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塑造刘姥姥的目的和意义

　　 刘姥姥作为“母蝗虫”，她是个象征性的人物，代表着一种具有毁灭性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又因为刘姥姥的真魂是她死去的“亲家母”——“王家的”。这就给刘姥姥所代表的力量又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以上这些原因，容易使读者用“宿命论”去解释贾家的盛衰兴亡，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冥冥之中神灵的主宰。如果仅这样去看，那就把问题看简单了。从神灵对贾府盛衰的干预来看，不可否认，这里反映出“宿命”的思想，但这并不是实质性的东西，贾府的灭亡并不是因为一夜之间突然飞来的一场横祸，比如说突然一场大火而化为灰烬，如果是这样的话，作者完全没有必要用那么多的笔墨，费那么大的精力去写贾府由盛到衰这样一个渐变的过程，作者之所以强调“慢慢的画（化），其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促使贾府由盛到衰直至败亡的种种因素及其演变经过。刘姥姥所代表的这种力量其实就是促使贾府败亡的各种因素的总和，这也就是所谓“母蝗虫”的“母”字的含意。促使贾府败亡的因素有两类，一类是外在因素，一类是贾府自身的内在因素，作者特别强调的是后者。比如太监“打抽丰”——敲诈勒索这件事,是促使贾府衰败的外在因素，刘姥姥则是这起“外祟”的象征，然而书中又一再表明这“外祟”是因为元妃而导致的，没有内因，外因就不可能起作用，拿小说的话来说，叫做“没有家亲引不来外鬼”。再如抄大观园，这是贾府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以及贾府内部各种矛盾激化所造成的，《携蝗大嚼图》主

　　要就是指的抄大观园，从这个“携”字便可看出作者正是在强调内因。探春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探春的话就是最好的证明。

　　 促使贾府败亡的种种因素，可以归结为“消耗”这两个字。王夫之说：“其屈而消，即鬼也；伸而息，则神也，神则生，鬼则死。消之也速而息不给于相继，则夭而死。”王夫之对神鬼的看法，并不神秘，并没有“宿命”的思想，“鬼神”是指的阴阳二气，同时也反映出某种现象。“鬼”就是自身的消耗和枯槁。用王夫之的观点去看，小说中的刘姥姥，就是贾府自身“屈而消”的“鬼”。刘姥姥走后，鬼魂留在贾府中作祟，但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贾赦、邢夫人、王善保家的、傻大姐等等这些具体活动着的人，以及一些阴森、恐怖的不祥气氛，而至于“鬼”，却看不到它的具体之所在。王夫之说：“鬼神之状非人之状，而人之状则鬼神之状。鬼神之情非人之情，而人之情则鬼神之情。”贾赦、邢夫人、王善保家的等这些人并非是鬼，然而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情态却是和“鬼”一样，“鬼”就是指的他们那些害人的行为。说得更全面些，给贾府带来“消耗”，促使贾府败落的种种因素，都可以称为“鬼”。

　　 我们再从结构上来看刘姥姥这个人物的作用。第六回作者说荣府中人口又多，事情又杂，象乱麻一般。“没个头绪可作纲领”，于是就以刘姥姥一进荣府作为“头绪”。刘姥姥二进荣府就是全书的“纲领”，也就是脂批所说的“正脉”。作者把贾府各种败亡的因素隐伏在游大观园这个喜剧之中，并归结到刘姥姥这个“母蝗虫”的身上，然后按照这个“纲领”，缘着这条“正脉”发展下去。到了第七十一回，贾府开始由渐变转为突变，到第七十八回，贾府便走完了由盛到衰这个过程。此后贾府进入衰亡的阶段，最后以刘姥姥三进荣府，贾家彻底崩溃而告终。所以刘姥姥在盛衰这一主线上，在结构上起着贯串全书的作用。通过这条线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贾府在由盛到衰的整个过程中，在每一个阶段上的发展变化的情况。只要找到了刘姥姥这根线索，我们就能把握住这部小说的结构和脉络。

　　 曹雪芹煞费苦心地塑造出刘姥姥这样一个既具有现实意义，又具有象征意义的别具一格的“正反”两面人物，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更便于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而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除了有意隐晦之外，还为了更准确、更清晰、更深刻的表达作者那深邃、复杂的哲学思想、历史观.

　　 前四回与后八回，是相互照应的两大部分，这两部分所写的内容，在时间上相隔整整两年，都是发生在贾母生日刚过之后的八月。前者以游大观园为中心事件写贾府欢乐的场面，后者以抄大观园为中心事件写贾府悲凉的景象。作者这样安排，一方面造成极强烈的对比效果，另一方面因为前后两部分具有内在联系，这种强烈的对比，使得小说更富有哲理性。前四回与后八回，前者写盛，是笑是喜；后者写衰，是哭是悲。前者“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来写游大观园的欢乐气氛；后者是“真事欲显，假事将尽”，写抄大观园的悲惨景象。二者之间，作者又把后八回中贾府发生的种种灾祸暗地里用伏线安插在当初游大观园时的欢乐场面之中，安插在刘姥姥的“俚言博笑”以及一切活动之中，也就是使刘姥姥的“俚言博笑”以及一切活动无不成为日后抄大观园等种种灾祸的预兆。作者这样精妙的处理，为的是告诉我们：贾府的盛中已潜伏着衰，盛是显示，衰是隐示；盛是假，衰是真；盛是表象，衰是实质。说到底，盛其实就是衰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此已是贾府之末世了”，“作者之意原只是写末世”，所以既是“末世”，那里还谈得上盛呢？这“盛”不过是行将灭亡的末世的回光返照。正如蒋和森先生所说：“在曹雪芹的笔下，一切都是悲剧！至于欢笑，那在《红楼梦》的音乐里，只不过是悲剧的变调。”“曹雪芹常常把‘喜’和‘悲’结合在一起。在他的笔下，‘笑’和‘哭’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渗透。它是同一个生活整体的两面。”当我们揭示出刘姥姥的象征意义，从“假语村言”的背后发现了隐伏着种种灾祸之后，我们必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悲剧心理。带着这种心理，我们再重新阅读前四回，见到贾母、凤姐等人畅游大观园时的那笑语喧哗的欢乐景象，有谁还会把它当作是喜剧呢？我们从这笑声里听到了哭声，这“行乐图”变成了《携蝗大嚼图》，这喜剧的本身就是一场悲剧。

　　 作者写的并不是贾府整个的兴亡史，并没有从贾家的太祖太爷创业开始来写贾府的盛衰，作者专写贾府的“末世”，专写“末世”的“盛”衰，并以这个家族的衰亡作为一面镜子，来反映整个封建社会的败落，因此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等等，无不从这个家族中显示出来。曹雪芹生在清代中叶，正是清王朝的鼎盛时期，但曹雪芹并没有被这“盛”的光环所迷惑，他纵观整个社会的历史，看清了这个社会的本质，尤其是他清楚地看到这个社会已堕落到无可救药的“末世”。因而眼前的“盛”，只是“末世”之盛”，

　　接踵而来的便是衰亡。作者对这个社会不抱半点希望，不仅不抱希望，而且还深恶痛绝地诅咒它灭亡。小说中表现出的浓厚的“色空”思想，就是由此而来。“色”指的是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以及这个社会的本身，所有这些“色”都将被“空”这把无情的铁帚扫个精光，扫得个“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有这时的大地，这时的人间世界，才是“净土”。《葬花词》中“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杯净土掩风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这里的“净土”指的就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土地，这也正是黛玉所向往的地方。第二十二回，“宝玉悟禅机”，黛玉续了两句偈语：“无立足境，是方干净。”反之，有立足境则是人间世界，而人间世界是没有干净地方的。所以也只有用“空”的铁帚来个大扫除后，人间世界才能成为“净土”，人类的“真情”才有立足之处。“空”的铁帚扫荡了一切，连同封建社会的污泥浊水，也殃

　　及到人间的“真情”。然而由女娲炼就，又经过自我锻炼的“情根”、“情种”，在“空”的暴风雨中，经受了一次更大的洗礼，他不仅没有被摧垮，而且锻炼得更加坚强，生命力更加旺盛。第五十四回，在白茫茫一片“干净”的雪地里，唯独宝玉和宝琴（“情”）手里捧着象征着“真情”的红梅花（这副景象是不入“行乐图”那幅假画的）。作者通过这个美丽动人的画面，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当封建社会的污泥浊水被荡涤一“空”之后，“真情”将在这片“净土”上，建起人类新的世界。

作者：想断肠的人　回复日期：2009-03-08　00:04:41　

　　楼主费心！顶。

　　也许曹雪芹用不着煞费苦心的去写刘姥姥，他应该是个乐观主义者，他不是嫉世如仇的人，也不是写悲剧的主。

　　最后，也许贾家落魄了，但贾宝玉肯定不会去沿街乞讨。林黛玉仙去后，他也会接受薛宝钗的，因为他只有在宝姐姐面前才会显得“拙”，不单单才气拙，连说话都变拙了。Why? 因为他心目中有宝姐姐。

　　曹雪芹在快乐的回忆（或杜撰）着那些美好的日子，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方式。其他的那些故事都是在衬托他想象中极乐世界-----大观园和他的姐妹们。