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虹斌 : 政权覆灭人祸大于天灾

翻看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总是有很多相似性，就像是剧情翻拍一样，毫无新鲜感。比如说，凡是死于农民起义的朝代，必定在灭亡前有过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如旱灾、蝗灾、水灾。不过，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些所谓的自然灾害，一般也跟人祸密切相关。

有段时间我对王莽政权比较感兴趣。作为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儒生开国皇帝、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凭什么能谋得政权，又是怎么失去的？王莽新朝政权的覆灭，同时反映了上述的特点：一场接着一场的严重旱灾和饥荒之后，“人相食”，于是乎，一个帝国就在赤眉军、绿林军的农民起义中灰飞烟灭了。

关于王莽败亡的教训，讨论者一般集中在他著名的改革上，正是因为王莽违反了客观规律的土地政策、货币政策、经济政策、人口政策等，引起了上、中、下各个阶层的不满，导致了大起义，直至身死国灭。但除了吕思勉等老一辈学人对王莽的同情和称美之外，我还看到一种有意思的说法，认为王莽的垮台是因为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造成的，天灾惨重，非人力可为。持这种观点的是英国崔瑞德、鲁惟一所著的《剑桥中国秦汉史》。

这个结论是从一系列的统计数据中得来的。

在我国的历史上，水患最大的麻烦制造者是黄河。中国曾有过七次大的黄河改道，包括1938年人为的“花园口决堤”（有统计数据表示，此次“黄泛”直接引至89万人死亡）事件。每一次，都是生灵涂炭，老百姓沦为鱼鳖；而且，都是整个村整个县地从地图上抹掉，死亡人数一般从十万起跳，受影响的灾民数目更是翻上十倍。其中，公元11年（王莽始建国三年）就是非常严重的一次。

如果把历史作一个切片，会发现，在西汉的二百多年间，黄河曾先后十二次决口泛滥（相对规模较小），其中文帝时一次，武帝时四次，昭宣时一次，元帝时一次，成帝时四次，王莽时一次。

先说汉武帝时期。武帝无所不能，武帝有钱，武帝强势，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但他与黄河斗的时候，还是挫败了。黄河决口后，他使过了很多招，每次都派几万兵卒开漕挖渠、开渠灌田、开凿井渠，还一度命令群臣自将军以下都背负薪柴，填塞决口。武帝亲临黄河的决口处，悲痛塞河没能成功，还作了一首悲歌，记在《汉书·沟恤志》里呢！不过，后来武帝还是堵塞了瓠子的决口，在上面建筑了一座宫殿，名叫宣防，算是暂时成功了。

成帝年间，第一回决口，成帝没太在意，听了大臣的意见没有理它；三年后，黄河果然在馆陶以及束郡决口了，淹没了兖州和豫州等地，一共淹灌了四个郡三十二个县，水淹地十五万多顷，深者地方达三丈，损坏官亭房屋将近四万所。这个成帝才慌了神，还把一个没有提出好意见的御史大夫逼死了。黄河堤的使者王延世用又长又粗的竹子装着小石头，用两只船夹载着投入河中，三十六天，黄河堤形成了。成帝得意极了，认为治理成功，改年号河平元年。第二次，派杨焉去，也被认为是治河成功了。第三次，还是这个杨焉，凿山治河，结果水流更加湍急，形成的危害比以前更大，黄河很快决口，又淹了不少地，比不治还惨。

好了，黄河在一次又一次的决口之后，九河全都淤塞了，被修得千疮百孔、破破烂烂，这个烂摊子到了王莽手里了。

《汉书》里对公元11年的这场大灾难只写了“河决魏郡，泛清河以东数郡”几句，说得好轻巧。但从《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提供了一些数据和图表中，看到的就可怕得多了。目前保存的最早人口数字是在公元2年（西汉元始二年）阴历八月进行的，有各个郡县的完整数据。当时，中国的人口数为了5770万，而公元140年（东汉永和五年）略大于4800万。一百多年间，人口减少800万到900万，如果考虑到东汉开国初年人口增长速度非常快的话，这期间的天灾及战争减员肯定超过1000万人。

也许这个数据还不能说明问题。不过，正是王莽年间的黄河两次大改道，使黄河永远脱离了北部旧河床而向现在的河道流动，其河口正在山东半岛之北。魏郡河决之初，水无定槽，泛滥于平原、千乘之间；后来由滨州北、利津南而入渤海。这一片正是当时人口密集、经济发达之处，尽变水泽之地，可想见伤亡之惨重。

而且，人口的地区分布也因此发生了重大改变。公元2年，4400万人生活在中国北部（秦岭、淮河及长江湾以北），约1370万人生活在中国南部；然而，公元140年，北部和南部相应的人口数分别为了2600万和2200万，几乎持平了。——关键在于，在黄河故道之南的大平原上本来有1150万居民的，在这片区域上，他们全都消失了，而在中国南部却有了较大的增加。这是因为大平原人口往南迁徙了。

美国学者毕汉斯在《汉代的中兴》中认为，历朝历代都没有能力把黄河治理好，王莽没能阻止灾难不是他的错。这话也不能算错，在当时，黄河就已经是“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汉书·沟恤志》）了，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在技术上，近乎不可能。

然而，这种说法只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点新思路，多了解了一些当时的客观因素，却无法为王莽的改制失败和执政无能开脱。具体到这件事，也不例外。黄河决口、改道固然是天灾，但千万不要忘记，这是人祸造成的。当初，屡有官员上报黄河快要决口的险情，但王莽主要担心的是元城县的王氏祖坟被淹；他命令魏郡太守，无论如何一定要保住王氏祖坟。官员们没有办法，只好任由黄河护堤的裂口越撕越大，就是不敢堵上。谁敢违背皇帝命令呀，只要不加固堤防，等到东边决口了，元城就安全了，皇帝的祖坟不也安全了吗？虽然人人都知道一旦黄河决口，下游就会成了泽国，数十万黔首都会成为水鬼。

于是，被淤塞的黄河无处可逃，疯了一样地扭转了自己方向，几乎把一大片华北地区都给抹平了。

那些侥幸活下来的国人，开始放弃大平原南部，缓慢地向南方迁移。那些年里，在半个大新帝国的土地上，都是奔走的难民。很快，王莽自己挂起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掉下来了。4年之后，王莽的帝国就被起义者所打败，他自己则身首异处。

奈何，统治者们就是不长记性，两千年里，这种朝代覆灭的周期效应，还是一再地发生。

（原文标题：有天灾的地方总是有人祸）

（责任编辑：代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