愿意持有纸币。人们抢进股票、期货、房地产或黄金，持有一年，甚至于几个月，便可以获得20%以上的利润！太神奇了垂手可得的财富！这难道不是警讯吗？这看起来不正是“密西西比事件’”吗？

非常幸运地，我们毕竟还具有最根本的经济智慧，了解我们正迈向“崩解的繁荣”，类似德国在30年代与南美洲某些国家目前的情况。1979年10月12曰星期二，保罗．沃尔克提早由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返国，他当时正参加 “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会议，并宣布FOMC将于当周六召开紧急会议（联储偏爱挑选休假日集会，使市场无法立即反应）。

周六晚上6点，沃尔克举行记者会，宣布他准备彻底改革联储货币政策的计划，沃尔克宣布，再贴现率11%上调为12%，而且法定准备也将适用于银行的国外负债。这两项行动显示，联储已经有控制通货膨胀的决心。另外，沃尔克又宣布，从此以后，FOMC不再仰赖设定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将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直接控制银行的准备金，并以此直接控制货币供给。这才是货币政策的关键改革。这个时候，沃尔克仅是采用心理战术平息投机热潮。1980年大选之后，真正的紧缩才会开始。

我详述这段故事，目的是希望显示，“哲学之王”确实控制我们的经济，他们的知识却相当有限。联储以尝试错误的手段追求真理，却以我们的经济生活当做实验品。在我进一步说明联储这方面的问题前，让我先讨论公开市场的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

任何的公开市场操作一一联储买进或卖出政府征券一一都会以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效果影响银行体系内的准备金数量；买进会增加准备金，卖出会减少准备金。如果你了解金本位制度的运作方式，则联储在公开市场操作具备的权力，相当于联储拥有数百万英两的黄金，可以随时注人或移出银行体系——如果在私有部门，这应该被视为是一种独占的权力。

公开市场操作有数种不同类型，每一种方法对于信用供应与货币成长的影响都稍有不同。某些操作相当隐密，某些相当公开。如果你了解各种操作的方法，并以此观察联储的活动，不仅可以来提货币政策的方向，并可以了解“理事会”与FOMC成员的心理。由于经济活动的方向，主要取决于这些大人物的心智，所以我们需要尝试了解他们的恩想。

公开市场操作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长期与短期。为了达成长期的操作目标，主要的工具是买断或卖断证券，所谓“证券” 通常是指财政部发行的国库券、中期一与长期债券。如果目标是增加准备金的供应量，经理人会在拍卖过程中，由交易商买进证券，直至准备金达到理想的水准为止。如果目标是减少准备金的供应量 经理人会在拍卖过程中，将证券卖给交易商。另外一种增加准备金的方法，是听任银行体系投资组合内的证券到期而不替补。

经济体系内出现季节性的货币需求增加（例如：圣诞节的采购旺季），或因为其他技术性的短期因素导致准备金不足时，联储会运用回购协定。在回购交易中．联储向交易商买进证券，交易商同意根据特定的价格， 在特定期间（期间可能在1天至15天．通常为7天）内买回这些证券，但交易商通常有权利在到期前终止合约。

附买回协定的反面是“配对的卖出——买进交易”。市场上通常称为“配对卖出”，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立即卖出证券（通常为国库卷）的合约，另一是稍后（通常不超过7天）向同一位交易商买进相向数量证券的配对合约。发生季节性或其他技术性情况时，联储可以在短期的基础上，利用配对卖出减少体系内的准备金。

根据上述的讲解，这些操作似乎没有害处，甚至相当合理。然而。容我重复强调，你必须了解所有的公开市场操作都是创造或减少银行帐面上的存款。增加额外的准备金时，银行体系可以通过放款增加货币供给、在这种情况下，以米赛斯的用语表示，不论名目利率的水准如何，市场毛利率的水准都会下降。

相反地，如果联储卖出证券而抽取系统内的准各金，会减少银行准备金帐户内的余额。如果联储的紧缩使整个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不足，银行将提早回收贷款，经济将开始收缩——即使名目利率维持不变，市场毛利率的水准也会上升。

回购与配对卖出虽然是短期的操作工具，可能产生显著的长期影响。如果联储固定从事回购交易，始终保持一定余额的回购协定，由银行体系的角度来看，相当于是买断。

联邦基金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市场。任何银行基于利益的考虑，一定会通过市场借出超额准备，即使仅是隔夜的放款也是如此。如果联储通过附买回而持续释出准备金，对于联邦基金市场与联邦基金利率都会构成重大的冲击。如果联储终止以附买回提供短期准备金的例行性政策，相当于是以隐密的手法“稍加”紧缩。配对卖出或变动配对卖出的余额，对于市场也会产生类似而反向的影响。

在联储所有的政策中，买断与卖断的意义最明显。发生这类的交易时，新闻媒体会立即加以报导，它们的影响通常很容易预测。

然而，有关联储政策影响的最佳指标，并不是买断与卖断的数量，而是银行体系内自由准备的水准与变动量。

自由准备等于超额准备减去贴现窗口不包括长期融通的借款余额。这项数据是衡量联储政策宽松或紧缩的关键指标，每个周曰都会刊载于杂志与其他金融刊物，你也可以直接向联储取得这项资料。概略上，如果自由准备为正值，你可以将该数据乘以10，计算当前市场中的信用供给潜能。如果自由准备为负值，代表信用正趋于紧缩。然而，联储在紧缩信用时，这项数据未必为负值。联储紧缩信用时，这项数据也可以是正值。以米赛斯的市场毛利率思考，或许较清楚。如果自由准备的水准趋于下降，不论名义利率如何，市场毛利率的水准都会上升。

这代表可供投资的资本已经看起来较先前为少。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自由准备的水准降低，则情况恰好相反。在判断信用的发展时．你应该观察自由准备水准的变动量，以及联邦基金利率、贴现率、调整后基础货币的成长（下降）率、货币供给成长率、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与生产者物价指数。

长期来说，联储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趋势，它将持续扩张，货币供给将继续增加，美元的购买力将不断下降。根据美国劳工部与 “劳工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88年12月价值1．20美元的物品，在1961年为30美分，在1913年12月份为10美分。然而，联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并不是导致美元价值下降的唯一因素，美国政府持续采用的赤字支出政策，也应该负起相当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赤字支出对于经济循环的影响。

赤字支出：对于货币与信用的影响

此处将提供一些令人心惊胆跳的事实。美国政府最近一次未出现赤字的年份是1969年，当年的预算盈余大约为40亿美元。从此以后，赤字支出便处于恶性膨胀的趋势中。所以1990年3月预算赤字——单月份的预算赤字——便大于1975年整个会计年度的预算赤字。

根据《格兰特利率观察》的资料显示．1989会计年度结束时，联邦总负债金额为2．866兆美元，尚不包括政府保险计划的面额4．124兆美元，以及在外流通的联邦信用1．558兆美元。1989年，政府支出经费为 GNP的22%，创七年来的新低记录！联邦债务的利息费用占GNP的3．3% 而且自从 1983年以来便不曾低于 3% 。以1988年9月30 目为基准，“联邦审计长”估计美国的净值为负的2．4526兆美元，不包括以面额计算的公有土地与采矿权。

基本上，这些数据本身便足以反映其意义。美国有一个举债成瘾的政府，这个趋势如果持续发展，则满足债瘾的剂量终致命。

假定你向俩个家银行各申请一张信用卡；你每个月都以一张信用卡支付另一张倩用卡，而且你的支出始终大于你的收入。这两家银行都不了解你的行为，并因为你每月份都按时付款而增加你的信用额度——在银行的心目中，你是信用最佳的客户。

虽然银行不了解你的情况，但你开始半夜惊醒。盘算着每个月不断膨胀的利息费用，担忧整个计划不知还可以维持多久。

这基本上便是美国政府数十年来的运作方法。它有两个主要的举债管道：一般民众或联储；为了清偿债务，它每年都必须借入更多的资金。

如果你倾听政治家们分析预算赤字的情况，以及它们对于美元价值与经济循环的影响，你将一头雾水。在野党永远责怪预算赤字造成恶性通货膨胀，执政党则宣称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是无关系。

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如果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是卖给一般民众，并以此筹措资金来融通赤字，资金是由一般民众的手中转移至政府。然后，通过政府的支出，资金最后还是回流至一般民众的手中。除了财富重新分配以外，上述的程序基本上并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发行债券并未直接创造新的货币。

另一方面，如果财政部发行的债券是直接卖给联储，债券的款项是以“印制钞票” 的方式支付————联储在“财政部” 的帐户中登录一笔存款，它便拥有公开市场操作的筹码了。这种程序显然而直接地具有通货膨胀的效果，但这并不是经常的作业方式。赤字支出会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引导联储的通货膨胀政策。

如果我们有一个举债成瘾的政府，联储便是毒品——信用——的供应者。整个过程大致如下；如果政府需要销售1000亿美元的公债给一般民众（包括银行体系在内）．联储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买进100亿美元的公债，使银行体系可以增加放款1000亿美元，以融通新债券交易所需的资余。

这是一套圆满的计划——本质上无异于“密西西比组件”。如果政府以这种方式运作．短期内可以保证自身的信用供给，长期则会为我们全体带来经济危机。

有关公债的问题，经济主流思想中存在许多错误的观念。其中最严重的错误是政府的赤字融通对于私有部门的信用供给并无影响。某些分析家以1982年一1983年的情况证明这项论点，当时的赤字不仅庞大，而且还在增加中，但名义利率却趋于下滑。

事实上，根据我在1983年1 月的研究显示．预界：赤字与名义利率之间通常存在一种反向的关系。赤字偏高期间，利率几乎必然趋于下滑，赤字减少时．利率则攀升。然而，这并不表示赤字不会影响信用的供应。将名义利率视为是借款的实质利率，是非常严重的错误。

赤字支出与名义利率之所以会呈现反向的关系，主要理由在于联储的政策。经济衰退期间，失业增加，产业界减少生产。借款较少，获利也减退，所以政府的收人也减少。同时，由于经济不景气，人们更加仰赖政府的福利计划。因此，经济衰退期间，政府的赤字支出会增加。

为了平息政治上的反衰退压力，联储在公开市场中大做买进公债，创造超额的准备，以人为方式降低市场毛利率。偏低的利率仅是一种假象而掩饰实际的情况——可供借取的实质资本相当缺乏。

虽然如此，偏低的名义利率仍然吸引企业家投资，并刺激景气复苏。复苏的步调加快时，贷款增加，信用需求增加的速度快于供给，刊率开始攀升。随着经济复苏，就业增加，政府税收增加，而赤字减少（至少赤字的增加速度会减缓）。

通过供、需法则，赤字支出对于信用市场还有一项重大的影响。任何时候，政府在市场中借取资金时，私有部门的潜在资源便转移至政府的手中。

所借改的货币是对于未消费品的请求权，市场在任何时候都仅存在有限数量的未消费品。所以，政府借取资金时，它取走原本属上私有部门的未消费品请求权。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改变这项个实。虽然政府大量借款，但联储不断在信用市场增加货币供给，使利率维持不变，甚至于降低，这将掩饰实际的情况——以人为的方式降低市场利率，扭曲经济的计算，并以不合理的方式分配经济资源。

以1969年开始的一个例子说明。联储降低货币供给的成长率，利率急速攀升，整个国家立即陷入衰退。信用需求降低后，利率开始下滑。政府由于税收减少而支出增加，预算从1969年的盈余转为1970年的赤字28亿美元，1972年的赤字暴增至234亿美元。

贴现率稳定下降，由1970年的6%降至1971年的4．4%。所以，信用扩张又开始产生预期的效果。景气趋于活络，就业水准提高，企业盈余改善。于是，联邦税收增加，赤字急降为1974年的47亿美元。

消费者物价也受到影响—一暴升！消费者物价指数由1969年的35．6增加为且74年的 46．6——五年之中涨幅超过28%！

面对不断攀升的物价，联储再度踩刹车，经济也再度衰退。1974年至1976年之间，贴现率由8%降至5．25，而赤字则由47亿美元增加为664亿美元。这个循环持续至今天。

增加税收可以减少赤字，这又是另一种普遍的误解。犹如巴金森定律所说，“支出会随着收入而增加”。自从甘乃迪以来，政府的净税收每年增加，但目前的预算赤字已经创新记录。减少预算赤字的唯一方法是减少预算。

直接的预算赤字似乎还不够严重，政府的另一项负担也不断加重，这是詹姆斯．格兰特所谓的 “潜在赤字”——一自从“新政” 时期以来累积之政府担保与所有可能发生的负债。美国政府的保险计划面额，由1979年的6620亿美元增加可为1989年的4．214兆美元。直接贷款、政府担保贷款与“政府支助企业”等可能发生的负债、则由1970年的2000亿美元增加为1989年的1．558兆美元。

这些天文数字似乎已经失去意义，但我们不妨由另一个角度观察。在所有的农业贷款中，大约75%由政府融通；在房屋抵押贷款中，大约 88 %是由联邦政府某种方式资助。

我不希望被视为是悲观的预言家，但这个程序迟早都必须结束。一旦结束时，由于影响的层面如此的深远，我们将目睹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调整——大萧条。然而，这取决于联储、行政当局与美国国会如何处理问题，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过目前的日子，一段繁荣的经济扩张期，以及随后一段短暂而剧烈的经济衰退，以缓和先前的通货膨胀扩张。

身为这种环境下的投机者，你必须随时留意下档的可能性。你必须密切观察联储与财政部的活动与宣示，并防范市场的反应。

如何根据货币与财政政策以预测趋势与趋势的变动

任何市场的长期价格趋势最终都是由市场力量——供给与需求——决定。然而，不论任何市场，在供给与需求的方程式中，一部分都是货币与信用的供给与需求。不论是股价指数、个股或商品，联储与政府的财政政策都会明显影响货币与信用，以及价格趋势。

我最大的交易胜利，来自于我能够预测政府政策的结果（当然还需要配合其他的方法）。然而，我最大的失败，发生于我假定政府会采取合乎理性的行为。

例如。1982年7 月，我持有毕生罕有的庞大多头头寸。当时处于空头市场中，“道氏理论” 发出买进信号。我一路买进，在三个星期内累积38．5万美元的获利。

然而,7月 23 曰，参议员鲍勃．多尔提出一项税法修正案 这是历史上最大的增税方案。我误以为里根会信守大选时不增税的承诺，并因此认定这项法案不可能通过。14天内市场下跌12天．我结束头寸出场时，已经转盈为亏。单月亏损为9．3万美元，这是我毕生第二大的单月亏损。（我实际的亏损约是这个数目的两倍；9．3万美元仅是我在州际证券的损失。）

联储准备采取宽松政策的消息传出后．市场在 8 月 12 日见底。如果你认真思考当时发生的情况，这一切实在太荒唐了。因为赤字造成的压力，联邦政府在空头市场濒临结束时宣布增加税金，以舒缓赤字的负担。

由于增加税金很可能会使经济陷入更深的衰退中，联储了解，除非经济能够复苏，否则增税法案毫无意义可言，于是开始增加货币供给，驱使利率下降，经济也开始扩张。基本上，通过信用扩张，联储使政府的增税法案可以达成增加税收的目的，人们称此一切为自由市场经济！

因为误信政治家的言论而造成的第二次亏损，发生在1984年11 月，当时是里根竞选连任获胜后不久。他提出所谓“简化”而“收益中注”的税法。我如信他，并因此建立毕生最庞大的多头头寸———一页一页数之不尽的股票买权选择权。结果，所谓的“收益中性”是指政府将拿企业界的钱补助个人，市场在11天之内下跌九天。

当月亏损超过34．9万美元，这是我毕生最大的单月亏损。同样地，总亏损大约是这个数目的两倍。

这两个案例中，我的失败是因为我来依照政治家的思路思考，但我至少学得一些教训。不论这些政治家表露的意图是什么，你绝对可以相信他们能够找到权宜之策（或务实的策略）。当我得知格林斯潘接任“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时，实在忍不住笑出来，他一向是坚决提倡金本位制度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结果变成一位废话连篇而毫无内容的专家——标准的“优秀”政治家。里根大选时，高声急呼“有限度的政府” 与 “回归市场经济的原则”；结果在他总统任内，预算不断扩大，赤字完全失控。这个美国经济史上最快速的信用扩张，使得经济泡沫极度膨胀。1987年中我已经准备妥当。等待着刺穿泡沫的针刺出现，接下来的发展则是各位都已经耳熟能照的历史了。

万万不可错估联储的角色，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政治机构，必须接受来自总统、国会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关说与压力。何以如此？这是人类的本性。任何人如果胆敢抗拒这些压力，他将丧失影响力，最后也会丧失他的官位。如果你相信联储是一个真正“独立运作的机构”，未免太过于天真了。大体上，联储的成员将被追根据执政党务实而短期的政策行动．他们追求的并不是健全的经济政策。“绝对不可以做多政治家——而且联储是由一群政治家构成” 这条交易守则并未列人稍后讲解交易守则的一章。

根据政府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预测市场的长期趋势，基本上是在经济循环的范围内，运用经济基本原理思考。整个问题的重心在于如何掌握政治家们的心态，如何评估总统、财政部长与联储重要官员的讲话。价格的长期可能性实际上仅有两种：向上或向下的趋势。联储为配合政府财政政策，或试图主动扭转下降的市场趋势时，转折点将出现。容我在此更复引用本章之初米赛断的评论。这个时候，这段评论的意义应该更为明白：

影响经济体系的波浪状变动，在经济萧条之后又是经济繁荣，这是不断尝试扩张信用而降低市场毛利率的必然结果。以扩张信用带来的经济繁荣，绝对无法避免其最后的崩解．唯一的选择仅有：自愿放弃进一步的信用扩张而使危机较早到来，或是稍后等待整体货币系统的全然瓦解。

结论

本章中，我们知道经济循环是信用扩展与收缩的结果，这是因为我们采用不可兑换的货币制度。而由联储以独占的方式操纵货币政策，以及政府政客们玩弄的财政政策。我们也了解．只要政府继续控制货币政策，必然有繁荣与衰退。而且，只要有繁荣与衰退．投机者就有机会在价格上涨与下跌的过程中赚钱。说来或许有些荒唐，我是自由市场经济最坚决的信徒，但如果我们改采金本位制度，并取消联储的组织，我大部分的知识将全然无用。然而，不幸地，我恐怕无法目睹这种情况发生，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是如此。

只要政府继续操控货币与信用市场，并导致景气的循环波动，投机者的工作便是从中获利。留意观察政府的政策与政策的拟定者，你经常可以预先判断他们可能采取的政策，并预测这些政策将产生的经济后果。所以．这一切都回归至我在第1章中强调的重．——根据原则思考。

联储的政策与政府的财政政策明目张胆地违背经济的基本原理时， 根据相关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判断，你的结论应该正确。之后，问题仅在于时间的掌握——市场需要经过多久的时间才了解所发生的一切，并对政府错误政策的影响产生反应。

于是，“道氏理论”、技术方法以及我们截至目前为止讨论的所有基本重点，便是它们发挥功能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